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蛮族与罗马城镇

古罗马城镇作为进攻和防御的中心，在蛮族入侵时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在猛烈的进攻之后，许多城市的坚固城墙都成了荒原之上的“环形废墟”（Rings of Ruins）。曾经有一段时间，罗马城墙内没有一个活物（详见第62条）。在英格兰，相当一部分罗马城镇实质上已被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夷为平地。在法兰西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城镇整体上损失较少；然而，在罗马统治者的庇护之下蓬勃发展的这些城镇没有一座能够完全逃脱创伤与损害。

但无数城镇化为废墟，不只是帝国毁灭者的暴力所致。城镇人口减少与衰败的主要原因是蛮族喜欢开阔的乡村而不是城镇，他们不喜欢城墙内的生活。因此，总体来讲，在入侵的影响下，城镇生活被乡村生活取代便无法避免。截至11世纪，欧洲人口基本上同现在的俄罗斯一样，绝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口。因此，在这个时期获得第一次发展的封建主义，是一个以乡村社会而非城市社会为特征的经济和社会体系。

246.旧城镇的复兴与新城镇的建立

入侵者一旦定居下来，文明便开始复苏，古罗马的城镇开始逐渐恢复以前的地位，而新城镇也在其洗劫过的行省及古老帝国权限以外的国家里不断涌现。

新城镇的位置由多种不同的因素决定。商业与贸易的必要性指明了许多地点，并为其奠定了发展和繁荣的基础。海岸、河畔或如威尼斯至尼德兰的陆路通道沿线是有利位置，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当时货物交易、分销和运输的地点。在这样的地方发展起了一批富庶的城镇。还有很多城镇围绕城堡、边塞、军事据点而起，尤其是德意志，如现在的马林堡、哥尼斯堡等地名就是很好的例证(82)。另有一些以修道院或神殿为中心建立的城镇。扩张和发展的时代力量再次使新兴城镇不断涌现，其兴衰或许就是文明兴衰的最好见证吧。

247.10世纪城镇的快速发展

10世纪时，北欧人、匈牙利人和萨拉森人正严重困扰着西欧（详见第146条）。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城市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进行防御，武装自卫队，完善市政管理，而最重要的是修建城墙，这些有时能得到有时得不到王室或帝国的支持。在那些邪恶的时代，坚固的城墙是唯一可靠的防护。因此，与封君的城堡是用来保卫乡村有所不同，欧洲此时开始密布高墙防卫的城镇。

248.城镇纳入封建制度；城镇的反抗

当封建制度占据欧洲之时，城镇也成为该制度的一部分，变成了封臣和封建主。作为封臣，城镇当然要受制于封建制度的所有权利义务(83)，效忠于封建主；而无论封建主是贵族、王公、神职人员、国王或皇帝，城镇都必须向其支付贡金并在战争中给予援助。

由于城镇通过工商业成为了封建制度中最富有的成员，领主自然在需要钱财的时候找上门来，但需求与榨取最后变得难以忍受，就爆发了封建主与市民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导致了著名的城镇自治。

正是在11世纪，城镇反抗封君的起义变得普遍起来。此时，市民建起了坚固的城墙，也学会了战斗——如果他们确实一度忘记了这项技艺的话。于是他们就敢公然反抗其封君，给税务官吃闭门羹，甚至当封君本人跟他们来谈判之时也不例外，管他是国王还是皇帝。冲突持续了两个多世纪，最终，市民取得了胜利。

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西欧国家的城镇要么是像英格兰和德意志城镇那样用钱赎回自由，要么通过武力获得领主或封建主的特许状。然而许多领主会主动为其封地内的城镇发放特许状，授予其各种豁免和特权，以此促进城镇的发展与繁荣，并从中渔利。类似的动机促使许多领主建立新的城镇，并通过赋予该地市场特权和特定的自治权等各种豁免来吸引定居者。

249.特许城镇的地位

在许多情况下，特许状只是明确受到优待的城镇享有的惯例和特权，保证其免受封君专横跋扈的压榨；即便如此，这些特许也有极大的助益，因为在特许状的保护下，城镇可以保持人口增长，累积财富，许多国家的城镇最终都足够强大，能够摆脱对封君或封建主的任何实际依赖，成为实质上的独立国家——小的共和国。尤其意大利的城镇，更是如此；但在德意志的一些城镇，情况却并不那么明显。

然而，其他国家的城镇只在极短的时间里赢得了部分自由，法兰西的尤其短暂。到了中世纪晚期，法兰西国王在很大程度上收回了特许状和特权，将城镇纳入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并任命官员监管城镇的事务。

中世纪的城镇

250.城镇的工业生活；行会

城镇是中世纪晚期的工场。其工业生活的显著特征是某些企业或行业联合起来所形成的行会（gilds），主要分为两类：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大约11世纪，城镇的商业生活全面活跃起来，商人行会应运而生。一般来说，行会的成员是该地的主要土地所有者和商人。

行会的目的是促进成员的商业收益，当然也同其他行会一样，有着社会、宗教和政治立场。事实上，正是其政治活动赋予了它们重要的历史地位。行会在许多城镇里实际上组成了城镇政府的工业和贸易部门；在一些地方，特别是英格兰，市政事务的整体管理曾一度被行会成员实际掌控。

后来，随着贸易的发展，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已经被商人行会接纳为成员的工匠，开始在早期社团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行会。这类行会于12世纪出现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城镇。制鞋工、烘焙工、织布工、纺纱工、染色工、碾磨工等等，都有行会。在一些城镇甚至有50个以上的行会。

欧洲大陆的这些市民社团一发展壮大，就开始跟贵族的商人行会为了分享市政管理或是参与垄断经营而展开激烈斗争。这种冲突的一些特点令人联想起了古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争端持续了两个多世纪，13、14世纪是欧洲大陆斗争的高峰，在此期间，城镇混乱不堪。总的来说，工匠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商人行会降级为城镇政府的下属机构或被手工业行会吸收。

14、15世纪期间的城镇内部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会多种多样的活动史。然而，此处限于篇幅，难描梗概。只能指出这些令人关注的行会在中世纪城镇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251.汉萨同盟

在11、12世纪，北欧的城镇开始扩大其商业联系，但普遍存在的不安全和混乱状况给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因素。商人通过陆路将货物运往意大利的市场上销售，但却冒着落入虎视眈眈盯着各条路线的强盗贵族之手的风险，要么被全部劫走，要么交一笔很不合理的买路钱。在这些强盗贵族的眼中，平民商人没有权利得到他们的尊重。经由波罗的海和北海前往意大利的水路也不安全。海盗船在这些水域游**，将任何一艘他们可能制服或诱撞于危险海岸的不幸商船作为战利品。

最后，大约在13世纪中叶，以吕贝克（Lubeck）和汉堡（Hamburg）为首的德意志城镇，开始结成临时联盟，保护它们的商人免受海盗和强盗的侵袭。这些临时联盟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84)，而在近14世纪中叶的时候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德意志北部有80多个主要城镇加入同盟，但加盟总数并不确定。

汉萨同盟的货船

同盟拥有陆军和海军，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的权力，是“中世纪的海上德意志”。它战胜了丹麦国王，并以开战威胁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迫使其对同盟商人作出重大让步。

为了促进成员的交易业务，同盟在不同的外国城镇设立工厂、仓库、客栈和教堂，管理着像修道士一样发过绝色誓言的人们。这些商站与现在欧洲人在远东国家建立的殖民地颇有几分相似。同盟中最著名的外贸商站是布鲁日（Bruges）、伦敦、卑尔根（Bergen）、维斯比（Wisby）和诺夫哥罗德（Novgorod）。佛兰德（Flemish）城镇布鲁日是意大利和北欧之间的重要中转站；伦敦商站联盟建立之后控制了大部分不列颠岛的运输，最终损害了英格兰商人的利益；卑尔根是挪威和冰岛之间的贸易中心；维斯比则是瑞典和芬兰的贸易中心；而诺夫哥罗德，则汇集罗斯等域外国家的货物销往西欧各地。同盟因此成为了巨大的垄断集团，为其成员的利益努力控制整个北欧的商业贸易。

252.汉萨同盟解体的原因

多种原因导致汉萨同盟城镇繁荣的衰落以及同盟的解散。其中最主要的是曾经一度在商业上受制于德意志商人的民族发展了自身的工商业，当地的商人自然妒忌这些外国人，及其所建商站的土地权益，进而为了一己私利废除了先前授予的特权，并鼓励本地工商业的发展。

另一个导致其衰落的原因是欧洲民族总体文明程度的进步，以及民族国家政府实力的增强，能够打击陆路的强盗和水路的海盗，并拥有了比同盟更强大的陆军和海军。

其他导致同盟解散的原因中还有一个应当提及，就是作为德意志北方城镇重要产业的鲱鱼渔业的革命。在同盟成立之初，该产业一直依赖汉萨同盟控制的波罗的海海域，但15世纪，渔场转移到了尼德兰附近海域。就这样，德意志城镇收益不菲的产业实际上相当于拱手让给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与鲱鱼渔业革命同时发生的还有15、16世纪的航海大发现，使得商业活动中心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港口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港口。最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和与之相伴的宗教战争导致许多汉萨城镇沦为废墟，从而使同盟彻底解散。

253.意大利城市早期发展的原因

中世纪自治城市获得最大的发展、权力和影响还是在意大利。诸多情况和原因促成了其早期的快速发展。

首先，这些城市比任何意大利以外的城市更为真实地继承了伟大罗马的往昔，就算其中大多数古老市政管理的实际机制已经不复存在，但鼓舞人心的回忆与古老时代的自由传统还没有被忘怀，甚至可以说铭刻于心。

其次，这些城市政治的发展得益于伦巴第人破坏了半岛的统一。由于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城市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巨大的管理责任，并在同独立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相互支持。

再次，由于相对少量的蛮族入侵半岛，封建制度在这里并未取得很大进步，反而有利于自治城市的发展。在城市与封君之间的斗争中，城市取得了胜利。其他地方的城市被分封给了贵族，而恰恰相反，这些地方的贵族服从城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领主们都成了城市的公民。把封建贵族吸收为城市公民大大地强化了城市，并且极大地促进了生活多样性及刚毅性格的发展，成为这些城市共和国市民的显著特征。

最后，教皇和皇帝之间的长期斗争大大加强了意大利城市的自由。教皇和皇帝为了同对方争斗不断地为城市提供帮助，城市借机坐收渔利，实际上独立于任何一方的掌控。

但意大利海岸城市物质繁荣的主要直接原因和政治权利的重要间接原因都是它与东部的贸易，以及十字军东征所赋予的巨大推动力。十字军东征把庞大的运输业务送到了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手中，令其赚得盆满钵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它所催生的贸易仍在继续。返乡的十字军战士带回了对东方习俗和观念的兴趣，创造出了对高雅与奢华商品的大量需求，而这些只有同东方保持贸易往来的意大利商人可以提供。

这些意大利城市的政治史错综复杂、无趣乏味；但是关于社会、艺术和商业的记载形成了中世纪最辉煌的篇章。然而，有三个重要的政治史事件不得不提：（1）伦巴第联盟的形成，（2）12、13世纪的权力纷争，及（3）暴君的崛起。此处对其进行逐条讲解，之后再讨论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商业和精神生活中更为有趣和有益的情况。

254.伦巴第联盟

当腓特烈·巴巴罗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详见第226条），意大利的城市遇到了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腓特烈对帝国及其治下的天授之地有着崇高的理想，因此他坚定不移地维护君权的至高无上，这不仅是雄心壮志的自然流露，而且是义不容辞的伟大理想。他无疑受到当时正以极大热情研究古罗马法典的民事律师的影响。这项法律让皇帝对治下的城市拥有几乎绝对的管辖权。自然而然，腓特烈在法学家的影响下，应该让自己确信：意大利城市的自治已侵犯了皇帝的权威，而他收回由前任拱手让出的权力理所应当。他将会像查士丁尼、查理大帝和奥托一世那样统治整个帝国。

腓特烈拥有这种皇帝大权独揽的理想，那么，他同意大利城市之间的斗争便不可避免。对城市来说，皇帝的主张意味着暴政与专权；对皇帝来说，城市的主张意味着放纵与混乱。因此，当腓特烈试图在城市上安置自己的法官以剥夺其发动私人战争的权利并实行其他限制时，长达30年的武装冲突随即爆发。皇帝与其城市封臣之间的这场战争，正如后期的美国内战（Civil War）一样，都是为了宪法定义而战，只是此时需要定义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不成文宪法。

腓特烈多次率军进入意大利，旨在强化自己的权力，他占领并焚毁了伦巴第的几座城市。最后，英勇抵抗皇帝大军的强大米兰（Milan）于1162年被攻占。他把居民分散到村庄里，按照古希腊摧毁城市的方式，将城墙和建筑物夷为平地。

被称为伦巴第联盟（Lombard League）的同盟由流亡的米兰人和大批意大利北部城市组成，旨在报复皇帝对米兰犯下的罪行并抵抗他的野心。这些城市团结一心、坚定不移地珍惜自己的自由。最后，在1176年的莱尼亚诺战役（Field of Legnano）中，米兰人及其盟军集结在插有军旗的神圣战车(85)周围，大败帝国军队。

莱尼亚诺战役是自由编年史中的著名战役。“就是这些少有的战役之中”，历史学家加伦加（Gallenga）写道，“人类的鲜血流得崇高而神圣”。1183年，一份休战6年的协议拉开了《康斯坦茨和约》（Peace of Constance）的序幕。在这份协议中，皇帝对城市的统治权实际上被削减为有名无实、闲置的宗主权(86)，同时，城市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与发动私人战争的权利得到认可。

255.意大利城市之间的纷争；自由时代

意大利的这些城市保留或恢复了自由，在《康斯坦茨和约》中保住了发起私人战争的宝贵权利。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特权，特权最后被滥用，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困扰与苦难。在一个多世纪里，它们一次接一次地对彼此发动痛苦而血腥的战争。

纷争的原因繁多而又常见。西蒙兹说：“城市为了控制港口、海峡、河流、道路以及任何获得财富与繁荣的渠道而战。”但是，除了各个城邦之间纷争的众多类似原因外，城墙之内也都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意大利人无法置身事外的教皇与君权之间的斗争，将每个城市的人民都一分为二：吉伯林派（Ghibellines）拥护皇帝；归尔甫派（Guelphs）(87)支持教皇。两派之间展开了几个世纪的争斗，在各国内斗的历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激烈、更恶毒的了。

城市的混乱和暴力还另有一个多事之源就是封君的存在。在其他国家，这些好战之人同其封君在乡村的旷野中争斗，而在意大利，却是在城市的街道上。

然而，虽然充满了罪恶，但“自由”，当希罗多德（Herodotus）在谈到雅典及其自由公民的成就时宣称，“自由乃美好之事”。意大利城市得来不易的自由孕育了市民的伟大才能与美德。圭恰迪尼（Guicciardini）将意大利城市在12、13世纪的繁荣与灿烂文化归功于其所享有的独立自主。

256.暴君的崛起

意大利城市间的不断战争及党派间的无尽纷争，同古希腊城邦之间无休无尽的斗争与分裂导致了同样的问题：民主制度被推翻，两败俱伤的战争与冲突导致了混乱，而混乱最常导致的便是专制。

在13世纪末，几乎所有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共和国都沦为了教皇辖地，只有威尼斯、热那亚和托斯卡纳的城市落入了内部的暴君之手，他们的累累罪行以及无法容忍的暴政，使其同篡夺古希腊自由城市最高权力的僭主一样可憎。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非凡的“犯罪活力”，无尽的邪恶使其统治区域内充满了暴力与恐怖。

这些篡位者能够夺取城市最高权力的一个原因是居民尚武精神的衰退。市民们忙于生意，将城市的防卫委托给雇佣兵。这些雇佣兵的长官被称为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i），其中一些是外国冒险家；都是为钱而战的士兵。他们发现很容易推翻其所守卫城市的自由。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宣称“意大利的堕落并非源于其他原因，而是其多年奉行的雇佣兵制度”。

257.威尼斯

意大利最著名的城市威尼斯，起源于5世纪为躲避匈奴王阿提拉的狂暴而逃到亚得里亚海湿地中的一些难民所建的简陋棚屋。难民以此躲过了没有船只的蛮族的追击，开始在一些浅岛上建造了几处小村庄，最后在接近7世纪末的时候，合并成了一个单独的城市，其首领的头衔为公爵，或总督（Doge）——这个头衔注定要获得广泛的声誉。

9、10世纪时，小共和国的战舰捍卫着亚得里亚海的贸易不受诺曼和萨拉森海盗船的袭扰，或是击退斯拉夫和匈牙利蛮族的强大攻击。为获得保护，亚得里亚海对岸的一些希腊城市将自己置于它的管辖之下。几个世纪后，征服与谈判逐渐扩展了威尼斯的领地，直到最后控制了东地中海的海岸和水域，正如第一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掌控着西地中海一样。

甚至在十字军东征前，威尼斯就已与东方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后又通过十字军东征极大地扩展了贸易规模。意大利同埃及和叙利亚港口之间的水域被其运输船和战舰的白帆所遮蔽。这令人回想起它参与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导致拉丁基督徒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分得了东部皇帝的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和大多数希腊岛屿及海岸土地，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海上帝国。

中世纪的威尼斯

威尼斯内部史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在13世纪末闭锁了负责召开立法与行政会议的威尼斯大议会（Great Council）。当时的大议会议员由城市不同地区的代表组成，实际上掌管着共和国的事务。大议会是一个选任机构，每年重选；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每位公民都有资格当选。1297年至1317年间的一系列决议和法令形成了一个法案，大议会中的议席仅限于当时已在其中的代表家族。至此，威尼斯这个名义上的民主政府通过这种手段摇身一变成为排他的寡头政治，该特征一直持续到500年后威尼斯共和国垮台。

同时，大议会把平民关在了门外，于1311年创建了所谓的“十人执政团”（Council of Ten）。这是一种公共安全委员会，执掌逮捕和监禁等大权，职责之一便是防止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它的决议具有神秘性与保密性，其中许多都残酷而专断；尽管这样比较或许有失公允，但其名声可以同罗马的十人委员会（decemvirs），或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相提并论了。

威尼斯在13、14和15世纪达到了鼎盛，在地中海的霸权，就如现今英格兰对海洋的掌控一样彻底，每年都会通过向海里扔下一枚戒指这样的独特仪式举行威尼斯与“亚得里亚海的婚礼”（Wedding the Adriatic）。该习俗由此而来：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感激威尼斯人在他同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斗争中为其助阵，赋予总督一枚戒指，并说：“以此作为统治海洋的象征，你与你的继任者每年为威尼斯和亚得里亚海举办一次婚礼，这样人们便知海洋属于而且服从威尼斯，就如新娘服从她的丈夫一样。”一年一度的庆典是中世纪最光辉灿烂的场面。

威尼斯人使用的驳船

著名的政府造船厂（Arsenal）体现出了威尼斯的海洋实力与优势。这包括了一系列的码头、船坞和满是海军军用引擎及各种军需品的大仓库。在城市最繁荣的日子里，造船厂雇用了16000名造船技师、工人和守卫。它的能力在一件事上便可见一斑：法兰西国王来访期间，一艘战舰在两个小时内便建造、装备完成并下水。政府造船厂仍是欧洲的名胜之一，吸引着好奇的旅行者。但丁《地狱》（Inferno）(88)中对此地有著名的描述，那无疑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

威威尼斯的衰落始于15世纪，当时奥斯曼人的征服剥夺了亚得里亚海以东的大部分土地，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瓦斯科·达·伽马开辟了去印度的连续水路，给了威尼斯的商业致命一击。此后，东方贸易的起点便从地中海的港口转为大西洋的港口。

258.热那亚

位于利古里亚海岸（Ligurian）的热那亚，是意大利仅次于威尼斯的最强大的海上城市。热那亚在早期击败了邻近的竞争对手比萨(89)，然后开始与威尼斯激烈争夺东方贸易的控制权。

中世纪的热那亚

同威尼斯一样，热那亚在十字军东征中收获颇丰。大繁荣时期可追溯到1261年，希腊人从拉丁人手中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出于对威尼斯人的嫉妒，热那亚帮助希腊人收复了君士坦丁堡，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各种商业特权便是对此举之回报。热那亚人很快在攸克辛（Euxine Sea）(90)海岸建立了商站，取道黑海和里海（Caspian）同东亚开展利润丰厚的贸易。

威尼斯人也嫉妒热那亚的繁荣，导致两个竞争的共和国三番五次地开战。在近两个世纪里，像罗马和迦太基的海军一样，剑拔弩张的两国舰队也在争夺着海洋霸权。1380年，热那亚海战惨败，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对其繁荣的最后一击是蒙古人和奥斯曼人侵入欧洲，后者于1453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热那亚商人被赶出黑海，与东亚的贸易往来随之完全中断；因为威尼斯人控制着埃及和叙利亚的港口，以及取道幼发拉底河和红海前往印度等国的南部路线。

热那亚仍然有许多建筑遗迹，尤其是精湛的宫殿，承载着在该城邦享誉世界的辉煌时期、艺术家的才华、商人贵族的富有与慷慨。

259.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91)是“意大利共和国最显赫与最幸运之地”，虽然位于阿尔诺（Arno）河畔使其无法像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那样开展海上贸易从而获得财富和地位，但是它通过市民的技艺、勤奋、进取与才华把佛罗伦萨打造成了中世纪晚期伟大的工业、金融、文学及艺术中心。

中世纪的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纺织的羊毛和丝绸制品以及制作精细的珠宝享誉世界各地。城中的金融机构使它成为了欧洲的货币中心。杰出的市民中有诗人、政治家、史学家、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中世纪的任何城市都无法在数量上与之匹敌；的确，佛罗伦萨孕育的伟大人物的数量也是除雅典之外古往今来任何城市都难以企及的。在长长的名人卷轴中，有但丁、彼特拉克（Petrarch）、薄伽丘（Boccaccio）、马基雅维利、米开朗基罗（Michael Angelo）、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伽利略（Galileo）、阿美利哥·维斯普西（Amerigo Vespucci）和美第奇（Medici）等。

没有任何一个意大利城市比佛罗伦萨城墙内的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的斗争更持久、更激烈、更血腥的了。一方的胜利通常以另一方的领导成员被屠杀或流放为标志。因此，命运变迁导致佛罗伦萨最著名的市民也会不时出现被流放的情况，正如民主的雅典的陶片放逐法（Ostracism）(92)是失利一方领袖的命运一样。

然而，尽管城内分歧不断，佛罗伦萨的财富、影响与声誉仍在纷乱中与日俱增，并孕育出了许多杰出人物；或许人们认为这一冲突与动乱时期的不利环境造就了他们的伟大也不为过。毋庸置疑，但丁《神曲》（Divine Comedy）就是源于他所尝到的不幸、失败与放逐的辛酸。

15世纪初，佛罗伦萨落入了著名的美第奇家族手中(93)；佛罗伦萨的这一本地家族通过商业经营变得富裕而强大。如罗马的首批恺撒一样，他们的专制在早期民主制度的结构下得以持续。幸而这些自由的篡夺者是开明的独裁者，通过对艺术家和学者的慷慨赞助、对宏大公共工程的慷慨解囊以及对佛罗伦萨宫廷荣耀的精心维护，使得他们的统治被广泛接受。

260.中世纪城镇对文明的贡献

近代文明从中世纪生活的三大中心——修道院、城堡和城镇之中继承了很多遗产。修道院孕育了隐修制度，贵族城堡打造了封建制度，而居于其中的修道士和贵族也促进了文明的进步（详见第48和151条）。这里要关注的是城镇带来了什么，而居于其中的市民又给欧洲的生活和文化作出了什么贡献。

首先，中世纪城镇将一些有价值的经济理念和原则留给了近代城市。正是在这些城镇的中心，就如在早期的本笃会修道院，如果刨除《希伯来书》的教义与习俗的话，几乎是历史上第一次解放了劳动力，并去除了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烙印(94)。一般来讲，在古希腊和意大利的城镇，除了大宗贸易外，所有的手工工作都要交给奴隶来做；从事经营的市民在某些情况下会受到剥夺市民身份的惩罚，因为这被视为丢了他自己的脸，或者用柏拉图（Plato）的话说，“有辱父辈”（Thrown Dirt on His Father’s House ）(95)。恰恰相反，在中世纪的城镇，只有商人和手工业行会的成员才能进入并参与市政管理。这就意味着，在这里劳动不再卑微，至少劳动者自认为劳动光荣。城镇的工业制度就是基于这种对劳动的新理念，并依靠自由而光荣的劳动将城镇送入了近代时期。除了政治权力之外，这应该是城镇留下的最伟大遗产了(96)。

其次，城镇是近代商业的发源地，即在相距甚远的城市和土地之间进行大宗贸易。正是通过中世纪商人的行动和进取，为大规模国际交流与运输体系奠定了基础，成为近代欧洲文明的典型特征。

再次，中世纪的自治城镇及修道院孕育了被誉为“自由城市生活的美丽之花”的建筑、雕塑和绘画。这些别具一格的高墙古宅、精心雕饰的金色大厅、赏心悦目的门拱通道、宏伟壮丽的宫殿教堂在近代欧洲随处可见，见证了中世纪城镇的建筑与艺术的历史。

再者，这些城镇是近代政治自由的发源地。当政治社会由阶层构成的时候，城镇赋予了社会一个新的阶层，从而打造了政治自由。在 11、12 世纪，参与国家管理的只有两个阶级或阶层：贵族与神职人员。城镇的居民成长为一个被称为第三等级，或平民等级（Commons）(97)的新阶层，并注定拥有巨大的政治前途。在13、14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城镇的代表开始同贵族和神职人员并肩出席国家的定期会议或议会。(98)

此外，正是意大利这些最独特的自由城市把文艺复兴赋予了世界。意大利商人的商业关系不断延伸，使他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同希腊人、摩尔人及鞑靼人交流，同穆斯林、异教徒及无宗教信仰者沟通，为其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同无知而狭隘的十字军战士通过跟不同民族与文明接触产生的影响完全相同。最后，这些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市民参与到大型公共事务中，增进了能力，拓展了知识。因此，是商业精神主宰着这些城市自由、活跃、多变而艰苦的政治生活，对中世纪时期本质上最伟大的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思想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详见第28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