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索格仍在奋力抗争，在辩论中，他是相当要命的。他彬彬有礼，但往往充满怒气。他温顺、谦虚，但他不欺骗自己。他肯定是正确的，有一股巨大力量，从他的肚子里冒出来，在腿上燃烧。很奇怪，愤怒取得了奢侈的胜利!赫索格尖锐、辛辣。尽管如此，他知道消除错误不算讽刺。他开始对胜利有了新的恐惧，对不受约束的自治感到恐惧。人都有天性，但天性到底是什么？那些自信满满地描述过天性的人，例如霍布斯、弗洛伊德等，告诉我们什么是“内在的”，但他们并没有帮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卢梭也是如此。T.E. 休姆反对引用完美浪漫主义来解释人性，对此我表示认同，但我不喜欢他的狭隘和压抑。现代科学最不关心人性的定义，只知道做研究，却默默地获得了最深刻的认识，凸显了智力的巨大作用。这个真理也许可有可无，但是，改变关于人性的定义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赫索格突然放弃了这个主题，多变是他的特点。
纳赫曼，他写道，我知道，上周一我在第八街看到的就是你。你躲着我。
赫索格的脸色阴沉下来。那个人就是你。我们是近四十年的朋友，小时候，我们曾经一起在拿破仑街上玩耍。那里是蒙特利尔的贫民窟。
那人是赫索格的发小，他戴着一顶垮掉派的帽子，突然出现在同性恋者常去的街道，那些同性恋者留着络腮胡子，眼睛周围画了炫目的绿色眼影。他长着一只大鼻子，留着白色的头发，戴着一副厚重但不干净的眼镜。那个驼背的诗人看到摩西就跑了。他双腿无力，但急急忙忙地逃到了街道的对面。他竖起衣领，假装专注地瞅着奶酪店的橱窗。纳赫曼！你是以为我会向你讨要你欠我的钱吗？我早就把这笔账一笔勾销了。在战后的巴黎，这笔钱对我来说不算大。那时我有钱。
纳赫曼是去欧洲写诗的。当时，他住在圣雅克路上阿拉伯人聚集的贫民窟，而赫索格住在马贝夫街，日子过得非常惬意。有一天，纳赫曼愁眉苦脸，浑身脏兮兮的，哭得鼻子通红，像一个濒死的人，来到赫索格的家门口。
“怎么回事？”
“摩西，我的妻子被带走了，我的小劳拉。”
“等一下……是怎么回事？”赫索格的语气冷冰冰的，他对这种过分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是她爸爸，一个做铺地板的老头，偷偷把她带走了。他是个老巫师。没有我，她会死的。这个孩子受不了没有我的日子。我也离不开她。我得回纽约了。”
“进来吧，进来吧。我们不能在这恶心的走廊上说话。”
纳赫曼走进小客厅。这是一套二十年代风格的公寓，屋里的装饰就是那个年代的风格。纳赫曼穿着脏兮兮的裤子，似乎不好意思坐下。
“我问过了所有的轮船公司。霍兰迪亚号明天还有票。你得借我钱，不然我就完蛋了。在巴黎，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老实说，我觉得你在美国会过得更好。
纳赫曼和劳拉一直在欧洲流浪，睡在兰波故乡的沟里，轮流大声朗读梵高的书信和里尔克的诗歌。劳拉的脑子也不太清楚。她瘦瘦的，表情柔和，嘴唇苍白，嘴角耷拉着。她在比利时得了流感。
“我都会还给你的。”纳赫曼绞着双手。他的手指有风湿，关节很粗。因为身体有病和内心煎熬，所以他脸上的皮肤粗糙而松弛。
我觉得，从长远来看，送你回纽约更加经济。在巴黎，我被你拖死了。我不是一个利他主义者，这个你很清楚。也许，赫索格想，我出现在他面前，会让他吓一跳。我的变化比他更大吗？纳赫曼看到摩西会害怕吗？但是，我们是发小，一起在街上从小玩到大的。我的塔罗牌是你爸爸什卡先生教的。
纳赫曼一家人住在拿破仑街对面的黄色经济公寓里。五岁的时候，摩西经常穿过街道，去找纳赫曼一起玩耍，爬上踏板倾斜、扭曲的木头楼梯。看到他们，猫就缩到角落里，或轻快地跑上楼。他们粘在脚下的屎干了，在黑暗中碎裂脱落，散发出刺鼻的臭味。什卡先生是一个黄皮肤的蒙古人，个头小，但很英俊。他戴着一顶黑缎无边便帽，留着列宁式的山羊胡子。他的胸膛不宽，穿着冬季汗衫，彭曼羊毛的。《圣经》被摊开放在粗糙的桌面上。摩西可以清楚看到希伯来文：dmai ochicho，意思是“你弟弟的血”。是的，没错。这是上帝对该隐说的：“你弟弟的血从地下出声，向我哭诉。”
八点钟的时候，摩西和纳赫曼挨着坐在犹太教堂地下室里的长凳上。《圣经》中的《摩西五经》的书页散发着霉味，两个男孩的毛衣都湿乎乎的。那个拉比留着短胡子，有一块黑色的东西突然扔到他柔软的大鼻子上。他厉声骂他们：“罗扎维奇，你这个浑蛋!波提乏的妻子是怎么回事来着？”
“她抓住了……”
“她抓住了什么？衣服？”
“对。一件外套。”
“就一件衣服，你这个小浑蛋!我替你爸爸感到难过。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可悲啊!还没等到他的尸体入土，你肯定就会开始吃火腿和猪肉。还有你，赫索格，眼睛瞪得跟巨兽似的——他在做什么？”
“他把东西留在她手里了。”
“什么东西留在她手里了？”
“衣服。”
“你自己小心一点，赫索格，摩西。你妈妈以为你日后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拉比。但我知道，你是一个懒虫。你妈妈的心都被你这个浑蛋伤透了!对于你，赫索格，我是非常了解的!一清二楚。”
唯一的避难所是厕所，便池里有绿色的消毒樟脑球，但颜色越来越淡。祈祷结束，几个老人从会堂下来，他们都有白内障，几乎失明了，站在便池边等着尿出来，叹息着说祈祷仪式这儿不好那儿不好。黄铜件经常被尿溅到，锈迹斑斑。纳赫曼坐在一个开放的隔间里，裤子掉到了脚下，吹着口琴曲子《漫漫长路到蒂珀雷里》《送一份爱的玫瑰小礼物》。他的帽顶翘着。他不停地吸气、吹气，唾液滴进口琴里面，这个声音也听得见。那几个戴圆顶礼帽的老人洗了手，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胡须。摩西仔细观察着他们。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纳赫曼已经从这个发小的记忆中淡出了。赫索格记忆力很好，几乎没有谁能逃脱。这是一部可怕的机器。
我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我和你一起去看过劳拉。劳拉当时住在精神病院里。赫索格和纳赫曼拐过了六七个弯。长岛有一千个公交车站。在精神病院里，穿着绿色棉布衣服的女人穿着软鞋，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喃喃自语。劳拉的手腕包着纱布。据摩西所知，她已经自杀过三次了。她坐在一个角落里，双手抱着胸，只有提起法国文学的时候，她才愿意开口。她的脸上表情恍惚，不过嘴唇上下动得很快。虽然许多事情摩西不了解，但他只好应承着，她说什么都对，例如瓦莱里的意象。
然后，他和纳赫曼就走了，朝着夕阳走去。刚下过秋雨，他们穿过水泥地的院子。一群身穿绿色病号服的“幽灵”在大楼里目送着访客离去。劳拉靠在窗口的护栏上，举起缠着纱布的手腕，她的手很苍白。再见。她薄薄的嘴唇在动，她在无声地说：再见，再见!她的直发垂在脸颊的两边，身板挺直，她还是个孩子，不过她的胸脯挺着。纳赫曼嘶哑地说：“我无辜的宝贝。我的新娘。他们把她带走了，那些冷酷无情的人，掌控我们命运的主人。他们囚禁了她。仿佛爱上我就证明她疯了。但是，我会足够强大，可以保护我们的爱情。”面容憔悴、满脸皱纹的纳赫曼这样说着。他的脸颊凹陷。他眼睛下方的皮肤是黄色的。
“她为什么总是想自杀？”摩西说。
“因为受到家人迫害，不然呢？韦斯特切斯特的布尔乔亚!婚礼公告、亚麻布、赊账，这些才是她的父母为她设计的未来。但她是个纯粹的人，她的灵魂是纯粹的，只认纯粹的东西。在这里，她是个怪胎。她的家人就想着分开我们。到了纽约，我们也是流浪汉。等我回来，我会报答你的，我会努力的!多亏了你!我们没钱租房子。我怎么能去工作呢？我去工作的话，谁来照顾她呢？所以，朋友收留了我们，给我们吃的。还有一张小床，可以**。”
赫索格对此非常好奇，但他只是“哦”了一声。
“除了你，我的老朋友，我不会跟其他任何人说的。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在一阵狂喜之后，我们相互提醒要低调一些。这就像面对上帝，我们不能搞得让上帝嫉妒。”纳赫曼的声音颤抖着，但又很沉闷。“再见吧，受祝福的灵魂，我亲爱的。再见了。”他朝着窗口飞吻，既痛苦，又甜蜜。
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他就像在跟纳赫曼上课，热情洋溢，又很沉闷，让人昏昏欲睡。“所以，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布尔乔亚美国的错。这是一个由华丽服装和人体排泄物构成的粗俗世界。一个骄傲而懒惰的文明，为自己的粗鄙沾沾自喜。你和我都是在贫困中长大的。我不知道和在加拿大的时候相比，你的身上有了多少美国人的特征？你已经在这里很长时间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崇拜肥胖的神。我绝对不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知道的。我只向往威廉?布莱克和里尔克。但是，像劳拉的爸爸那样的人!你懂的!拉斯维加斯，迈阿密海滩!他们希望劳拉能在枫丹白露宫钓到一个金龟婿。在末日的边缘，在人类最后的坟墓旁边，他们还会数着钞票。为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祈祷……”纳赫曼继续走着，身上好像有无穷的力量，令人厌烦。他掉了几颗牙齿，下巴显得有点萎缩，灰色的脸颊上布满皱纹。赫索格仍然能够看到他六岁时的样子。事实上，他看到的一直是那个小纳赫曼。一个孩子，眉清目秀，门牙掉了，笑起来有个大缺口，穿着系扣的衬衫和短裤。那个纳赫曼才是真实的，而眼前这个憔悴的纳赫曼就像一个幻影。“也许，”他说，“人们都不想再活了。他们玷污了生命。勇气、荣誉、坦率、友谊、责任，都变得那么肮脏，都被玷污了。所以，我们厌恶面包，因为是它们延续了无用的生命。曾几何时，人们出生、过日子，直至死亡。但是，你会把这些人叫作人吗？我们只是生物而已。死亡肯定也是腻味了，不待见我们。所以，死神来到上帝面前说：‘我该怎么办？死亡也不再崇高了。上帝啊，别让我再干这种无聊的事情了。”
“没有你想得那么糟糕，纳赫曼，”摩西记得是这样回答他的，“大多数人都是凡人，你别以为这是一种背叛。”
“好吧，我的发小，你已经懂得面对生活的复杂性了。但是，我的眼前曾经出现过审判的幻影。我主要看到了残疾人的固执。我们不爱自己，却一直很固执。每个人都很固执，坚持自我。直至世界末日，都把自己看作高于一切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有某种不为人所知的品质，为了维持这种品质，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他会让宇宙天翻地覆，但不会把自己的品质交给别人。宁愿让世界变成飘浮的粉末。这就是我要写的诗歌。对于我的新诗作，你的评价并不高。你瞎了吗，老朋友？”
“也许吧。”
“但你是一个好人，摩西。坚守自我，有一颗善良的心。像你妈妈一样，她有温柔的灵魂。你遗传了她的这种灵魂。我饿了，她就拿东西给我吃。她帮我洗手，让我坐着吃饭。我记得。她对我的酒鬼叔叔拉维奇很好，她是唯一对他好的人。我时不时地会为她祈祷。”
我妈妈的灵魂……“她已经去世很久了。”
“那我就为你祈祷，摩西。”
公交车轮子很大，碾过树叶和臭椿树枝，轧过夕阳色的水坑。公交车穿过人口众多的广大地区，路过郊区低矮的砖房，这一路似乎没有尽头。
但是，十五年后，在第八街，纳赫曼落荒而逃。跑向奶酪店的时候，他驼着背，弯着腰，样子看上去又老又没用。他妻子在哪儿？他一定是为了逃避解释才转身就跑的。他对面子有疯狂的追求，所以必须避免这样的遭遇。还是说他什么都忘了？他乐于忘却吗？但是，我有记忆，所有的死者和疯子都在我的监护之下，我不允许有谁被遗忘。我把别人和我的感情捆绑在一起，死死地守住他们。
拉维奇到底是你的叔叔，还是只是一个老乡？我一直都不是很明确。
拉维奇住在赫索格家，在赫索格拿破仑街上的家里租了一个房间。1922年，拉维奇身穿围裙，在雷切尔街附近的一家水果店干活，他就像意第绪戏剧舞台上的悲剧演员一样，经常喝得酩酊大醉，额头上总是扣着一顶圆顶礼帽。冒着咫尺莫辨的恶劣天气，他在市场上清扫混合在一起的锯末和积雪。窗户上覆盖着大片的霜花，成堆的血橙和赤褐色的苹果压在窗户玻璃上。那就是令人悲哀的拉维奇，因为喝了酒，天气又很冷，他满脸通红。他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把留在俄罗斯的家人接过来，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首先，他得先找到他们，因为他们在革命期间走散了，后来失去了联系。他偶尔会清醒一下，清醒的时候就去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询问相关情况。但什么消息也没有。他的工资都用来喝酒了，真是一个酒鬼。没有人比他更恨他自己了。从酒馆出来的时候，他站在街上摇摆不定，然后瘫倒在泥泞里，任凭马匹和卡车从身边跑过去。警察一次次地将他拉去醉汉拘留所，后来也懒得管他，直接把他拖回家，扔到赫索格家的门廊上。时已深夜，拉维奇靠在冰冷的台阶上，用啜泣的声音唱歌。
孤独，孤独，孤独，孤独，
像石头一样孤独，
我只有十根手指，
孤独。
约拿·赫索格起床，到厨房里打开灯，听着他唱歌。他穿着俄罗斯风格的亚麻睡衣，前面有褶皱，这是他从彼得堡带来的最后一件体面服装。炉子灭了，睡在同一张**的摩西、威廉、舒拉一起坐起来，披着棉被，看着他们的爸爸。他站在灯泡下面，灯罩就像德国军队的头盔，松散的钨丝燃烧着。老赫索格很不高兴，但又充满怜悯，他抬起留着棕色小胡子的圆形脑袋，朝着上方看。他的眉间时而紧缩，出现一道沟，时而又松开。他点点头，若有所思。
孤独，孤独，孤独，孤独，
像石头一样孤独，
我只有十根手指，
孤独。
赫索格的妈妈从她的房间里喊：“约拿，把他扶进来。”
“好吧。”老赫索格应了一声，但他没有马上出去。
“约拿……他很可怜。”
“我们也很可怜，”老赫索格说，“该死。好不容易睡着了，刚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一会儿，他就把我吵醒了。一个犹太酒鬼!连喝酒都不靠谱。一喝就醉，一醉就胡闹，为什么不能开心一点呢？他非要哭，哭得让人难过。活见鬼。”老赫索格干笑着，不仅骂拉维奇，也骂自己心软：“我居然把房间租给一个酒鬼。”
我身无分文，
不要掩盖你的面容，
没有人能否认。
拉维奇坐在冰冷的台阶上，在黑暗中不停地唱着，但不成调子。
奥布赖恩，
我身无分文，
没有人能否认。
老赫索格苦笑着，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笑了起来。
“约拿，我求你了，去帮他一把吧。”
“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自己清醒过来。我没必要那么费劲，恶心死了。”
“他会把整条街的人都吵醒的。”
“他会吐得满身都是脏东西，裤子里也是一堆屎尿。”
但他还是出去了。他也同情拉维奇，尽管拉维奇是他的境况发生变化的标志之一。
在彼得堡的时候，他家里有仆人。在俄罗斯，老赫索格是一位绅士，用的是第一行业公会的伪造证件。那时，许多绅士都靠伪造的证件证明自己。
孩子们还在往空****的厨房里眺望。黑色的炉子靠着墙，火早就灭了，炉子有两个火圈，通过橡胶管连着煤气罐。墙上用日本芦苇垫来挡油污。
听到他们的爸爸劝醉醺醺的拉维奇自己站起来，三兄弟都觉得好笑。这就像是在剧场，演了一场家庭剧。“吉姆，老乡？你能走路吗？天寒地冻，冷死了，快点，站起来，把脚放在台阶上。快点，快点！”他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好吧，我想，你把脏兮兮的裤子脱下来，就留在这里吧。哼！”三兄弟在寒夜中笑着挤在一起。
爸爸扶着他穿过厨房，拉维奇穿着肮脏的长裤，红着脸，垂着手，闭着眼睛，醉醺醺的，表情沉重，仿佛他被伤透了心。
至于我那不幸的先父约拿·赫索格，他的块头不大，遗传了赫索格家族的小骨架，五官精致，圆圆的头，目光敏锐、警惕，相貌英俊。他经常发脾气，他会突然飞快地用手扇儿子耳光。不管做什么事情，他的动作都很快，干净利落，有东欧人的做派：梳头，扣衬衫扣子，用骨柄剃刀刮胡子，用大拇指顶着削铅笔，把面包放在胸前拿刀子朝着自己切片，用绳子捆包裹系小结，像艺术家一样在账本上做记号，已作废的每一页都精心画了一个叉，写“1”和“7”时都拖着一撇，就像一面面三角旗在失败的风中飘扬。首先，赫索格在彼得堡挺失败的，一年内就挥霍掉了妻子娘家的两大笔钱。他一直从埃及进口洋葱。在波佩多诺斯切夫的领导下，警察以非法居留罪逮捕了他。他被定罪判刑。关于这次审判的报道，发表在一份用绿色厚纸张印刷的俄罗斯杂志上。老赫索格有时会打开这份杂志，大声向全家人朗读那篇报道，他也会描绘法院针对“伊洛娜·伊萨科维奇·赫索格”一案的诉讼过程。他没服过刑。他逃脱了。因为他是个神经质的人，急躁、固执、叛逆。他来到了加拿大，他的姐姐西坡拉·亚夫住在那里。
1913年，他在魁北克的瓦利菲尔德附近买了一块地，想做一名农民，但结果又失败了。后来他来到了镇上，想当面包师，也失败了；想做干货生意，也失败了；想做批发生意，也失败了；大战爆发后，他想生产麻袋，也失败了。可悲的是，当时做这个生意的都赚钱了，只有他一个人做不成；他做废品生意，也失败了；后来，他当婚姻经纪人也失败了，因为他脾气太暴躁，做事情太生硬；再后来，他造私酒也失败了，还被魁北克省酒类委员会通缉。现在只能勉强糊口。
他总是很匆忙，性格叛逆，相貌清秀但表情有点紧张，走路的步伐既透着绝望，又显得高雅，还有点笨拙，重心放在一个脚跟上，他的外套里面曾经是狐狸皮毛内衬，后来因为干燥，毛都掉了，露出红色的皮，皮也开裂了。他走路的时候，像个犹太人在独自游行，他的外套会敞开，浑身散发着他在蒙特利尔的帕皮诺、麦尔安德、凡尔登、拉辛、圣查尔斯角等街区晃**时抽的烟的味道。他到处寻找商机，破产、整批杂货、兼并、清仓甩卖、生产，想走上经营合法生意的道路。他能够高速心算百分比，但缺乏一个成功商人应有的想象力，也就是骗人的能力。所以，他在麦尔安德留了一个小酒厂，周围可以看到山羊在空地上吃草。他乘电车出去，这里卖一点，那里卖一点，耐心等待大机会的出现。美国卖朗姆酒的店家会到边境来买，如果能把酒送到那里的话，可以当场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冰冷的站台上等电车的时候，他要不停地抽烟。税务局的人要抓他。探子在找他。在去边境的路上，还有劫匪等着他。在拿破仑街，还有五张嘴等着吃饭。威廉和摩西体弱多病。海伦在学钢琴。胖子舒拉是个贪婪、不听话、不安分的男孩子。他还要付拖欠的房租、到期的票据、医生的账单，他不会说英语，没有朋友，没有影响力，没有生意，没有资产，只有一个小酒厂，但这个酒厂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的姐姐西坡拉住在圣安妮，她很有钱，非常有钱，但这样问题更大。
当时，赫索格的爷爷还在世。出于赫索格家族追逐伟大事物的本能，1918年他去冬宫避难，布尔什维克允许他们暂时在那里避难。这个老人用希伯来语写了几封长信。在动乱中，他丢失了宝贵的书籍。所以，那时是不可能学习了。在冬宫，要走一整天才能找到犹太人可以做礼拜的地方。当然还有填饱肚子的问题。后来，他预测革命将会失败，所以想方设法囤积沙皇时代的货币，希望有朝一日罗曼诺夫王朝复辟，那样他就可以一下子变成百万富翁。赫索格家收集了好几包一文不值的卢布，威廉和摩西一人拿了一大把去玩，面额都非常大。把钞票举起来对着光，可以在水印中看到彼得大帝和凯瑟琳。赫索格爷爷已经八十多岁了，但身体仍然很硬朗。他的头脑还很清楚，希伯来书法写得很优雅。老赫索格在蒙特利尔大声朗读了这些信，信里写的内容有寒冷的天气、虱子、饥饿、流行病、死亡。老人写道：“我能再见孩子们一面吗？谁会来料理我的后事？”下一句话，老赫索格有两三次想读，但发不出清晰完整的声音，只是在喉咙里打转。他的眼里泪水盈盈，突然用手捂住留着胡子的嘴巴，匆匆走出了房间。赫索格的妈妈睁大了眼睛，和孩子们一起坐在简陋的厨房里，太阳从来没有照进过这间厨房。那就是一个山洞，里面多了黑乎乎的火炉、铸铁的水槽、绿色的橱柜、煤气灶而已。
面对当前的现实，赫索格的妈妈总是侧着脸。她通常用左边脸来面对，但有时也会用右边脸迎着。在躲开的那一面，她的表情经常像在梦游，显得很忧郁，似乎在看着旧世界。她的爸爸是个著名的正统派犹太人，她的妈妈是个有悲剧色彩的人，她的兄弟有些活着，有些已经去世了，她还有个姐姐，她的亚麻服装和仆人都留在了彼得堡，还有用埃及洋葱做成的芬兰腊肠。现在，她是贫民窟拿破仑街上的一个厨子、洗衣妇、女裁缝。她的头发花白了，牙齿掉了，指甲也起皱了。她的手上可以闻到水槽的气味。
然而，赫索格在想，她那么宠孩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力量呢？她把我宠坏了，这是肯定的。有一次，大概是一月份的下午四点钟，那时白昼短，夜幕刚刚降临，她让我坐在雪橇上，她拉着我，滑过结了硬壳的积雪。在杂货店的附近，我们遇到一个裹着披肩的老头。他说：“闺女啊，你为什么拉着他!”妈妈的眼睛下面黑乎乎的。她的脸细长冰冷。她喘着气。她身上的海豹皮大衣破了，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尖头羊毛帽子，脚下穿着一双扣纽扣的薄靴子。杂货店里挂着一捆捆鱼干，散发着腐臭的糖味、奶酪味、肥皂味，从敞开的门里，一股可怕的尘埃飘然而出。铁丝上有个铃铛，这个铃铛摆动着，发出清脆的声音。“闺女，不要为孩子牺牲你的力量。”裹着披肩的老头在街上冰冷的尘埃中说。我不会从雪橇上下来。我假装听不明白。一生中最不好干的事情，就是装傻。我想我装成了，赫索格想。
妈妈的哥哥米哈伊尔在莫斯科死于斑疹伤寒。我从邮递员的手中接过信，带到楼上给妈妈。楼梯扶手的下面装着环，一条长长的挂绳穿过这些环。那天是洗衣日。铜锅炉冒着蒸汽，让窗户蒙上一层水雾。她在浴缸里洗衣服，然后拿起来拧干。她看完这封信，大叫一声，就昏了过去。她的嘴唇失去了血色。她的胳膊和袖子都浸泡在水里。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直挺挺地躺着，两腿叉开，长发散乱，眼睑变成棕色的，嘴唇上一点血色也没有，像个死人一样，把我吓坏了。后来她起身回到房间里，躺在**。她哭了一整天。但是第二天早上，她还是烧了燕麦粥。我们都起得很早。
我的远古时代啊。比埃及还更远。没有黎明，冬天多雾。在黑暗中，灯泡亮了，炉子冷了。爸爸摇了摇炉箅子，扬起一片炉灰。炉箅子咔嗒咔嗒。小铲子在下面叮当作响。因为平时抽烟抽粗烟丝，爸爸咳嗽得很厉害。戴着“头盔”的烟囱将风吸进来。然后，送奶工驾着雪橇来了。雪地上有粪便、垃圾、死老鼠、死狗，不那么干净。穿着羊皮衣服的送奶工按了一下门铃。门铃是黄铜的，长得像钟表的发条钥匙。海伦拉开门闩，拿着一个水罐下楼去接牛奶。这时，醉醺醺的拉维奇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他穿着厚重的毛衣，毛衣上挂着吊带，让毛衣和身体贴得更紧一些，他头上戴着圆顶礼帽，满脸通红，看样子心里充满内疚。他等着人家请他坐下。
太阳出来了，但无法驱散黑暗，也无法化开霜冻。从窗户上看，沿街的一幢幢砖房里面都漆黑一片，穿着黑裙子的女学生成双结对地走向修道院。拉客的马车、雪橇、拉货的马车、冻得颤抖的马、铅绿色的空气、落满粪便的冰面、灰烬的痕迹……摩西和他的两个兄弟都戴上了帽子，一起祈祷：
“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
拿破仑街腐朽、轻佻、疯狂、肮脏，受恶劣天气的捶打，千疮百孔，私酒贩子的儿子在背诵古老的经文。对此，摩西非常牵挂。他对人们的同情心，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强。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人类一次又一次地睁开眼睛，认识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事物，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过来，但每个人都在念同样的经文，对眼前的一切都无比热爱。拿破仑街怎么了？赫索格想。那里有他所有的牵挂。他妈妈刚才还在洗衣服，然后就伤心欲绝。他爸爸的心里充满绝望和恐惧，却坚持不懈地奋斗着。他的哥哥舒拉用虚伪的眼睛盯着他，算计着如何控制世界，成为百万富翁。哥哥威廉有哮喘病，他艰难地喘着气，抓住桌子，踮起脚尖，像一只准备啼叫的公鸡。他的姐姐海伦戴着一副长长的白手套，洗这副手套的时候，她都要用很浓的肥皂水。去音乐学院上课的时候，她都戴这副白手套，手里拿着一卷皮质的乐谱夹。她的文凭被装进镜框，挂在墙上。海伦·赫索格小姐成绩优异……他这个温文尔雅的姐姐会弹钢琴。
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她在家里坐着弹琴，清晰的琴声透过窗户飘到了街上。这架方形的钢琴上铺着一块平绒台布，就像一大块长满苔藓的石头。台布下边垂着球形的流苏穗子，像山核桃。摩西站在海伦的身后，看着她弹着海顿和莫扎特的曲子，真想像狗一样哀号。哦，这就是音乐!赫索格想。他会时不时想起纽约，怀旧是一种会悄然发作、让人心酸的情结，发作的那个瞬间是甜蜜的，但事后会留下酸楚的味道。海伦接着弹琴。她穿着水手衫和百褶裙，尖头鞋子踩在踏板上。她是个端庄但虚荣的姑娘。弹琴的时候，她会皱起眉头，眉间的皱纹和她爸爸的那一道沟很像。瞧她皱眉头的样子，好像是刚刚做了一个危险的动作。琴声传到了街上。
西坡拉姑妈反对海伦从事音乐行当。海伦不算个音乐天才。之所以弹琴，她是想要感动家人。或许是为了找个老公。西坡拉姑妈反对的其实是妈妈对孩子们的过高期望，妈妈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律师、绅士、拉比、艺术家。整个赫索格家族都非常看重社会地位。生活再贫困、再卑微，也不阻碍他们不断追求进步，梦想有朝一日变得显赫。
摩西认定，西坡拉姑妈是想叫妈妈不要再怂恿我们，她认为，对于爸爸在美国的失败，海伦的白手套和钢琴课都难辞其咎。
西坡拉的性格很强势。她机智敏感但尖酸刻薄，跟每个人相处都像要打仗似的。她脸上总是红红的，脸颊消瘦，鼻子端庄，但比较细长，让表情显得严峻。她说话总是带着刺，语气很冲，鼻音很重。她的屁股很大，总是迈着大步伐，脚步沉重。一条光滑的辫子垂在背后。
相比之下，西坡拉的丈夫亚夫姑父说话语气平静、稳重、幽默、含蓄。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他的肩膀很宽，棕色的脸上留着像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一样的胡子，胡子越来越浓密，逐渐卷了起来。他的鼻梁塌陷，门牙很宽，镶了一颗金牙。一起下跳棋的时候，摩西可以闻到姑父呼出来的口气中有辛辣的酸味。亚夫姑父的头很大，总在棋盘上方晃动，头上留着黑色的短发，有点鬈，有点秃。他的身体总是在轻微颤动，好像很紧张似的。从很早开始，亚夫姑父就可以一下子看透侄子的心思，他会像一只聪明、有感情、爱挖苦人的动物，用棕色的眼睛看着他。他的目光闪烁着精明，看到年轻的摩西下了一步臭棋，他就得意地笑起来，笑容有点扭曲，然后亲切地教训我。
亚夫姑父在圣安妮有个废品收购站，那里金属废品堆积如山，铁锈染红了周围的水坑。门口不时有一群拾荒者，有孩子、新移民、爱尔兰老太太、乌克兰人、考福纳瓦格保留地的印第安人等，他们推着手推车和小货车，送来了瓶子、破衣服、废旧的管子、电气设备、硬件、纸张、轮胎、骨头，要卖给亚夫姑父。那个老人穿着棕色的羊毛衫，弯着腰，一双结实有力但不停颤抖的手整理着他买下的东西，分门别类。他不用直起身子，就能把那些破烂货扔到应有的地方，铁扔到这里，锌扔到那里，铜扔到左边，铅扔到右边，巴氏合金扔到棚屋边。他和儿子在大战期间赚了大钱。西坡拉姑妈买了房产，当上了包租婆。摩西知道她胸前藏着一沓钞票。他看见了。
“嗯，你们来美洲，算是来对了。”爸爸对她说。
她的第一反应是严厉地盯着他，像是在警告他。然后她说：“我们是靠什么起家的，这不是秘密。苦工。亚夫拿着一把镐一把铲子，在加太铁路上做苦工，才慢慢攒下了一点钱。但你不一样，你生下来就穿丝绸衬衫的。”她瞥了妈妈一眼，继续说道：“在彼得堡，你们是派头十足啊，阔气惯了，有仆人和车夫可以使唤。你们从哈利法克斯来的时候，我去火车站接你们，居然看到你们盛装打扮，和那些新移民格格不入。我的天啊!鸵鸟毛的衣服!塔夫绸的裙子!穿鸵鸟毛衣服的新移民!算了，什么鸵鸟毛，什么白手套，都忘了吧。现在……”
“那好像是一千年前的事了，”妈妈说，“那些仆人，我早就忘了。我自己就是一个仆人。”
“每个人都必须干活。不要因为犯一个错误而害苦自己一辈子。你们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去读音乐学院？去那种贵族学校有什么用？叫他们去干活吧，我的孩子都在干活。”
“她不甘心孩子们都那么平庸。”爸爸说。
“我的儿子们都不平庸。他们也看得懂《革马拉》。别忘了，我们家祖上有伟大的哈西德派拉比。朱西亚先生!赫歇尔·杜布罗夫纳!你们别忘了。”
“没有人说……”妈妈说。
人们都这样纠缠于过去，都敬爱死者!摩西告诫自己不要跟着纠缠于过去，这正是他的性格弱点。他是个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患者摆脱不了童年的记忆，甚至忘却不了童年的痛苦。他理解这对他的健康没什么好处。但是，不知为什么，对于人生中的这一段时光，他敞开了胸怀，却始终没有力量去关上。那是1923年的一个冬日，在圣安妮西坡拉姑妈家的厨房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西坡拉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双绉晨衣，底下穿着宽松的黄色灯笼裤和一件男士汗衫。她坐在厨房烤箱的旁边，满脸通红。她说话带鼻音，经常发出刺耳的叫声，语气之中有讥讽、虚假的沮丧、可怕的幽默。
然后，她想起妈妈的哥哥米哈伊尔已经死了。她说：“嗯，你的哥哥，他怎么样了？”
“不知道，”爸爸说，“谁能想象他们在老家的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老家总是家，赫索格提醒自己。)几个暴徒闯进了他的家里。翻箱倒柜，把贵重的东西都抢走了。后来，他得了斑疹伤寒，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病。”
妈妈一只手捂住眼睛，好像要遮阴。她沉默不语。
“我记得他是个大好人，”亚夫姑父说，“愿他在天堂安息!”
西坡拉姑妈说：“米哈伊尔的老婆孩子呢？”
“都不知道。这封信是一个堂兄寄来的，什珀林，他在医院里看到过米哈伊尔。他几乎认不出他了。”
西坡拉说了几句更加虔诚的话，然后说了一句相对正常的话：“嗯，他是一个活跃的家伙。那时候很有钱。谁知道他从南非带回来了多少财富？”
“他有分给我们，”妈妈说，“我哥哥很开明的。”
“这钱来得容易啊!”西坡拉说，“用不着他花多少力气。”
“你怎么知道？”老赫索格说，“你说话得有个把门的，我的妹妹。”
但是，西坡拉姑妈已经把不住门了。“他的钱都是从那些可怜的黑人身上赚的!谁知道是怎么赚的!所以，你们在舍瓦洛沃买了一幢别墅。当时亚夫远在高加索服役。我有一个孩子生着病，需要照顾。而你呢，约拿，你却在彼得堡花天酒地，拿着老婆娘家的钱挥霍无度。没错!你一个月就输了一万卢布。然后他又给了你一万卢布。我不知道他还干了什么，可能跟鞑靼人、吉卜赛人、妓女鬼混，还可能吃了马肉。鬼才知道他都干了什么令人恶心的事情。”
“你怎么会这么恶毒呢？”老赫索格气呼呼地说。
“我对米哈伊尔没有恶意。他没有害过我，”西坡拉说，“可是，他这个大舅哥有钱给你挥霍，而我这个姐姐却一毛不拔。”
“没人做过这种对比，”老赫索格说，“不过，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赫索格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似乎在全神贯注地听着死人吵架。
“你想要怎么样？”西坡拉问，“你有四个孩子，要是我给你钱，纵容你的坏习惯，那就是一个无底洞。你变成了穷光蛋，并不是我的错。”
“在美洲，我就是一个穷光蛋，你说得没错。你看看我，现在身无分文啊。我都没钱给自己买裹尸布。”
“那要怪你自己软弱，”西坡拉说，“你就是一个软蛋，谁欠你的？你根本不能自立。你先是靠着莎拉的哥哥，现在又想靠我。亚夫在高加索服役。在那个鬼地方，天寒地冻，冷得连狗都不吠。他孤身一人来到美洲，然后把我接过来。但是，你……你还要讲派头。你出门在外还要穿着鸵鸟毛的衣服。你简直是一个贵族。你弄脏过手吗？不可能吧？”
“你说得没错。在老家，我没有铲过粪便。在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上，我倒是学会了干苦力活。我真的会。我会赶马车了。凌晨三点就出门，马厩里的温度只有零下二十摄氏度。”
对此西坡拉不屑一顾。“现在呢？以前你躲沙皇警察。现在是不是要躲税务局的人？你需要一个好搭档，一个无赖。”
“沃普洛斯基是个老实人。”
“谁……那个德国人吗？”沃普洛斯基是个铁匠，波兰人。她之所以说他是德国人，是因为他留着小胡子，就是所谓的“卫生胡”，穿着德国式的大衣，长得垂到地上。“你和那个铁匠有什么共同点吗？你是赫歇尔·杜布罗夫纳的后代!而他是一个红胡子波兰铁匠!一只老鼠!一只长着红色胡须的老鼠，弯弯的牙齿，身上散发着蹄子烤焦的臭味!呸!你的搭档？等着瞧吧!”
“我没那么好骗。”
“真的吗？拉赞斯基没骗过你吗？他那个是货真价实的土耳其骗局。他不是也把你揍了吗？”
那个拉赞斯基是面包店里的伙计，乌克兰人，原来是赶货车的，一个饭前不会用希伯来语做祈祷的傻大个儿，他只会坐在绿色的送货马车上，不停地喊着“驾”，挥舞着鞭子抽小马。他声音粗哑，说话就像保龄球在滚动一样。那匹马通常是在拉辛运河的河岸上跑。马车上写着：
拉赞斯基法式糕点
老赫索格说：“没错，他打过我。”
他是来向西坡拉和亚夫借钱的，不是来和他们吵架的。她当然猜到了他的来意，所以想方设法让他生气，如果吵起来，她就能顺其自然地回绝他。
“唉!”西坡拉叹了一口气说。她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在这个加拿大的小村庄里，她的许多天赋都无法施展。“跟那些骗子、小偷、歹徒混在一起，你真的指望自己能发财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心里没数吗？你就是个斯文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在经学院里面待着。你不是想做一个绅士吗？这些流氓要让我来对付，我才了解他们。他们跟你不一样，他们不是人，都是野兽，牙齿和爪子都很锋利。你斗不过这些车夫和屠夫的。你会开枪打人吗？”
老赫索格沉默不语。
“如果有一天你不得不开枪……”西坡拉喊道，“你会朝别人的头上打吗？好好想想吧!你说说，你会朝人家的头上开枪吗？”
赫索格的妈妈似乎觉得他会。
“我不是软蛋。”老赫索格说。他的表情刚毅，棕色的胡子也很坚挺。当然，赫索格想，爸爸是很有**的，但是，因为生活奔波，家庭关系紧张，整天发脾气，他的**早就被消磨光了。
“在你的身上，这些人会予取予夺，他们都是强盗，”西坡拉说，“你是不是该动动脑筋了？你是有脑子的。做点合法的营生。让海伦和舒拉去工作。把钢琴卖掉，减少一点开支。”
“孩子们很聪明，很有天赋，为什么不让他们学习呢？”赫索格的妈妈说。
“如果他们真的很聪明，那就是我弟弟的福气了，”西坡拉说，“但这样太难为他了，为了宠这几个王子和公主，他要累坏了。”
那时，爸爸是站在她这一边的。他深切渴望得到她的帮助。
“不是我不爱这些孩子们，”西坡拉说，“过来，摩西，坐在姑妈的膝盖上。多可爱的孩子啊!”摩西坐在姑妈腿上的灯笼裤上，她红色的手抓住摩西的腹部。她干笑着，一脸严肃，吻了一下他的脖子。“这个孩子刚生下来，我是第一个抱的。”然后，她看着站在妈妈身边的哥哥舒拉。他双腿粗壮结实，脸上有雀斑。“你呢？”西坡拉问他。
“我怎么了？”舒拉说。他既害怕，又生气。
“年纪不小了，该赚点钱了吧。”
爸爸瞪了舒拉一眼。
“我没有帮忙吗？”舒拉反问，“递瓶子，贴商标，我都干过的呀!”
爸爸伪造过商标。他会很高兴地问我们：“好吧，孩子们，今天我们贴什么牌子呢？白马牌还是尊尼获加牌？”然后，我们各自喊出最喜欢的牌子名字。糨糊瓶就放在桌子上。
西坡拉将目光转向舒拉的时候，赫索格的妈妈悄悄碰了一下他的手。摩西看到了。威廉气喘吁吁，他和堂兄弟们在外面玩得起劲，他们建造了一个雪堡，然后嘻嘻哈哈，扔着雪球。太阳越来越低，远处看起来好像有一条红色的丝带，缠绕在光滑闪亮的雪脊上。在栅栏的蓝色阴影里，山羊在吃草，山羊的主人是隔壁做苏打水生意的邻居。西坡拉家的鸡要进窝了。来蒙特利尔看望我们的时候，她有时会带一个刚下好的鸡蛋，一个鸡蛋。如果有个孩子生病了，一个鸡蛋可以让孩子又活蹦乱跳。她是个冲动又爱挑剔的人，拖着沉重的大屁股，迈着笨拙的步伐来到拿破仑街，爬上楼梯，她是带着暴风雨来的，代表命运而来。她表情紧张，匆匆吻了一下手指，摸了摸门柱圣卷。进屋后，她先探头往妈妈的房间里看看。“家里人都好吗？”她问，“我给孩子们带来了一个鸡蛋。”她打开大袋子，拿出用一张意第绪语报纸(《加拿大之鹰》)包着的礼物。
西坡拉姑妈每次来访都像阅兵。后来，妈妈笑着送走她，然后经常哭着说：“为什么她要和我作对!她想干什么？我可没有力气和她斗。”妈妈觉得她们之间的对立很神秘，那是灵魂之间的问题。妈妈的思想很传统，充满了古老的传说，有天使，也有恶魔。
当然，西坡拉是个现实主义者，她拒绝帮助赫索格的爸爸是对的。他妄想把假冒的威士忌送到边境去卖，就能大捞一笔。他和沃普洛斯基找放债的人借了钱，装了满满一卡车酒。但是，他们还没有到达罗斯角，就被人家打劫了，两人都挨了一顿打，还被扔进一条水沟里。赫索格的爸爸被打得更惨一些，因为他反抗了。劫匪撕破了他的衣服，打掉了他的一颗牙齿，还狠狠地踹了他几脚。
他和铁匠沃普洛斯基步行返回蒙特利尔。他先去沃普洛斯基的店里，想把狼狈相收拾一下，但他的眼睛被人家打得肿了起来，红了一圈，那是洗不掉的。他掉了一颗牙齿，缺口很明显。他的外套被撕破了，衬衫和内衣上血迹斑斑。
他就这个样子走进拿破仑街家中昏暗的厨房里。我们都在厨房里面。那时是三月份，天阴沉沉的，光线很难得照进我们家。我们家就像一个山洞，而我们就像住在山洞里的原始人。“莎拉!”他朝我们喊，“孩子们!”他给我们看了脸上的伤痕，然后，他张开双臂，我们看到他的衣服破了，露出了白色的皮肤。再接着，他把口袋翻出来，里面空空如也，他一边翻着口袋，一边哭了起来，站在他左右的孩子们也都哭了。居然有人动手打他，这让我无法忍受，他是我的爸爸，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圣人，一个国王。是的，他是我们的国王。我的心里充满恐惧，差点窒息了。我感觉我就要死了。他们是我最爱的人。
然后，老赫索格讲述了他的遭遇。
“他们在半路上等着我们，堵住了道路，把我们从卡车上拖下来，把东西都抢走了。”
“你为什么要打他们？”赫索格的妈妈问。
“我们的一切……我借的那些钱……”
“他们可能杀了你。”
“他们脸上蒙着手帕。我觉得我认得出来他们是谁。”
妈妈不相信。“老乡吗？不可能。犹太人不会对犹太人下手。”
“不会吗？”爸爸大声说，“为什么不会!谁说不会!他们怎么就不会？”
“犹太人不会的!不可能!”妈妈说，“不会。绝对不会!他们没有那种勇气。不可能!”
“孩子们……别哭。沃普洛斯基真可怜!他几乎上不了床。”
“约拿，”妈妈说，“这种事情，你不能再干了。”
“那么我们靠什么过日子？日子还得过呀!”
然后，他开始讲他的人生经历，从童年一直讲到当下。他边讲边哭，边哭边讲。四岁就出门去读书，背井离乡。整天喂虱子。在经学院里饿得半死。然后，他刮掉了胡子，变成了一个现代欧洲人。年纪不大，他就在克雷门楚格给姑妈打工。他用伪造的证件在彼得堡待了十年，那简直是黄粱一梦，后来他被抓了，和普通罪犯一样被关进监狱里。再后来，他逃到了美国，差点饿死。他打扫马厩，当乞丐。每天都充满恐惧，如履薄冰。他总是欠债，被警察跟着。他收留喝醉的房客，妻子伺候人家。现在，他只能这样面对孩子们，衣服破破烂烂，伤痕累累。
赫索格裹着廉价的佩斯利睡袍，双眼蒙眬，若有所思。他光脚站在一小块地毯上面。他低着头，胳膊肘倚在摇摇欲坠的桌子上。他在给纳赫曼写信，刚写了几行。
我猜，他是在想赫索格家族的遭遇我们一年要听十遍。有时是妈妈讲，有时是他讲。就这样，我们在悲痛中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我仍然能听到灵魂的呼喊，有些是从胸中，有些是从喉咙里喊出来的。嘴巴也想张大让灵魂喊出来。但是，一切都是古时候的事情，是的，犹太人的传统起源于《圣经》，《圣经》所讲的就是个人的经历和命运。相比大战期间发生的种种事情，老赫索格的悲惨经历都无足挂齿。我们都面对着残酷的现实，极端残酷，个人如同大象脚下的蝼蚁。这是一个毁灭计划，人类不仅为这个计划倾尽心血，甚至满怀喜悦。个人的历史，古时候的故事，可能不值得记在心里。但我记得，我一定要记住。但还有谁……这种事情对谁还有意义呢？已有千千万万人在极度的痛苦中倒下。如今，精神上的痛苦已经不算是痛苦。个性只是取笑的对象。但是，爸爸的痛苦仍然让我难以释怀。老赫索格的遭遇，可能让人觉得滑稽好笑。但是，他口中的“我”尊严满满。
“你不能再做这种买卖了，”妈妈大声说，“绝不能再做!”
“那我要去干什么呢？去给殡葬协会打工吗？像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坐等着人家咽气，然后去给人家料理后事？我？要给人家洗尸体吗？我？还是要去墓地，用甜言蜜语劝慰死者家属，然后向他们索要一枚硬币？跟人家说节哀顺变？我？我宁愿地上出现一条裂缝，把我吞噬掉算了!”
“别这样说，约拿!”妈妈孜孜不倦地开导他，“我给你的眼睛敷一下。来吧，躺下。”
“我怎么能躺下？”
“你必须躺下。”
“我躺下了，孩子们吃什么？”
“来吧，你就躺一会儿。把衬衫脱掉。”
她默默地坐在床边。他躺在昏暗的房间里面，床是铁床，身上盖着一条破旧的红色俄罗斯毯子，露出英俊的前额、扁平的鼻子、棕色的小胡子。当时，摩西在黑暗的走廊上看着他们俩，而此时，那两个人的影子似乎回到他的眼前。
纳赫曼，他接着写，但马上又停了下来。这封信能寄到纳赫曼的手上吗？在《乡村之声》上做广告，效果也许会更好。那么，他还写了那么多信，该寄给谁呢？
他断定纳赫曼的妻子已经死了。没错，她肯定死了。那个姑娘身材苗条、双腿细长，弯弯的眉毛，嘴巴不小，两边嘴角下垂。她自杀了，纳赫曼逃跑了，这也难怪，不然他非要跟摩西具体说清楚不可。可怜的姑娘!可怜啊，她也一定被埋进坟墓里面了。
电话铃响了，五遍、八遍、十遍。赫索格看了看手表。快六点了，他吃了一惊。这一天就要过去了，时间都到哪里去了？电话铃声还在响，不停地往他的耳朵里钻。他很不想接。但是，旁边毕竟还有两个孩子，作为爸爸，他必须接这个电话。所以，他伸手拿起听筒，听到了拉蒙娜的声音。拉蒙娜通过电话线从纽约传来了欢快的声音，让他的生活瞬间充满快乐。那不是简单的快乐，而是形而上学、超验的快乐，这种快乐解开了关于人类存在的谜团。那就是拉蒙娜，她不是一个追求感官快乐的人，而是一个理论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女祭司，她穿着美国化的西班牙传统服装，头上戴着用鲜花扎成的花环，牙齿非常漂亮，脸颊红红的，一头黑发浓密、鬈曲，令人兴奋。
“你好……是摩西吗？这是哪里的号码？”
“这里是亚美尼亚救济会。”
“哦，摩西!真的是你!”
“在你认识的人里面，只有我年纪够大，还知道有亚美尼亚救济会。”
“上次你说是在停尸房。你现在的情绪一定是好多了。我是拉蒙娜……”
“当然是你。”还有谁的声音会这么高亢还充满异域风情呢？“就是你这个西班牙女郎。”
“西班牙婆娘，袜里藏刀。”
“拉蒙娜，我真的一直觉得有人拿刀子威胁着我。”
“听你这么说，你的情绪确实很不错。”
“这一整天，我都没和谁说过一句话。”
“我早就想给你打电话，但店里很忙。昨天你去哪里了？”
“昨天？我去哪里？让我想一想……”
“我以为你跑了。”
“我？怎么可能呢？”
“你是说你不会抛下我吗？”
抛下浑身香喷喷、性感而高尚的拉蒙娜？绝对不会!拉蒙娜曾经**不羁，如今已经改过自新，日子过得有板有眼。我们文明人什么时候会变得一本正经？克尔恺郭尔问。人没有真正放纵过，就不会一本正经。人们不尝到追求享乐和举止轻浮的苦涩后果，是不会彻底割断念想的。然而，拉蒙娜不相信世间有罪恶，她只认定不能伤害肉体，因为肉体是精神的真正和唯一的圣殿。
“但你昨天确实外出了。”拉蒙娜说。
“你怎么知道？你叫私家侦探跟踪我吗？”
“施瓦茨小姐在中央车站看见你，说你手上拎着一只手提箱。”
“谁是施瓦茨小姐？你店里的那个小姑娘？”
“没错。”
“那么，你知道了什么？”赫索格不想多聊这件事。
拉蒙娜说：“也许是火车上有个可爱的女人把你吓坏了，所以你才回到你的拉蒙娜身边。”
“哦。”赫索格说。
说来说去，她就是想说她能够让他快乐。他想到拉蒙娜迷人的眼睛和坚挺的**，她的大腿虽短但很柔软，她的**功夫十分了得(和她在一起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别人)，他就知道她没有夸大其词。她真的有那个能力。
“那么，你是要逃跑吗？”她说。
“我为什么要逃跑？我有你这个不得了的女人，拉蒙娜。”
“真的吗？这样的话，你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摩西。”
“嗯，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不过，我没有那么傲娇和苛求了。生活教训了我，使我懂得做人要谦虚。”
摩西闭上眼睛，扬起眉毛。又来了!终于言归正传了。
“你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也许是因为你受过高等的教育。”
“高等的教育？这跟教育有什么关系？”
“你是知识分子，是上流的名人。而我只是一个生意人，一个布尔乔亚。”
“你不至于相信这种鬼话吧，拉蒙娜？”
“那么，你为什么对我不理不睬，一直让我追着你？我知道了，你就是妄想一脚多踩几条船。我接连遭受打击，终于百炼成钢。”
“一个思想高尚的傻瓜，一个笨蛋……”
“谁？”
“我自己。”
她接着说：“但是，恢复自信后，我感受到了无欲则刚的力量。”
拜托啊，拉蒙娜，摩西想说，你这么可爱、这么性感，闻着和摸着都那么舒服，你身上的一切都那么好。就别再数落我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拉蒙娜，闭嘴吧。但是，她并不想闭嘴。赫索格抬头看着天花板。蜘蛛在天花板上精耕细作，留下了许多漂亮的造型，像莱茵河的两岸。蜘蛛网上挂着一串串虫子，像葡萄又不是葡萄。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和拉蒙娜讲过我的生活经历，出身如何卑微，遭遇多么艰辛。但是，一个犯了许多错误的人，绝对不能忽视朋友的指正。就像桑德尔那只驼背老鼠，或者像道德自大狂和以色列的先知瓦伦丁。面对所有这些人，明智的做法是聆听他们的教诲。即使他们在骂你，那也是好的。至少说明还有人在乎你。
拉蒙娜停顿了一下。于是，赫索格说：“说句真话，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不过我很勤奋，我在努力，也不断在进步。我有望在临终前达到完美的状态。好人总是英年早逝，但我一直不遗余力地加强自我修养，所以等到我咽气的那一天，我的样子会让大家都喜欢。此时此刻，我真的很向往永恒。
“你在听吗？”拉蒙娜问。
“在啊。”
“我刚才说什么了？”
“你说要更加相信直觉。”
“我说我想叫你来吃饭。”
“哦。”
“我如果是一个婊子就好了!那样的话，我说的每一个字你都会听。”
“但是，我正想叫你……这里有一家意大利餐馆。”他是在编瞎话，他的瞎话编得不大好。他经常前言不搭后语。
“我东西已经买好了。”拉蒙娜说。
“但是，既然那个戴着蓝色眼镜、喜欢偷窥的施瓦茨小姐在中央车站看到我想逃跑……？”
“我怎么想到你会回来吗？我估计你今天会去纽黑文，去耶鲁图书馆，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来吧。来和我一起吃晚饭。如果你不来，我就只好一个人吃了。”
“怎么，你姑妈呢？”
拉蒙娜和她爸爸的姐姐住在一起，也就是她的塔玛拉姑妈。“她去哈特福德走亲戚了。”
“哦……我明白了。”他觉得塔玛拉姑妈可能喜欢临时决定出远门。
“对这种事情，我姑妈心里跟明镜似的，”拉蒙娜说，“而且，她那么喜欢你。”
她觉得我是她侄女的好对象。而且，要是这个单身的侄女在感情方面碰到了问题，她肯定是心急火燎的，做一点牺牲不算什么。在认识赫索格之前，拉蒙娜刚刚和一个名叫乔治?霍伯利的助理电视制片人分手，那个人的心灵受到了重创，伤心欲绝，近乎歇斯底里。拉蒙娜说，塔玛拉姑妈非常同情霍伯利，不仅安慰他，还给他出各种主意，活脱脱一个无事生非的老太太。赫索格出现后，她的兴奋程度几乎不亚于拉蒙娜本人。对比这个塔玛拉姑妈，摩西觉得他更能理解塞尔达姨妈了。女人就喜欢干这种神秘兮兮的事情，喜欢演双簧。因为要吃到果实的话，就必须跟狡猾的毒蛇抢夺。
尽管如此，赫索格发现拉蒙娜有强烈的家族情怀，对此他很赞许。她似乎非常喜欢这个姑妈。塔玛拉的爸爸是波兰沙皇政府的一个官员，也可能是一个将军。(就当他是个将军吧!)拉蒙娜说她的这个姑妈“是个俄罗斯美女”，她说得很对，塔玛拉阿姨很温柔，有少女的情怀，敏感而又冲动。每当她提到爸爸妈妈、她的老师和音乐学校，她干瘪的胸脯就会鼓起来，锁骨会凸起来，绷得紧紧的。她似乎还在想是否要违背她爸爸的意愿，去追求她的音乐梦想。赫索格总是表情严肃地听着，不知道她是在萨勒加沃剧院举办过个人音乐会，还是想举办一场独奏会。这个染过头发、戴着毫无意义的浮雕胸针的东欧老太太和他很投缘。
“你到底来不来？”拉蒙娜问，“你干吗这么犹豫？”
“我可能出不去，我很忙……要写信。”
“什么信？你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你有什么重要的信非写不可？大生意吗？如果是生意上的事，你应该和我商量一下。如果你不信任我，也应该找个律师。但不管怎样，饭还是得吃的。你一个人就不吃东西吗？”
“我当然要吃。”
“那么，你来不来？”
“好的，”赫索格说，“我很快就到。我带一瓶酒来。”
“别，别!你别带。我有冰镇的。”
他放下电话。说到酒，她嗓门就大起来。可能是他在人家的印象中就是个小气的人。也可能是他唤醒了她保护他的愿望，他经常让人产生这样的愿望。有时候，他也怀疑自己是不是那种暗自相信自己已与命运达成协议的人，只要他们顺从、善良，就不会受到残暴对待。赫索格的嘴角扬起一抹浅浅但扭曲的微笑，他心里在想，几年前他是否真的下定了做交易的决心，他是否真的想利用温顺的表现换取人家的优待。这种交易是女人或者小孩子的交易，也适用于树木、动物。这样的自我批判不会让他心生恐惧，和自己较劲没有任何意义。关键是外在自然力量和自己内在精神的结合，这种结合能结出神秘的果实。他撩开香港产的佩斯利纹样睡袍，看着自己**的身体。他早就不是孩子了。鲁德维尔的房子一方面给他带来了一场灾难，另一方面却让他更加健康。为了挽救那幢摇摇欲坠的老房子，他费了那么多精力，也练得双臂肌肉发达。他为此自恋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有力气把一个沉重的女人抱到**。哦，是的，他以前没有这样的力气，即使是年轻的时候身体还很强壮。和世界上的千千万万人一样，摩西·赫索格也是爱神厄洛斯的崇拜者。
但是，说到酒，拉蒙娜为什么那么重视？也许她是担心他会带加州的葡萄酒来。也许是她相信自家牌子的酒更有催情作用。可能就是这样的。也许是他一直在唠叨钱的事情，而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最后一种可能性是，她想用舒适享乐的生活拴住他。
赫索格看了一眼手表，似乎很干练，目的性很强，但他并没有记住时间。他靠着窗口，越过屋顶和墙角，看到了天空正在变红。他很惊讶地发现，他花了一整天时间潦草地写了几封信。这几封信写得怒气冲冲的，真滑稽！对于他们，赫索格充满怨恨！塞尔达！桑德尔！为什么要给他们写信呢？还有那个蒙席阁下！读着赫索格的信，从字里行间，蒙席阁下会看到一张愤怒但讲道理的脸，就像摩西看到这些墙砖上都沾满沥青一样。无休止的重复对理智构成了威胁。
假设我是绝对正确的，而蒙席阁下等人是绝对错误的。如果我是对的，那么，要统一世界的思想，形成凝聚力，那都是我的责任。如果摩西·赫索格能够随心所欲，结果会怎样呢？不，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些责任呢？教会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有害的，是一种普鲁士式的错觉。一个人愿意回答所有问题，就表明他是非常愚蠢的。瓦伦丁·格斯巴赫在任何事情上承认过自己的无知吗？没有。他简直是全知全能的歌德。他总能帮你把没说完的话说完，帮你把说不清楚的事情说清楚，他能解开世间的一切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