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纪

※.德　宗

是代宗长子。在位二十六年。

【原文】 初，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诸将竞论功赏，故官爵不能无滥。及常衮为相，思革其弊，杜绝侥倖，四方奏请，一切不与；而无所甄别，贤愚同滞。崔祐甫代之，欲收时望，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及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后相矫，终不得其适。上尝谓祐甫曰：“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之未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上以为然。

张居正讲评：自肃宗至德年间以来，天下用兵不休，诸将往往争夺功绩以求得赏赐，市井之中的贩夫走卒，一立军功，就授予三品以上的高官，一时间官爵泛滥。代宗大历年间，常衮被任命为宰相，鉴于当时官爵泛滥的情况，他打算革除弊端，爱惜官爵，堵塞侥幸当官的门路，凡是各使职衙门的举荐、奏请，一概停止，不轻易接受；却不分辨其中的贤愚，致使贤人与愚人一起不能被任用。德宗登基后，崔祐甫担任宰相，打算矫正这一弊端，举荐一些有名望的人为朝廷所用，于是，不停地举荐、选拔，担任宰相不到两百天，所荐人才，授予官职的就达到八百人。常衮因为官职泛滥，对其加以矫正，却又太过刻板；催祐甫鉴于贤人与庸人一起不能得到举荐，对其加以矫正，又太过宽泛，用人的方法始终没能矫正好。催祐甫举荐的人太多，其中有些与他相识，有人便以此为借口说他徇私。于是，德宗便问催祐甫说：“有人说你所推荐的人，都是你的亲戚故旧，这是什么原因啊？”催祐甫回答说：“我作为宰相，为陛下选择百官，一定要才能足以称职才敢任用，所以不得不谨慎地详加审查，如果是平日里不相识的人，怎么能知道他的才能而任用他呢；必然是平日里就认识，知道他的才能，才敢推荐任用，所以难免会举荐一些认识的人。”德宗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催祐甫所说的话，不无道理。但宰相举荐人才，只要大公无私，一心至诚，就算举荐了亲戚故旧也是为了公；如果心里有一丝的私心，就算世人都不知道，也是为了私，又何况是举荐亲戚。因而开诚布公，是宰相的一大基本要求。

【原文】 内庄宅使①上言，诸州有官租万四千余斛，上令分给所在充军储。先是，诸国累献驯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费豢养而违物性，将安用之！”命纵于荆山之阳，及豹、貀②、斗鸡、猎犬之类，悉纵之；又出宫女数百人。于是中外皆悦，淄青③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反乎！”

张居正讲评：德宗初年，励精图治，所作所为，都得到天下人的拥护。当时，内庄宅使上奏说：“内庄宅储藏有从诸州收来的租赋一万四千余斛。”德宗见各处军饷不足，内庄宅使处又有余粮，便将这些粮食分发各地，作为粮饷。以前，外国曾屡次进献驯象，共计四十二只，德宗说：“这大象吃得比牛马多，要豢养花费会很多；况且它生长于南方炎热的地方，不适合北方的水土；将他们养在宫内，有什么用呢？”于是将它们运到荆山的南边，放生了；并将宫中蓄养的其他禽兽，像豹、貀、斗鸡、猎犬之类，供大家游玩的，全部放生。又认为宫中宫女太多，将数百宫女放出宫外。拿出自己私人仓库中的粮食作为军队粮饷，将禽兽放生以适应动物的天性，将宫女放出宫外以体恤人情，这都是帝王的圣德。德宗即位初期，这些德行都兼而有之，于是中外人心莫不欢欣喜悦，以为太平盛世快要来到了。像平卢节度使李正己部下的士兵，一向胆大妄为，不服教化的，听说朝廷如此行政，也都弃了兵甲，彼此说道：“英明的君主出现了，我们难道还能像以前一样造反吗？”德宗即位后，数月之间，使中外称颂、拥戴，反叛的士兵洗心革面，不怒而威，如果他能够始终如一坚持下去，则贞观盛世也不难达到。但是刚刚施行了体恤百姓的政策，盘剥百姓的政策跟着也就来了，弄得百姓困穷，盗贼丛生，玄宗的流失之苦接踵而至。《诗经》上说：“事情的开头做得好的很多，但能够自始至终都能做好的，却很少。”

【原文】 先是刘晏、韩滉分掌天下财赋，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岭南④，滉掌关内、河东、剑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闻滉掊克过甚，故罢其利权，出为晋州刺史。至德初，第五琦榷盐以佐军用，及刘晏代之，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缗⑤，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厌苦。大历末，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居其大半。以盐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万斛佣七千缗；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择能吏主之，不烦州县而集事。

张居正讲评：代宗时期，任命吏部尚书刘晏为转运使，户部侍郎韩滉判度支，分掌天下财赋。关东地区河南、山南、江淮、岭南等地的漕运钱粮，都由刘晏分管。关内、河东、剑南等地由韩滉分管。德宗即位后，韩滉调任太常卿，刘晏接替他兼任判度支，这样关内、河东、剑南等地的漕运钱粮也由刘晏掌管了。这是因为德宗听说，韩滉在征收赋税时，对百姓的盘剥太过苛刻，因而即位之后就不再让他掌管财政，后又外放为晋州刺史，专任刘晏总领天下财政。刘晏很有才能，将天下财政处理得井井有条。肃宗至德初年，任命第五琦为转运使，他创立了食盐专卖的“榷盐法”，以增加政府收入作为军饷；当刘晏负责财政事物以后，盐的专卖制度越发精密。一开始推行食盐专卖时，一年所取得的收入不过六十万缗，到刘晏执掌财政的末期，一年的收入十倍于以前。然而因为处置得当，收入虽然增加了，但百姓的赋税并没有增加，因而百姓相安无事，没有怨恨。到代宗大历末年，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一千二百万缗，其中食盐专卖获利就超过六百万，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这都是刘晏的功劳啊。刘晏又见每年食盐专卖所获的收入都有节余，便将它们作为漕运的费用，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从江淮运粮到关中直到装入太仓，一万斛粮食大约花费七千缗，都从盐税中支出，费用充足，也不用劳累百姓。又从淮河起，在漕运所经过的地区设立巡察衙门，选择有才干的官员为知院官，专管漕运。运粮船经过时，并不惊扰沿途百姓，事情也办得漂漂亮亮。刘晏对于财政的谋划就是这样的。在唐代管理财政的官员中刘晏堪称第一能吏，后世食盐专卖、漕运的方法，也多借鉴他的创设。国家的财政收入自有常数，只有厉行节俭，戒除奢靡，节约赏赐，这样收入的多花费的少，收入得快花费得慢，收入自然足够花费，朝廷、百姓都得到好处，上下相安，根本没必要挖空心思去盘剥百姓。

【原文】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恩；又诸道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大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张居正讲评：德宗即位初期，锐意进取，不像代宗那样一意姑息，一时间藩镇闻风震悚。平卢节度使李正己，一向专横不将朝廷放在眼里，也不向朝廷缴纳赋税，到这时畏惧德宗的威势，便向朝廷进献钱三十万缗，打算以此窥探朝廷的意向。德宗想接受，但又担心李正己看见朝廷好利，反而被他欺侮；想不接受，又担心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拒绝。于是便与宰相崔祐甫商议，祐甫说道：“朝廷的一举一动都被天下人看在眼里，现在既不能坠入他的算计，也不能直接拒绝以使他心怀疑虑。请陛下派遣一位使臣，到平卢慰劳李正己属下的将士，就将他所献的钱赏赐给他们，使这些将士们人人感念君上的恩德；各藩镇知道了，也会明白朝廷不看重财货，一方面可以挫败奸雄的阴谋，一方面也能收揽天下人心，这是最好的对策！”德宗非常高兴，便依照崔祐甫的计谋施行。李正己由此知道朝廷有贤臣在朝，惭愧而心服。天下人听说这件事后，都说德宗英明果断，将大有作为，太平盛世可以预见了。崔祐甫的这些话，通晓礼仪制度，个中曲直处理得当，使强臣悍将惭愧而心服，真算得上是善于为国家谋划的人了。然而，德宗只是在统治初期励精图治，任命贤才，虚心听从臣下的意见，所以崔祐甫的计谋才能得以施行。后来，信任卢杞，先有朱泚的叛乱，后有李怀光的悖逆，故不得不像玄宗一样，逃离京城避祸汉中，宗庙社稷几乎断绝。因而，德宗任用崔祐甫国家几乎臻于盛世，任用卢杞则几乎亡国。君主任用官员，要慎之又慎啊。

【原文】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⑥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征科，自立色目，新旧相仍，不知纪极。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⑦，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⑧，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⑨。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张居正讲评：这一段是记述唐代施行“两税法”替代“租庸调制”的原因。唐初，施行的赋税制度名叫“租庸调制”。根据这个制度，每个成丁授田一百亩，根据田亩数征收的钱粮，称为租，相当于后来的地租。每个成丁每年要到官府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去服役，就要按照每天折绢三尺，交纳绢六十尺，称为庸，相当于后来为了不服役而交纳的役钱。每户根据出产，交纳绫、绢等若干，称为调。当时对农民所征收的赋税只有这三样，再没有别的摊派。这个制度施行百年以后，到了玄宗末期，已经弊病丛生。那时，经过战乱以后，户籍已经破坏了，政府记载的户口、田地，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到肃宗至德年间，战乱不休，政府开支很大，于是各处征收钱粮，催督紧急，专卖征收又没有一定的法度，设立许多新的衙门负责征收钱粮，比方说盐铁度支、转运等使职，他们之间互不统属，各自巧立名目，任意征收；以前负责征收税赋的衙门征收完了，新设的衙门又来征收，新旧相继无止无休，租庸调制已经完全破坏了。到德宗时，宰相杨炎建议施行两税法，先将各州县每年花费多少，以及上交国库多少算出来，然后再向百姓征收；根据开支的多少，确定征收多少，户口不分主客，只根据他们现在住在何处，就登记为当地居民；人不分成丁、中男，只根据家庭的财产多少分别等级；经商的，当地州县估算其货物的价值，每三十份中抽取一份，并让他们与居民一样服徭役，不得侥幸逃避。百姓的赋税，每年分为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以前的租庸调制，及后来加派的一切杂徭，全部废除。天下赋税，都由度支负责，其他部门及使职衙门不得干涉。德宗认为这对百姓有利，便在建中元年施行新法，从此两税法成为历代沿袭的制度。

【原文】 晏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捡⑩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逮。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张居正讲评：刘晏担任转运使时，常认为要办成一件事，首先在于选用合适的人选，所以处理财政事物，必须选择性情通达、才思敏捷、精力旺盛而又廉洁勤励的人。至于像检查文书、收放钱粮这样微小，而又干系重大的事，必须选择那些读书人出身的士人负责；身边辅佐他们的掾吏只能让他们书写文书，不能让他们干预工作。为什么要这样呢？刘晏常说：“读书人志向远大，所以爱惜名节，一旦贪污贿赂被发现，玷污了名声，一辈子都不能得到重用了；因而他们将名声看得比利益重，所以清廉，就算掌管财货，也不肯侵占。那些稗官小吏就不同了，他们本来就地位卑微，就算廉洁奉公，也很难升迁到高位；因而他们将利益看得比名声重，所以容易贪污贿赂，如果让他们掌管钱粮，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只用读书人，不用胥吏。”然而，刘晏理财的方法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推行，别人纵使效仿他，也相差很远。对于船场、巡院等职司紧要、事物繁忙的官职，刘晏都仔细选择，必须是当时最合适的人，方才授予，不肯轻授一人。所以，刘晏去职后，有名望的掌管财赋的人，大都是他提拔起来的。刘晏认为用人的方法，不但在理财方面应该这样，就是帝王治天下选拔人才也应当这样。当然，读书人固然爱惜名节，但也是因为上司信任、看重他们，所以不敢苟且行事；吏胥虽然好利，但也是因为上司看不起他们，所以才无所顾忌。像西汉、东汉的时候，选拔官员不但从读书人中间选拔，也从精通政务的胥吏中选拔，一些胥吏往往成为一代名臣。由此可见，选用人才并没有一尘不变的标准，都取决于身居高位的人如何鼓励、诱导。任用人才的人应该知道这一点。

【原文】 校中书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钱二万缗，私产不在焉；府库珍货山积。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问安，不能尽辩，颔.之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辈皆出麾下，虽贵为王公，常颐指.役使，趋走于前，家人亦以仆隶视之。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张居正讲评：郭子仪侍奉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皇帝，担任中书令长达二十四年，经历了二十四次考核，位极人臣。俸禄多达每月二万缗，其他田庄房产等收入还没有计算在内，所以他府库中珍宝堆积如山。家中人口接近三千，有八个儿子，七个女婿，都在朝廷担任高官；孙子达数十人，每次他们向他问安时，因为人多他都不能全部叫出名字，只是点头而已。当时统领军队的大将，像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等，都曾是他麾下的偏裨小校，后来在他的提携下，各自建功立业，获得高官显爵。虽然他们已经这样的显贵了，但郭子仪还是像以前一样使唤他们，就像使唤奴仆一样；就是郭子仪家里的人见了他们三人，也像见了寻常的奴仆一样，不觉得他们已经贵为王公，富贵已极。当时，郭子仪对大唐忠心耿耿，功业天下无双，天下的安危，都系在他一人的身上，有他在则天下安定，他不在则天下危险了，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三十年。唐朝的江山社稷在当时能够转危为安，不至于断绝，这都是郭子仪的功劳。一般来说，大臣功高震主，大臣也就危险了，然而郭子仪功盖天下，君主却不对他心怀疑虑，最后得到善终。一般来说，人臣身居高位容易被人妒忌，郭子仪担任中书令长达二十四年，位极人臣却没有人妒忌他。晚年爵位尊崇，子孙繁盛、显贵，在生活中他虽然极尽奢华，但人们却认为那是应该的，没有什么不妥。郭子仪享年八十五岁，最后无疾而终。他麾下的将领后来相继立功，获得高官显爵的人很多，并不止有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等数人。自古以来，人臣建立功勋的，如果不是遇上明君，很少有不被猜忌，而遭遇灭顶之灾的。唐朝中期，肃宗、代宗及德宗，昏庸愚昧对大臣常常心怀疑虑，当时建立功勋的大臣，像拥戴肃宗登基为帝的建宁王李倓，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都不得善终，甚至父子兄弟都被处死，当时的形势可想而知。然而，郭子仪忠义日月可鉴，以至诚不二之心，始终不渝，取得心怀猜忌的君主的信任，安定国家，得到善终，可以为后世人臣的模范。

【原文】 又论关中形势，以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之半，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今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有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陛下倘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子弟，悉可追还；明敕泾、陇、邠、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罢京师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张居正讲评：陆贽与德宗讨论关中地区的形势时，说道：“作为君主，虽然以崇尚仁德为第一要务，但也必须积蓄威势使人心归服，然后才能宣布恩德。如果一意使用恩惠，废弃威势，则纪纲不振，国家就危险了。君主虽然富有天下，但必须将天下的权柄操持在自己手里以自重，以重驭轻，天下大势都在掌握之中了，就像使用刀剑一样，把柄握在自己手里，使着才得心应手；如果轻重倒持，则必然受制于人。君王都城所在，是天下的根本，根本坚固了，才可以驾驭天下。所以，天下大势，应当使都城重，四方轻。太宗时建立府兵制，在各地设置兵府统率官兵，分别统属于京师各卫，当时天下共有兵府八百余所，而关中京城附近就有五百所。其他地方的军队全部加起来也不到关中京城地区的一半，这样京城的势力为重，天下的势力为轻，其以重驭轻的意思很明白了。后来，天下太平的日子过久了，武备渐渐废弛，兵府、诸卫的名字虽然仍然存在，但只是一个空架子，士兵、马匹都不满额，缺乏操练。到玄宗时，崇尚军功，精锐的兵马都集中到了北部边疆，于是天下大势四方为重，京师反而轻了，就像倒持刀剑，将把柄递给别人一样。于是，安禄山盗窃权柄，乘外重内轻的机会，起兵反叛，一时间势如破竹，东西两京相继失守。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京城空虚，禁军人数不多，战斗力也弱，失去了以重驭轻的条件，动摇了国家的根本。所以，仓卒之间，虽然向各地征兵，却不能救急，这些事都离现在不远，应当以此为鉴啊。陛下如果想到这些，难道不心寒吗？

如今拱卫京师的只有朔方、太原诸镇，守卫皇宫的也只有神策六军，自讨伐山东藩镇叛乱以来，先后派遣马燧、李怀光统率朔方、太原的军队，远征山东；李晟、哥舒曜又率领神策六军，出兵河南。为了供应前方军队的粮饷，对关中地区百姓的搜刮已经到了极点；守卫皇宫的禁军已经差不多全部派出去了，腹心之地守卫空虚。如果各镇将帅中，有像朱滔、李希烈那样的，心怀不轨，要么在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勾结，一起侵犯中原；要么在京城附近乘虚作乱，侵犯都城，那时京城附近没有可以抵御的军队，仓卒之间援军也无法赶到，这时陛下准备怎么办呢？这些潜伏的祸患，真令人担心啊。陛下如果听从我的建议，将李晟等率领的神策六军将士，以及最近征召的将门子弟全部召回，以守卫京城。并诏令泾原、陇右、邠宁三镇严加守备，并不再征调他们的军队，使他们各尽其职，保卫疆土。又下诏，将关中各县近日增加的苛捐杂税，全部废除，以平息百姓的怨恨。这样人心安定，则国家根本牢固。四方藩镇可以从容平定。”

陆贽的这些话，切中了当时行政的关键。德宗当时，正一心想出兵平定藩镇，因而听不进去陆贽的劝告，没能施行。要以重驭轻，作为京城必然要先使它居于重的地位，而防微杜渐，在京城禁宫也尤为重要。就是平民百姓，对于门户都看得很重，何况君主呢？京城禁宫守卫空虚，很值得忧虑啊！然而，当时所谓的禁军，虽然名字列在兵籍上，也领取军饷，其实平日里都居住在市井，也不操练，根本不知兵事。所以，当泾原镇的士卒叛乱以后，**，直达皇宫，召唤禁军前来护驾，却无人响应，德宗只能仓皇逃离京城。如果早些听从陆贽的劝告，巩固根本，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呢。

【原文】 贽以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又曰：“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

张居正讲评：陆贽因为德宗后悔对大臣们诚心相待，讨厌大臣们指出自己的过错，担心他对大臣们越发心怀疑虑，造成言路越发堵塞，所以上疏德宗说道：“君主对待臣下，既然以他们为股肱、耳目，就应当把他们当做心腹，诚心相待，无所猜忌、防备，不应当后悔诚心相待。至于君主的行为有不妥的地方，作为臣子理当指出来，这是臣子的职责，虽然有时话说得不好听，也应该体谅他们的一片忠心，包容他们，接受他们的意见，以使大臣们敢于进谏。如果君主不信任大臣，拒绝接受进谏，动辄以雷霆之威恐吓大臣，或者自恃聪明，对于指出的过失狡辩不予承认，这样大臣们人人自危，谁还敢说话，以后就算想听到自己的过失，又怎么能得到呢？”接着又说：“君主之所以反感进谏，只是不喜欢别人说出他的过失。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人人都有过失，但有过失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知错能改就成。因而仲虺作文章赞美成汤，说：‘上天赐予我王勇略，知错能改。’伊吉甫作诗歌颂周宣王，说：‘君王行政有缺失的地方，仲山甫可以为他补救。’仲虺不称颂商汤没有过错，而称颂他知错能改；伊吉甫不赞美周宣王没有缺失，而赞美他能够补救缺失，由此可见忌讳别人指出过错完全没有必要，作为君主又怎么能以此拒绝接受进谏呢？”

陆贽又说：“大臣们将身体奉献给国家，没有不愿意为君主尽忠的；君主治理天下，没有不愿意天下大治的，双方相互需要，相辅相成。然而，作为臣子常常苦于君主不知道治理天下的道理，作为君主常常苦于臣子不为他尽忠，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君臣上下阻隔，不能沟通。臣子们没有不愿意将自己的意见、看法传达给君主的，君主也没有不愿意了解这些情况的，双方之间相互需要，结合在一起不是很容易吗？然而，臣子常常苦于意见、看法不能让君主知道，常常苦于不能了解这些情况，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上下之间，都有过失，有这九个弊病，不能完全去除。”君臣之间本来相互需要，相辅相成，但有了这些弊病，就不能相合了。弊病不能除去，怎么能让君臣相合呢。作为君王，作为臣子，都应当各自去除自己的弊病，以达到相合，而一切应当从君王诚心对待臣子开始。

【原文】 “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上颇采用其言。

张居正讲评：陆赞在上书中又说：“君臣不能相合，是由于九弊未除，这所谓的九个弊病，六个属于君王，三个属于臣子。君王的六个弊病是哪些呢？一是好胜心强，不肯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二是以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为耻辱，忌讳直言规谏；三是当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时，自恃聪明，通过诡辩掩饰自己的过错；四是当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时，自以为聪明，认为别人其心不良；五是一味地保持严肃、威严，不能放下姿态与别人交往；六是刚愎自用，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规谏。这六件都是君上的弊病。那什么又是臣子的弊病呢？一是阿谀奉承，投君主所好；二是持观望态度，以希望得到君主的宠信；三是畏惧、胆怯，不敢进谏，以避开君主的威势。这三件是臣下的弊病。

君主具有这六个弊病，则高高在上，不肯听从臣子的意见。臣子有这三个弊病，则日益卑微，而不敢说话。君臣之间，相互猜忌，怎么能互通消息，君臣相合呢？天下又怎么能大治呢？要想天下大治，必须君臣相合，互通消息；要想互通消息，君臣相合，必须去除这九个弊病。”

陆贽又说：“君主接受进谏，并依此行事，并不能使天下人讥笑君主的过错，天下人反而会赞美君主知错能改，善于接受进谏。进谏的人多，也是因为君主乐于接受进谏，这不正是赞美君主乐于进谏吗！进谏者敢于直谏，也是因为君主鼓励大臣们进谏，这不正是表明君主贤能吗！进谏有不真实的地方，甚至诬陷人，是因为君主能够包容他们，这不正是表明君主的宽宏大量吗！进谏的内容由不能保密，而漏泄出去的，也是因为君主能够接受进谏并施行，这不正是表明君主能够听从建议并施行吗！这四样君主能做到一样的，都是一时的美德，传遍天下，载入史册，君主之所以继承商汤的知错能改，周宣王的承认过失并补救，而成就盛名，都是源于此。然则进谏指出君主的过失，对于君主的圣德有什么损害呢？又何必忌讳别人指出呢？”此疏上奏后，德宗深有感触，便采纳了。陆贽的这份奏章，是为了规谏德宗心怀猜疑的过失，而打开进谏、纳谏的路途，可谓真挚、恳切而明白了。至于上面提到的君臣两情相合、九弊、四盛德，可以作为后世规劝君主的良药，并不只是为德宗说的。《易经》上说：“上下两情相同才能志同道合。”《尚书》上说：“自古以来，能够接受规劝然后才能成为圣明的人。”从古到今，没有君臣相互猜疑，言路堵塞，天下可以大治的。后世君主，如果能够对臣下诚心相待，使臣子们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没有疑虑，则两情相通，九弊去除了，四个盛德的事都做到了，这样天下怎么可能不大治，成为太平盛世呢？

【原文】 上在道，民有献瓜果者，上欲以散试官.授之，访于陆贽。贽上奏，其略曰：“自兵兴以来，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青朱杂沓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若献瓜果者亦授试官，则彼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此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

张居正讲评：李怀光率军解除朱泚对奉天的围困，救出德宗后，李怀光自恃有功，却没有得到赏赐反而受到诬陷，因而心怀怨恨，于是率军造反。德宗听说后，连忙逃往汉中。在逃亡的路上，有百姓进献瓜果给德宗，德宗非常感动，便打算授予他散试官，于是就此征求陆贽的意见。陆赞上疏反对，他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官职爵位是国家名器所在，不能轻易授人。自从战乱开始以来，国家财货匮乏，不足以赏赐有功的人，于是便以官爵赏赐，以官职赏赐逐渐兴盛起来。到后来，赏赐无度，一天胜过一天，弄得衙门中的差役都穿紫披绿，国家名器被亵渎到了如此地步。现在的弊病正在于官爵泛滥，人们日渐看不起它，朝廷正应该想办法使它尊贵起来，唯恐弊病存在太久，积重难返，怎么能去助长弊病呢？又怎么能让人看重它呢？况且，以前所授予的，大多拥有战功，还算合理；现在，因为进献了瓜果就授予官职，那些因为战功得到封赏的人必然会说：‘我们在前线，拼命死战，才得到这样的官职，而他进献了些瓜果，也得到这样的官职，难道在君主眼里，我们的性命就跟瓜果差不多吗？’视人命如草木，将来需要人为你拼命的时候，谁还愿意为你拼命？我认为此事决不能做。”古代担任官员，必然要先考察才能，然后才授予官职，担任官职后，有政绩的才授予爵位，从最低微的官职开始，才能不够绝不授予，国家名器如此重要，士子中还有轻视，而不愿意做官的。后来，要么缴纳一定财物就可以任命为一定的官职，要么有功绩便以授予一定的官职作为赏赐，要么通过庇荫而得到官职，市井小民，早上还是平头百姓，下午就摇身一变，成为官员，是朝廷先看轻名器，这样还想让别人看重它，可能吗？陆贽的这些话，可谓切中时弊，一针见血。后世君主，应该时常以此自省。

【原文】 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法。泌请：“铸农器，给牛、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不过数番，则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上喜曰：“如此，天下无复事矣。”

张居正讲评：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都是本地居民，没有战事时就各归其家耕作劳动，并轮流到京城守卫京师；有战事需要征发他们时，就任命中央各卫的将军统领他们出征，战事结束后，仍然各自回家。将军不能掌握兵权，士兵也有时间耕作，不误农时，这个制度本来是很好的。但后来徭役一天多过一天，剥削越来越严重，士兵无暇耕作，家庭日渐穷苦，因而府兵日渐衰弱，很多人为了逃避兵役，离开了原籍。开元年间，宰相张说建议招募壮士负责京城警卫，称为

骑。后来，李林甫又建议所有军队都通过招募组成，于是府兵制**然无存，下陵上替的祸患都源于此。德宗曾与李泌谈论府兵，心中感慨，有恢复府兵制的打算，于是又问李泌恢复府兵制的方法。李泌认为要恢复府兵制，就必须要将百姓固定在土地，使他们安居，不随便迁徙；要将百姓固定在土地上，就必须屯田。于是，他对德宗说：“多铸造农具，并将耕牛、谷种赐给沿边军镇，召募戍卒，开荒种田。关中地区本来就土地肥沃，易于耕种，况且田地荒芜很久，地力尚未竭尽，如果能及时屯田耕作，收获必然很多，戍卒立刻便可以富裕起来；戍卒因屯田而富裕起来以后，必然安心居住，不再想回原籍了。以前的制度，戍卒每三年换一次，现在，服役期满后，如果有愿意留下的，就将开垦的田授予他耕种，他的亲戚朋友有愿意来投奔的，让原籍地的官员给以凭证，沿途州县供给口粮。这样，戍卒们有田地作为常业，又有宗族作为依靠，则都能在这里安居乐业，谁又愿意离去？几次轮换之后，戍卒都变成本地人了。既然成为了本地人，则人心稳定，制度可以施行，然后效法建国初期的制度，恢复府兵制，这样一扫关中地区的疲敝而变为富强。要恢复府兵制，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德宗大喜，说：“近来都是因为废弃了府兵制，所以才天下多事。如果一切都像你所说的，则国家不用为养兵付出什么，也不用担心将领长期掌握兵权而生出祸端，关中地区也能因此而居于重要的位置，天下不再多事了。”唐代的府兵制，是太宗平定天下后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随着时间的发展，虽然不可能没有弊病，但只要酌情补救弊病、矫正偏颇就可以了，怎么可以将它完全废除，让那些市井小人滥竽充数，领受军饷，却不能作战，当需要他们救驾时，下诏召唤却不来，祸乱从此越发炽盛。德宗虽然很赞同李泌的建议，最终却不能恢复府兵制，也是因为弊病积蓄已久积重难返。后世打算成为守成明主的，应当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轻易变更祖宗制定的法度。

【原文】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还宫以来，尤专意聚敛。藩镇多以进奉市恩，皆云“税外方圆.”，亦云“用度羡余”，其实或割留常赋，或增敛百姓，或减刻吏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进，韦皋在西川.有日进。其后常州刺史裴肃以进奉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及刘赞卒，判官严绶掌留务，竭府库以进奉，征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奉自绶始。

张居正讲评：当初德宗被朱泚围困在奉天城中时，粮食匮乏，甚至采野菜充饥，极其窘迫，因而自从还都长安以来，一意聚敛财货，更甚从前。各处藩镇知道了德宗的意思，就大量进献财货，以图得到宠信，都说这些财货是“税外方圆”，或者“用度羡余”，巧立名目欺瞒朝廷。实际上，这些财货要么来自于对朝廷税收的截留，要么来自于增加对百姓的盘剥，要么来自于减少官吏的俸禄，要么来自于贩卖各地出产的蔬果，他们往往以朝廷的名义，百般搜刮，中饱私囊，进献给朝廷的不过他们所得到的十之一二而已。当时，江西李兼每月都有进献，西川韦皋甚至每天都有进献，德宗对他们厚加褒奖，因而其他人都效仿他们两人，并形成风气。后来，常州刺史裴肃因进奉而被擢升为浙东观察使，州刺史进奉的风气，从裴肃开始。再后来，宣歙观察使刘赞死了，他属下的判官严绶署理观察使，将府库中的所有财货全部进献，马上便被调到京城担任刑部员外郎。幕僚进献的风气，从严绶开始。奉天之围本来就是因为天下人离心离德，朝廷纲纪败坏造成的。德宗感念时势的艰难，就应该找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减轻赋税以安定人心，爱惜名器以整肃朝廷纲纪，固本培元以保存国体。怎么能够变本加厉地聚敛财货，使天下官员都加紧盘剥百姓，以图获得恩宠。况且，对于下面人进献的财货，也不问来路，一概授予要职作为酬谢，与前面要授予进献瓜果的人散试官，性质更加恶劣了！德宗执迷不悟，到了如此的地步，国家没有灭亡，真是太侥幸了。

注释：

①　内庄宅使，是掌管皇家田产及其他产业的官员，一般由宦官担任。

.　豹、貀，都是野兽的名字。

③　淄青，是唐代藩镇的名字，或者称为淄清平卢，也就是平卢节度使。

④　山南，即唐代的山南道，后分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相当于今天陕西秦岭以南，四川东部，湖北西部地区，治所在襄阳。江淮，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在唐代为江南道，后分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岭南，即唐代的岭南道，相当于现在的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关内，就是关中地区，相当于现在的陕西省渭河平原一带，唐代为京畿道。河东，即唐代的何东道，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地区。剑南，即唐代剑南道，相当于今天的四川地区。

⑤　缗，是穿钱绳子。

⑥　版籍，即户口簿。

⑦　主，是本地居民；客，是外地迁徙到某地的居民。

⑧　丁、中，唐代，男子满十六岁称为“中男”，满二十一岁称为“成丁”。

⑨　度支，是总理天下财政的官员，本是户部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之一，后来度支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多以重臣以他官兼任。

.　捡，是检查。

.　符牒，即文书。

.　令考，唐代考核官员，一年考核一次。

.　颔，是点头。

.　颐指，是以口指使。

.　仲虺，是商汤时候的贤臣。

.　吉甫，是周宣王时的贤臣，即伊吉甫。

.　阙，是过失。

.　愎，是刚愎自用的意思。

.　愞，是懦弱、胆怯的意思。

.　散试官，是有职衔而不管事的官。

.　青朱、金紫，都是官员官服的颜色。按照唐朝的礼制，三品以上官员为紫色，四品为深绯，五品为浅绯，六品为深绿，七品为浅绿，八品为深青，九品为浅青。胥、徒、舆、皂，都是衙门中的差役。

.　长牒，是官方给即将远行的人的一种证明文书。

.　续食，是路上的口粮。

.　土著，指本地居民。

.　税外方圆，指藩镇于朝廷规定的常税之外，巧立名目，括取民财，进贡皇帝。

.　西川，即是前面提到的蜀中，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地区。

.　观察使，是唐代派驻各道的监察官，后来成为地方的军政长官。

.　幕僚，观察使的属官中有判官，因为其在幕府中工作，故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