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在珣

文章文艺是人类理想、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亘古至今，中外未变。古人说“文载道，诗言志”，历史的车轮驶进现代，安庆前贤陈独秀认为“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在鲁迅看来，包括文学在内的文艺应该不只源于国民精神，还得提炼国民精神，以便能够引导国民精神不断向高阶境界提升，亦即文艺虽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引领生活。他的原话是这样：“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如果我们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不论中国文明史，还是人类文明发展史，都是高于生活的理想主义灯火照耀、引导出来的历史。诺贝尔文学奖就是颁给那些评委们认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

对刘鹏程来说，不断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追寻自我理想实现之旅。他所有的创作，都可理解为努力通过文学的方式寻找属于自己在芸芸众生中的坐标，亦即寻找“这一个”。不断突破自我、追寻理想的过程，既是深化对世界和人的理解的过程，也是铸就自我、书写历史的过程。

刘鹏程笔下的泊湖不只是他的地理故乡，更是他念兹在兹的精神故乡。这片神奇的水域，是《晋书·庾亮传》“无过雷池一步也”中古雷池的一部分。鹏程多年来将笔触聚焦泊湖，让泊湖、湖乡的历史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零零碎碎以不同的形象活跃在自己的作品里。《东风泊》是他泊湖系列作品的第三部，这部作品突破了作者以往诗歌散文创作图式，以小说的形式讲述泊湖，讲述湖边先人的理想追求，讲述发生在那里的图存救亡的生死传奇，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泊湖，丰厚了泊湖文化的内涵，也填补了地方史领域的空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作者在“引子”部分说，一个铁疙瘩激活蛰伏已久的记忆：“我父亲在我童年时讲述的那些人、那些事，一桩桩、一件件……在我的心里渐渐复活；那些战场遗迹、那些生死传奇……在我的心里愈来愈清晰——”父亲当年有意无意播下的种子在他心里不断发芽、生长，让他不能自已：“不管怎样，只要以一颗真诚而崇敬之心写下他们，我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生我养我的这片湖水。”泊湖文学后生呈现过往历史的一种责任感或曰使命感催生了《东风泊》的诞生，有些类似音乐爱好者听到契合自己心灵律动的音乐会不自觉地唱和。“写下”意味着走近那段历史，走进那段传奇。尽管无法还原过去的物理场景，却留下包裹其中的**、理想、追求和情感。在这部书里，流畅的叙事很容易把读者带入那个传奇故事发生的时代和环境，在那个“**漾了一万年的古老雷水里”和周边的湖乡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生命洗礼”，让心灵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净化，也为宿松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绘制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当然，作者不只是讲湖乡人民的苦难史和奋斗史，还在不同时空叙事经纬中建构出一种记忆的诗学。

《东风泊》让我想到莫言在雅典以《讲故事的人》为题的演讲，想到本雅明“讲故事的人”的理论。本雅明说：“讲故事的人所讲的是经验——他的亲身经验或别人转述的经验。通过讲述，他将这些经验再变成听众的经验。”(1)经验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的知识、阅历以及文化理念和理想追求等。在这个过程中，不管当事人有没有意识到，都有一个“确认”或曰再认知的过程。经验实际上是一种“认”，认不出来就等于没经历没经验。那些包含再认知的经验在自觉不自觉的选择中会形塑人们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认知和感情，并沉淀在人们的文化血液里，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父亲的讲述给了鹏程基本的事件、视野与感觉。他在多年有意无意的回忆中理解着父亲的讲述，理解过去发生的那段传奇，以及站在当下自觉不自觉地与之展开对话。换句话说，父亲讲述的那段历史一直潜移默化地参与他的学习、生活、工作。借助对泊湖和那段跨越22年传奇如肌肤触碰般的了解，鹏程在《东风泊》里讲述了父辈记忆中的经验历史以及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经验，以呈现那段热血沸腾生死传奇的方式传承自强不息的历史、拓展不屈不挠的文化，并通过传承和拓展的方式建构有温度的地域历史，铸造有高度的文化精神。“记忆造就传统的链条，事件因此得以代代相传”(2)，通过书写将事件将记忆将对话渐渐融入历史，构成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注重效用是书写历史、构建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效用“可能表现为故事包含的某种道德寓意、实用建议，抑或某一民间智慧或处事原则。简言之，讲故事的人都懂得如何给读者提忠告”(3)。忠告有多种形式，如通过尊重主体史实的叙事或人物刻画让读者认同作者的价值观，以及作者对作品中人物事件的褒贬臧否。在这里，“历史……并不单纯是历史材料或历史数据的函数，而且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那些在研究怎样发现‘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的人们（也就是历史学家）的心灵和思想的函数”(4)。《东风泊》可以看作是刘鹏程心灵和思想的函数。这个函数旨在通过“还原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通过展示“透明的、发光的”历史人物与时代共振的精神频度，建构理想主义的精神史诗。因此，《东风泊》既是对过往传奇的呈现，也是与那段传奇的对话，还是对蕴藏在传奇背后精神的建构。潜行在字里行间的理想主义让我们的地域文化、我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充盈，底蕴更深厚。

有人可能认为作为小说《东风泊》的叙事多了些而描写少了些，其实不然。王蒙说：“不同的体裁，在取材、细节、氛围、展开推进以及语言的推敲、渲染与色彩、节奏与气韵上并不一样。”(5)一方面，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强大的“话语结构”，不是我写历史，而是历史写我；另一方面，描写一旦过度，就会稀释历史。本雅明曾说：“使故事嵌入记忆深处的做法，莫过于拿掉心理分析之后的朴实无华和简洁凝练。讲故事的人越是能去除心理遮蔽，把故事讲得自然天成，故事就越是能占据听者记忆，与听者的经验完全融合，听者也就越愿意有朝一日把它讲给他人。”鹏程写诗的历练让他养成用词简洁、独到、准确的习惯。为了留存那段“真实的存在”，也为了保证传承的效果，小说简化了一些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的枝枝丫丫，有利于凸显大历史“原来的形状”。从他富有个性的表达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鹏程的体温和美学脾性。

《东风泊》是小说，又不是小说，是历史和文学**出来的品种，属于非虚构写作。说它是小说，是指它具有小说的一切要素和重要特征，包括小说的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方式等，比较注重叙事的文学性，包括现场描写感性具体，细节刻画生动逼真；说它不是小说，是指虽然打破了历史书写的固有模式和条条框框，丰富了历史叙事的多样性，但书中湖区革命者群像的雕塑基于史实，所有的地名和人名都非虚构，主体事件是在这片神奇土地那个特定时空中发生过而非虚构想象的存在。

《东风泊》这种非虚构写作“好比是用蜂蜜做药丸，用盐做牙膏，用疼痛去追求按摩的快感”(6)，看似很陌生，很时尚，其实跟我们很熟，称得上是熟悉的陌生人。读者不只关心历史事实，还会对史料的空白处产生填充的兴趣。这样，对事实的热情探究让想象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获得合法性。于是，在史实的缝隙，进行合理的推想和构建，就成为人们走近历史真相的重要途径，通过基于主体史实之上的虚构以达逼真之效果成为中国历史上史家秉笔书写历史的重要传统。历史书写正是因为蕴含着希冀与想象，才没有沦落为无足轻重的手艺活。换言之，传统史家习惯以想象和叙述的方式介入对于史实的认识与书写之中，以此推动文化的不断建构。不追溯过于久远的源头，我们就说《左传》，在《左传》里我们能够看到不少这类非“记言”乃“代言”的篇章。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疑为“謦”）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腹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7)所谓“想当然”就是书写者在史料的空白处尽可能再现特定时空出现过的真实事件，包括设身处地地体察、模拟其中人物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复活相关的历史事件。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也是推想，也是建构，有趣的是，这种推想、建构出来的文学可能比史学更接近历史真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小说的《东风泊》和《左传》《史记》等史书可以等量齐观。

《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书中荆轲刺秦王、鸿门宴、项羽乌江自刎等篇章之所以成为世代相传的经典，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以一种当事人的口吻讲述出来的。对此，钱锺书有精到的解读：“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8)这就意味着，任何书写都带有或明或暗或浓或淡的个人印记，从这个角度，任何历史——包括对整个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波澜壮阔的历史书写——不只是当代史，还是个人史。人不只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推动者，还是文化精神图谱的塑造者、承载者。这部时间脉络清晰的《东风泊》既是宿松以严仲怀、杨学源等为代表的湖区人民在那个特定年代叱咤风云的史诗，也是鹏程对那段波澜壮阔历史建构的结果，也就成为人们认知那段峥嵘岁月的桥梁。诺贝尔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说：“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我们可以说，刘鹏程就是泊湖，就是湖乡。《东风泊》在“历史”的叙述中展开，也会成为被叙述的“历史”。

我觉得刘鹏程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不小的野心，那就是想多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发掘以泊湖为代表的湖乡文化的内涵，将泊湖及其周边地区建构成如同莫言的高密乡、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样有着独特情感与文化内涵的所在。他的《泊湖的密码》就显露出将泊湖打造成梭罗笔下的凡尔登湖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那样的努力，《东风泊》是这一努力的继续。尽管鹏程笔下的泊湖不是完全地理上的，而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地理意义上的更广阔的存在”，但是，我相信若干年后刘鹏程有关泊湖的文学作品还是会成为引领人们寻找泊湖的向导，帮助人们认识泊湖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

(1) ［德］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考察》，《无法扼杀的愉悦：文学与美学漫笔》，陈敏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

(2) ［德］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李茂增、苏仲乐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93页。

(3) ［德］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考察》，《无法扼杀的愉悦：文学与美学漫笔》，陈敏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4) ［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5) 王蒙：《“非虚构小说”？》，《小说选刊》2019年第4期。

(6) 王蒙：《“非虚构小说”？》，《小说选刊》2019年第4期。

(7)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页。

(8)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