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导言

“历史的真正研究对象”，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说，“是人类的思想：应该渴望知晓不同时代人类生活的信仰、观念与情感。”

前面的章节讲述了中世纪的制度与大事，细心的读者定会发现中世纪时期人们的些许心智。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比时代精神孕育出的大学更能反映出千年间的纯粹智识生活的了。为此，本章将讨论这些学府及其所讲授的东西。

262.大学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

回想一下，从9世纪初到11世纪，知识的灯火都由这些查理大帝在其帝国内建立的教堂和修道院学校点亮，虽然整个10世纪火光暗淡，但中古世纪早期许多颇具影响力的人物都与这些教会神学院密切相关。

但到了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一场新的思想运动在西部基督教世界掀起，并注定对这些学校产生深远的影响。多种因素导致了此次精神复兴：城镇世俗生活的扩大；教会和国家对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日益增长的需求；特别是西班牙和东部希腊-阿拉伯文化的激发与影响，此时通过十字军东征带给了基督教西部。

这样一来，新觉醒的智识生活使得对更先进、更专业的教育产生了需求，特别是能够培养医生、律师或政治家等的更职业、更自由、更世俗的教育体系(99)，这是修道院学校无法企及的。

正是为了满足这些新需求，大学应运而生。大学早期的历史极其模糊，正如劳里（Laurie）所说，因为很多古老的大学“在发展却未创立”。其中一些只不过是大教堂或修道院学校的延伸；另一些则是在商业城镇发展起来的世俗学校，特别是在意大利的城市里建立的学校具有几乎完全世俗化特征和实用化目的的教学特征；还有一些新学校建在已有的教会和修道院学校附近，但却逐渐掩盖了它们的光芒。

教皇庇护新兴学校，“相信所有学识都会服侍上帝的荣耀与教会的正义”；皇帝和国王授予新兴学校特许状，确认已获特权或给予新的豁免，希望它们能够成为帝国或君权的桥头堡；城镇培养新兴学校，因为它们可以带来盛名并引来居民与贸易。(100)

大约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早期的大学得到君权和神权的双双认可。3所最古老的大学分别是以医学教师而著称的萨莱诺大学（University of Salerno）(101)；以法律教育而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以及以神学博士的权威而受人敬仰的巴黎大学(102)。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成为后来大学组织与管理的样板。巴黎大学还赋予了其他学校可以学习的章程与规则，因而获得了“大学之母和中世纪西奈（Sinai）”的称号。

263.大学组织：“同乡会”或协会

中世纪城镇中的外来人口就同古希腊的外来人口一样，几乎不享有任何政治和民事权利；而绝大多数大学的情况是，学生甚至老师几乎都是非本城镇的市民。只有了解这两个事实，才能理解中世纪大学的许多特征。(103)

因此，出于友谊、互助和“打抱不平”的目的，要么学生们独自，要么同老师一起，根据来自国家的不同组成协会，后来被称为“同乡会”（Nations）。在巴黎大学有4个此类协会，而在博洛尼亚大学则有36个之多。(104)

出于各种意图和目的，这些协会成为行会并在各行业复现，就在大学兴起初期，商人行会、骑士团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正是这些行会行使或享有着特权，通常包括免税收、免兵役，并且免受普通法院的管辖。因此，早期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我管理和自我裁判的自治体，简言之，“文学共和国”同城镇的民事当局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其所在的城市在独立城市生活的年代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

264.学生与学习生活

中世纪大学里的学生人数众多。当时最受欢迎的大学应该有15000到30000人之多。这些数字值得怀疑，可以像看待其他中世纪的数字一样，仅仅是“比喻众多”之意，但人数多却是确定无疑的。当时，思想躁动相当普遍，所有渴望获得知识的人必须到某个学府求学，因为手写书本稀缺且昂贵，使得居家自学绝无可能。许多参加非专业课程的学生都是12岁左右的男孩，相当于现在的中学生；另外，学生群体中也有许多成年人，其中有教士、教长、执事和其他要人。此外，这个数字还包括许多既非学生也非教师的人员，但通过为大学提供各种形式的劳务也共享其成员的豁免权。

在寝室和校舍制度引入之前，早期的大学生活管理混乱、极不规范。在那个粗暴野蛮、无法无天的时代，学生阶层也并未好到哪儿去；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他们似乎更糟。因为学生群体中有许多年轻富有的浪**之徒，发现大学是最惬意的虚度时光的地方，许多野蛮粗鲁之辈，经常夜里在酒馆斗殴搞得市民惶恐不安；甚至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伏击商旅；更有犯下“许多人神共愤罪行”的人。

不同学生组成的“同乡会”之间存在着许多种族偏见和敌意，有时甚至在教室里也会出现聚众闹事的情况。然而最严重的纠纷还是产生于学生和市民之间。“城镇与学袍”之间的分歧和争斗普遍存在，并经常导致尤其是教师和学生群体的整体迁徙。

265.学科分支与教学方法

大学里三个最重要的专业分支是神学、医学和法学。神学教授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以及许多其他知识。医学是希腊人传下来并由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加入进来的科学。法学包括民法和教会法。很难说自然科学已经存在，当然在炼金术中隐藏着化学，而在占星术中也隐含着天文学。托勒密学说（Ptolemaic theory）认为地球是旋转天体的静止中心，描绘并模拟了宇宙结构的图景。(105)

所有大学的教学方法都一样：缺乏独立性的文本研读，即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解释、注释和评论，达到一种崇拜甚至近乎迷信的程度。因此，在神学中就是对《圣经》以及早期教父（Church Fathers）和教会博士著述的研读；在医学上，解读阿拉伯评论家阿维森纳（Avicenna）和阿威罗伊（Averroes）评论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的作品；在自然科学方面，则研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在民法中，对《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的著作进行评论，在教会法中，对教皇及大公会议的裁定和教令进行评价；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没有对体验、观察和实验的任何严格要求；在解剖学上，讨论代替了解剖(106)。书本被认为比自然本身更权威。宇伯威格（Ueberweg）说：“即便视亚里士多德为宗教创始人也不会被质疑。”如若谁胆敢批评“知者之师”，就会被视为傲慢与不敬。

15世纪大学里的听众

这种学习模式部分源于模仿神学必须坚持研读权威可靠文本的教学方法；还有部分源自书籍的匮乏，使得教师口述、学生记录并且背诵才是把这些学院中的著作延续下去的唯一可行方式。

普通课堂在私人或租住的房间。“同乡会”的大会及其他大型集会则在为此而借用的某个可用的大教堂或教堂。大学本身起初没有宿舍也没有礼堂(107)。杰索普博士说：“人先来，砖头和砂浆很久之后才到。”而近现代大学的创建方法则恰恰相反。

266.经院哲学；经院学者的学术领域

一种哲学方法在早期教会学校出现，并在后期的大学中得以发展，因其发源地而得名为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而其代表则被称为经院学者（Schoolmen），或经院哲学家（Scholastics）。

经院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将基督教教义改变成科学形态，将神示与理性、信仰与科学加以调和。任务中所运用的工具便是逻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即正式的三段论推理。通过应用这一工具，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神学学科，就像几何学科一样，应该包含建立在原理和精确定义基础之上的无可置疑的定理与推论。因此，基督教教义接受了逻辑和科学的论证，论证如此完全而绝对为的是迫使包括怀疑论者、异教徒和萨拉森人在内的每个人都接受这一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典型的经院学者并不质疑教会神学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他们接受早期教父的所有著作，以及教皇和大公会议的教规与教令，并且毫不质疑。他们不会问：是这样的吗？只是问：如何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因此，他们毫不怀疑圣餐中的面包与葡萄酒变成了真正的肉与血，但力求得知此种变化的必要性及其方法；他们毫不怀疑天使的存在，但努力推出不同的天使等级及其存在方式；他们毫不怀疑基督的受难和殉道救赎了人类，但全力探寻赎罪的必要性及替代的方法。他们坚信万事皆有缘由，既然上帝赋予了人类推理的能力，他们定要找到终极的原因。所以，单凭着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他们开始着手将大量的教会教义改变成理性的制度体系。组织、解释、证明、协调、分类和三段论，这就是经院学者的任务。

但是，经院学者很快就意识到，有一些神示方面的问题，如三位一体（Trinity）、道成肉身（Incarnation）和复活（Resurrection）的教义，无法证明。因此，这些与此类似的教会教义，被后来的经院学者从辩论场上剔除，放在一旁作为“神示之谜”，只能当作信仰接受。

267.早期的经院学者；阿伯拉尔

爱尔兰教师、哲学家约翰内斯·司各特·爱留根纳（John Scotus Erigena）曾受查理大帝之孙秃头查理的邀请来法兰西执掌皇家学校，有时被称为经院学者第一人；但更多人认为这一头衔应该属于诺曼底贝克修道院（Monastery of Bec）院长，后来成为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圣安瑟伦（Saint Anselm，1033—1109）(108)。此类经院学者的经典格言是：“我欲明，故我信”（Credo ut intelligam）。他的精神观点还可以通过他的宣言进一步表露：“真正的哲学即是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宗教亦是真正的哲学。”

但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早期经院学者要数皮埃尔·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1079—1142）。他师从巴黎大学的著名神学家洛色林（Roscelin）和香蒲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这位自负而又早成的学生在威廉的课堂上与其论争并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难堪，很快，这位学生自己就成为了最深奥的形而上学和神学课程的讲授者。阿伯拉尔是“无与伦比的心智**者”。自苏格拉底（Socrates）之后，世界上似乎再没有出现过如此吸引雅典年轻人的老师了。在巴黎大学，据说有超过5000名学生挤满他的课堂。阿伯拉尔因众所周知的丑闻而遭受羞辱与迫害，起初退隐到一个修道院，后来到特鲁瓦（Troyes）的偏僻之处。但仰慕者追随他来到穷乡僻壤，人数众多，以至于在其退隐之地形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

阿伯拉尔

阿伯拉尔将经院哲学理性化一切的倾向推向了极致。他教导：“相信教义，并非因为上帝说过，而是我们相信通过推理确实如此。”他宣称怀疑是追寻知识的起点，并收集了早期教父在每个可信的神学问题上相互矛盾的观点，写成了《是与否》（Sic et Non/So and Not So）一书，目的明显是为了激发自己的门徒达到此种理想的精神状态。

教会保守派被这一理性化的哲学吓坏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鼓动者克莱尔沃的伯纳德，加入了反对这位人类理性的狂妄斗士的行列。伯纳德的理论是：人是通过心灵获得知识，而不是智力。他正言道：“爱上帝与知上帝成正比。”他以“天地之事，其无所不知”来指控阿伯拉尔恃才傲物，控诉信仰已不再，人类理性篡夺了一切。

伯纳德以同阿伯拉尔相反的理论与观点揭示着被称为神秘主义（Mysticism）的情感宗教与阿伯拉尔所代表的经院学者的理性主义之间无法调和的对立。

时势与阿伯拉尔相悖。他的某些观点遭到两次大公会议的谴责，并被迫烧毁了部分著作。这是中世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教会权力与思想自由之间的冲突。

阿伯拉尔作为哲学家的光辉形象因个人的严重错误失色不少。阿伯拉尔受人所托教育一位生性聪慧的迷人少女爱洛伊斯（Hedoise/Hélo?se），但却背信弃义。师生之间的秘密婚姻注定要悲剧收场。“阿伯拉尔和爱洛伊斯的故事”成为12世纪最为浪漫却又最为忧伤的传说。

268. 13世纪的经院哲学；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纳

13世纪见证了经院哲学的新发展。西部基督教新智识活动的推动力与许多其他类似的刺激一样，也源自古希腊。这次来自多种渠道：一是西班牙的阿拉伯学校；二是希腊-阿拉伯学识得到腓特烈二世皇帝庇护的意大利南部地区；三是通过十字军战士占领君士坦丁堡建立起来的拉丁人的西部同希腊人的东部之间的紧密关系。

大阿尔伯特

13世纪的前二三十年，经院学者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首次获得了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作品。在此之前，他们只知道他的逻辑学；但在这个时候，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均被翻译成为拉丁语——起初译自阿拉伯语或希伯来语版本，后来直接从希腊文本翻译过来。连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经院学者也获得了相关阿拉伯和犹太注释者的作品(109)。首位得到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作品的经院学者是黑尔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Hales，卒于1245年）。

这些新鲜的哲学与科学知识对西部基督教思想家的巨大影响怎么夸张都不为过，经院哲学的伟大时代就此到来。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是新运动最重要的中心；托钵修会孕育了最杰出的代表。

来自多明我会的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bertus Magnus，1193—1280），或“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第二”；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1225/1227—1274），被称为“天使博士”（Angelic Doctor）(110)，是阿尔伯特的得意门生。作为哲学家，这些经院学者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而他们的名字也同这些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联系在一起。

托马斯·阿奎纳

作为中世纪时期最伟大的经院学者及神学家，阿奎纳的声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巨著《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在厚重的书页之上，所有已示的真理、所有教会的教义、所有相关的知识都通过无可辩驳的逻辑进行了系统地编排与衔接，使其成为一本完全可以理解的绝对科学之书(111)，被视为正统天主教的经典。教皇利奥十三世（1878—　）(112)在通谕中称其为“所有学习场所最亮的光”，并告诫所有的老师“要将托马斯·阿奎纳的学说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

说到托马斯·阿奎纳就不得不提到英格兰方济各会修士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卒于1308年），他以敏锐的分析才华而被称为“精微博士”（Subtle Doctor）。“邓斯·司各脱的思想，”米尔曼教长说，“似乎是一台绝妙的推理机器；无论扔进去什么，出来的都是三段论。”上述历史学家认为邓斯这种精神产品的价值是“人类思想史上最美的真相”。

邓斯·司各脱反对托马斯·阿奎纳的某些思辨观点，使其成为了对立哲学学派的首领，他的信徒被称为司各脱主义者（Scotists），而另一派的追随者被称为托马斯主义者（Thomists）。

269.经院哲学科学的一面；罗杰·培根

典型的经院学者是逻辑学家，将推理的对象同神学相联系是其最高价值；然而，也有一些经院学者主要致力于自然科学，并试图不是仅通过书籍，而是通过直接的个人观察和研究自然本身来获取自然知识。这种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动力主要是通过接触希腊与阿拉伯的知识而传给了基督教学者。因此，公元999年，热贝尔（Gerbert）成为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据说曾在西班牙求学的他给基督教欧洲带回了他在阿拉伯学校学到的宝贵科学知识。

在刚刚提及的西欧与希腊-阿拉伯文化初次接触以后的一段时期，大阿尔伯特用奇特的方式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同阿拉伯科学结合在一起，并在化学方面获得了有价值的发现，而且在那个迷信的年代，人们相信他在实验室中运用了不可见的、幽灵的力量。

罗杰·培根

但在经院学者时代，科学活动最杰出的代表是英格兰方济各会修士罗杰·培根（Roger Bacon，卒于1294年），因其在力学、光学、化学和其他科学方面的奇妙知识而被称为“奇异博士”（Wonderful Doctor）。他弄清了火药或类似爆炸物的成分，并在其作品中写道：“如此一来，无马之车和无帆之船便可推动自己像离弦之箭一般迅速行驶。”(113)因为他被同时代的人认为与魔鬼为伍，从而遭到迫害，入狱14年。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培根肯定是与所研读著作的阿拉伯学者为伍了。

罗杰·培根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是一本叫作《大著作》（Opus Majus）的书，其中以一种惊人的方式预测了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主张的近代演绎科学原理(114)。“先验的正确历史判断”，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White）说，“似乎将两位培根推至近乎同等的高度。”(115)

270.最后的经院学者

14和15世纪见证了经院哲学的衰落。英格兰人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卒于1347年）通常被视为最后一位著名的经院学者(116)。学术争鸣在13世纪大哲学家不称职的继任者们手中沦为了对无聊无理问题的毫无价值、漫无目的的争论。中世纪后期标志着古典文化的复兴，赋予了人们新的学问，因而无限鄙视与嘲讽这种退化的经院哲学代表。这一时期的历史对经院学者鄙视的用词用现代语来说，就是“笨蛋”（dunce）。该词原本是对伟大的邓斯（Duns）或其他学者的尊称，此时却讽刺地指那些与古典研究背道而驰的愚蠢学者，因而有了“荒谬的傻瓜”（preposterous dolt）这一今义。

271.经院学者批判

经院学者备受指责，而这种责难只适用于经院哲学衰落时期的无知学者，如果针对经院学者整体，则极失公允。

因此，经院哲学家们被指责采取了逻辑，而非观察与实验的近代科学方法，作为检验和发现真理的工具，并谴责中世纪的学者几个世纪里在精神踏车上乏味而无益的辛勤踩踏。

想要理解神学家对逻辑的**真的很难；而且，通过此种途径人类也真的无法取得智识上的实质进展。但定要懂得任何特定时期的精神和属灵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特定的时代环境，因此责备经院学者以上诸事，就如同责备他们生不逢时一样。

另外，经院学者还被指责培养了对权威卑躬屈膝的奴性。这个缺点，如果的确是缺点的话，也仅仅是夸大了人们现存于己的自认美德罢了；因为现今许多最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在所有宗教问题上，都要服从权威：要么服从《圣经》，要么服从教会，或者两者都服从。经院学者也不过如此而已。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证明他们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结论与《圣经》的教义并不冲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所有这些调和科学与神学的尝试中，近代学者只不过是在继续中世纪哲学家未竟的事业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经院学者比近代学者更服从权威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当时神学几乎是所有科学的总和，因此涵盖了中世纪时期提升心智的几乎所有学科。

272.经院学者对智识进步的贡献

经院学者在人类思想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有两个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首先，经院学者通过不断的辩论和论证激活了中世纪的思想，并在精确推理的过程加以训练。他们把当时的大学打造成了真正的精神体育馆，欧洲人在那里愉快地接受无与伦比的正式培训，并为这座精神体育馆未来能产生更丰硕的成果做了不可或缺的准备。该体系培养出的智力运动员，在思想的敏锐、分析的细致、定义的精确、辩证的技法方面，最伟大的经院学者们至今无人能及。

其次，经院学者为思想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自相矛盾，尤其是想到推理要服从教会权威是正统经院学者要遵守的基本准则之一时。但是，他们赋予人类推理的地位及其对此的不断求索，为全面而明确地主张思想自由的原则铺平了道路。塞斯（Seth）教授说：“经院哲学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恰如其分地视为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得以完成的理性发展与逐渐解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