沙鸥(1)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韩愈生于长安，他的父亲曾任秘书郎。在韩愈三岁的时候，父母相继离世(2)，后由兄嫂抚养长大。大历九年（774），长兄韩会进京任起居舍人。韩愈幼年随兄嫂从家乡河南到京城又到岭南韶州、江南宣城等地，虽一路颠沛流离，但韩愈自幼就受到长兄文学的熏陶和为官的影响，因而对学习古文和参与政治特别关注和喜爱，他“七岁属文”(3)“尽通六经百家”(4)，当时的古文名家萧存、独孤及、梁肃对他十分赏识，他们对韩愈的赏识，也对韩愈早年入世观念的认知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大历十四年（779），长兄韩会病故，韩愈由兄嫂照料，在经历丧失亲人的痛苦之后，韩愈不得不开始正视衣食问题。因此，韩愈独特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形成与其幼年读书时期的古文熏陶和人生经历不无关系。而韩愈自身的“人文精神”也处处体现“以人为本”为中心，并以其一生的经历和诗文诠释了他的精神体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取精神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保障

韩愈的进取精神贯串他的一生。人的一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衣食问题，对于一个毫无政治背景的家庭来说，韩愈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参加考试，走入仕途，获得俸禄。贞元三年（787），韩愈开始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但前三次均告失败，虽然落寞、苦闷的心情在精神的天平上摇摆不定，但他并没有为此而沉沦。他再三坚持和努力，终于在贞元八年（792）中了进士，“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这种进士不过是经过礼部录取的进士，故而在唐朝还有硬性的规定，必须参加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合格后才能出任官吏。于是，韩愈接二连三地参加了贞元九年、十年、十一年三次同类的考试，然而均告失败。故而韩愈的心理状态也显得疲惫不堪。贞元十二年（796），韩愈再赴汴州，才被任命为汴州观察推官，从事官府文字工作。这也就是韩愈正式走向仕途的开始。贞元十五年（799），韩愈在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府上从事幕僚工作，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从事教学工作。贞元十九年（805），韩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求朝廷减免京畿赋税，被贬为连州阳山令，这是韩愈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遭遇重创。永贞元年（805），顺宗继位，大赦天下，韩愈移官江陵，元和元年（806）回到京城，任国子博士。后几经浮沉，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始终不得志。元和十二年（817），韩愈因平定蔡州有功，被擢升为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又因谏宪宗迎佛骨一事，再次被贬为潮州刺史，政治生涯在晚年再次受到重创，后移袁州刺史。穆宗时，韩愈回朝，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此时唐朝国势衰微、宦官专权现象尤为严重。韩愈等人虽肝胆相照，满腔热血，但面对恶劣局面，毕竟势单力薄，终难以扭转于此。虽无能为力，但“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始终如一，他坚决地抛开儒家处世的常态，勇敢地把自身的贫穷、显达置身于外。他在《上宰相书》中说：“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他认为：如果读书人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主张，却不能被朝廷用，就入山林归隐，这些读书人只是想独善其身而不忧虑天下的状况。如果他真的有忧天下的心思，就不会这样做。韩愈的一生正是在国家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并没有明哲保身，而是始终有一种“进取精神”，为国家的命运而努力地工作着。

二、国家发展的人才储备需要伯乐精神

挤压人才，不尊重人才，在中唐时代是一种普遍现象。韩愈感同身受。韩愈早年在科举考试中饱受苦楚，因此从政后的韩愈就格外注重奖掖后进、选拔人才，对于被埋没的人才他常常为他们鸣不平。《旧唐书·李贺传》云：“（李贺）父名肃晋，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辩》，贺竟不就试。”对于有学识的青年才俊，韩愈一直都是关怀和赏识，他希望李贺能够参加科举考试。但嫉妒李贺才华的人故意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同音，李贺未有避父名之讳，所以不得参加进士科考试。旁人也随声附和。韩愈面对这一歪理，以犀利的笔墨为李贺抱不平，反问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他进一步指出任意引申讳法，借机压制人才，就和宦官、宫妾一样，并毫不客气地批判了“避讳”本身的不合情理和提倡避讳者的可笑无知。

韩愈在位时十分重视人才。他为了推荐人才，敢于反抗旧势力，反抗特权阶层在所不惜。这与他自己本身的个人仕途的曲折和遭遇也是分不开的，也使得他对于中晚唐士人们被压抑的内心苦闷的寻求仕途充满理解，他曾感慨道：“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盾寿。”(5)他知道中唐的优秀人才虽很多，但处境都很艰难。有些人才在科举制度下屡屡失败，有些人才中举却难有具体的实权，充下属而不能发挥自身的特长。他也看到其弟子以及参与古文运动的文士大都郁郁不得志，仕途极少顺而通达。所以韩愈也回顾道：“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6)他认为这种现象，对于人才的利用极为不利，所以他格外地对后进文士的成长和前途给予更多关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7)的使命感在他的肩上担当也愈加沉重。韩愈并没有因为负重而后退，他不断推行伯乐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也逐渐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首先，他对于科举面向全国的选拔制度格外重视。他知道，一个王朝兴盛，离不开大量优秀的人才。他清楚，在唐朝前中期，朝廷选拔人才都是通过科举获取。但在中唐以后，这种考试也存在许多弊端。如唐代科举考试没有实行匿名制，故而考试的成绩排名又往往取决于考官对考生的印象。这种弊端导致考生在考前就会使用不正当手段和通过各种途径向考官投送诗文，或通过私人关系对考官施加影响。故而当时的这种“干谒”之风大大盛行，使得某些考生不认真学习和钻研业务，而以投机取巧专营此道。另一方面，门第论人之风死灰复燃，从而使得大批出身贫寒但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受到压制、排挤。

对于人才，韩愈还提出“才尽其用”的观点。他认为善于选拔有才干的人才固然重要，但不能尽其所能地让有才华的士人发挥才智长期为国家效力并使其才能发挥到最大的极限也是一种浪费。他曾在《蓝田县丞厅壁记》一文中，对敢于谏言的县丞崔斯被贬于蓝田后限制过问政事深感同情。他认为这样对待人才，才是天下之大不幸。“以臣之愚，以为宜求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12)他认为信仰纯洁坚定，敢于直谏，始终忧国忧民，维护君王统治的人，才是真正能够放心地为其治理国家的人。在《论孔戣致仕状》中，他认为对于气节高尚、公正廉洁、忧国忧民的优秀人才，即使年老但尚有余力，朝廷也应该让他们继续发挥余热，不要仅仅因为年龄偏大，就冷落他们，如果这样做，损失的只能是国家。在《毛颖传》中，同样也流露出韩愈一贯痛惜人才未尽其用的思想。

韩愈仕途的顺利大约在唐穆宗时期，元和十五年（820），任国子监祭酒，长庆元年（821）国子监祭酒转兵部侍郎，长庆二年（822）九月到三年（823）十月，官职变动了四次，先后为兵部转吏部、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兵侍、吏侍，可谓平步青云。但这样的优越态势，他并没有忘记对人才的重视。从韩愈后期的书信中就可以发现，书信多为推荐晚辈人才、回答后生问题、与友人探讨人生社会、互诉衷肠等，代表作有《为人求荐书》《与孟尚书书》《与崔群书》《与冯宿论文书》等。韩愈提携晚辈后生更是不遗余力，如《代张籍与浙东书》，是对患有眼疾的张籍假托自荐书，作者并不避讳托者张籍眼疾的事实而是先叙中丞之贤，而后将张籍患有眼疾的隐忧一一道出，进而提出“有所能，人虽盲，当废于俗辈，不当废于行古人之道者”，既赞美了张中丞又推荐了张籍，而对于张籍的盲，韩愈以独特的视角给予了新的辩证的认识，“若籍自谓独盲于目尔，其心则能别是非”，目盲而心明，而且“夫盲者业专，于艺必精”，而若得赐，“使籍诚不以蓄妻子忧饥寒乱心，有钱财以济医药，其盲未甚，庶几其复见天地日月”，眼盲不仅可依医药而得改善，心中的黑暗也能得以驱散，复见天地日月。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文笔，将原来是忧虑的毛病，换来了淋漓恳至、动人心弦的有力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三、担当精神是爱国情怀的实际表现

对于社会民生、国家政治生活，韩愈十分关注，也常常提出自己的一些中肯的看法。这些举动绝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赚取擢升官职的资本，而是本着对国家负责的一种担当精神。他希望自己的这种精神也能够引领后代贤士，以独立的姿态面对君王权力、社会秩序、国家政权等问题。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向德宗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直言不讳，说明事实真相，请求朝廷赋税。这篇状文虽触怒唐德宗，被贬为阳山县令，但韩愈并未因为被贬而害怕当权者的打压，始终一如既往地批评世道之不足，这在他之后的《论佛骨表》中也可看到其精神所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这种爱民忧国之心，却被唐宪宗认为其言辞过于偏激，“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从而被贬为潮州刺史。

这篇《论佛骨表》不仅仅是一篇反佛的论文，从中还可以看出韩愈是一个热衷于关注现实生活的人物，“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13)”他认为正是因为寺院僧尼大量增加，从事生产人数的减少造成了人民生活的贫困和社会的混乱。这种反佛的精神在他之后也一直未从变过。他在《原道》中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这进而彻底否定了在中国发展的佛教。在《送灵师》中说：“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曰失隶，朝署时遗贤。”批判的声音更加尖锐，他认为对佛教的膜拜会使百姓的生计愈加艰难，也会使人才大量流失，并对朝廷对抑制佛教的不作为提出了批评。

韩愈反佛，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佛教来自夷狄，是非我的异质文化，但在当时却大有凌驾于中华本土文化之上之势，这就有悖于孔子以来儒家“用夏变夷”的精神，有可能削弱中国本土固有的民族文化特征。

韩愈用史学的眼光看到了佛教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迅猛发展，以及利用新异的来世、轮回的彼岸**力，从而取代相对于僵化枯燥的经学，观察到了佛教不但吸引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还招来了大批士大夫信徒，并引起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的共鸣。因此寺院香火之兴盛，遁入空门者如过江之鲫。这种状况在安史之乱时期达到了趋于严重的地步，而儒家“达”与“穷”的理念在众多知识分子心态上出现了消极、隐退、明哲保身的趋向。

佛教不断挤压和同化儒学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自佛行中国以来，国人为缁衣之学，多几于儒等。然其师弟子之礼，传为严专。到于今世，则儒道少衰，不能与之等矣。”(14)“浮屠之法，入中国六百年，天下胥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15)面对这样严峻的危机，韩愈主动回应时代的召唤，承接历史赋予之使命，率先举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他认为儒学若欲复兴自身的地位，必须以破除佛教、消解佛教为前提。为了反对佛教，韩愈九死一生；为了复兴儒学，韩愈万死不辞。他自命为儒家正统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这无疑体现了他在传承儒家文化上强烈的担当精神。

四、尊师重道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途径

古代统治者对于“尊师重道”十分了解其重要性。早在《学记》就已记载，皇帝召见文武百官是：天子南面而立，臣则北面而朝；但皇帝对于祭祀的主人和学校的师长，却不作要求，这就是天子“尊师重道”的最初表现。

古时门生对师的尊敬也很多。《后汉书·李固列传》就记载过，李固为寻师，常常是“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宋代的杨时，去洛阳拜师程颐，却遇师睡未醒。杨时不忍打搅，便站一旁等候。然天正落雪，等程颐醒时，门外积雪一尺余。这就是我们之后所熟悉的“程门立雪”的故事。

韩愈虽无缘在国子监读书深造，但他发现了教育的终身价值。韩愈一生曾四任国子监学官、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等，虽然都是贬而进，可韩愈却一贯尊师重教。

中唐时期，由于当时佛教盛行，教育一度遭受摧残，学生“耻于从师”，教师“惧为人师”，在这种时弊下，韩愈感到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与兴旺，故而在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写下《师说》一文，提倡重视师道。此文言简意赅，仅仅五百多字，却道出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核心价值观——尊师。其卓越的见解主旨在于，从师选师重要但为何从师更为重要。文中以孔子为例，道出了孔子从师，没有固定之师，没有身份地位之限，能传道授业解惑者即为师，师亦生，生亦师，道出“不耻相师”的深层含义，故而韩愈才有了力荐张籍的壮举，也有了韩愈、贾岛“推敲”美谈。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的一段话可以再现历史真实：“自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16)从中可以看出韩愈要为大唐整顿教育的决心。因而他指出教师的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也”。这种“道”，在当时是有确定含义的，指的是儒家的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之道，把个人修养、道德质量放到了立身处世诸方面的一个高度。韩愈在《原道》中，把道说得更为清楚，就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17)。可见仁义，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授业”，就是讲授学业，“业”指的是各种学业技艺，即《师说》后文所说的“六艺经传”，所以“授业”实际上也是“传道”“解惑”，就是解疑答难，解除疑惑，解答“道”同“业”两方面的疑难问题。这就是说，教师要负起向学生传授道理、知识和解疑答难的责任。一句话，教师必须是“既教书，又教人”。这是教师职业所赋予教师的崇高的社会责任。

五、关爱精神是对生命的一种高度尊重

韩愈自幼失去双亲，由兄嫂抚养成人，这种独特的成长经历，导致韩愈比起正常人来说，对亲情友情有着更深的认识和重视。我们根据马其诞校注的《韩昌黎文集校注》，就可以发现韩愈写了很多的碑志文，共有75篇，其中给自己的亲属写下了不少墓志铭，共有12篇。如《河南府法曹参军卢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铭》记载的就是韩愈的岳母，《虢州司户韩府君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从兄韩发，《处士卢君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妻兄卢于陵，《河南缑氏主簿唐允妻卢氏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妻卢氏的姐姐，《乳母墓铭》记载的是韩愈的乳母李正真，《四门博士周况妻韩氏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侄女韩好好，《韩滂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侄孙韩滂，《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女婿李汉，《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侄婿张彻，《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侄孙婿李于，《女拏圹铭》记载的是韩愈的女儿韩拏，《卢浑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妻弟卢浑。此外还为朋友李观、石洪、胡明允、李虚中、孟郊、柳宗元、窦牟、樊宗师、张署，同僚崔翰、施士丐、裴复、薛公达、卢殷、张圆、孔戡、杜兼、毕垌、王适、权德舆、李道古、郑群、薛戎、孔戮、王仲舒等撰志。志主与韩愈是同僚关系的，多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由于韩愈的宦海浮沉关系，加上其正直的性格和文人的气质，志主多是中下底层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物大都命运不济，穷困潦倒终身，如崔翰、施士丐、薛公达、卢殷、张圆、王适、郑群等。他们“怀抱利器”，但却为世俗所不容，韩愈同情他们，为他们的不公平遭遇而鸣不平。

韩愈为亲属类所写的墓志文，多饱含着浓郁的亲情和对逝去之人的深深哀悼之情。如《韩滂墓志铭》中，作为韩氏子孙的韩滂，不仅文辞精进，而且待人宽厚，韩愈对他十分器重和赏识。然而，不幸的是，他十九岁便离开了人世。韩愈与妻子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后，感到无比的伤心与难受，发出“呜呼！其可惜也已”的呼喊。在铭文中，作者将这种伤感之情表现得更为浓厚，“天固生之耶，偶自生耶？天杀也耶，其偶自杀耶？”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韩愈不得不询问上天，问其生，问其死，生死之间是定数还是偶然？在这种追问中，把自己对亲人逝去的伤感之情表达出来。最后的“铭以送汝，其悲奈何”把对失去亲人的无奈之情流露出来。

《女挐圹铭》是为自己的第四女而写的墓志。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呈上《论佛骨表》而触怒宪宗，被贬往潮州。韩挐当时才12岁，正患病卧床不起，但掌管官员流放的衙门竟然强令韩挐随韩愈一起迁往潮州，并最终死于流放的途中。可以说，韩挐就是因为被迫随父南迁而死的，因此韩愈在这篇铭中，关于韩挐的幼年事迹略去不言，仅用“女挐，韩愈第四女也，慧而早死”一带而过，直接还原韩挐临死前的情形：“天子谓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汉南海揭阳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即瘗道南山下。”几乎指斥天子有司为杀人凶手。然而，无论如何，自己女儿的死乃是因自己官职变动的缘故而致，作者的内疾之心油然而生。韩挐小小的年纪便客死他乡，五年后，尸骸才得以归故里，可谓“人谁不死，于汝即冤”。韩愈在淡淡的陈述中，流露着父亲对早逝女儿的思念和哀悼。

《乳母墓铭》是为其乳母李氏而写的。李正真在韩愈年幼的时候，面对韩门凋零，她因为可怜韩愈年幼，不忍心离去，于是，就这样在韩家待了四十多年，直到去世。韩愈非常感念李正真的养育之恩，因而他写道：李氏“入韩氏，乳其儿愈。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怜，不忍弃去，视保益谨，遂老韩氏”。短短几句话，写出了韩愈同乳母之间的深情。接下来写到李氏看着韩愈长大，为官，娶妻生子，并且还提及若是遇到“时节庆贺”，韩愈“辄率妇孙列拜进寿”，其浓浓的亲情无不包含其中。

韩愈为非亲属类所写的墓志文当中，也有不少倾注了作者本人深挚感情的文章，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感动不已。如《贞曜先生墓志铭》：“唐元和九年，岁在甲午，八月己亥，贞曜先生孟氏卒。无子，其配郑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张籍会哭。明日，使以钱如东都供葬事，诸尝与往来者，咸来哭吊。韩氏遂以书告兴元尹故相余庆。闰月，樊宗师使来吊，告葬期，征铭，愈哭曰：‘呜呼！吾尚忍铭吾友也夫！’兴元人以币如孟氏赙，且来商家事，樊子使来速铭。曰：‘不则无以掩诸幽。’乃序而铭之。”这篇墓志文是为好友孟郊所作的，写得悲哀沉痛深婉。韩孟至交，韩愈曾有《与孟东野书》，其友情之笃，非同一般。当闻询孟郊去世的消息之后，韩愈不禁“走位哭”，而且在家中设其灵位，召其生前友好“咸来哭吊”。当樊宗师请韩愈为孟郊作铭时，“愈哭曰：‘呜呼！吾尚忍铭吾友也夫！’”，久久不能下笔。待到“樊子使来速铭”才不得已“序而铭之”。这一段死讯后的记叙，具有极浓厚的抒情意味。尤其是韩、柳相交二十年，其间仅有三次相聚。二人情意的建立，全是凭借着文字间的交往。而文字性的交往又是以论辩性的书函为多。然而韩、柳为文，时相角力竞胜。如韩有《张中丞传后叙》，柳有《段太尉逸事状》；韩有《进学解》，柳有《晋问》；韩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韩有《送穷文》，柳有《乞巧文》等。这种竞胜的心理，必将有利于古文运动的推进。故而韩愈与柳宗元的情感非同一般。因而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概括了柳宗元的家世、生平、文章等，主要谈了柳宗元在文学上的理论和贡献，肯定了他的政治才能以及文学主张。最为重要的是，在这篇墓志文中，详写了柳宗元自愿为刘禹锡所做的牺牲，柳宗元与刘禹锡一起被外放做刺史，柳被派到柳州，刘到播州。而播州是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柳宗元想到刘禹锡尚有年迈老母，不忍心刘禹锡因此陷入困境，于是上奏朝廷，自愿与刘禹锡交换。这种友爱的精神，被本身就有“关爱精神”的韩愈牢牢地印在心间，故而在墓志铭文中发出感叹：“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不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韩愈将柳宗元为朋友自愿牺牲的悲悯情怀，透过这番一轮，很生动地描绘出来，此间韩愈也表现了自己对于朋友的重视。

六、结语

韩愈的人文精神是个体爱国情怀的一种生命状态。对于韩愈“人文精神”的初探，仅仅是一个开端，但这种精神的传承，却是治疗世道衰落的一服良药。因此，以古代贤人研究其精神价值为社会服务，也是我们当代学人责无旁贷的一种义务。

(1) 沙鸥，男，1963年生。安徽无为人，出生于当涂。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现任华南理工大学中国版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马鞍山市文联秘书长。研究范围涉及文学、甲骨文、书法、绘画、方志、文献、考据等诸多领域。

(2) 韩愈在《祭郑夫人文》云：“我生不辰，三岁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实惟嫂恩。”

(3) （唐）韩愈著，阎绮校注：《韩昌黎文集注释》，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7页。

(4)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四十七，《复志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42页。

(5)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二《与崔群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93页。

(6)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二，《与李翱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93页。

(7) （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8)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五十八，《进学解》，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46页。

(9)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五十八，《杂说回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45页。

(10)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五十八，《杂说回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45页。

(11)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五十八，《原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51页。

(12)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四十九，《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59页。

(13)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二，《与凤翔邢尚书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90页。

(14) 董诰等：《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五，韩门弟子沈亚之《送洪逊师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

(15) 董诰等：《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皇甫湜：《送孙生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 刘禹昌、熊礼汇译注：《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荆楚书社1987年版。

(17) 董诰等：《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原道》，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