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和内容一样重要

李凤群

我与孟老一共有过两次交集，第一次在鲁院，他来给学员上课，上完课跟认识的学员聊天，边上围着认识他或仰慕他的人。聊着聊着，到饭点了，他看了看大伙，说了一声，“走，请你们吃饭”。

一共有十几位去蹭了孟老的饭。我估计他只记得我的笔名叫格格，写小说的，其余的一概不知。

吃饭过程中，他乐呵呵的，乐观亲和，非常体恤人；饭后有学员抢着结账，他一把拉住，严肃地说“一定我来。今天我赚钱了”，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让人不敢再争。

他是唯一一个辛辛苦苦讲了一上午课，立刻把课时费拿出来请学员吃饭的老师，至少我在鲁院的四个月里只遇到过这一次。

第二次他到南京评紫金山奖，那时我发表文章已经恢复本名，他把长篇小说奖评给了我的《骚江》，但他承认他对作者一无所知。他的老朋友余一鸣也是小说家，请他出来喝茶，余一鸣告诉他也请了得奖的李凤群，以及其他几位。

然后我们在茶室见了面，三四位外地来的评委、三四位本土作家。一鸣介绍时问他认不认识我，他胸有成竹地说：“格格，我认识。”他肯定暗自得意记住了教过的学员。我很惊喜，也很想感谢一声他把奖评给了我，终究也没好意思说出口。

其间我们聊了许多，主要是文学，以及文坛趣事，作为边缘人，我当时显得有些拘谨，也没有多说话。

等到快要走的时候，孟老突然问：“哎，一鸣，你不是说那个写《骚江》的李凤群今天也来喝茶吗？”

大家全部看看我，又看看孟老，一阵哈哈大笑。可能在座的也就他不知道格格就是李凤群，而且李凤群是个女的。

这两次之后，我就有点自信了，觉得孟老一则是个明明白白的大好人，并不是因为认识我才把奖评给我；二则，我们算是彼此印象深刻了。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同事告诉我要结对了，当时我还漂在美国，一听就喜出望外，立刻发了两篇习作请两位老师看。我当时以为庆祥一定会批评得厉害，因为他的批评水平在国内是高水平，孟老因为认识又“赏识”，一定会表扬我。怀着这样的预期千里迢迢赶到了现场。结果呢，与会的人都听到了：孟老一上来，就是一顿严厉的批评。我记得最主要的是两点：第一是题材重复，因为我有两个长篇都是写家族故事。我心里正不服，他说了第二个缺点，他说：“凤群每一个具体的作品都写得很好，但是放到一起的时候，几乎中国就是一个苦难和悲哀的俱乐部，到处是泪水涟涟，苦难无边。如果文学都是这样的，生活里面到处布满了苦难，我们的文学还要雪上加霜，那我们要文学做什么呢？”他说文学不是为了让人绝望。这一点我深以为然。后来，在去滁州采风的路上，他又反复提到这一点，语重心长，非常真诚。我明白，他从我身上看到了许多悲观的性格，他从自己的命运和见识出发，给了我超越文学的启示。

第二个评论我的是庆祥教授。就我知道的，近几年籍贯为安徽的三个批评大才子可以说名震大江南北，他们是杨庆祥、刘大先和张定浩，他们的共同点是年纪轻，学历高，长相好，批评有深度。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自己的贡献、地位和权威性，尤其是庆祥教授，我读过他的批评文章，也看过他的教学视频，高度的自信，高瞻远瞩的视野，有大学识。许多作家、编辑都对他们崇拜至极。虽然他们都比我年纪小，也没见过面，但因为都是老乡，我也时常留意和欣赏他们的文章。这次回乡，我一则欣喜，二则忐忑。我非常担心庆祥教授不喜欢我的作品。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对我的中篇小说《长夜》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更令人备感奇妙的是，他看出我所有的意图和目的，仿佛是在我背后看我一字一句敲出来的。比如，这是我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次离乡写作，把故事背景放在域外。他很快捕捉到了国际化的题材和国际化的视野，并且他肯定了这个国际化的重要性。他说：“我觉得中国的作家应该有更开阔的题材意识。我们阅读很多欧美作品时，会发现作家的写作地图是非常辽阔的，作品中人物、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是非常辽阔的，比如最近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汉德克，即使一个小短篇中，都有多语种的生活经验。但是，中国作家的写作地图一直是比较狭窄的。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个好倾向是，很多有海外经验的作家把写作的版图不停外扩，我觉得这是前瞻性的选择。国际化的视野不仅体现在选材方面，还包括背后体现出来的作品主题和内涵。”

这个小说借用了一个恋爱故事的外壳，其实想要表达的，是中国这几十年以来，因为经济发展发生的人口流动的格局，以及这个流动之后带来的新的问题。这就是新的社会空间里的资本、社会、阶级和人性的秘密。这个秘密不是静止的，相反，它是一步一步发展变化的，正如我们的文学观和价值观也是一步一步发展和改变的。

我试图在作品里进行的现实批判意图，也被庆祥教授捕捉到了。这就相当于我刚刚做好一道菜，端上桌，立刻有一个美食家不仅知道我菜里的佐料，放了多少盐，烧了几分钟，用了什么火候，他甚至知道我从哪里摘下的菜，用哪里的水淘洗过。

这是文学和批评的神奇之处：你以为独自一人，其实一部作品如果有它的生命力，它的现在和将来聚集着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你以为你离得远，但是文字和故事已经把你，你与时间、记忆和空间紧密联系起来。小说是纽带和桥梁，让我们分开，又让我们相认。

当天，有几位与会的本土批评家向我要原作看，因为庆祥教授的批评，他们对这部小说充满了期待，再之后没几天，一个大刊编辑向我约稿。她坦白地说没怎么看我的作品，但听杨教授说写得好。由此可见，庆祥教授在外面为我美言，不吝赞美和推荐，真的好意，真的鼓劲。

自那之后，再看到孟老及庆祥教授的大名，会忍不住留意他们的文章和动态，因为情不自禁有一种亲近感，觉得他们是名正言顺的老师，是自己人了。

总之，这次结对子，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虽然我开过数次研讨会，其中也有安徽省作协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开的那一次，也在报刊上看到过许多批评家对我文章的批评，但是，我觉得，写作进行了将近二十年，在这二十年的孤寂生涯中（还将孤寂下去），被中国批评家的两位大腕——也是两代批评界的代表人物，这样面对面地批评，带来的现实感是过去无法比拟的，尤其是我觉得写作已经到了一个难处：要上升到一个高度，要改掉旧日的积习，都迫在眉睫了。所以这次结对子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是与批评界的一次亲密接触，是一次洗礼，无论是形式和内容，对我都意义重大。

前进到更广阔的文学世界

胡竹峰

这是第二次由省文联给我举办研讨会。上一次是我们安徽省委宣传部和文联作协举办的，这一次是省文联与文艺评论家协会主持召开的。我很高兴，高兴的是安徽有那么多作家，居然选了我，感谢厚爱。

我们安徽有过伟大而光荣的文学时代。最近几年，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省文联营造了很好的氛围，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心。

我写作快二十年了。时间真是无情，时间的无情里，处处是文学的关爱。写作是一个极古老的行当，就像打铁匠、杀猪佬、泥瓦工的职业一样古老，操作手段特别落后。选择写作为生，是因为我喜欢，它给我带来很多乐趣。我是个很笨的人，对世界懂得少，我用这样的方式来探索这个世界上不懂的事情。因为写作总是要面对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情感、情绪、过去的事、过去的梦。文学未必能把它们说清楚，但到底是记录了下来。

经常有人问我写作的意义，我觉得：第一是不孤单；第二是治病，人都有心事，写出来，有话跟作品说，于是心情舒畅；第三是最重要的，记录了你心里的影子。

说起来，我写作近二十年了，也快出版了二十本书。过去的那些作品已经写过了，摆在我面前的路还很长很长。作家如农民种地，一年年春耕秋收，秋天再丰收，第二年春天还要去种地。不是说勤奋，而是道，农民不能让天地抛荒，作家也不能让笔墨干枯了。说心里话，我还没有写出理想中的作品，一直告诫自己，到四十岁才出道。文学未必是年轻的事业，反正我也不够年轻了，我要植根于安徽大地，再收获些果实。

这个研讨会给了我一种信心和力量，也是对更年轻的作家的一种激励，我相信安徽文学的明天会更好。作为安徽作家的一员，这一年里，我们省文联与作协为打造安徽文学新军而倍加努力，这一点让我备感温暖，我想会有更多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出现的，安徽的文学事业会更加繁荣的。

写作是我过的日子，在这庸常而又艰辛的日子里，停下来，听听各位评论家的批评与指导，将赐给我一份特殊的力量。

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写文章的，祖上很多代都不认识字，我居然写了这么多文章，我很珍惜。深秋初冬的颜色里有春夏的绿意。

有时候你会忘了年轻时候对自己的承诺。但文学很好，他一直提醒你，不要忘了初心。我写作很简单，就是写自己的文章，写出属于自己的文本，这是我现在写东西的乐趣。我的人生观里有一点为文学献身的意思。写作真的是我一辈子的修炼、一辈子的习惯。古人说三十不学艺，我三十四岁了，改行似乎也不明智。

写了十几年文章，写了十几本书，得了点名和利，这名利像做梦一样不真实，恍恍惚惚。这一次研讨会请来的多是我的前辈，都是大行家，我希望得到你们更多的批评，让我自己更清醒，知道缺什么、软肋在哪里、命门在哪里。

作家不是培养的，但作家需要一个文学的氛围、文学的心境。研讨会让我感到了一种温暖。社会是关注文学的，领导同志是支持作家的。这些年在文联与作协的指导下，我慢慢知道，一个优秀的作家，要对时代发声，要写出更广阔的人情物理、天地民心。

人的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一生干不了几件事。我也放弃了很多爱好，只是安心写作，觉得自己选择了一件有可能做好的事。我们这代人开始不再年轻了，时光流水，光阴无情。安徽人胡适老先生写过这样的诗句：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很多人都说文学很难，我觉得也很容易，因为快乐，所以享受。还有人说文学不创新就没出路，创新太难，我从未放弃创新，我也在乎继承与成长。

余英时先生曾告诉我，一定要读同代人的文章，因为这里有行情，一个人做学问写文章，要知道行情。这一次是五个人的研讨会，这些优秀的同行，给了我很好的榜样，给了我很好的示范。

有一年去池州山里看傩，遇见两句话：一句挂在礼台上方，“号啕神圣”；一句写在村里祠堂后门上，“人敬神自灵”。这两句话也让我再一次体悟文学神圣，文心要诚。一个作家，要前进到更广阔的文学世界。

给征途一次命名

余同友

因出差，2019年10月25日夜，乘坐高铁从上海回到合肥南站时已是十一点，再坐出租车赶到家，时针已指向26日的零时，身体疲倦，心里却奔跑着一群鹿，一晚几乎都未能入睡，因为，已然到来的这一天，全国知名评论家与安徽作家结对子活动正式启动，作为安徽作家一员，我很荣幸被通知参会，并接受专家们的“把脉问诊”。来的是哪些专家？我的作品会获得怎么样的评价？猜测着，有些微的兴奋，而更多的是惴惴不安。

2019年，是我人生的第四个本命年，人生将半百，大大小小也算经历过一些人事，按道理不应该表现得如此紧张和兴奋，但我知道这其中的缘由。自从2010年入职省作协，我差不多算是半个专业作家，从事中短篇小说创作十来年了，这其中甘苦自知，冷暖交杂，却也从不后悔与踌躇，直顾着一路往前奔跑。然而，进入本命年之初，突然坠入一种惶恐，常常回望来路，便心绪茫然，感觉自己的写作生涯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上升不得，沉陷又不甘，于是，便焦虑，便急躁，便犹疑。这种焦虑、急躁与犹疑，像吸附在身体上的一条条水蛭，吸去了能量与信心。常常想：我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非著名作家，还有写下去的意义吗？坚持下去，又有何胜利可言？没有答案，一片巨大的虚幻感与无力感笼罩着我。在这次会议上，在一对一结对子的帮扶中，我能找到药方吗？

10月26日上午八点半，当我走进会场时，看到了几位专家的席卡，心头一热，孟繁华、杨庆祥、张燕玲、霍俊明、季亚娅等，他们当中，我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但他们的名字却是早就知道了，来的可都是当今文学评论界的翘楚啊，足可见这次活动，省文联和具体承办单位是下了大力气、花了大心思的。

虽然一直惴惴不安，但一旦坐下来，听着专家们的评论，心里却突然一下子平静了下来，一同来参加的安徽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呈现了同样的表情：目光炯炯，双耳竖立，紧张而认真。按照活动安排，霍俊明与饶翔二位老师着重谈了我的小说，他们评论的关键词分别是：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诗意表达与小说精神。而这两点也正是我近年小说写作中的思考所在，听着，想着，我似乎有了那么一点新的创作的灵感与勇气。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与几位老师一同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滁州参观。深秋的皖东，天高云淡，层林尽染。走在山林幽深的小径里，走在收割后空旷的田野上，关于文学的交流没有停止，从技术层面到文学观念，从世界文学潮流到安徽作家现状，这些话题看似闲散，其实充满着碰撞。其中一位老师说，文学其实就是对现实的一种重新命名。我记得，当时我们正站在凤阳中都古城墙遗址上，落日熔金，秋风吹拂，一行大雁斜行于天，那一刹那，忽觉天地澄明，心旷神怡，心里的那些焦虑似乎在雁翅上渐渐远去。

是夜，我在日记上写下如下文字：选择了文学，便是选择了一个人的长跑，也许你跑不了太快，因此也跑不了太远，但你享受着这长跑的过程，重要的是，你一直在跑着，一直在跑着就是一种胜利。这次的结对子活动，不仅是对我个人文学征途的一次命名，恐怕也是对整个文学皖军的一次重新命名。路两边，有那么多殷切的目光，有那么多响亮的掌声，对于一个长跑者来说，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那么，还焦虑什么、犹豫什么呢？

嗨，让我们跑起来。

聆听名家真言，校正创作坐标

朱斌峰

有评论家说：文学评论与创作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而就我这个创作个体来说，文学批评就是一面自我观察的“镜子”、一个自我校正的坐标。

2019年10月，省文联主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知名文艺评论家看安徽”活动举行，我有幸成为与知名评论家结对的作者之一。这是省文联继2017年赴鲁迅文学院举办“行走与敞开——皖军新锐余同友、朱斌峰作品研讨会”之后，又一次“搭平台、促创作”地对我文学创作的扶持和激励，让我再次在评论家面前“现出原形”，又一次有了审视自我、矫正自己的机会。

在此次活动中，我聆听了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周由强、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孟繁华、《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在安徽大学所做的专题报告，对新时代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文学史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文学等有了些许粗浅的认识，开阔了眼界。而与我结对的评论家是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郭艳、《十月》杂志编辑部主任季亚娅两位评论家。之前，我向两位老师提交了我的中篇小说《碉堡成群》，这篇小说曾发表于《钟山》杂志并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自以为尚能拿出手。可听了两位老师精准而细致的评点后，我针刺般地警醒起来，不禁汗颜。

郭艳老师是我在鲁迅文学院就读第32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时的老师，曾给过我教诲，对我的小说创作面貌是比较熟悉的。她指出：《碉堡成群》在个人生活经验与时代经验的关系上，试图重塑历史事件在人心里的烙痕，着力书写了自我突围式的悲剧性人物。可小说主人公在当下是个异类，不是典型人物，缺乏与时代相通的气息。并且，因先锋性、主观性叙事，人物有些意象化，缺乏情感的饱满度。郭老师说当下的中国先锋小说作家虽然已具有气质，但还没有形成现代人格，她希望我的小说创作要有中国式的视角，要将自己的历史观和世情观结合起来。

季亚娅老师指出，《碉堡成群》是特殊的文本、异质的存在，有浓郁的散文诗意味。小说写作技巧虽然成熟，具有当下小说的隐喻性，但采取第二人称，以秘密性的书信式的叙事方式，试图说服读者，试图把“历史与现实”驱除出去，与生活有疏离感，缺乏个人经验，气息不顺畅。季老师警醒我的创作：不要只靠阅读得来的经验，而要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两位老师的评点，真知灼见，洞察入微，对我的文学创作“望闻问切”，对症下药，让我受益匪浅。我在反省，努力像汽车车胎定位校正一样，寻找创作的坐标，找准自己的创作方向。

我反躬自省：我的小说中的地理空间，无论是四水环绕的和悦洲，还是群山环绕的矿区，都是封闭性的“孤岛”，而精神地理更是封闭的，缺乏敞开的胸怀，缺失行走的能力，因而一些小说囿于自我，有些自说自话，没有直面现实，与时代隔膜，与生活脱轨。我想其原因可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我缺乏把握生活的整体性能力，在情感和审美上滞后于时代；二是我的创作受卡夫卡的“城堡”与博尔赫斯“迷宫”式的写作影响，视角过于向内。为此，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我要努力自醒自觉，调整自己的写作后视镜、内视镜的“焦距”，在广阔的生活视野上、在宏大的时代景深中、在深远的文学坐标轴上前行，走出自我，拥抱时代，走进现实，回到并扎根于大地上。

谢谢省文联的关爱！谢谢评论家们的指正！

山水文章

文河

2019年10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主办的“全国知名文艺评论家看安徽”活动，邀请10余位文艺评论家与安徽作家结对指导，本人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

这次与我结对的老师是《文艺报》副总编辑刘颋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由于生活环境偏远，我极少参加文学活动。同时，又由于不善与人交往、怯生，我也害怕参加活动。诗人米沃什曾说自己身上一直保留着一些小地方的特点。我也一样。

在此之前，我和刘颋老师、李伟长老师从未见过面，他们对我也一无所知。我只是在接到活动通知前，把自己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城西之书》中的文字，挑选一部分给他们发送过去。我心里有些忐忑，怕出丑，有种学生向老师上交作业的感觉。座谈会之前，我还想，众目睽睽之下，还不知这两位老师该如何点评自己的“作业”。为学生时，我就比较害怕老师，如今，仍未免胆怯起来，仿佛又变成了当年赤脚行走在雨后青草地上，那个容易害羞的小小孩童。

座谈会上，刘颋老师的发言幽默而热情，她说读了我的文字，被惊艳到了，不由得对我充满好奇，见到我时，于是对我“狠狠看了一眼”。现场引起一片笑声。她认为《城西之书》是生命之书、时光之书，文字中透露着安静、温柔和悲悯。她觉得这种温柔细腻的文字简直让人错觉成这是位女性作者的手笔。哈代认为，作家都是雌雄同体的。我认同这个说法，我觉得在我的心灵中，也存在着一部分女性的东西。对这个世界，有时，我会有某种女性化的视角和感受。

刘颋老师列举了很多文字中的细节描写，一一进行分析。我没想到她读得这么认真，她甚至读出我安静的文字后面的细微波动和挣扎；我也没想到能得到她这么高的评价，真是且惭且喜。会间休息时，刘颋老师还特意询问了我的生活环境，以此来了解这种生活环境对我写作的影响。

李伟长老师平时的关注点和研究方向侧重于小说，他从另一个方面着眼，认为我作品中对“人”的描写比较少。这一点也让我反思。他很欣赏我作品中关于树木的描写，他提到一个有趣的小建议，让我勾画一个关于树木描写的路线图，编排一下，这样可以让人更清晰地看到那些树木的位置。

座谈会上，老师们对其他几位作者的点评，也让我受到启发。对一些写作者来说，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在更深的层次上，我们都会面对一些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心灵上的、思想上的，并不会因为写作题材的不同而有太多差异。比如，那种对生命的体验和领悟，那种精神上的处境，那种对语言美感的自觉意识。

座谈会的次日上午，一行人来到了滁州琅琊山。滁州山水清幽，在宋时，还很荒凉闭塞，但在庆历五年（1045），因一代文宗欧阳修贬谪于此，从而开始声名远扬。唐宋文人灿若星辰，在浩漫的中国文化长河中，是一道奇异的文化景观。但对我而言，宋代的文人要比唐代的文人普遍可亲一些。中国的文化气质，到了宋代，有了更多的烟火气和气俗性。这种原因，我想，也可能在于东晋的门阀政治，虽经隋朝的科举取士，到了唐朝，大姓贵族世家仍然存在。东晋的文化，其实是贵族文化，《世说新语》里的名士，大都为贵族世家。陶侃出身寒微，虽后来贵极人臣，仍免不了偶尔被人背后看不起。到了宋朝，地主阶层扩大，宋朝之后，中国的文化其实就是地主文化。这个阶层，保存着中国文化的主流命脉。经历了短暂的“庆历新政”，欧阳修的政治理想遭受失败，又受到政敌的污名化打击，可谓身心俱疲，年刚四十，内心就已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苍老了。“环滁皆山也”，滁州的青山绿水，如一个温暖的怀抱，让这个傲岸的“醉翁”，得到心灵的休憩。在后世，欧阳修以文章著称，但在当时，欧阳修主要是以一个除旧革新的政治家身份存在的。中国的山水，其文化含量的丰富性，决定了它的内蕴。可以想象，滁州如果不是因为欧阳修，其山水风景，便会大打折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天人合一。中国的锦绣山水，也是锦绣文章；中国的锦绣文章，也是锦绣山水。

文学是大的，对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来说，文学是安身立命的东西。但一个写作者的生活，如果仅仅局限于文学之中，他的格局和幅度究竟是小的。仅仅做一个雕章琢句的人，他的生命是贫乏的，文字即便锻造得如精金美玉，还是缺乏生命的律动和温度。这种文字，也不能说不好，但好得毕竟有限。

我虽然主要进行散文和诗歌创作，但在日常的阅读中，相对来说，读得最多的则是小说。在醉翁亭小坐期间，我问了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名评论家孟繁华教授一个可笑的问题。我说，1949年以来，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如果进行一个排名，那么，在您的心目中，哪部小说能排第一？他想了一会儿，很作难，说这个没办法说。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刁钻。我们都笑了。我又说，退一步来说，如果让您挑选三部，您会怎么挑选呢？他略一思索，答道——《创业史》《白鹿原》《一句顶一万句》。《白鹿原》在我的意料之中，但其他的两部倒在我的意料之外。阳光很好，但坐了一会儿，凉意便慢慢升起来了。

霜降已过，残秋将尽，木叶脱落，而四围斜坡上的长青之树，犹兀然自绿。

下午抵达凤阳，黄昏，参观明中都遗址。夕阳残照，古墙斑驳，举目远望，天宇浩大，平原邈远。风声咻咻擦过古墙，仿佛万丈长帛，被刮拉得皱了起来，一阵阵在耳边回响，又仿佛是历史的长河，浪花朵朵，正不舍昼夜地从身边汤汤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