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换言之，这是一个有许多互文本的小说。或者，它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先锋文学文本，因而在今天的语境里显得气质疏离。

如果先锋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出现，与个人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出现具有某种历史同构性，其文本形式的实验性和内容“去革命化”能完美契合彼时中国的历史语境，那么，离开今天具体的现实所生发出来的新的叙事语境，先锋小说的主题和技巧很容易变成一种仿作，一种脱离当下历史与现实的悬置性文本。小说所处理的矿区题材，一反经典现实主义对于底层黑暗与人性复杂的描述，也不见社会转型期矿区生存艰难下的人间百态，具象的活生生的现实在文本中被驱逐，代之以高度主观化、叙事者阅读经验所拘囿的抽象历史，小说所描述的革命或公共暴政对“人”的伤害，无论是内容还是讲述方式我们读起来都似曾相识。

第一个故事处理压抑时期的欲望，禁欲年代里地下舞厅和人体画的暗流涌动；第二个故事核心在于革命“忠诚”伦理对父子关系的戕害；第三个故事则用人变成虫蟊的荒诞故事，比喻“**”时期人与人的争斗。这些叙事全部可以在当代文学史找到前文本。两万字的篇幅处理五十年跨度的大历史，作者关于那段历史时期的想象和叙事却相当固定、单一和普泛，对历史思考的深度和具体性尚不足以支持和匹配叙事雄心。文学叙事不是要重复前人的常识和通识，而是要去捕捉历史缝隙里与既定叙事不相容、不完美和矛盾之处，提供与前代叙事者不一样的细节和新发现。一种可行的方式仍是要回到个人的具体经验，从皮肤、从感官、从时代落在心理上的每一次创痛开始感受和写作，而不是仅仅重复前人的叙事。今天在哪个意义上继承先锋小说的遗产？除了形式层面的娴熟技巧，最迫切的是，带着你从今天现实中生发出来的问题重返历史，毕竟，一切历史只能是当代史。

用现实书写展现虚构的魅力

——以余同友的两部小说为例

饶翔（《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主编）

余同友是一位朴素、低调而扎实的写作者，他深耕于中短篇小说领域，有多篇作品曾被各大选刊选载，为普通读者所喜欢。他有多年的基层生活阅历，对现实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敏感度，使他的写作显得接地气，人物逼真，细节生动。

从余同友的小说中，我们常常能读出一些“新闻热点”，诸如交通碰瓷、快递纠纷（《四脚朝天》），“逃离北上广”“校闹”（《逃离》），“范跑跑事件”（《屏风里》），“DNA亲子鉴定”（《斗猫记》）等。在信息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难逃这些“热点”的包围，甚至每一桩重大的新闻事件都能在“朋友圈”里分化阵营，制造“分裂”，更遑论高度关注现实的作家们。此前已有不少论者讨论过新媒体时代里文学虚构的危机，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现实（或非虚构写作）是否已全面压倒了文学虚构，而在于文学虚构是否向读者展现了足够的魅力——这魅力或源自从现实中升腾的想象之美，或源自“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洞察，或源自对未知的未来世界的预见。那些急于照搬“社会新闻”的作家，他从“二手新闻”中能提供给读者的真实感和信息量，显然难以与一名尽职的调查记者相比，一名好的新闻或非虚构写作者也不缺叙事的能力，而文学不应该只是为了向读者转述好一个社会事件；那些急于直接发表见解的作家，其具有的逻辑感和思辨力未必及得上一名媒体评论员，而文学也不应该只为了阐述作家自己对某一事件或问题的看法。那么，文学究竟应该是什么？回到一些“常识”或许能有助于我们厘清问题——文学所要表达的（情感、观点、思想）应该要通过文学形象；文学（在此特别指小说，fiction）应该通过虚构现实来呈现现实，这看似悖论的特性，恰恰是文学虚构的魅力。

总的来说，余同友没有浪费来自“新闻热点”的灵感，而是将它们充分地“小说化”。以他较为出色的两部作品为例。交通碰瓷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私家车拥有量的激增而兴起的一种欺诈勒索行为，而城市小区街道不断增设的摄像头，也使得这一带有“苦肉计”性质的违法行为，不时被媒体曝光。我想，或许正是一个人彻底放弃尊严、匍匐在地的样子，触发了余同友，他想要追溯这样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于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形象建立起来了。在中篇小说《四脚朝天》中，余同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四脚朝天”的碰瓷者形象——农民阮塔生。阮塔生自小生性极度怯懦，被逼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打仗的游戏，他总是瞬间便匍匐在地四脚朝天，主动投降，被他父亲称为“烂好人”。“烂好人”阮塔生凭着种田的手艺安于做勤劳辛苦的农民，本也过得风平浪静，但一次意外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妻子农药中毒，他因为怯懦的性格没有及时将医生从麻将桌上揪下来而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妻子身亡；也因此激发了儿子阮文明的叛逆和敌对情绪，逼着他背井离乡，进城打工。阮塔生刚踏进城市的地盘，就因在火车站广场扔烟头被执勤者罚款，而他使出惯用的伎俩——躺倒在地四脚朝天，引来了围观的人群，却未能免除罚款。这是城市给他的第一个下马威。儿子阮文明的性格与父亲形成鲜明对比，刚强甚至有些蛮横。在城市混过社会蹲过班房之后，他终于找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谈了女朋友，准备好好过日子。也是因为一场意外改变了他的命运：双十一这天，因快递件太多导致给一个女客户的一箱梨派送延误，被投诉到了快递公司。阮文明因不满公司的苛责处罚，一怒之下与公司起了冲突，被打成重伤，住院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落下了一条瘸腿，女朋友也一去不归。阮塔生心急之下找到收梨的女客户理论，被她的车子撞倒在地，他就势重温了四脚朝天的感觉，却意外地轻易便获得了1500元的赔偿金。这次意外让父子俩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交通碰瓷，并屡试不爽，直到被民警盯上，行为败露。阮塔生让儿子跑路，而自己则留在城市做起了一个职业的“四脚朝天”者——出现在催债、医闹等各种需要他四脚朝天的时候和场合。

阮塔生是一名当代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农民形象，挖掘他悲剧命运的根源，我们或许很容易想到“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如果说鲁迅笔下的对命运麻木了的老农民闰土，还曾有过意气风发、勇猛刺猹的少年时光，那么，阮塔生只能用生性怯懦来形容，即便在农村，他也是弱者、草民，无能力保护好自己的亲人，妻子的意外故去一半是因为他软弱，一半则是因为医生国强忙于与卫生局领导的麻将社交，耽误了救命。这是医生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而搁置了救死扶伤的天职。不过放到多年前，这也是因为农村贫困的现实所造成的医疗条件落后与生命意识淡薄。目睹了父母亲的悲剧，儿子阮文明性格强硬，但他仍然在城市一败涂地。他的悲剧或许也可以归结于性格即命运，他莽撞地以一己肉身、匹夫之勇对抗一个庞然的利益体（个别快递公司），然而，那一箱梨所引发的血案，背后又站着一个自私刻薄的、不肯通融的城市人，而她在面对倒地四脚朝天的阮塔生时，因害怕惹上麻烦急于花钱摆脱的行为，则表露了她的胆小怕事、欺软怕硬的人性弱点。而阮塔生最后堕落为一名城市的职业“癞子”，也不能不说是他的怯弱恰好掐中了人性怯弱的“七寸”。

小说尽管将诸如一箱梨所引发的快递纠纷等我们似乎在哪儿听到过的信息，作为触发人物命运转折的导火索，但是它却经得起推敲。两桩改变父子俩命运的意外，看似偶然，实则有着某种必然，既有人物性格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小说揭示出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某些不平等，导致了人性的扭曲与尊严的丧失。故而，父子俩的悲剧既是性格命运悲剧，也是社会悲剧。在现实中，我们或许并不认识一个如此胆小怯懦的人，但是一个随时四脚朝天的形象，携带着他的命运，让你印象如此深刻，愿意相信世间确有其人，为之感到窝心甚至一掬同情之泪，这便是虚构的成功与魅力。

另一部中篇小说《逃离》，则糅合了“逃离北上广”“老师失手打死学生事件”“校闹”等媒体热点新闻。赵蓝天和强露露这对京漂小情侣，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白手起家的他们生活窘迫，既没有“住房自由”，也没有“养狗自由”，于是做起了田园梦。两人还真的付诸行动，在老家县城郊外租下了一个农民的院子，请赵蓝天的弟弟赵大海代为装修，赵蓝天同时还报考了县城的公务员。装修接近完工，调动已在进行，一切看似水到渠成，逃离北京指日可待，此时意外发生了。县城中学老师赵大海体罚一名学生导致其意外死亡。学校和县里害怕事情闹大，决定私下摆平，让赵大海躲起来；而闻讯赶回县城的赵蓝天，了解到该学生家庭情况不好，又见到了其父母哀痛无援的状况，引起良心不安，学法律专业的他也相信可以通过法律的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故不顾学校劝阻，说服弟弟投案自首。孰料情况急转直下，学生家长校闹，还到赵家威胁年迈的赵父，而此时，学校甩锅，派出所坐视不管，赵大海被重判八年，赵蓝天调回县城的事也被搁浅。以自己的规则运作有序的基层组织给破坏规则、任性孤行的赵蓝天一个大到他几乎无法承受的教训，此时他才深刻明了，县城有县城的生态与“法律”，并没有方外之地、世外桃源。经此变故，这对年轻情侣仿佛突然“长大”了，他们放弃了从滞重的现实中逃离的想法，因为他们发现其实无处可逃，他们也决定不再抚养小狗“小三”，直至摆脱不掉小狗的赵蓝天陡然痛下杀手，一如他们也决绝地埋葬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

《逃离》让人有一种欲哭无泪之感，读着读着，我们甚至怀疑赵蓝天是不是应该劝弟弟自首，尽管从理性上，我们赞同他为了捍卫良知与法律而做出的选择，但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大到个人难以承受。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跟赵蓝天一样都是普通人，缺乏为真理与正义一战到死的勇气，也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而社会往往并不以我们以为的那样存在着。小说的标题《逃离》已经说明了作者意欲思考的问题。尽管他没有明确地在小说中发表观点、得出结论，但他凭借其对地方社会生活的熟悉和了解，将一个地方的校闹故事巧妙地嵌入“逃离北上广”的叙事，便一针见血地刺破了某些“逃离北上广”叙事的美丽的肥皂泡，同时也颇为有力地写出了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少年旧事，古意文章

岳雯（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

胡竹峰有古意。这“古意”，说的是他往来相亲的皆是古人，日行起居，也莫不是一派古风古韵。屈原、司马迁、陶渊明、范仲淹、张岱、胡兰成……《战国策》《聊斋志异》《红楼梦》……古人在他的文字里复活，古人所看的书、所览的画也在他的抚摸下再度鲜活起来。古人、古书与他相伴相行，往来交接，完全浸染了他的日常生活，也使他笔下的文字全然褪去现代生活的痕迹，仿佛亘古如此，仿佛天地不仁，白云苍狗，绵延至今，与久远之前的天地并无太大不同。

这古意也逐渐塑造了他观照世界的方式，塑造了他的灵魂。在文章中，他常常凝视着某一个场景、端详着某一个细节。在他持久而缓慢的观看中，现实的一切逐渐虚化，变得不真切了。恍惚间，活生生的现实都化入古书古画中，似乎成了古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经常听他说，“觉得那几头黄牛是从韩滉画中走出来的”“白色大鸟像从庄子的册简里遨游而来”“呆呆看着那漫天的星辰，如一卷古书，看得久了，觉得人也古了”。比起现代人来，他更愿意成为一个古人吧。所以，他大概恨不得身边的一切都不要那么新，不要那么“现代”。“现代”，会妨碍他做一个古人的梦的。长此以往，他也像古人那般看待生活了。固然，他喜欢一切微小的事物，乐于驻足观赏玩味平淡生活中有意味的细节，喜爱一切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但根子里，他爱的还是热闹之下的虚无。就像他说的，“偶尔也会消沉，总感觉生命无味，脱不开人生虚空。人向高处走，人偏偏向弱处滑。人生如水，水流卑湿，是自然之性”。这点虚无，也是极古人的了。

胡竹峰对此是明了的。所以，他有篇文章，就叫《与古为徒》。他是这样谈论自己的“好古之心”的：“古人性情文章在几叠线装书里，墨卷飘香，云高风清，那是毛笔在木牍竹简绢纸上点横撇捺静静流过的墨香。”“湖海飘零二十几年，庆幸有光阴消磨在古旧书堆里。书越读越多也越读越古，心境于是平复。”“酒是陈的好，文章是新的好。写作的人总觉得旧不如新，我也难免。但古人的旧文章真好，一字一句稳稳妥妥，起承转合符周正，那是老派人的意味与底蕴。先贤墨光照耀芜文，得一寸光是一寸光，寸光寸金。”说到底，这古意，其实是一个文人的自觉修养，用胡竹峰的话来说，就是“养心”，即对幽微淡远事物的辨别力。胡竹峰对于日常生活中属于文人的那一部分格外敏感，并不断用文字强化，最后使之成为他独特的“自我意识”。怪不得有人说，他有一颗“老灵魂”。只是，偶尔地，在“老灵魂”中依然有少年心性的灵光乍现，依然叫人能看出来，这是一个现代青年。这点裂隙，反而是有趣的了。

胡竹峰尚气。他常常在文章中感慨，这个有喜气，那个有静气，这个有王气，那个有仙气。“气”这一概念遍布文章，甚至成为他判断文章的依据。“一等文章以气灌之，二等文章以力灌之，三等文章以技灌之。好文章真气饱满，好文章力透纸背，好文章技惊四座。”在古代文论中，甚至古代哲学思想中，“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左传》说“天有六气”，《庄子·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王充说“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孟子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韩愈论“气盛则言宜”。可以说，气决定了胡竹峰文章的美学风格。他将“气”作为主要认知世界的方式，由此，他注重情绪的流动，而不是特别注重结构的起承转合、逻辑的层层递进。他的风格是触类感通式的，可能是日常生活中的情景触发了他对于古人典籍的阅读，他任由思虑的流动，用笔墨追随思虑的痕迹。可以想象他写作的过程——是一团墨落在宣纸上，他任由这团墨氤氲开去，然后他再滴上另外一团墨，丝丝缕缕地散开，等到全篇终了，不同的墨团之间看上去各安其位，可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与呼应。这也是境由心生。

胡竹峰好文章。像古人一样，他对于文章有自觉意识。他常常会讲文章的做法。比如，“才华一文不值，门槛而已”“学习古人是文章家的一种基本要求，但是要把传统技法变为己有，成为自己创作的依据”“要写出文章，先要把自己摆进去，人要有面目，文章也要有面目，关键是自家面目”。他说得都很对，也可以看成是他的自省。不妨沿着他说下去。诚然，才气是文章中最先为人所感知到的，并有助于建立作家的风格，但也有可能成为标签，成为障碍。这种障碍既是我执，即我把才气当成是为我所有、为我独有、为我全有的东西，执迷于才华本身，也有可能成为他执，即他人完全依凭才华建立对于一个作家的认知，形成一种刻板的对作家的印象。在作家创作初始，风格化或许是有必要的，因为作家需要累积自我，需要被辨认。然而，风格在成就一个作家的同时也会限制他。在一种风格中写作，可能就会慢慢把自己写小了，当他写到淋漓尽致、风格越明显的时候，可能他自我不自觉地就会被拘束到这种风格当中。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该有勇气去突破自己的风格。这意味着要借助其他的资源进入文本。复杂的现代经验、西方文化的引入以及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所碰撞出的火花，都有可能形成、发展、丰富一个更为复杂的自我意识。这样一个自我意识，在不断丰富自己、探索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成就一个作家。

文河的树

李伟长（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

这次集中看了文河的一些作品，感触良多，文河是我乐意接触的写作者。我原来在上海作协工作，参加了思南读书会的策划，当时我自己有一个感想，是不是认可一个写作者，就看想不想邀请他到上海来参加思南读书会。如果想，那就是喜欢和认可，愿意让更多的人读到他的作品。现在我转行成了出版社的编辑，就看想不想来出版他的书。无论是想邀请他参加活动，或者是想出版他的书，原因很简单，就是喜欢这个作者和他的作品。

阅读文河的作品，我有两个很清晰的感受。第一，是他的文字让我想起一些书和作家。比如文河的散文《城西之书》，让我想起了梭罗的经典名篇《瓦尔登湖》，还让我想起了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这种联想是我的阅读记忆被唤醒的时刻，文河重要的是流动的空间感，能让读者进入并停留，同时能感触到，就是说写作者有能力用文字建立一个空间，有能力想象一座城并完成它，关于这个空间的物质存在与精神气息，都值得信赖。之所以说随笔中的空间感很重要，是因为这事关写作者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尤其是对细节的捕捉，空间不是空的，它也有时间、形状和气味，还有流动的风和声音。一个正常真实的空间是生活的，却又能独立于生活的河流，这取决于观看者的心头之念和理解。散文是观看的艺术，观看之道在于观看者，不只与观看的能力有关，还与观看者的心境有关。

第二，我觉得文河写树写得特别好。文河把树与时间、空间和人对照着写，很有匠心，你会发现树太具有生命力了，超越了很多东西。树让我想起一句诗，复旦大学张新颖老师的诗句——“冬天的树和春天的树是同一棵树”。历经春夏秋冬，是同一棵树。树的生命力可以超越时间，或者说与时间长河同步。如果不止于言说人的变化，直接在树上生发下去，可能感觉会更为深邃。我生长于有很多山和很多树的地方，我个人很喜欢树，尤其是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令人敬畏，也令人欢喜，所以会对一个写树的作家，很有好感。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写作者对某种不变之物的理解，对能努力顺应时间之物的赞叹。这是我的两点最初的阅读感觉。

第一，散文写作现在确实遇到了很多困境，比如会不小心陷入做文章的陷阱。做的痕迹一重，会让写作的最初心思被稀释掉，直白地说，就是会有一些刻意，显得不够自然。不自然是随笔写作的敌人。第二，涉及哲思的文章，会在被接受方面遭遇一些误解。文章哲思的深度更多的不是文字本身怎么样，而是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一些思索，这些思索可能只有几句话，但是这几句话是经过漫长的磨砺之后形成的类似结晶的东西，会有一个变化提纯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以缺少。文河的散文有诗性，比如他在作品中将种子和写作联系起来，贴切自然，令人惊喜。但是这样的话也会让我觉得有点空****，它的叙事性少了。虽说完成抵达已经不容易，好的文章同样讲究抵达的过程，或者说好的写作者不会错过抵达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上升和变化。一句话无法独自抵达，必然有一个穿过迷雾的过程和一群随之而来的伙伴。我们写评论文章的时候，需要通过逻辑的推演，让思路变得清晰，让观念来得合理清晰。

散文写作，尤其是长篇散文，情感抵达的过程本来就缓慢，如果叙事性再弱一些，整体将会变得黏滞。虽说在叙事性这一点上，文河已经做得有模有样，但如果再往前推一点的话，会让文本更加松弛。具体来说，我在文章里面看到了很多内容，看到了树，看到了河，看到了村庄，也看到了文河对这个空间的塑造，但是我很少看到人，我只看到了作者自己，看到作者在漫步、在行走，偶尔会看到几个老人在一起聊天。除此之外，人被隐藏在空间里，人的生活、人的言语、人和人之间的对话，以及人面对这个城市和这种空间的生存感相对缺少。这些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流动的真实的生活。缺少人就是缺少活的生活，所以散文里的那个老人面对自己的老去，他会有一种悲悯的状态，但我觉得这样悲悯的状态是文河自己给他的，至于这个老人的状态是不是这样的悲悯，可能未必。我说了这么多，看似说了很多批评的话，其实不是，而是对作品和作者的一种同等的敬意。因为在叙事性的散文中，比较难处理的就是诗意，这对于作者的写作经验、阅读体量文字的赋形能力的要求都比较高，文河做到了。

如果说建议的话，我从出版或者从宣传的角度提一条建议。文河需要用文字绘制一张清晰的地图。当一个人踏上城西的时候，需要清晰地告诉读者，从城西走过去会遇到什么地方，再往前走又是什么地方，有几棵树、有几条河、有几个村子，路过的村子是什么情况，遇见的人是什么样子，回来的时候又是什么状态。如果有这样的描述，会清晰地建立一张大地图，其中会有河的地图、树的地图和人的地图，那会是非常绝妙的事情，那才会真正让我体会到，当一个人说我只有种子和写作的时候，那是怎样饱满的灵魂。

他人即课堂

——关于《长夜》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我最早读到李凤群的作品，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大野》，施战军主编专门给了我一本，让我关注这个作家。李凤群早期的作品写长时段的历史，写小人物的命运悲欢，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但是也暴露出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的问题：第一是太着力于线性时间的书写，用线性时间作为叙事的基本动力；第二是缺乏完整的结构意识，结构受限于具体的物理时空。我同意很多批评的观点，当代汉语写作的中短篇小说绝对是世界级水平，但是长篇小说偏弱。我前几天刚刚参加北京文学高峰论坛，跟作家宁肯在那里聊天，我们都认为，中国的长篇小说好像总是差那么点意思，但是“那点意思”到底差在什么地方，还得靠作家和批评家去发现和弥补。可能那点意思补上来以后，我们的长篇小说就可以比肩一流作品了。这些是题外话，按下不表。

这次我读的是李凤群最新完成的中篇小说《长夜》，这个作品让我非常惊喜。第一，她以前的作品往往以乡土中国为题材，但是《长夜》把视野放到了美国纽约，写一群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题材和国际化的视野，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作家应该有更开阔的题材意识。我们阅读很多欧美作品时，会发现作家的写作地图是非常辽阔的，作品中人物、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是非常辽阔的，比如最近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汉德克，即使一个小短篇中，都有多语种的生活经验。但是中国作家的写作地图是一直比较狭窄的。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个好倾向是，很多有海外经验的作家把写作的版图不停外扩，我觉得这是前瞻性的选择。国际化的视野不仅体现在选材方面，还包括背后体现出来的作品主题和内涵。《长夜》这个作品的故事情节看起来很简单，一个留学生失恋了，女朋友不辞而别，他心情很郁闷。正好当地的一帮中国富豪邀请他参加一个晚宴，他在晚宴上碰到了一对外表看起来非常不般配的夫妇，男的特别帅，女的特别丑，这里大概借鉴了《巴黎圣母院》“美丑对比”的叙事原则。这个男的外表非常好看，非常有力量，但是内在非常虚弱；这个女人外表很丑陋，但是内心非常强大、非常有力量。然后他就听这个男的讲了一个故事，当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这个留学生也被短暂地治愈了。这个故事非常简洁，但是这里面涉及了非常重要的现代主题，首先就是对空间的进入。陌生人进入到陌生的空间里面，比方说巴尔扎克的《金发女郎》也有类似的设置。这个空间其实是一个社会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里面发现资本、社会、阶级和人性的秘密，《长夜》里面的秘密就是那个讲故事的冷姓男子，他怎样一步一步被他的妻子俘虏和控制的。这里面借鉴了哥特小说的叙事模式，听起来有点像在篝火旁边听人讲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的尽头是一个非常惊悚的秘密，当然这个小说里面的秘密并不惊悚，这是第一点。

第二，这个小说里面塑造的冷先生是特别重要的人物，他本身有很强烈的生命力，但是他碰到他的妻子以后，他发现他完全没有力量了，一步一步被他的妻子所控制。他的妻子是一个外表看起来非常粗糙，从来不打扮自己，只喜欢打扮她的丈夫，其实内心非常有决断力的果断女性。这个男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臣服在这个女人面前？这个女人象征了什么呢？这个女人是资本的象征，她是资本家的女儿，靠倒卖土地起家的资本家的女儿，自己后来也成了一个资本女性。这个男人最后不是被女人驯服的，而是被庞大的资本驯服的。小说里有一个细节，当这个男人有一次婚外恋经历的时候，他老婆跟他算了一笔账：你如果跟这个女人结婚，你要负担她什么，你要付出多少，你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你如果跟着我什么都有，你会过上优越的生活。这个男人立即就放弃婚外情了，说我还是回来吧，不要有婚外情了。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情节，冷先生放弃了自己的意志，如果放在当代文学史的谱系里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中国当代写作里面的男性主人公往往都是有强烈的生命意志的，充当着女性的保护者和范导者的角色。但是这个冷先生什么都不想干，就想过最物质的生活，所以这个男人是中国当代写作里面一个从历史中脱落、丧失了意志的人，他是被成功驯化的形象，这个形象暗示了一种不同的历史视野和性别视野。

第三，这个小说里面出现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叫“他人即课堂”。这个留学生最后听了冷先生的话以后，接受了这种教育，所以这个小说是有一种劝诫小说的意思。劝诫小说其实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小说传统，整个《三言二拍》其实都是劝诫小说，就是暗示读者要从故事里面受到教育，得到人生的升华，学到人生的意义。这个留学生从冷先生这里学到了东西，所以说“他人即课堂”，但是我们会想到萨特的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所以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隐喻，这个隐喻是什么呢？这个留学生是学数学的，这个中国的富豪是搞投机的，都是与金融相关的。留学生的女朋友曾经幽怨地跟他说：你学数学有什么用呢？所以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金融学对数学的胜利。数学是哲学，所以这是金融学对哲学的胜利，也是投机对劳动的胜利。留学生最后跟他女朋友分手是因为他不愿意投机，他不愿意出卖自己实验室的秘密，他想诚实地劳动，但是最后他失败了，他女朋友抛弃他了。李凤群在这部《长夜》里展示了非常自觉的现实批判意识，小说中说“历史总是重复上演这样的命题”，所以投机对劳动的胜利，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命题，也是一个历史的命题，因此它更是一个人性的命题。至于个人怎么去选择，作品其实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因为小说家不负责提供答案，小说家只提供纠结、纠缠，答案留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