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到了第三年，又一个田径赛季到了。我的哥哥阿尔特决定不再参加比赛了。“托尼，你自己已经能够应付了，”他说，“这是我在中学的第四年了，我想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不想再过那种肺部疼痛、肌肉抽筋和腿部肌肉酸痛的日子了。”阿尔特一直都在坚持着我们先前的约定。事实上，我也并非真的需要或期待他陪在我身边。

在更衣室里，其中一个跑得很快的短跑选手说，“嘿，托尼，我没想到你又回来了。”

我问他：“我为什么就不能回来呢？”

“我没有恶意，托尼，但是去年每次比赛你都跑到倒数第一了。你再怎么训练也没用啊。”他说，很明显他不知道我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我还参加是因为我期待来到田径场，在这里我可以认识很多很多人。这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我告诉他，“你们都是我的队友和朋友。”

事实上，他们是。我们曾一起切磋，弄得大汗淋淋、全身酸痛。在队里没有人讥讽我是个残疾人，没有人玩弄或嘲笑我，也没有哪个队友的父母要求安德森教练把我赶出队。在队里我不是一个包袱。我没有使某个队员慢下来或者是使我方在比赛时失分。

对安德森教练来说，我就是另外一个运动员，另外一个他想帮助的跑步者，想促使他在离开起跑器时能更快一点的跑步者。对自己队里这个没有双手和双脚的孩子，安德森教练刚开始时的那种恐惧、同情或厌烦情绪也**然无存了。事实上，我给这个队增加了一些诸如无形价值的东西。要是队里有个肢体不健全的队员，那么这表明这个队和这个学校对残疾人是不排斥的，而且，尽管赢得比赛很重要，但是获胜并不能代表一切。

安德森教练后来告诉我，他再也看不到我的身体所失去的东西了。“除了最初感受到震惊之外，之后我只觉得赛场上又多了一个能跑的孩子。”

当然，安德森教练并没有完全忘记。我的步伐仍然很一般。可以这么说，和其他的队员相比，我明显不能做到步调一致。但是，随着我慢慢地、平稳而顽强地缩短我的跑步用时，我缺乏附肢这个事实也不再是影响运动员和教练之间关系的原因。安德森教练关注的焦点从“我将如何训练这个孩子”转到了“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就像托尼忘记了他有身体限制一样，”安德森教练在后来的一个采访中说道，“这就是托尼表现自己的方式。要是一个人把自己表现得没有任何缺陷，然后其他人就会那样看待他。而且，事实上其他人也还真是这么看待托尼的。”

现在，我变得坚毅而有决心起来，我有了一双新的“捷足”。我试着沿着坡往下走，就这样训练着。这是我那时每天必做的功课，没有人在意过。然后，就像一个有着小秘密的孩子一样，我慢慢地把我的新假肢卸下来，尽管有些痛。

当我开始又把假肢装上的时候，我的队友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我。当他们都在场的时候，我身边就会围了一大群孩子。当我站起来的时候，他们看着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捷足”一下子让我高了两英寸——我那时比队里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要高。我走到安德森教练身边，然后当众宣布：“教练，我准备好接受训练了。”

在安德森教练看完我和其他队友一块儿跑步后，他惊讶地说：“这变化太大了。”

在短跑中，运动员能够沿着跑道挤着前进和推拉前进这两点是尤其重要的。多年来，由于我没有脚趾，我只能挤着前进。但是现在，随着我的“双脚”贴地，在田径场上我能够用它们来抓地了，可以用我的腿筋拉着我完成每一个大步。

作为一个运动员，“捷足”改变了一切。突然间，田径不再是一种相互见面和微笑的体育比赛，也不是一个交朋友的机会。现在，赢得比赛明显已经有可能了，而且这还是在我的掌控之内。

或许很多人认为是高科技才让我跑得这么快，而事实上，是高科技让我更加努力地训练，是训练让我跑得更快。这不是像把我绑在火箭上，然后被送到田径赛的终点。这些“刀片”只是我所能拥有的最类似于人的脚的东西而已。

在第四年的时候，我跑完100米赛跑大概用时12秒，我的跑步用时大大地缩短了。例如，在第二年的时候，我的最好的成绩是：100米，14.38秒；200米，31.08秒。第三年时：100米，12.6秒；200米，26.7秒。而第四年：100米，12.0秒；200米，24.6秒。

在毕业后的那个暑假，跑完100米我要用11.65秒，跑完200米我用了24.24秒。尽管这两个纪录都不是官方的世界纪录，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作为全国纪录是有效的。尽管从技术角度讲，我那时是一个“两个膝盖以下部位都是截肢的人”（截肢的人在这里对那些失去肢体和那些天生就没有肢体的人同样适用），我经常在那些“膝盖以下只有单个截肢”的赛区跑步，在残奥会里人们称之为“T44”。而且，令人惊讶的是，我不但赢了，我在学校运动会期间还打败了那些肢体健全的运动员。

随着我跑速越来越快，我也第一次开始为所在队得分了。我不再是一个让大家感到好奇的对象。实际上我对球队还是有价值的，我得了一个奖，这个奖能让我进入校队。我成了一名真正的运动员。此外，我的名声也逐渐大起来了。

“我不得不告诉你，托尼，”安德森教练说，“很多次运动会当我看到你穿越终点线，赢得比赛就往更衣室走去，在我看到很多孩子还在竭尽全力地追你时，我感到很兴奋。”听完教练的话，我笑了。能够和一个正常运动员一样，我的满足和兴奋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的的确确有些事情在发生着变化。在运动员停留在起跑器上时，他们都会扫视我一眼。他们会盯着我那绑在腿上以及附在我那钉鞋上的黑色碳石墨“刀片”。当时我在想他们那时会想什么呢。他们很可能这样想：“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通常我都是第三个或者是第四个离开起跑器的。在我没有使用“刀片”之前，我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而现在我却能用尽全力，超过大部分人，踉跄地跑在前面。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开始来看我的比赛。我能听见他们在呐喊：“跑，托尼，快跑！”而这会给我很多额外增加的自信。

我在学校以及在市内外知名度开始提升。首先是镇上有家周报对我做了一个专题报道。然后，西雅图的各大电视台和报纸的记者都纷纷前来对我进行采访和报道。运动会上很多摄像机的镜头都对准了我。最终，我的故事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关注。几周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48小时》节目和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的很多记者都想采访我这个没有双手双脚的运动员。在三年前我还是一个偷偷躲在教室里吃午餐的人，现在我成了学校的名人。

“我那时想要看看这会不会对他的行为举止造成影响，”安德森教练后来说，“很多次，当一个孩子得到那么多的关注后，就会表现得不一样。他就会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然后变得沾沾自喜、令人讨厌。托尼从没这样，他还是那么的谦逊和讨人喜欢。”

要是一个人一出生就没有双手双脚，那么他一辈子都会感到自卑。不过要想不认为自己受到诅咒，这点是很难做到的。然而讽刺的是，我从让人同情变得让人羡慕起来。

安德森教练后来回忆说，队里有几个孩子有些许不满情绪。他们也想要得到别人的注意，想着自己的照片也能出现在报纸上。我从来没听到这种抱怨，所以我认为那时我受到了很好的保护，没有受到那些抱怨的影响。虽然我的队友有少许抱怨，但是他们大部分都很尊敬我，在看到我表现得很出彩时也能替我感到高兴。

尽管在中学的学校田径赛上我从来都没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但是我得了好几个第二名并且还得了很多个第三名和第四名。

不过有一次，我差点就能得第一名了。

那次我是在班布里奇岛参加比赛。在200米比赛中，当我顺着弯道领先时，我的队友马克思·巴布紧跟在我后面。所有的人都说最好是以百分之八十的速度沿着弯道跑，但是我想为什么不以百分之百的速度跑呢？在接近终点时，巴布和我都是肩并肩，步调也一致。片刻后，我冲过了终点线，心里特别高兴。我很确定我险胜了巴布。我们的成绩相差极微。

当我们往回走，慢慢使自己平静下来时，我们听到了比赛结果。我看着巴布，他笑容满面。他已经听到结果了，他以0.01秒的优势赢了我。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就差那么一丁点我就能在中学的田径赛上赢了一个身体健全的运动员。

那个赛季后来我打败过巴布好几次，但都是以第二名或第三名的成绩打败他的。24秒跑200米的时间限制对我们而言也不是那么难以实现。然而，友善的比赛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在中学毕业后，我和他依然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们却从事了不同的行业，我选择了田径，他参加了海军陆战队。

在我中学田径生涯快结束的时候，我实现了一个梦想并且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我不仅交了很多朋友，我还发现我自己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运动员。

成为一名运动员对我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而且这也是一种归属感，一种交朋友的方式和一种受到大家喜爱的方式。但是自从我得到我的第一双“捷足”后，对我来说最重要而强烈的愿望就是纯粹地去跑步。无论何时，当我想象自己跑步时，我从未想过我是没有双手和双脚地奔跑的。我只知道我飞奔在跑道上是为了提前完成任务，进一步缩短我的用时。

我的训练方案仍然包括举重。有天晚上，当我的哥哥和我在健身房训练时，一个叫杰里的私人教练走了过来。对于他，我还是很了解的。他开始谈起阿诺德·施瓦辛格来。那时，施瓦辛格是全世界范围内健身房里谈论的焦点。我一直都很敬佩他。他在比赛的时候或许会流露出傲慢自大，但是他同时也表现出了镇定和自信的一面。对于他能通过意念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及他在访问美国前他就已经预测到了他所能获得的成就，我是很钦佩的。因为这些原因，我和他产生了很多共鸣，健身房里的很多人都知道这点。

所以，当杰里问我是不是要去华盛顿大学拜访施瓦辛格时，我那时认为他是在嘲笑我。他坚持说施瓦辛格在下个周末会出现在西雅图的赫克·爱德曼森展馆。我问他究竟是怎么知道的，他提醒我说施瓦辛格在总统健身和体育委员会上很活跃，而且那时施瓦辛格正在游历各州区，会见各州的州长，下周他将到达华盛顿。

最终我相信了杰里所言。我那时在考虑如何才能努力实现与我儿童时代的另一个偶像见面的愿望。当时想要见施瓦辛格的并不只有我一个，我们有三个人都决定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我们都要见到施瓦辛格。

碰巧的是，我家在政治方面关系一直都不错。几年前，我们有一次到奥林匹亚首都进行学生实地考察旅行。布斯·加德纳州长早早进入了他将发表州议会致辞的主厅。他开门的时候，我那时正坐在他的座位上。当他把头伸进来时，他马上就知道了这里面坐满了六年级的学生。他说：“托尼，你好。请你代我向你的祖父问好。”

现在，六年过去了，施瓦辛格将要和布斯州长会面。

之前我们三个是打算在周六早上驾车去西雅图的，后来一下子就多了两个人。我们五个人是：杰里，我的两个哥哥，一个侄子和我。我们没有过多详尽的计划，也没有任何去玩的打算。我们只知道阿诺德·施瓦辛格会出现在华盛顿大学。

当我们到达华盛顿大学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计划，很混乱。我们不得不开车到离学校一英里的地方去停车。停好车后，我们往回走想尽快去学校。在那长长的路上，我一直在拼命地想怎么才能进入施瓦辛格和加德纳州长会面的会议室。

当我们到达大楼外面的时候，我转向我的同伴们说：“兄弟们，跟我走。”我把他们几个带到了一个排队的地方，那里有大概七八个大学生在排队等着检查完毕后能进入体育馆。我们排在了他们后面，后来越来越多的学生排在了我们后面。当轮到我们的时候，我走到服务台前，对一个服务员说：“你好，我来这里是想和加德纳州长和施瓦辛格先生见面。”

她朝四周看了看以确保没有其他人听见我说话。“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在这里的？”她小声地问道。

我耸了耸肩。“有人告诉我来找你，问你我们要怎么走。”

她身子往前伸了伸，小声地说道：“沿着那个走廊走，然后右转，然后再沿着走廊一直走下去。到了尽头的时候进入最后那一道门就到了。”

我感谢了她一番，随后我们几个就很快往大厅内走去。当我们走到尽头的拐角处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第二条走廊很长很长，而且看不到任何人。我开始有点担心了。这里面没有任何活动，也没有一个保安，什么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到达第二条走廊尽头，离门越来越近时，我们听到门后发出一阵阵**。在那个无装饰、无保安守卫的门前，我们都停住了，相互看着对方，好像在相互询问：你准备好了吗？

我的哥哥迈克推开了门，里面竟是另一番天地。人们在里面迅速地来回走动。一堆堆的人挤在一起，激动地说着话。在那个大厅里，我有种带电的感觉，很兴奋。我朝四周看了看，然后看到了一个人，我以为他就是这次活动的策划人。

我很吃力地穿梭过人群，向他走去，到了他身边的时候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只是粗略地看了我一眼就转过身盯着他的记事本。我不愿就这样被打发了，就又拍了拍他的肩。这一次他很快地转过身，说道：“您好，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我有点东西想送给施瓦辛格先生和加德纳州长看看，”我说，“有人告诉我要我找你。”我的“礼物”实际上是两张我签过名的在跑步时被拍下来的照片。那位策划人问了我的名字，然后又转过头看看他的那本记事本。“对不起，我在名单上没有看到你的名字。而且我们日程安排得很紧。”说完他就走开了。

我感到被拒绝了。难道我跑这么远，到最后只能无功而返吗？难道我就连和施瓦辛格待在同一个房间的机会都没有吗？当我在脑海中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整个房间都开始激动起来。施瓦辛格和加德纳州长进来了。当他们两个进来后，喧嚣的房间突然就变得鸦雀无声了。他们就从我的面前走过，我本来可以站出来和他们亲密接触的。

我看到施瓦辛格和一些来和他见面的孩子们交流。媒体记者马上开始躁动起来了。房间里满是各种照相机。突然有个人抓住我的手臂，然后开始把我往前推。我往回看，看到了那个活动策划员用力地拽着我的手臂。他说：“保持安静！”

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就从人群里被带到了前面。我往后一看，发现全是照相机和闪光灯。施瓦辛格就站在我旁边，他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

我震惊了。我把一个装着他的签名照片的信封递给他。他看了一下，然后就转向了那些摄像头，把左手放在了我的右肩上。他说：“现在，这里有个典型的例子。有的人一生都过着舒适的日子，喜欢长时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但是，有个人，他经受住了残疾的折磨，并且把残疾转化成了力量！”

媒体对这个场面拍了又拍。接着，我被护送到了加德纳州长身边。他问我的祖父怎么样了并且让我代他向我祖父问好，就像几年前在那次旅行中的情境一样。

后来，我再次来到那个活动策划人身旁，问他是否有可能让施瓦辛格在我们带来的几样东西上签几个名。他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但是当他离开房间时，施瓦辛格看到了他胳膊夹着的东西，回头看了看我，然后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几分钟后他的助手把那些我给他的东西都还给了我，全都是签过名的。

自信、决断、坚持、心胜于物，这些我所钦佩的他人身上的特点，现在在我身上也全都有了。而这些特点也是我很快就会需要的，因为我将再一次对抗那个在海报上的人，那个保持世界纪录、获得金牌以及拥有很多财富且名声很大的人。那个人就是丹尼斯·奥尔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