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是一条十分艰辛的发展道路

我国选择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道路缺乏理论研究与实践基础。以信息化带动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我国基于本国国情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必然抉择。有学者认为，信息化的关键作用在于实现教育的蛙跳式即跨越式发展。[23]跨越式发展，是一种超常规、创新型发展，是指“落后者”通过某种特殊发展方式与发展模式，对“先行者”走过的某个发展阶段的超常规赶超状态和行为。“落后者”只有跨过“先行者”的某个发展阶段、某种发展水平才属跨越，而快速发展和快速跟进并不等于跨越式发展。我国选择跨越式发展这种特殊发展道路，是由我国教育的整体发展进程，以及贫困地区的经济困境、现实条件和发展诉求所决定的。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面临由原始文化向知识文明、由“知识隔离”到知识极大丰富的跨越外，更重要的是实现由“教育起点公平”向“教育结果公平”的跨越。然而，我国这条跨越式发展之路的选择，缺乏理论依据，在国际上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借鉴。

我国提出“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面临既要加快信息化又要完成工业化的双重任务。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在2000年10月召开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2000年10月25日，教育部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努力实现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部署。后发国家选择以信息化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一种国际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学者、机构就开始探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国外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到2002年，十六大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我国工业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选择。这些战略部署，直接影响到教育决策。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努力实现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写入其中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我国未来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后来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举措的依据和逻辑基础。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与工业领域相比，教育领域选择以信息化带动教育跨越式发展道路，不仅缺乏理论探索，而且在实践中尚没有这方面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在缺乏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的情况下，在国家工业领域出台这样的政策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教育领域就匆忙跟随，直接引入或套用工业领域的成功经验做出重大决策，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直到今天，教育领域依然没有人对这方面的理论进行深入探讨，国际上依然没有成功的案例，也就是说，没有哪个国家通过信息化的带动真正实现了教育跨越式发展。有学者指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通过运用信息技术来实现教育质量方面的跨越式发展。[24]在微软举办的信息化国际论坛中，几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作为先进典型介绍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案例中，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所提供的整合案例课也确实有较好的效果，但还谈不上实现蛙跳式即跨越式发展（教育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还不是很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通过信息技术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农村、边远、民族地区的学校，以促进当地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发展道路，注定了是一条十分艰辛的发展道路。实践中，我国在解决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问解中出现了三种不良倾向：一是重视政策、经济和物质条件等有形因素的影响，而忽视学生自信心、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二是重视教育起点公平，而轻视结果公平；三是只重视校内影响，而忽视学生社会构成对学生的影响。在这种状况下，该模式难以取得成效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对优质教育资源缺乏理论研究

全日制远程教学主要是对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传播或输送，然而，什么是优质教育资源？这种资源能否输送以及该如何输送？

（一）什么是优质教育资源

为了更好地对优质教育资源进行界定，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资源，什么是教育资源。所谓资源是指人们从事某种活动的条件和基础，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制度、文化、理念、模式和方法等。《教育大辞典》对教育资源进行了界定，说教育资源亦称“教育经济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教育过程中所占用、使用和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指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二是指教育的历史经验或有关教育信息资料。[25]

国外对教育资源概念的界定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早在1972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AECT）就对教学资源进行了界定，并将其分为两大类，即设计的资源和利用的资源：“某些教学资源为特定的学习目标而专门设计，因此，这些资源可以起到促进教学的作用。这样的资源通常被称作‘教学材料或教学资源’。另外，还有一些资源存在于自然界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是这些资源也可以被发现、开发和应用于教学。这些资源有时被称作‘现实世界的资源’。”[26]在美国学术界，教学资源与教育资源概念通用。这种界定可以看作教育资源的狭义定义。它存在明显不足，因为分类中没有包括环境资源。1994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在重新修订教育技术学概念时，给出了教育资源的广义定义：“教学资源是能够提供学习支持的所有来源，包括教学支持系统、教学材料以及环境……教学资源可以包括任何能够促进个体学习和实践能力提高的资源。”[27]按照这个定义，教育资源将人力资源、制度资源和文化资源等加入其中，囊括了对教育教学产生影响的所有重要因素。目前，这一界定为国内外学者所广泛接受。

那么，什么是优质教育资源呢？一般来说，优质教育资源是指能对教育教学起到提升和促进作用的高质量教育资源。当然，“优质”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其标准会随着主体变化而呈现出差异。在信息技术环境下，教育资源被赋予新的内涵，其形态、特征、功能等都发生了较大改变。国内有学者认为，所谓优质教育资源，“即品质优良的教育资源。从构成成分上说，大体包括优越的物质资源，优良的课程资源，优秀的精神资源，优异的人力资源，优化的制度资源等”[28]。也有学者认为，优质教育资源共包括五个方面：①学校的文化资源，包括学校的办学理念及学校本身的价值观念，像学校教职员工甚至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以及学校所在地区、社区、街道对学校的信任和支持；②学校的制度资源，包括学校正式的规章制度、学校的非正式制度和学校外部的制度资源；③学校的物质资源，包括学校有些什么东西，以及这些物质资源的配置方式；④优质的教师资源，包括教师的职业精神、专业能力、研究能力和教师的合作能力与团队精神；⑤学校的特色资源。[29]笔者认为，优质教育资源应该包括六个基本要素：①课程资源；②教师资源；③制度资源；④文化资源；⑤物质资源；⑥学校品牌资源。

（二）优质教育资源能否输送

21世纪伊始，我国便推出一项重大政策举措，即向农村、边远、民族地区输送城市优质教育资源。那么，在实践层面，这项政策举措又是如何操作的呢？如果将上述优质教育资源定义中的课程资源单列出来，将其余五方面资源统称为支持与环境资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长期以来，我国输送的所谓优质教育资源，只不过是课程资源，即可以帮助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教学素材、教学录像或教学软件等。也就是说，实践中，人们往往采用了在操作上相对比较简单的优质教育资源的狭义定义，即输入的是“教学材料或教学资源”，而将那些承载着教育理念、教学智慧、学校文化和管理理念等的因素，也就是将相当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灵魂和赖以生存条件的支持与环境资源忽略掉了。结果是，输入的所谓优质教育资源，不过成了“晒干的鱼”“晾干的菜”，被贫困地区师生称为“死资源”，难以发挥作用。这也就是我国教育领域多年来一直存在着的一种奇怪现象，即一方面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发出的海量教育资源被闲置或低效应用，而另一方面一线教师却又天天喊着没有优质教育资源可用的根本原因。

（三）优质教育资源如何输送

“城市反哺农村”“东部支援西部”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目前，我国输送优质教育资源的探索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早期的人和物质支援带动阶段。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十分有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一直在使用，而缺点是影响面较小，作用十分有限。第二个阶段是“送设备、送资源”阶段。进入21世纪，在“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下，我国开始向农村、贫困地区输送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以期促进这些地区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但简单化的输入难以产生预期效果。第三个阶段是“输送”城市优秀教师智慧阶段。第一、第二阶段相当于“输血”，而第三阶段相当于增强“造血机能”。我国多年的扶贫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想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必须增强贫困地区自身的“造血机能”，教育亦应如此。其实，全日制远程教学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成功，主要是因为输入了优秀教师智慧，从而大幅度增强了边远、民族地区教育自身的“造血机能”。

三、“后发劣势”会造成优质教育资源难以发挥作用

国家为边远、民族地区输送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其目的是利用这些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促进当地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然而，人们在看到经济与教育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的同时，往往忽略了这些地区还存在着“后发劣势”问题。

“后发劣势”理论和“对后来者的诅咒”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沃森（Watson）提出的。2000年，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中，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引用这一理论，提示人们关注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问题，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他指出，落后国家发展比较晚，自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但是模仿的空间很大，这使得落后国家在没有一个“良序”制度的条件下，单凭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简单模仿，难以取得发达国家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经济成就。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却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总是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虽然落后国家单凭技术模仿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发展，但是可能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的失败。

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确存在着制度上的“后发劣势”，这种“劣势”对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作用的发挥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早参加全日制远程教学项目的康定中学校长陈军，用“活资源”“死资源”概念试图说明制度“后发劣势”的影响。在与笔者的交谈中，他深有感触地说：“教学资源是有生命的，是生成性的。再好的资源都需要在课堂上实现转化。”这句话有三层含义：一是“教学资源是有生命的，是生成性的”；二是教学资源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存在的；三是优秀教师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灵魂和生命，如果离开优秀教师的智慧，所谓优质教育资源是不存在的。其实，全日制远程教学模式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成功，关键是因为它不仅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中狭义的教学资源送到了边远、民族地区学校，而且还将作为教育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优秀教师智慧，以及名校的制度资源、文化资源、品牌资源等作为模式的要素，一同输入远端学校。从这个意义上说，模式一缺乏获得成功的要素。

四、没有抓住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在利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促进边远、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中，模式一没有解决这些地区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第一，培养学生的自信心；第二，更需要城市优秀教师的智慧；第三，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第四，“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塑造现代人。这些问题将在以下章节中展开，这里不再赘述。

[1] [美]I.伯纳德·科恩：《科学革命史》，5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2] 陈家刚、张静然：《认知学徒制、技术与第二次教育革命——美国西北大学Allan Collins教授访谈》，载《中国电化教育》，2009（4）。

[3] 周洪宇、鲍成中：《扑面而来的第三次教育革命》，载《中国教育报》，2014-05-02。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cnnic.cn/gywm/xwzx/rdxw/2015/201601/t20160122_53283.htm，2016-10-04。

[5] 目前此书还没有中译本。

[6] 张薇：《网瘾是上辈人强加给网络一代的病》，载《青年周末》，2009-09-04。

[7] 顾小清、林仕丽、汪月：《理解与应对：千禧年学习者的数字土著特征及其学习技术吁求》，载《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2（1）。

[8] 刘锋：《图解“互联网大脑”与“互联网+”》，http：//e.huawei.com/cn/publications/cn/ict_insights/201509071615/forum/201509081443，2016-02-22。

[9] 赵正元、唐景莉：《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载《中国教育报》，2001-10-24，有改动。

[10] 董奇：《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485/201012/112404.html，2016-05-20。

[11] 陈倩儿：《多少年能拉平城乡课桌》，载《中国青年报》，2012-08-29。

[12] [美]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11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33/201203/xxgk_132634.html，2013-03-12。

[14] 原春琳：《10年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时间是长还是短》，载《中国青年报》，2010-03-02。

[15] 胡鞍钢、熊义志：《西部开发应优先实施知识发展战略》，载《领导决策信息》，2000（34）。

[16] 王鉴：《我国少数民族教育跨越式发展战略研究》，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1）。

[17] 杜育红：《教育发展不平衡研究》，13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8] 崔延虎：《跨文化交际教育：民族教育若干问题探讨》，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4（2）。

[1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两年来教育改革发展情况》，http：//www.china.com.cn/zhibo/2012-09/06/content_26413278.htm，2015-10-20。

[20] 张强：《我国民族教育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改革发展思路》，教育部迎接十八大报告会报告，2012-10-18。

[21] 李爽、王磊、白滨：《基于卫星的远程直播教学模式评价研究——以成都七中网校为例》，载《开放教育研究》，2009，15（4）。

[22] 刘延东：《优化资源 促进公平 加快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刘延东国务委员在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6/200912/54931.html，2014-03-04。

[23] 何克抗：《迎接教育信息化发展新阶段的挑战》，载《中国电化教育》，2006（8）。

[24] 何克抗：《迎接教育信息化发展新阶段的挑战》，载《中国电化教育》，2006（8）。

[25]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简编本）》，26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26] [美]艾伦·贾纳斯泽乌斯基、迈克尔·莫伦达：《教育技术：定义与评析》，18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7] [美]艾伦·贾纳斯泽乌斯基、迈克尔·莫伦达：《教育技术：定义与评析》，18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8] 程敬宝、王伟：《优质教育资源：价值与功效》，载《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1）。

[29] 谢维和：《论优质教育资源的涵义与建设》，载《人民教育》，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