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纪

※.宪　宗

名纯，乃德宗之孙。德宗崩，子顺宗立。顺宗即位之时已病不能言，遂传位于纯，自称太上皇。纯在位十五年，庙号宪宗。

【原文】 上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纪纲，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张居正讲评：宪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见各处藩镇拥兵自重，抗拒朝廷的命令，很不高兴，便与宰相杜黄裳商议对策。杜黄裳说：“君主制驭天下的权柄有两个，即威与福。威福的权柄操在君主手里，则天下大治；操在臣下手里，则天下大乱。德宗即位初期，也曾打算整肃纲纪，但奉天之乱后，内忧外患丛生，德宗担心一旦有所举动会生出其他变故，因而便对藩镇们采取了姑息、容忍的策略。各镇节度使看见，在自己生前职位都不会被除授更换，只是等他死后才派遣使者到军中察访，将士们要拥立谁为主帅，朝廷便任命谁为节度使。或者使者接受了某个将领的贿赂，回到朝廷说某人得到众将士拥戴，可以担任主帅，于是朝廷就不再详查，立刻任命某人为节度使，实际上这并不是出自朝廷的意思。这样威福的权柄，掌握在臣下手里，朝廷不能做主，纲纪怎么能不废坠，藩镇怎么能不骄横？陛下如果打算整肃纲纪，就应该在现在这个人心观望不定的时候，乾刚独断，恢复法度，裁撤、抑制藩镇，使天下知道有明主在朝，不敢僭越，然后人心安定，天下可以大治。”宪宗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当时，西川节度使刘辟正起兵反叛，进攻东川，宪宗打算出兵讨伐他，但大臣们议论纷纷没有定论，当他听完杜黄裳的话后，立刻下定决心出兵讨伐刘辟，最后平定蜀中。后来，淮西、蔡州、淄青、河南、河北诸镇也先后收服，这都是杜黄裳言语开导的功劳。对地方藩镇姑息养奸，并不是从德宗时开始的，节度使由军中将士废除或者拥立，在代宗时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也有大臣进谏要代宗、德宗出兵讨伐，然而他们却听不进去。宪宗听完杜黄裳的话后，当即力排众议决定出兵讨伐，后来又任命裴度讨伐淮西、蔡州，终于收服。然而任用计谋、善于决断，不是英明的君主是做不到的。

【原文】 五年，是时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阅月不赐对。李绛谓：“大臣持禄不敢谏，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为害霸最甚。今臣等饱食不言，自为计得矣，如陛下何！”有诏：“明日对便殿。”

张居正讲评：元和五年，当时宪宗留心政事，遇上军国大事，便与翰林学士们商议对策，因此行政的得失，宪宗都能知道。其中有一个月的时间，宪宗没有召见翰林学士商议政事，于是翰林学士李绛担心上下从此阻隔，上奏说：“朝廷行政有什么过失，职位高显的为了保守自己的官位，不敢直谏；职位卑微的只知道逃避责任，不敢上书，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啊。以前，管仲辅佐齐桓公争霸天下时，也曾说过这两句话，认为对争霸天下的妨害没有比它们更强的了。现在，大臣享受着朝廷的高官厚禄，饱食终日，却不进谏，为个人身家性命计较也算可以了，但为国家计较，言路堵塞，耽误国事，贻害无穷啊！”宪宗听完深有感悟，当即下旨，宣召翰林学士次日到便殿商议国事，一如从前。当着国家的官，拿着优厚的俸禄，却因为担心获罪而不敢说话，臣子不忠的根源都在于此。这是因为，臣子忠于国家，就应当在大义上应该说的，就算身家性命不保，也要说，怎么能因为爱惜俸禄、畏惧获罪而不说，耽误朝廷大事。只有奸佞小人，一心只想保守富贵，所以缄默苟且，一句话也不敢说，弄得欺君误国，这都是由于臣子一心为私造成的。明主懂得这些，所以对敢于犯颜直谏的人，都会体谅他们的一片赤胆忠心，尊敬他们，信任他们；对于那些阿谀奉承的人，一旦发现全部罢黜。这样在进谏、纳谏这件事中，也能辨别出大臣的贤愚、忠奸。

【原文】 李吉甫奏：“自汉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辈也。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天下二百余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请敕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途可减者减之。”于是命段平仲、韦贯之、李绛同详定。

张居正讲评：当时官职泛滥，宰相李吉甫上奏说：“自汉朝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隋一共一十三代，如果要说设官的众多、官职的泛滥，没有比得上我大唐的。自天宝以后，中原盗贼蜂起，朝廷处处屯兵，到现在可以统计的军队约有八十余万，其他做商贾的、做僧道的等不事耕作的人，占天下人口的十之五六，那些辛勤耕作缴纳地租、赋税的人，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三，十分之三的人辛勤劳作供养那十分之七的不事耕作，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现在，在京的官员以及在地方的官员等国家供给俸禄的人，超过一万。天下的县一共只有二百余个，其中有些地方狭小，只能作为县的，却升格为州；有些人口稀少的地方，按人口只能设立乡的，却设立为县。这样的情况天下有很多。以这样的二百余县去供养超过一万的官员，不增加赋税怎么可能呢？百姓又怎么不穷困呢？请陛下下旨，对于内外官员哪个该裁减，哪个该保留，一一详加考察。官吏太多的部门、州县，可以裁减的就裁减了；州县狭小的，可以合并的就合并；那些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得官职的，可以裁减的全部裁减，这样各个衙门没有多余的官员，百姓也就不会穷苦。”于是宪宗听从他的建议，下诏让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与户部侍郎李绛一同商议官职的裁撤。唐太宗时，与房玄龄等商议设立文武官职，内外一共只有六百四十人，到宪宗时增加了十倍还多。这是因为国家建立初期，官吏都很称职，天下百废待兴，所以需要处理的事物少，设立的官职同样也少。后来官吏懈怠职司，天下弊病丛生，所以需要解决的事情很多，官吏也就跟着多了。因而，要节省开支就需要裁减官员，要裁减官员就需要减少需要处理的事物。要减少事物很简单，只要根据事物去考察官员，则事情都会得到妥善办事，而不会觉得多了。官员也没什么难裁减的，只要根据官职去选拔人才，则各个官员都能称职，自然不会需要很多人力。这些尤其重要，可惜李吉甫没有详细说明。

【原文】 上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人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卿等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谓朕谴怒而遽止也。”

张居正讲评：一天，宪宗问宰相说：“德宗贞元年间，纲纪废弛，法度衰落，奸邪横行，百姓困顿，政事不举到了极点。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李吉甫回答说：“天下事情众多，作为君主就算再聪明，也不可能全部都能照顾到，必须任命并信任贤相，事事咨询，不使小人得到任用，然后天下可以得到治理。德宗生性多疑，对大臣心怀猜忌，因而经常自恃聪明，不肯信任宰相，事情有不明白的地方，不去向宰相咨询，反而信任身边的人，听取他们的看法，这样使奸邪小人知道了他的想法，他们乘机蒙蔽德宗，搬弄是非，盗窃权柄，德宗堕入了他们的算计中还不知道。政事不举，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宪宗说：“你说的固然很对，但这并不是德宗一个人的错，我年幼时曾在德宗身边待过，看见德宗事情做得有不对的地方，宰相也不肯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谏指出，都抱着保守官位、俸禄的心思，因而政事不举，祸患屡次降临。你们应该以德宗时的宰相为戒，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立刻指出来；或许，你们不需要再三极力进谏，我就悔悟了，不能因为畏惧我发怒，而闭口不言，就像德宗时的大臣一样。”君主乐于纳谏，臣下也才能敢于进谏。贞元年间陆贽担任宰相，并不是没有极力进谏，而德宗却以接受、屈服于群臣的意见为耻辱，反而对极力进谏的官员罢免的罢免，贬谪的贬谪，因而再也听不到忠言了。政事不举，怎么会不是德宗的过错呢？宪宗任命忠心、耿直的大臣，鼓励他们进谏，大有太宗汲汲于纳谏的遗风。这也是元和时期的政治远超贞元时期的原因。

【原文】 上问宰相：“人谓外间朋党①大盛，何也？”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耶！”

张居正讲评：宪宗时，一些小人为了谋害君子，便对宪宗说：“近来朝廷内朋党太盛，应当加以禁止。”宪宗心中疑惑，便问于宰相，说：“有人说朝廷内大臣们相互勾结，结成朋党，气势很盛，这是为什么啊？”宰相李绛回答说：“自古以来，君主都要求大臣廉洁奉公，公而忘私；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臣相互勾结，结成朋党，扰乱朝政。因而小人陷害君子时，动辄就称呼他们为朋党，以触动君主的厌恶而处罚他们，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所谓朋党，彼此之间相互勾结，为非作歹，祸害国家。用它们来诬陷、中伤，最容易打动君主。要仔细察访，却又无迹可寻，最容易罗织罪名。这正是小人最喜欢以这个罪名陷害、中伤君子的缘由。东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天下的贤人君子，像李膺、杜密等人，都被曹节、王甫等奸邪小人指认为朋党，酿成‘党锢之祸’，被流放、处死的达到数百人，从此朝政混乱，人心离散；当黄巾起义爆发后，国家也就灭亡了。前事历历在目，应当以此为鉴。因而凡是指认别人为朋党的言论，都是小人为了陷害君子而说的。希望陛下以东汉为戒，详加辨别，不要轻信，以免重蹈东汉亡国的复辙。何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而君子与君子，志同道合，自然聚在一起，并不是什么朋党，难道要让他们跟小人聚在一起，才不叫朋党吗？”自古以来，太平盛世时，必然是凭借着满朝的君子同心协力，才能成就太平盛世的。国家衰落时，小人受到重用，如果不能将朝中的君子全部赶出去，他们又怎么能为所欲为，无所忌惮，因而往往假借朋党的罪名将朝中君子全部除去。他们不知道，君子除去了，国家也就快灭亡了，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东汉的君主，不能察觉小人的奸计，最后国家灭亡。后来，唐代不能以东汉为鉴，宋代不能以唐代为鉴，都因为“朋党”二字，丧失人心，国家灭亡，如出一辙。后世君主对于此要时刻留意。

【原文】 帝问：“玄宗开元时致治，天宝则乱，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绛曰：“治生于忧危，乱生于放肆。玄宗尝历试官守，知人之艰难，临位初，任姚崇、宋璟，励精听纳，故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洎林甫、国忠得君，专引倾邪之人，分总要剧。于是上不闻直言，嗜欲日滋。内则盗臣劝以兴利，外则武夫诱以开边，天下**，故禄山乘隙而奋。此皆小人启导，从逸而骄。系人主所行，无常治，亦无常乱也。”

张居正讲评：一天，宪宗问宰相李绛：“玄宗开元年间，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到天宝以后，盗贼蜂起，战乱不断，宗庙社稷几乎不保。同样是一个人，前后两个时期治乱却相反，这是为什么呢？”李绛回答说：“天下治乱虽然没有定数，却有规律可循。天下大治不产生于治，而产生于时刻想着国家大事、勤劳施政；天下大乱不产生于乱，而产生于奢侈、骄纵。玄宗在没有即位之前，曾担任州县的官职，对于民情疾苦、时事的艰难有很深的了解，所以即位之初，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励精图治，心志清明，接受大臣们的进谏，耳目没有被遮蔽，所以身边任用的都是正人君子，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正事，天下怎么可能不大治？到天宝时期，任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为宰相，他们蛊惑玄宗，操弄国柄，排斥、抑制正人君子，使他们不能在朝廷立足，进用奸邪小人，让他们身居要职，负责处理朝廷政务。这样朝廷的耳目被堵塞，忠言不能传达给君主，君主日益放纵欲望，骄奢**逸，声色犬马从容进献，内有奸臣王

等为了搜刮钱财，劝君主大兴商业，外有武将高仙芝等为了邀功求赏，劝君主开拓边疆；搜刮钱财弄得百姓穷困，开拓边疆弄得三军疲惫，天下怨声四起，纷扰不断。叛贼安禄山乘机起兵，两京失守，玄宗避难蜀中，这都是由于小人为了得到宠信，一味地以荒**奢侈的事，诱导君主，使他沉溺于声色犬马，骄奢**逸，政事怎么能不败坏，天下怎么能不产生祸乱？由此可见，天下治乱兴衰在于君主的行动，正道而行则天下大治，歪门邪道则天下大乱；如果自恃天下已经大治，而放纵自己的欲望，则大治将变为大乱；担心天下大乱而时刻警惧，用心于政务，则大乱可以变为大治。治乱哪里又有定数呢？”李绛以忧危、放肆，分别开元、天宝的治乱，虽然很恰当，但他不知道天宝之乱，正是开元之治引发的。这是因为，当时事艰难、危险的时候，就算是平庸的君主也知道励精图治；而太平盛世的时候，就算是贤明的君主，也不免骄奢。开元年间海内富庶，天下安定，玄宗自以为天下大治，因此日渐放纵自己的欲望，奢侈无度。如果他知道这样会造成天宝之乱，难道他还会那样奢侈吗？因而圣人在太平盛世时，愈发的勤勉而不敢懈怠，真是深谋远虑啊。

注释：

①　朋党，人们为了争夺权利、排斥异己互相勾结而成党羽，故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