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当我从巴塞罗那返回后，我感到有点迷失了。我的田径之路还没有完结，我还想着突破，而且我认为我应该开始做一些其他的事，去做一些一个十九岁高中毕业生应该做的事——我不能永远都做一个田径运动员。我需要去想想，除了田径之外我的未来在哪里。于是，我进入了埃德蒙德社区学院去攻读商业学位，而且还在科思科超市找到了一份兼职。田径暂时居于学习和工作之后了。

一年后，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决定重新开始田径生涯。我很想念我的运动生涯，而且我认为我或许有能力以此为生。但是要达到那种地步，我得需要金钱方面的支持。尽管我在巴塞罗那残奥会后每个月都能从“捷足”公司获得一小笔薪水，可如果我要全职参加训练的话，就需要更多的钱。我和“捷足”公司重新协商了我们之前签订的合同，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工作了。我参加了很多地方性的比赛以及一些国际性的比赛，不过这些都不足以和我在西班牙的经历相提并论。作为一名运动员，在这个领域，我还是代表着最高水平的，不过我知道我还有潜力去做得更好，而不仅仅是跑得快而已。我开始想着去发挥影响力，去传播一个有关希望的故事。

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没有教练，想要参加高水平的比赛是不可能的。在我重新回到田径训练后的第六个月，我之前的长期教练朱莉·罗告诉我，只要她还能执教，她就会一直带着我训练。她说最好是能找到另外一个教练，能把我带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1995年，我接到了一个叫布赖恩·霍德尔的人的电话。他是华盛顿州最好的中学田径教练，住在州首府奥林匹亚，离我大概100公里。他很突然地给我打了个电话，介绍了自己一番。在一段短暂的闲聊之后，他说：“我想我知道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在起跑时能更快地离开起跑器。有一种新的设备叫作莫耶起跑器，这种设备能让你完成三点触地预备姿势，而不是在那种标准的起跑器中一直向下的姿势。”

但是这些起跑器的唯一问题就在于，它们在国际性的比赛中如果被使用了，即使打破世界纪录也是不算数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断地交谈，在接下来的五个月中就沟通了好几次，最后我们同意见面，我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

那时，我已经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跑了好几个月了。在和布赖恩接触了短短几分钟时间后，我觉得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在他的帮助下我还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虽然这些都是注定要发生的，不过看起来却是那么的偶然。虽然那个电话对我来说很突然，布赖恩实际上很早就已经试图和我取得联系了。有一天晚上他的妻子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有关我的报道。她叫她的丈夫也过来看看。电视里播放的是我去埃德蒙德社区学院上学的画面。霍德尔对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很惊讶并且决定要通过学校找到我。他给学院办公室打过一个电话并且留了言，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

几个月后布赖恩碰巧在体育画报上读到了有关我的另外一个故事，知道了我原来就住在林伍德市。他一直都没有收到我的回信，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收到他之前给我的留言。不过他很执着，通过电话号码查询台查找到了我的号码。他很想告诉我有关莫耶起跑器的情况。

1995年1月，我鼓起勇气问他是否愿意做我的教练。布赖恩考虑到我们离得太远而略显犹豫。艾莉森和我决定把家搬到华盛顿州的费多威，这样离布赖恩的距离就近了一半。自那以后，布赖恩慷慨地答应做我的教练，而且不收任何费用，对于钱他一个字都没提。很幸运，最终我还是能够对他在我身上所花的时间和他的专业知识给予补偿。

时间回到1993年，我有幸能遇到罗斯·佩罗。他是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分别在1992年和1999年竞选过美国总统。在1992年选举结束后，他来到华盛顿大学参加一个集会，这个集会是为他发起组织的美国团结联合机构而召集的。我的父亲安排我私下和他见了面。在那里，佩罗先生告诉我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48小时》中看到过有关我的报道，后来他用我的故事去激励一个士兵。那个士兵在海湾战争后不得不把一条腿截掉。我们在握手的时候他说道：“要是我有什么能帮你的话，尽管提，别觉得不好意思。”

我把他的这句话记在了心里面。我有一个业务经理叫拉里·韦伯，他之前是一个工人，家住奥林匹亚，有着国家级田径运动的背景，也有着战胜挑战的天赋。我的教练布赖恩是他的一个朋友。布赖恩在1995年的时候把我们撮合在了一起。那时，我和艾莉森结婚刚刚三个月。

拉里又给我安排了一次和佩罗先生见面的机会，不过这一次更正式，地点是在佩罗先生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办公室，布赖恩当时也去了。佩罗先生办公室的布置体现出了他的爱国情怀。在入口处放了一个四脚的林肯纪念堂的复制品，墙上挂着诺曼·洛克威尔的照片。

这次会面期间，他问道：“在亚特兰大残奥会上要想获得成功，你需要些什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才能让你像在巴塞罗那残奥会上一样获得两块金牌，并且捍卫你在美国这块土地上的地位？”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我需要新的、升级的假肢、全职的训练，我还想让他帮我去参加其他所有为备战亚特兰大残奥会所需要的比赛。

佩罗先生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的这些要求。为了确保布赖恩做我的教练，他还拟定了一个计划。佩罗主动提出补偿布赖恩因训练我而付出的时间，会给他一笔相应的酬金。这对布赖恩和我来说都是很受益的。对布赖恩来说，这笔钱能帮助他和他的妻子实现收养一个孩子的梦想。

佩罗先生也花了很多心思，想办法为我提供我所要求的代表最先进发展水平的假肢。那种假肢是在1992年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圣地兄弟会医院为我设计的假肢基础上的改进版。

佩罗先生说：“我在《48小时》上看了一个有关于俄克拉荷马州有这种设备的报道。这是我们国家最好的。那叫什么来着？”他尽量地去回想那名字。然后他对他的助理说：“芭芭拉，帮我接通丹·拉瑟。”我试着掩藏内心的激动。不到五分钟就接通了那个很有名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不过这个记者觉得那个问题太突然了，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那东西的名字。他在电话里说他会去找找，然后再打回来。过了不久，他打来电话，说可以去找一个叫约翰·萨博里奇的人。

佩罗先生告诉芭芭拉：“给约翰·萨博里奇打个电话，然后在今天安排一个会议。让这些人坐最早的飞机过去，然后让他们在今天之内赶回来。”看着佩罗先生这一系列动作，我很震惊。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他就已经派飞机把我们送到了俄克拉荷马州。这简直是一次旋风式的访问，三个小时候后我们又回到了他的办公室。

在机场，来自诺瓦保健·萨博里奇公司的代表接待了我们。然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设备。创始人约翰·萨博里奇是精英中的精英，他发明的假肢是最前沿的，并且他也不怕冒险，已经将它的设计做到了极限。当我们到达后，我们被带入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面的椅子围成了一个很大的圆，中间还放了两张椅子，一张是给我坐的，另一张是给约翰·萨博里奇坐的。我被介绍给了会议室里的所有人。然后，在毫无停顿的情况下，我发现我和我的教练就被各种有关我们需要什么的问题轰炸了一番。例如，我训练是为了参加什么比赛？在场的所有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着。大约四十五分钟后我们就匆匆忙忙地赶到机场，一个小时后我们又回到了佩罗先生的办公室。当我们返回后，萨博里奇给我们发来了传真。佩罗先生已经表示愿意并且准备好支付这套新提议的假肢的费用，不过萨博里奇坚持要把它们送给我。

所有的配件都是一块儿运过来的。

在佩罗先生的赞助下，我开始了全职训练。离1996年亚特兰大残奥会只有十一个月的时间了。我会每周三次开车，每次行驶大约四十公里去和布赖恩·霍德尔见面。

布赖恩最初的观察是积极的。他说从我的膝盖到我的胸腔这一段来看，我是他见过的最强壮的运动员之一。他对我身上股四头肌到腿筋肌的比率也很有印象。人们会时刻拉他们的腿筋肌，因为股四头肌到腿筋肌的比率一般都是80～20，而我的却是60～40，这种结果弥补了我没有双脚的缺陷。由于我没有双脚，为了保持平衡，我的上腿反而变得更强壮了。

在开始的时候，布赖恩用了一到两周的时间来对我做了一个评估，这期间对我还是很温和的。我让他像对待任何肢体健全的人一样对待我。他也认真地重视了我的这个提议。过了评估期后，他就竭尽全力地训练我，努力训练让我的优势最大化，同时尽可能地缩小我的劣势。

首先，他训练了我的技术性细节。通过研究录像带，他发现了我有飞奔和过大跨步的趋势。通过不断的训练，我跑步的形式改进了。我经常在训练后就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训练。”但是，我还是可以接受这种训练的。如果想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我就得付出加倍努力，而我是很愿意这样做的。

布赖恩的任务很简单：把我塑造成一台疾驰的机器。而且他确确实实也是那么做的。那种残酷的训练——和他对那些中学运动精英进行的训练一样——一天又一天地持续了几个月。他以一种我认为不可能的方式在对我进行速度提升。在他的训练方式下，我可以更努力地跑而且跑得更快，恢复的时间用得也更少了。这种强度的训练很快就开始有回报了。

对于哪怕只能缩短我最快时间的十分之一秒的细节，布赖恩都不会忽略。同时，他也和萨博里奇及其员工进行交流，想办法对我的假肢进行些微调。那些微调不怎么明显，不过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修复学家弄明白了如何把假肢的底部的重量减少了近两斤。假肢的底部是我用来放腿的，重量减少后每个假肢加上假脚总重量都不到三斤。这样我假肢整体的重量就减少了近四斤，这在短跑的时候或许就能造成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别。或许这能让我的速度再快十分之一秒，而就是这么短的时间或许就关系着我赢得比赛还是失望回家。

布赖恩意识到他正在接触的是最先进的科技。“我们是先驱者，”他说，“这就好像你是第一个去火星然后回来的人。”

布赖恩教练也致力于提升残奥会的地位和可信度。他想以我的工作道德和表现作为例子来对我们残疾运动员的能力做一个陈述。他想让人们知道截肢运动员训练得很辛苦，也很热爱他们所从事的运动，就像迈克尔·约翰逊一样。

经过四个月的训练后，我在安装好“新腿”后参加的第一次比赛是1996年1月下旬在华盛顿大学举办的室内比赛。我要和六个大学毕业生同台竞技，他们都是肢体健全的人。在这一组里，我的比赛成绩中等，赛后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三周后，我参加了在内华达州里诺市举行的比尔克罗斯比邀请赛。这一次还是和小组里的肢体健全的运动员一块儿比赛。我在55米比赛中以7.1秒的成绩名列第二，这个成绩已经算是很好的了。

人们都不敢相信这个结果。一个没有双脚的人竟然打败了很多肢体健全的短跑运动员。

在这次比赛后，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在场观众签名。此外，我还接受了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的采访。我的名声日渐大了起来。我正在逐渐突破障碍，并且渐渐证明残疾运动员也可以和身体正常的运动员同台比赛竞技。有些运动员在比赛前后对我的态度会大大不同，这也让人很惊讶。他们在比赛之前对我的态度是“对于这个人，我心里感到很同情他”，不过比赛之后的态度就成了“哎，我竟然被一个没有手脚的人打败了”。

重新回到田径场上，我感觉状态很好。我很喜欢重新回到赛场的良好状态和竞争所带来的挑战。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到了要取得参加1996年亚特兰大残奥会资格的时候了。那是唯一一个资格赛，也是获得去参加正式比赛的邀请赛。在资格赛中，你要证明你能够代表美国去参加该项比赛。资格赛就是在坎布里奇市的麻省理工学院举行。去比赛的时候我感到信心满怀，不过在我参加第一项的预赛时，现场负责各种比赛等级的医务人员告诉我，我需要重新接受检查。医生们想要做些测验。

我问：“还要测试做什么？”

现场的那个医务人员说：“有一个新规则，规定了参赛运动员在安装好假肢后不能超过一定高度。”而且还说了这个新规则是来自纽约的一个医务领导强调的。

我耸了耸肩表示无奈。为什么这次检验就不行呢？我之前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检验，而且每次检验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一次，在医生们检验完后，说我不能参加比赛，说我比安装好假肢后规定的身高高了2.5厘米。

我听完后大吃了一惊，然后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要是我参加这次资格赛，我肯定被认为不符合资格；要是我不参加，那么我就无缘去参加亚特兰大残奥会了。

我很伤心地退出了比赛。我想再次在残奥会上夺得100米和200米金牌的梦想破灭了。

我不想去改签机票提前回家，我想去支持其他的运动员，于是我留了下来。在本该轮到我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我在一个为所有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举行的会议上碰到了丹尼斯·奥尔勒。他当时还不知道我不能参赛，说着祝我好运之类的话。

当他发现我没有做出回应时，他问道：“你不参加比赛吗？”

我摇了摇头，说：“因为身高问题，我没能取得参赛资格。”

“你在开玩笑吧，”他说，“究竟是谁要这么做的？”

第二天，由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我遭到封杀，他很轻松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比赛中胜出。

我强烈地抗议对我身高限制的这条规则。为了使我的抗议能获得支持，我询问了在场的一位修复学家，告诉他判定我不能参加比赛的那条规则。这条规则是先测量从股骨到臀部，然后再测量从膝盖到地面的长度。在那位修复学家测量过麻省理工学院田径场上的一些短跑运动员后，他发现要是也用这个规则去对这些运动员进行检验，那么大家都不符合参赛资格。

我是唯一一个在赛前被检验的参赛选手。这个限制明显是针对我的，而且所有的运动员和教练都把这个规则称之为“托尼规则”。只有丹尼斯·奥尔勒不这么认为。

后来，我通过一些小道消息知道了奥尔勒之前的一个教练找到了纽约的一个医生，他是本次比赛的一个高级医务官员。奥尔勒说服这个医生去制定一个规则来限制运动员的身高，而且特别强调这条规则要适用于我。

我不会就这样站在那里像个靶子一样一动不动的。我当时还在赛场上，给国际残奥会理事会的鲍勃·韦德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抗议书里面包括了修复学家对麻省理工学院田径比赛队短跑运动员的一些发现。韦德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理事会决定那判定我不能参赛的规则是有缺陷的，是无效的。而且那个禁止我参赛的决定也被撤销了。

那真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不过以后为了避免类似的经历再次发生，我决定要把我的假肢缩短2厘米左右。

为了公平起见，国际残奥会决定重新进行亚特兰大残奥会资格选拔比赛。在那次选拔赛中，即使是在我状态最不好的情况下，我还是轻松地取得了参赛资格。

讽刺的是，在缩短假肢后，我跑得更快了。尽管假肢短了两厘米，缩短了我跨步的距离，不过我跨步的频率却加快了。

但那还不是我最后一次经历那种规则。在亚特兰大残奥会的前一周，有两个来自瑞典的医生坚持要给我检查，看我是否在规定的身高之内。他们告诉我这样做对我有好处，这样就能避免以后还要不断地去抗议和投诉，因此，我同意了他们的检查。

鲍勃·韦德后来告诉我，这两个医生立即就对我的身高提出了正式的书面抗议。韦德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而且告诉那两个医生以后再也不要对我的身高提出抗议了。

这样，我就又逃过了一劫。我将有资格参加1996年的残奥会了。

尽管奥尔勒给我设计了这么个“托尼规则”，而且到最后还是惨败收场，但我对他却没有任何敌意。我很高兴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给残奥会带来了更多的尊重，让公众更加关注残奥会。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没人能够取代。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和我在田径场公平竞争上，而不是像这样搞小动作。已经36岁的奥尔勒不得不承认他作为一名运动员，他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或许这才是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我不能参赛的原因吧。我心想我将永远都不能确切地知道我的黄金时期会有多长。我能确定的就是我还有很多比赛要参加，还有很多东西等待着我去证明。

我为亚特兰大残奥会做准备而参加的一次赛事是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举行的一次比赛。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是我的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在进行热身活动的时候，我认真观看着其中一位运动员。他年纪比较大，不过肌肉很发达，他看起来就像是从石头里面凿出来的一样——一副具有美国运动员短跑优势的样子。我走向布赖恩，对他说道：“你在和我开玩笑吗？你之前看到过这个家伙没有？”在赛场上有传言说他用10.1秒就可以跑完100米。

布莱恩说：“嘿，你会打败这个家伙的。”不过我知道，要想打败他，除非有奇迹发生。

我们步入了起跑器，观众也开始安静了下来，认真地等待着比赛开始。我心里想着布赖恩的话，后来发令枪响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发生了——那个肌肉发达的运动员摔倒了。不过他很快就站了起来又开始往前跑。他跑得太快了，即使他跌倒了，还是跑在了我的前面。不过我已经掌握了在比赛开始十秒后如何取胜的诀窍，而且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场比赛是属于我的。

我们都不断地加速前进，不过我还是稍微落后于他。在大约70米处，我开始慢慢追上他，那大约200名左右观众发出的呼喊声似乎比在巴塞罗那聚集在体育馆的那五万五千名观众发出的呼喊声还要大。随着我们离终点线越来越近，观众的呼喊声也越来越大。在跑到80米左右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触及到了一个发条似的，这是我从来都没有感受到的。在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那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已经和这个疾驰的精力旺盛的人肩并肩赛跑了。在我们通过终点线时，我不知不觉地超过了他。

我的成绩是10.98秒，这是我至今为止跑得最快的一次。不过，由于不符合规定的所有标准，我的成绩不能作为新的世界纪录提交。尽管如此，我和布赖恩所有的辛苦努力都获得了回报。这一切都值了。

休斯顿的这次经历一直鼓励着我。从那以后，我所有的比赛成绩都比我在巴塞罗那的成绩好。在去亚特兰大比赛之前，我在100米和200米比赛中6次打破我的世界纪录，不过这都是非官方的。

在为残奥会备战的前几个月，我共参加了十次比赛。在残奥会的前一个月，我又在休斯顿参加了一次比赛。在这次比赛中，所有参赛运动员里我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我在100米和200米比赛中分别用时11.26秒和22.76秒。我的期望值突然升高了。我逐渐地学会了不因观众和对手而分心，而只是关注自己的比赛。

布赖恩知道心理训练和身体准备同样重要。他督促我不要担心那些我所不能控制的事情。没有必要对对手、天气或者是观众感到忧虑，只需要把其他任何事都排除就行了。当然，做起来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这需要经过大量的练习。我还参加了很多心理训练，这种训练也是很令人筋疲力尽的。

残奥会是在1996年8月16日开始的。我和霍德尔在比赛开始的八天前飞往亚特兰大。在那里，我开始用他的最好的朋友洛伦·西格雷夫的训练设施进行训练。西格雷夫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短跑教练之一。

为了避暑和防潮，我都是在早上进行训练。在一次训练的过程中，我发现我附在假肢接受腔上的“捷足”上有一些碳粉。布赖恩立即打电话给了诺瓦保健·萨博里奇公司。第二天上午，来自萨博里奇公司的一名代表就从俄克拉荷马州乘飞机飞到了亚特兰大并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多使用了一层碳素纤维脚皮层，以免假肢在我比赛时会发生折断。我不能说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肯定是无法承担设备出问题的后果——不过我还是得把所有的焦虑从我的脑海中驱除，把所有心思都投入到比赛上。

回到赛场上的时候，我做了一些锻炼呼吸的冲刺，以此来检验我的假肢是否能承受得住。我需要保持大脑的宁静，因为我迫不及待地想在100米和200米比赛中打破我的世界纪录。

不过，最重要的“装备”还是我的意志力和决心。很快，我就能知道我的辛苦备战和训练是否能结出胜利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