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悉尼，我一切都是按照运动员的一般程序来做的。参赛的运动员会接受检查、获得相关证明材料，而且我们的房间也都分配好了，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室友。尽管运动员们的房间从来都是不太宽敞的，但是残奥村的宿舍却有点拥挤——比在巴塞罗那的房间更加狭窄——而且那些墙纸也很薄。我和其中一个来自美国的协调员说让他把我和我的室友杰里米·伯尔森安排到附近一个更为舒适的可移动的房屋去住。这房间和我四年前在亚特兰大参加残奥会时的房间差距太大了。然而，房间的设施还算一流，负责赛事的官员和志愿者也都很热情，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然而，尽管我在悉尼的总体体验还好，只要一想到家里的事情所潜在的那些不确定性，我就感到很郁闷。

杰里米来自美国南部，他有着发达的肌肉、白皙的皮肤，具有典型的金发碧眼特征。他站起来差不多有一米八高。他其中一条腿从膝盖下部截掉了，参加的是那极度累人的五项全能运动，这其中包括：100米和400米赛跑、跳远和投铅球以及掷铁饼（他最终在五项全能比赛中排名第四，差一点就获得铜牌了）。

一般而言，你会和那个与你住一起的运动员形成一种不言而喻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杰里米和我很快就一拍即合，就像我是他的一个亲兄弟一样。我的父母也很喜欢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身儿子一样对待。杰里米性格比较幽默，人也机智灵敏，比较容易相处，而且他还很喜欢聆听。因此，我跟他倾诉了我的婚姻问题。他静静地听着，尽管他没能给我提供建议，不过当他看到我在心情变得糟糕时就会想办法让我笑。

对大多数运动员而言，开幕式是奥运会或者残奥会最精彩的部分之一。跟着星条旗列队走进体育馆的那种体验是让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而我却选择不随美国队入场，和我的父母站在看台上。由于离我的第一场比赛已经没有几天了，我决定在此之前我最好还是不要排长队等待入场，因为排队时要站着等好长一段时间。不过那时我心里很清楚，我能感觉到自己还没有完全进入比赛的状态。杰里米也决定加入到我和我的父母的行列，那个时候他也有些想家。

终于，到了10月20号，在那一天我要参加100米半决赛。

那天，当我醒来时，我感觉自己有点不舒服。我去随团的美国医疗队看医生，他们在检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我身体脱水了。他们告诉我要多喝点水。由于我要参加的比赛是在下午五点开始的，而且我知道我还有好几个小时去放松、去补水，所以我就回到了**。一个小时后，我像往常一样吃了鸡蛋和烤面包。我感到有些沮丧，一个人在餐厅里坐了几个小时，一边喝着橘汁一边看着运动员来来往往，默默地在那里发呆。

后来，杰里米发现了我，陪着我坐了下来。我再一次和他说到了家里的事情。我们都清楚这样会影响到我的比赛，但是我不能假装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我需要把这些忧虑从我的脑海中排空一段时间。要是因为这个使我失去夺得残奥会金牌的机会那就不值得了，特别是现在我在这里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对解决家里的问题于事无补。

在比赛前的两个小时，我到达了做热身运动的地方。我做完了一遍热身运动的所有动作，当然肯定不像那年我参加残奥会时感觉那么好。我的身体运作似乎变慢了也变迟钝了。尽管我试着尽力去不因感情的事情分心，不过这些烦心事却怎么赶都赶不走，让我处于一种压抑和焦虑的状态中。

布莱恩·弗雷热和尼尔·福勒两个人在第一分组赛中，我在第二组中，马龙·雪莉在第三组中。我们都是在一块做热身运动的。他们所有人的竞技状态看起来都很好，好像整个世界都与他们无关，他们保持着放松，不受任何人、任何事打扰或分心。然而，我却不能把内心的意志召唤起来去驱逐我的那些烦恼。

比赛的第一遍哨声已经吹响了。我收拾好我的东西然后昏昏沉沉地朝第一次签入点走去。然后，我就坐在我的包旁边，在一个远离其他人的安静的地方等待着。一般情况下我会蹦跳着、活动着确保身体不冷却下来。这一次我却对保暖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我很想也很需要恢复到最好的状态，可就是做不到。

提醒比赛的第二次、第三次哨声响了。我站在赛道上，在即将进入体育馆时，我想到能第三次参加残奥会，我感到很幸运。我很希望那不是我的最后一次，而且我当时也很想好好表现。不过，我没有那种刺激兴奋的感觉，相反，我感到无精打采。不过，当我们进入比赛场馆踏进田径场时，我突然感到我的能量在慢慢积聚爆发。

当我们排成一列纵队走到体育馆的最外圈时，我看到了第一场半决赛。正如心中所期待的那样，布莱恩轻松地以11.53秒的成绩赢得了那场比赛。尼尔以11.86的成绩排名第二。

下一场就到我了。马龙在体育馆一侧等着第三场预赛。

我参加的半决赛宣布开始了，我摆好我的起跑器。在我这一小组中唯一能对我造成威胁的就是来自德国的马库斯·埃姆。他一年一年地不断进步，而且我还不知道那年他跑得最快的成绩是多少。不管怎么样，我得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跑，去争取进入决赛的机会。

发令员发出命令让我们进入起跑器。在最后那一刻，我尽力去把脑海中所有和比赛不相关的东西都统统清理干净。准备好后，我想到了我的儿子亚历克斯。不管发生了什么，他都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作为一个父亲，我所获得的远非仅仅是参赛和获得金牌，还有很多很多。那个想法使我平静了下来，让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发令员喊道：“预备。”我抬起了身体，突然觉得我是一个很松而非紧绷的弹簧。

“砰！”

我迅速地从起跑器中蹬出来，立即站直了身体，而不是像之前那样一直放低身姿。欣慰的是我的肌肉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我的身体还是很强壮的，我以11.83秒的成绩赢得了小组赛。这个成绩比之前尼尔在半决赛用时还要稍微快一点。埃姆紧随在我后面，他的用时是12.10秒。最终，我获得了第三名。

这是我那年成绩最差的一次，不过我已经尽力去维持积极的一面了。我仍然还在做思想斗争，而且至少我获得了参加第二天决赛的资格。不过，我本来可以在比赛中表现得更好的。在第三组小组赛中马龙用时11.31秒，打破了我创下的世界纪录。这真是个很好的成绩。

后来，我去了看台，和我的家人在一起。他们恭喜了我一番，告诉我我表现得很棒。他们认为我是在向对手隐藏实力，才故意表现出那样的。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那时真的分心了，精神有点错乱。

他们不知道我的个人生活出了什么问题。我不想把这种小波折告诉他们，让他们担忧。

我回到了残奥村吃完饭，就休息了。后来我就生病了，或许是脱水造成的，而且我压力也很大。我打电话回家想和艾莉森和亚历克斯说说话。“喂，我赢得了小组赛，获得了进入决赛的资格。”在说这话时我尽量表现得很高兴。我希望能听到妻子跟我说一些鼓励的话。不过，我们在电话里面却沉默了，感觉有点尴尬。后来听到的话让我感觉我身体的某个要害部位被击中了。

“托尼，我想我们还是离婚吧。”

我当时一下就语塞了，甚至有点呼吸困难。最终，我艰难地说了两句话就挂了。我犹豫地告诉她说：“我明天还要比赛，先睡了，替我吻一下亚历克斯，告诉他我爱他。”

挂断电话后，我心想，我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处境了。这是在2000年残奥会上我参加100米决赛的前一晚。难道她就不能等几天再告诉我这个让人难以接受的决定吗？

后来她告诉我她也想到了这一点——在她脱口而出的那一刻她就意识到了。

在那一次噩梦般的谈话后，事情就变得更糟了。我开始发高烧，不吃晚饭。后来，我去了医院。护士在给我量了体温后说：“你体温已经高达43度了，而且你还有脱水症状。”医生考虑给我静脉注射，不过还是要让我待在医院继续观察。他们让我吮吸冰块，喝一些**。几个小时后，我就回到了我的房间。那个晚上我一直都没睡着，一直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我的烧一点都没有消退，而且内心感情问题也在折磨着我，我一个晚上都没闭眼。第二天早上，我感觉身体极度疲惫，不过我还是起了床，花了几个小时才做好所有准备。要是那天我还要去参加比赛的话，我就不能让身体出现脱水的状况，我强迫自己吃些东西。杰里米和我去了餐厅，坐在我们经常坐的那张餐桌旁。他看到我的状态，摇了摇头说：“兄弟，你看起来很颓废。”我把我和艾莉森通电话的内容告诉了他。他不相信艾莉森会在我比赛之前的头天晚上和我说离婚的事，这是考虑极其不周全的行为。

为了让我不再想艾莉森，他见到经过我们面前的美女就指给我看。当然，那些都是肢体健全的运动员。一个瑞典队的队员在经过我们面前的时候朝我们笑了笑。他说：“看，这里好多的美女啊，而且好多都是专门来看你的呢。”

他就是想让我忘了艾莉森说过的话，能好好比赛，不过我根本就没注意过往的人，而且对其他任何女性也没兴趣。我还深爱着我的妻子，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人，而且我还在坚守着我结婚时的誓言——就算我回到家面对这一切我还是会这样。我回到了我的房间，收拾好我的东西就朝体育馆走去。

在去体育馆的路上，我差点就睡着了。我那时已经心力交瘁了。当我到达热身场地时，我碰到了两个截肢运动员，他们在田径场上执勤，随时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问我的双腿是否正常。我告诉他们说我的“捷足”貌似有些坚硬。他们还有一双，没我那双那么僵硬，是专门放在田径场上供替换用的。这就好像是一个开纳斯卡赛车的人说他的车胎太光滑了，然后让他的后勤维修人员去把车胎换了一样。尽管在这些比赛中，在最后一刻换装备也是有的，但是我之前的做法是，就算提前一天我都不会随便去换的，更别说那时离比赛就只有几分钟了。然而，那天，和其他的日子不一样，我允许他们给我换装备。

由于换装备，耽误了我做热身运动的时间。我还来不及热身，发令员就吹响第一次哨了。我就这样通过了第一个检查点，都没有时间试试我的新装备。在通过第二个站点后，我开始精力旺盛地热身。我发现我其中的一个假肢有点短，不过发现得太迟了。我感觉自己就是在有点瘸的情况下去比赛的。我把那个给我换装备的人叫了回来。有个修复学家在量了我两个假肢的长度后，发现其中一个假肢比另一个假肢短了2.5厘米。他建议我马上换回我原来使用的那双假肢，但那时都已经吹第三遍哨了，我已经站在了最后一个检查点处，而且仅剩五分钟的时间了。我不敢冒险去换回来，因为要是我不继续往前走的话我就会被取消参赛资格。我毫无选择，只能使用那长短不一的一双假肢。

我进入了那场比赛最后的预备地点，试着去做几次锻炼呼吸的冲刺。那时，我发现我自己倒霉透顶。我本来就整个晚上都在发烧，艾莉森还说要和我离婚，这让我备受折磨。而且我还愚蠢地把我的假肢给换了，一直以来我对我的那对假肢都很满意。更糟糕的是，我竟然觉得我的假肢又硬又冷。马上就要比赛了，我还没有进入比赛状态，更别提我还能在比赛中取得名次或者能打破世界纪录了。

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想什么都于事无补。100米比赛就要开始了。我和布莱恩、马龙、尼尔以及其他的竞争对手一块儿被带进了比赛场地。这次比赛被宣传为本届残奥会最大的亮点之一。整整一周，美国各大媒体都在预测说美国将会在前一天的100米半决赛中轻而易举地大获全胜，因为我们有三个跑得最快的运动员参赛，这其中就包括我。

基于这些报道，大家都认为我大获全胜是十拿九稳的事。而我心里清楚那是不可能的，我要是能在那场比赛中获胜，除非有奇迹发生。

在我进入田径场时，之前有过的那种身上有股电流的感觉不在了，一点都没有了。我试图通过想到儿子的模样来给自己增加动力，不过那更让我质疑、担心起来：等我比赛后回家，一个单身男子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亚历克斯的成长会面临什么问题？他才只有两岁大，而且很快就会忘记我们曾经还是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人。

在向观众介绍每个参赛运动员的同时，各参赛运动员的照片也在大屏幕上播放着，观众开始活跃起来。尼尔·福勒理所当然地获得观众的掌声最多。他是决赛中唯一一个澳大利亚人，也是澳大利亚公认最好的残奥会参赛选手。

对选手们的介绍结束后，我们都进行了一些起跑训练。

比赛终于开始了。由于马龙在半决赛中就打破了世界纪录，所以显然他当时是最受欢迎的。我需要全力以赴去抵挡尼尔，帮助美国队获得完胜。

在我们都准备好就位后，我站在了他们后面，精神恍惚地看着他们。最终，我打破了这种不好的状态，步入起跑器，把我的油漆罐放在了前面。

当听到“预备”这个命令时，我们都抬了抬身体，等待着发令枪响。

“砰！”

由于我不怎么集中精力，反应有点慢，就好像我是最后一个听到枪声的一般。马龙已经像子弹一样从他的起跑器中射出。布莱恩紧随其后，后面接着是尼尔。在我们往前跑时，我试图加快我的速度去超过尼尔，然后再赶上布莱恩。在距离终点还有几秒处，我发现马龙已经远远地把我甩在了后面，我已经很难追上他了。每次我想提速时，就感觉我要倒下去一样。我意识到那长短不一的假肢正在让我失去铜牌，正在使美国丧失全胜的机会。

眨眼之间，我们就通过了终点线。片刻之后，我就知道了马龙又以11.09秒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布莱恩以11.46秒的成绩获得了银牌，尼尔以11.65秒的成绩获得铜牌。而我，跑了第四名，用时11.81秒。这不是我真正的水平，比赛成绩只比我在半决赛时好那么一点点。

比赛结束后，我向马龙表示了祝贺，然后就绝望地寻找一个出口，决定迅速地退离比赛场地。我想着暂时忘掉这次比赛，输了就输了，我还有我最喜欢的项目——200米——我期待着能在200米比赛中好好表现。但是我还没来得及离开，一些记者就把我给围了起来。我表现得很大度，说的都是我的对手表现得很好之类的话，而不是在给自己找借口，而且我发现这么说对我没有什么损失。该给赞扬的时候就赞扬。当被问及我自己的表现时，我只耸了耸肩。其实，我内心是很失望的。这是我最擅长的比赛，而我却没发挥好。的的确确，这已经发生了，虽然我并不希望在残奥会上发生这样的事。

我走到了体育馆外面，见到了我的家人。和平常一样，我的父母亲还是很支持我。他们猜想肯定是某些事情影响了我发挥，不过他们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那时我也没有什么话要对我的父母说。后来我给艾莉森打了个电话，那个电话是我到了残奥村时才打的。不管怎样，对于我的父母能来看我的比赛，我非常感激，他们的出现给了我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他们知道我当时压力有多大。我所获得的赞助是基于我在赛场上的表现。我的大部分赞助商们每个月都会给我一笔小钱，要是我打破了世界纪录或者是获得金牌他们就会给我五千美元的奖金。而且这些奖金会很快地增加。我记得我在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时，奖金就加得很多。

不管怎样，我那时还没有完全失败。那时离200米小组赛还要两天。200米比赛成了我最喜欢的比赛，因为我将有100米长的距离去弥补我那固有的起跑比较慢这个弱点。

那两次比赛中间间隔的两天空余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也慢慢地开始放松起来，又开始恢复自信了。这时，烧也退了，我感觉比之前好多了。我知道不管是在哪天比赛，我都有可能赢。我仍然还抱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是好事。

在我参加200米半决赛那天早上，我感觉特别好，在残奥村里我很放松，利用空闲时间段吃了早餐，然后就朝体育馆走去。我换回到了我原来的那对假肢。而且，在我到达田径场时我还有很多时间去热身。自从我在100米比赛中失利后我就一次都没跑过，因为我要为200米比赛保存实力。我做了一些训练呼吸的冲刺，想判断我的那双假肢是否完好。

在一轮跳跃训练和伸展运动后，我又做了一系列的速度递增的冲刺。我还有时间去做简短的按摩。就这样，一直等到通过第二个检查点时我才安装好我的假肢，重新开始热身。那时我感觉状态非常好。我将会在比赛中跑得很快。我知道肯定会有一股力量支持我的。

最后一遍哨声响了。我和其他的参赛者进入了最后一个比赛预备点。几分钟后，我们就都收拾好了各自的东西，排好队等待着入场。

在我进入比赛场地时，内心异常地宁静。多年来，运动心理学家一直教我如何把一些负面的能量和紧张转化为一种前进的动力。在我心中，我一直都想着一个词——就是“雪”——这个词能让我变得平和安静起来。不知为什么，我还能从我家里的危机以及在100米决赛中不好的表现中解脱出来，把这些不好的经历都转化成一股强大而自信的力量。

参赛选手们沿着体育馆周边来到了起跑点。我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去放好我的油漆罐，调整我的起跑器。然后我就练习了几次起跑。在那里，通过大屏幕，所有运动员又被介绍了一遍。那时我面带笑容，心想这将是我发挥最好的一次比赛。自从我来到悉尼后，那是我第一次感觉那么好，那么自信，那么确定我能赢。

后来，我们就都按照命令在起跑器处做好了比赛准备。

我不慌不忙地检查了我的“双脚”，它们一切正常。当我进入预设的比赛地点时，心中依然很平和。今天，我就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飞毛腿。我将在第一轮比赛中驰骋赛场。

发令员开始喊着：“预备！”我起了起身，做好了起跑的姿势。

发令枪响了。我迅速从起跑器中起跑，感到我的鞋钉在田径场上发出的摩擦声。这次起跑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迅速地开始加速。当时我好像是在跑步机上一样，感受到田径场就在我脚下不断往后飞。我都不知道那时我的双脚是否在地上。当我接近60米标志处要拐弯时，我知道那股助我加速前进的力量马上就要出现了。不过，那时我并没有感觉到原来那股力量的出现，而是感到了一股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力量。在拐弯时，我加速越来越快，当时我感觉自己简直在飞。

在我马上要跑到直线跑道时，我意识到我跑得太快了，离心力正在使我偏离我的跑道。后来，果真出事了。我的右韧带从股骨处撕裂了。当时我感觉疼痛难忍，就好像有人拿着炽热的刀子在扎我一样。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肩膀最先接触地面，我的身体感觉像散架了一般。我本能地爬到了一边去，免得阻挡了其他的选手。当我停下来时，就感觉一阵晕眩，分不清方向。我在田径场上爬着，经受着难以言状的痛苦，时间也完全停了下来，我听不见任何的声音。剧痛让我缩成了一团，当我睁开眼睛看到残奥会圣火时疼痛就停止了。我凝视着圣火，感觉像过了几个小时一样。这两次比赛和我在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的区别实在太大了。这一次受伤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再也看不到残奥会圣火了？

后来，组织赛事的官员和助理教练们把我抬离了田径场。他们把我放在轮椅上，然后立即带我去看医生。

在医生们给我检查的时候，一个美国教练告诉我说，我在跑前100米时他给我计时了，我用时10.8秒——这比我之前任何一次都跑得快，而且还快过马龙的世界纪录。我听到这些很兴奋。说实话，在几天前我还想着我的巅峰时刻已经过去了，只是我的运气比较好罢了。尽管我受伤了，这个消息让我有了一种继续战斗的冲动。离雅典残奥会也不过就四年的时间而已。

但是，现在悉尼残奥会已经尘埃落定了，我首先要面对的是回家，在飞机上的那段时间太漫长了。此外，我将还要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