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运动员，1999年对我来说是起伏不平的一年。我在俄勒冈州输得很惨，而在巴塞罗那200米比赛中我夺回我的冠军头衔并且缩短了我的世界纪录用时。我的内心发生了从怀疑自己到感到所向无敌的转变。

在千禧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对我的运动员生涯做了一番衡量。作为一名运动员，我能获得那么多的荣耀，不过那些荣耀并不是无止境的。一个运动员只有在他上次比赛中表现很好才有价值。我不可能永远都像现在这么年轻这么强壮，我知道自己将来某一天不得不去从事一些其他的行业。除了这些荣誉和称赞外，或许我在哪一天就会失去因田径事业而带来的收入。我得考虑以别的方式给我的家庭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

幸好，艾莉森在家抚养亚历克斯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了，而且开始了工作，她成了一名药剂师。由于我不用再替她交学费，而且她还能挣些钱用来补贴家用，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是，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我不能以做残奥会田径教练谋生。

大部分人都不太愿意考虑请他们心目中的体育英雄来做教练，这是我的不利条件之一。原因有两点：首先，对我来说，淡出公众关注的中心是很难的，大家都知道出现第二个类似这样的高度引人注目的人或事是不太可能的。其次，我将如何偿还按揭，如何养家糊口？

我可以很确定地说，大家都知道连续56场击出安打的纽约洋基队外场手乔·迪马吉奥和玛丽莲·梦露结婚了，他成了咖啡先生的赞助者，而且还是第一个出售签名的人（这可能是那次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参加宴会时他为什么不派发一些免费的签名的原因）。美国棒球运动员巴比·鲁斯的梦想是去经营纽约洋基队，不过最终成为泡影，并且他退役后的生涯就没什么特别值得书写的了。然而，吉姆·布朗曾为克利夫兰布朗队效力——或许他是史上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退役后成功打入影视界成了一名电影明星。旧金山49人队的橄榄球四分卫乔·蒙塔纳成了锡克剃须刀的代言人。纽约喷射队橄榄球四分卫运动员乔·拿马斯——一个预测并且赢得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的人——为一家洗面卸妆公司和美腿裤袜公司代言。奥林匹克花样滑冰冠军迪克·巴顿最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来成了一名演员和电视评论员，事业做得很成功。

但是田径运动员明星呢？他们退役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

20世纪20年代的芬兰中长跑奥运冠军帕沃·鲁米在退役后经营了一家服装店和小型房屋建造公司。罗杰·班尼斯特先生——第一个打破了在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纪录的人——成了一名杰出的神经病学家和医学院教授。获得四块金牌的杰西·欧文斯——在1936年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上让阿道夫·希特勒都感到懊恼——在他失去业余选手身份后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像约翰尼·维斯穆勒和巴斯特·克拉比这些前奥运冠军们都因其在体育上的声誉而跻身影坛，而这对欧文斯这个非裔美国人来说却是不可能的。在经历几次奥运后，他跟汽车和马赛跑，以此来挣钱谋生。他也曾经商，不过最后破产了。最后，他寻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做了一个公关顾问和励志演说家。

这些都是那些“主流”的田径明星。人们或许知道他们，但是就算是那些对田径有些了解的人，如果不是太热衷，都很有可能不怎么了解那些残疾运动员，不管我们在田径上做得有多么成功。但是，田径留给了我什么呢？

这让我感到有一点点担忧。2000年悉尼残奥会将会是我最后一次参赛。我的优势渐渐地消失了。在过去八年中，那些一直以来都在给我提供赞助的各个公司现在都开始把赞助费用平均分给其他的运动员了。残疾运动员越来越多，对整个比赛来讲也是越来越好的，那些公司都迫切地想让更多的运动员为自己的公司代言，但实际上并没有掏出更多的钱来支付给运动员。尽管我很确定这些公司的预算增加了，但是他们也开始从我们这些薪酬较高的运动员身上降低报酬，逐渐地朝一种激励式交易转变。美国的这些公司并没有涉入和残奥会参赛者签订代言协议事宜（幸运的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这种情况将会有所改观）。

2000年是个奥运年。奥运会将于9月15日至10月1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而残奥会则是于15天后在同样的地点举行。要是我能获得两块金牌或者是打破一两次世界纪录，那么我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还能以代言为生，能稍微推迟一段时间再退役。

在艾莉森1999年大学毕业后，我们决定搬到亚利桑那州的钱德勒市去，我的哥哥迈克和他的妻子塔娜也会搬过去。我们都对于西北太平洋的雨和灰暗的天空感到厌倦了。我之前经常在西雅图那又冷又潮的气候中进行训练，而比赛却是在比西雅图暖和的地方举行。在热一点的地方我在比赛过程中会发挥得很好。要是我能在一个暖和一点的地方训练，适应暖和一点的地方的气候，或许这有助于我的运动水平更上一层楼。

我很快地发现在亚利桑那州那阳光充足、温度高达华氏110度的地方训练并不会让我感到惊慌。有一天我在附近的一个田径场做呼吸冲刺训练时昏倒了。幸运的是，那天刚好是周末，有几个在为某中学布置户外运动场的工人发现了我。我醒来后发现一个场地管理员正在照看我。他用一根软管给我身上淋水，这样我的身体就可以尽快地冷却下来。

我也开始发现，在我的婚姻中出现了一些微妙的改变。艾莉森看起来在逐渐疏远我，对我也不那么充满柔情了。难道这只是我的猜想吗？还是我太敏感了？毕竟，她在大学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一个药剂师。或许是她压力太大了，在回家后会很累，会变得急躁易怒。或许那只是工作上的烦心事，或者是因为我训练的缘故。她承担起本应是我承担的那份家庭责任的同时，也希望我能去工作，因为我从田径事业中获取的收入大不如前了。每一段婚姻都会有不如意的地方。不过，我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干着急。我不确定我在2000年残奥会后将如何在经济上支撑起整个家庭，因此我决定要在信息技术领域闯出一番事业来。我在一家大型的股票经纪公司的信息技术部找了份入门级别的工作。我并非一个雇员，而是一个没有任何好处的承包商。在那年的年末，我挣了1099美元，不过这刚好是整个家庭所需要的额外收入。

在工作的同时，我继续全时段训练着。不过，这一年，我是自己一个人在训练。自从布赖恩和我分道扬镳后，我就一直没有教练。其实，我只是请不起一个教练。

在我全职工作的同时还进行着训练，对我来说倒没什么。但是，在训练的时候没有教练指导，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有几天我因为太累了，特别不想拖着疲惫的身体去训练，但是当我看到我儿子那双眼睛时，我就又变得精力充沛了。

我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去工作，就这样日复一日。我工作的那家公司主要是负责金融市场开业——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九点半。而我住在亚利桑那州，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属于太平洋时区。下班后，我就得去训练。我的妻子和我在那段时间都很努力地工作——更不用说去兼顾着照看孩子了——我们见面时都是各自招手打个招呼，仅此而已。

为了集中精力，我参加了一些当地的肢体健全运动员参加的比赛，不过有时候是会错过这些比赛的。在2000年7月，我参加了在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市举办的美国田径奥运选拔赛，那次是我自从穿上“捷足”后在100米比赛中跑得最慢的一次——12.88秒。看起来我似乎不能回到以前那种巅峰状态了，而正是巅峰状态才使我在田径领域一战成名。事实上所有人都一样，在体育运动中，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我需要去重新调整好我的心理状态。

在我参加的下一次肢体健全运动员参加的比赛的前一天早上，艾莉森和我决定在比赛那天把儿子也带到塞多纳去。我们到达了塞多纳，开着车四处游逛。这个具有魔力的地方竟然还没被列为国家公园。赛多纳是以其惊人的、别具一格的砂岩岩层而出名的。那些砂岩岩层在太阳升起或落下时发出耀眼的橙色和红色。赛多纳有着很多蜿蜒数英里的自行车道和徒步走道。而且，对那些追求精神苏醒的人来说，赛多纳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由于我在婚姻和在田径方面都有危机感，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里，喜欢这里某种程度上的超自然待遇。

我们决定去贝尔岩石旋涡处走走。中途休息时，我注意到我体内的能量开始不断聚集，这或许是由于我很容易受到别人建议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开车去梅萨机场旋涡。一到那里，我就感觉有点不一样了。在梅萨的顶端，我感到体内有股力量在冲撞着。我坐在贝尔岩石对面的峭壁边缘，有种失去意识的感觉。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艾莉森双臂抱着亚历克斯走了过来，然后把她的右手放在了我的左腿上，尽量使我保持平衡。

她惊讶地看着，说：“托尼，你全身在发抖。”

听到她这么问，我很欣慰，我知道那不是幻觉。

当我回到家的第二天早上，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我又变得充满自信，感觉精力充沛了。再一次，我感觉到自己是不可战胜的。我把行李装进包里就出发去图森参加比赛了。

我有点担心因为到那里要开三个小时的车而导致身体僵硬，于是我就多花了点时间去做热身运动。今天，我将只参加200米比赛，因为100米比赛和200米比赛每周都会轮流进行的。通常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我应该用23秒多就能跑完200米。在我上次参加的一次比赛中，我却用了24.3秒，相对来说有点慢了。今天，我是真的有必要全力以赴，尽量把时间控制在24秒内。这么一来，在去悉尼时，我就可以相信自己还能有另外一次真正的机会一举夺魁——并且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夺得残奥会金牌。

随着200米比赛时间越来越近，我感觉到自己真正放松了。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感到这么放松了。

最终，比赛要开始了。在这场健全运动员参加的比赛上，我将和一些中学校队运动员、一些像我这样的运动员和两名大学短跑运动员同台竞技。当我踏进起跑器时，我感到内心特别的平静。在发令员举起发令枪时，似乎双腿有股电流穿过。枪响了，我从起跑器中迅速起跑。

在通过拐弯处进入直线跑道时，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之前的那种状态。整个赛季都没出现过的那种良好状态又回来了。我是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用时22.8秒。这次用时比我去年在巴塞罗那世锦赛上官方的世界纪录用时还要少。不过很可惜，这次不能算作打破世界纪录。

我又有了自信，我做好了去悉尼参赛的准备。

在离悉尼残奥会还有一个月左右时，我决定再跟罗斯·佩罗接洽一番。我问他是否能赞助艾莉森和亚历克斯一块儿随我去澳大利亚。艾莉森之前和我说过她要和我一起去澳大利亚，但是由于我们支付不起费用，她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她特别想去澳洲看看。谁不想去看看呢？

我在下班后给佩罗打了电话。他说他很乐意支付艾莉森和亚历克斯的费用。几个小时之内，他的助手就安排好了一切。我将入住在运动员村，艾莉森和亚历克斯将会入住市中心离悉尼歌剧院不远处的一家豪华酒店。悉尼歌剧院是20世纪最具特色的建筑物之一。对于佩罗的这种安排，我感到很兴奋。

当我给艾莉森打电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时，我们在电话里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

她说：“我不确定那时我有没有时间。”

我当时听她这么一说就笑了笑。以为她肯定是在开玩笑。我对她说：“好吧，你去问问你的老板吧。”

她重新强调了一遍说：“我想那时候我应该没时间去。”

我跟她说，让她告诉他们老板我要去澳大利亚的悉尼参加残奥会比赛。她的老板肯定会让她请假陪我去的。

不过，她还是执拗地说：“不，我那时肯定请不到假。我们公司很忙。”

我有点着急地问：“你都不去试试看，怎么知道能不能请到假？”

“不，我认为试不试都一样。”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真正地担心起来了。

不过，我还是选择了相信她。她甚至都不说她在忙什么。我想到她们公司是给英特尔和美国航空航天局提供化学药品，其中还包括给航天飞机提供燃料，要是请几天假，她会很为难。因为有传言说她们公司要裁员，或许因为她觉得她不能给公司领导找任何借口把自己裁掉吧。

不管是什么原因，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她的想法的。

随着十月的慢慢到来，艾莉森逐渐变得冷淡起来。她经常会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才回家。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会问她：“我做错什么事了吗？”

而她会说：“不，你一直做得很好。”她说她不开心。看起来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开心。当她尽力想去弄明白她为什么不开心时，她对我说的又是那么的含糊不清。她会和我的嫂子塔娜去散散步，不过我的嫂子从艾莉森那里也套不出什么话来。

当然，这影响了我的训练。我很担心，在训练时也分心了。我感到很无助，什么也做不了，一下失去了积极性，因为我的家庭生活不再那么幸福、那么稳定了。未来看起来很不确定，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计划至少提前两周到达悉尼。一般的规则是，运动员在飞机上度过一个小时就得花一天的时间去调节才能达到比赛时的最好水平。我乘飞机到悉尼要十五个小时，因此，我得在参加第一次比赛前至少提前两周到那里。

最终，在10月1号，我们开车去了机场。我的心情很沉重。大部分的运动员都会因为有家人支持而获得成功，特别是在大型比赛时。我的父母正从西雅图赶往悉尼，但是我的妻子和儿子却不能一同去。艾莉森在机场和我拥抱了一下，说了一些祝我好运的话，然后我们就告别了。不过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形式主义。

为了在比赛中能打败世界上最强的对手，一个运动员必须要保持身心的绝对和谐，而且赛前不能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而影响了比赛的心情。

我坐在飞机上，感觉时间过得好慢。我睡不着，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艾莉森，不断地质疑着自己。我们已经结婚六年了。我做错什么了吗？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吗？在我们的婚姻里我不幸福吗？不，绝对不是。只要能挽救这段婚姻，我愿意做任何事情。而且，我认为离婚对各种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说都会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可怕的后果，特别是对那些很小的孩子。

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我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挽救这段婚姻。所有我能做的就是尽力去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