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念高二的那年春天，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为截肢少年举办的田径赛。电视台为此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我碰巧看到了。我既好奇又震惊。如果我去和这些与我一样有残疾的人同场竞技，我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那时有个奇怪的想法，那就是我应该不会跑最后一名。

出于某种原因，我向我的德文老师霍尔女士提起这件事。尽管她有时要求学生很严格，但她不失为一位热情、直率、举止得体的好老师。和她在一起我感到很自在，并且我也很喜欢她这样的性格。也许是因为她的严格让我想到父亲。我常常能感受到她也发自内心地喜欢我，并希望我一切都好。

获知即将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田径比赛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霍尔女士，看到我对这次比赛充满热情，她支持我去参加并把这件事当作她的使命。她问我：“托尼，告诉我，你对跑步到底有多重视？”“我跑步时很放松，不会顾虑他人的评论，也忘却了自身的残疾，”我告诉她，“我想知道最远我能去到哪里，可是我很清楚我这样的家庭负担不起我去坦帕市的费用。”光是路费就已经很困难，何况还有住宿费、伙食费和比赛费用，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交通问题：从西雅图到坦帕市路途长达四千英里。

“对你来说，那将会是一次很好的经历，”霍尔老师说，“我们想办法筹钱吧，我去找找我的朋友们和熟人们，甚至还可以求助于那些交情不好的人和陌生人，最糟的结果也不过只是被拒绝罢了。”

霍尔老师挨家挨户地筹钱，不放弃任何一家杂货店、银行、健身俱乐部，还有她的朋友和邻居。她甚至得到了高档连锁百货公司拥有者诺德斯特龙家族的捐赠。最后，她一个人就筹到将近两千美元。这些钱足够支付我参赛的一切开支，甚至还可以让我父亲陪我一起去。

这是一次改变我一生的旅行。

我到了坦帕市，也到了比赛的日子。虽然比赛对我而言并不新鲜，但这种情况下的比赛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为了让我来到这里参赛，许多人都付出了很多努力。我能做到不让他们失望也不让自己失望吗？

在百米比赛的起跑点，我比平时更紧张了，或许可能是因为我身上背负了许多人的付出和希望。我环视左右，挥挥手臂活动肌肉，转转头，抖抖肩，深吸一口气，再呼出来，尽量让自己保持放松状态。

当朝左边看过去，我见到了著名的好莱坞超级巨星丹尼斯·奥尔勒。他曾在韩国首尔残奥会上获得三块金牌，同时他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名气很大，深受大家赞扬，他的到来为这项赛事增色不少。他也是第一批能靠产品代言和出场费为生的残疾运动员之一。让我惊讶的是，比我大十四岁的他竟被安排在少年组比赛，不过他的参加只是一种展示性的。

奥尔勒从容就位，踏上起跑器。他右脚上装着黑色的高科技假肢，而我穿的是普通的似鞋非鞋的东西。

随着发令枪声一响，我们起跑了。毫无悬念，奥尔勒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把我远远地抛在后面。实际上，尽管我是小组赛的第一名，但我却和他相差太远，让我感觉似乎回到了中学的田径运动会一样。

奥尔勒转过身，朝着场上其他的运动员缓慢往回走来。当我迈着沉重的步伐以第二名的成绩冲过终点线时，他向我招手示好。接着，他也向所有参赛者问好并表示祝贺。他跑得真快，令我很佩服。

不过，幸运落在了我头上。他来参赛仅仅是为了来表演，他的成绩不算数。他的目的是取悦观众，只要他出现，大家就会狂欢。如果只用鼓舞人心一词形容他来参赛就太轻描淡写了。

奥尔勒之前是高中足球明星，他刚刚和一支职业球队签了约。1984年4月的一个晚上，下着雨，他搭朋友的车出门，上了纽约长岛高速。雨天路滑，他们的车失控翻倒了。奥尔勒从车里跳出来，吃力地把车推到路边，不料又连着被两辆车撞了。幸好，奥尔勒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醒来时他发现躺在医院的康复室里。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压碎，医生对此也很无奈，只能将他右腿膝盖以下九英寸的那部分截掉。他那前途一片光明的足球生涯因此画上了句号。

真是祸不单行，和他相恋12年的女友也离开他了。她觉得奥尔勒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她不想承担这份责任。奥尔勒想到自己下半辈子只能依靠拐杖或者坐在轮椅上度过，心情非常沮丧、低落。他开始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甚至还想过自杀。

后来，就在那个夏末，他朋友带着他去纽约长岛谷溪，离奥尔勒住的地方并不远。那里正举办国际残疾人运动会。在那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跑道上，很多像他一样截了肢的人在奔跑着。他问一位径赛工作人员，截肢运动员百米项目当时的世界纪录是多少。答案是12.8秒。

五年后，也就是1988年，在韩国汉城（首尔）举行的残奥会上，奥尔勒以11.73秒的好成绩创下新的世界纪录，比之前的世界纪录还快了一秒多。

想到这些，输给奥尔勒没什么可惭愧的，而我要做的是正确看待这次“失败”。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抑制心中的失落，也就是在那天，我暗下决心：在截肢者比赛中再也不能输。

我在坦帕市参加比赛取得的成绩还算说得过去，分别在60米、100米以及200米比赛中跑出8.95秒、14.38秒以及31.08秒的成绩。刚开始，我估计自己也就中游水平，因为很多参赛者积累了多年的此类比赛经验。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一路冲杀连夺三枚金牌！

颇有喜感的是，那天奥尔勒无意中倒是帮了我一把。赛前，有幸能听到奥尔勒的一次演讲。那是有关他在1988年韩国汉城（首尔）残奥会上打破世界纪录的经历，包括在比赛前他是如何闭上眼睛，怎么感觉到阳光照射在身上以及汗水从脸上流下。

从他的讲述中，我学到了不少与想象有关的知识，这成为了我在以后的比赛中必用的一种手段。

然而，我意想第一次的比赛，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站姿或者步态，而是奥尔勒向我这个远远落后的第二个冲线的人招手的场景。那姿势是那么自信，那么温和，那么充满期许。那绅士般的姿势像在轻声询问着：“还能以其他的方式结束吗？不是这样吗？”当时，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第一个跑到终点，然后转身向他问好。

这样的信念让我明确了目标，让我奋发，点燃我身上运动员的潜质。

收获三枚金牌的那种激动和兴奋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我努力地向那些为我支付比赛费用的人证明，他们对我的信任是值得的。我自己感到欣喜若狂。而且，在这次比赛中除了获得金牌，我还遇到了其他的好事。

在我赢得第二枚金牌后，有位自称范·菲利普斯的陌生人出现了。他告诉我，1977年的一场滑水运动意外使他失去了小腿。经过一段伤心欲绝的消沉后，他不再消极，变得乐观起来。他为自己设计研发出一双轻盈的碳石墨假肢。后来，这种假肢被证明很有用。于是他在加利福尼亚开了一家公司，把这种假肢取名为“捷足”。当然，当时他穿着它来向我展示。我认得出他用的这种假肢与奥尔勒比赛时用的一模一样。

“我觉得你很有潜能，我想这种假肢能帮助你发挥出更好的水平，”菲利普斯告诉我，“实话实说，我对你和对这种假肢都很有信心，我将会给你提供一对假肢并赞助你去参加今年夏天在纽约的比赛。”

当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于是霍尔老师又开始为我忙碌起来。她打电话给马克·舒恩，一个曾经在她术后为她治疗背部的理疗师。她想帮我增强体能，可她一个私人教练也不认识。而相比起来，马克先生或多或少也算个私人教练吧。她实话告诉他，说我们没有足够的钱，问他是否愿意帮助我准备参加下一场比赛。

马克同意了。他那里有很多先进的设备，尽管那些设备主要用于理疗，但是对于加强我双腿力量也很有效果，他也让我在其他设备上锻炼。他那里就相当于一个设备齐全的健身房。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在马克这种专家式的监督下展开训练。

坦帕田径赛后，过了四个星期，我安装好崭新的“捷足”去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国家级截肢者比赛。我被安排在青少年组。最后我以100米14.3秒和200米30.5秒的成绩分别取得青少年组这两项比赛的冠军。

对我而言，这双“新腿”是一次新生和绝对的恩赐。我到田径场上训练时就会安装上这两片“刀片”，这是长达七英寸的黑色J形碳石墨假腿。我的跑鞋就固定在假腿的底部，假腿的另一端接着坚固的假肢肢槽，而这两个假肢肢槽是紧紧地绑在我的残腿上的。

终于，我可以利用我的“双脚”的前面两英寸来跑步了，第一次感觉自己有了脚趾，拥有了正常腿所具备的反作用力。因为在这之前，我完全依靠残肢在跑道上来回快速戳动而前进。现在，我可以采用恰当的和更为正常的跑法。不过，要想以正确的跑法去跑，一切必须从头学起。

这两片“刀片”改进了截肢运动员跑步的技术，同时也增添了许多挑战。生产商提供了若干弹性不同的“脚”。可是，我双腿残肢长度不一，右腿要比左腿短三英寸。某个假腿的弹性也许刚好适合我的右腿，但却不会适合左腿。如果一条“脚”太硬，就不能提供足够弹力，而如果太软，也不能产生足够反弹力，最终导致跑动不协调。

生活中有着太多的变数。有些东西或许某天觉得合适，改天可能感受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了。这个过程一开始很让人沮丧，不过经历过反复的尝试和失败，以及看似无尽的调整更换之后，我们确定了最适合我用的一双“脚”。

虽然奥尔勒没有来纽约参加这次全国截肢者比赛，但是在我心中，他来了。我把从杂志里剪出的两张他的照片挂在我住的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宿舍墙上。一张是他在赛道上健步如飞的照片，模糊的背景凸显出他惊人的速度。另一张是他和九次获得奥运会金牌的短跑和跳远名将卡尔·刘易斯在一起的工作照。

这些照片成为我的追求和奋斗目标，让我认真思考我的人生。我多么渴望也能出现在广告里，我多么渴望其他的运动员看着广告，然后指着其中的我相互耳语，“瞧，那就是他！”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自己能战胜奥尔勒，更不用说取代他成为杂志上的明星。现在我没有任何借口了。我们同样装的是“捷足”，然而，在百米短跑中我比奥尔勒慢了将近三秒钟。战胜奥尔勒，哪怕只是想一想，都是那么的不现实。

还有，可能是我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我还只是个高中生，而且还有着明显的缺点，想参加国家级比赛真有点异想天开。当然，我可以去学校的田径场，可以接触到教练、训练队和运动设备。只是，除了那条跑道，其他的都会在学年结束时消失。虽然我现在拥有一双全新的“腿”，可是找不到能发挥它们功能的最完美的方法。因为我需要别人的帮忙。

这时候，苏珊·霍尔老师再一次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托尼也许可以选择接受身体的缺陷，平静地度过他一生，”霍尔女士后来说道，“恰恰相反的是，他勇气可嘉，想要改变他的命运。而我能做的最基本的就是帮助他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霍尔老师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她是我的“人生教练”。首先，是她让我有机会和其他截肢者同场比赛。因为先天性肢体残缺，换句话说，打一出生我就身体残缺。没有霍尔老师，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进步。她不仅安排我和理疗师马克·舒恩一起工作，还把我推荐给她的朋友，朱莉·罗。朱莉老师在梅多戴尔中学教书。我的对手就在这所中学。她在这个学校还担任了田径和排球教练，快有三十个年头了。她快五十岁了，沉默寡言，一点也不幽默。

后来，听她说，她第一次看到我就觉得特别惊讶。那是在一次校运会上，当时我在煤渣跑道上奔跑着，双脚像踩着高跷一样。

她说了，我的特殊情况会给教练带来很多的变数和各种不同的刺激与挑战。而且她还向我坦白，“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成功，我们以后就要相互学习，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训练过没有双腿的孩子。”

那些正是我们所做的。记得那个夏天，每个星期有五天我们都会在学校操场的跑道上进行两个小时的训练，风雨无阻。经常，操场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偶尔会有个别慢跑的人跑过跑道。碰上下雨天，她撑着伞作指导，而我被淋得全身湿漉漉。她说：“你要想战胜奥尔勒，你必须比任何人都要努力。”

就这样，她不断地激励着我前进。

“我认为人们关注的并不是托尼的身体残缺，而是他的性格魅力。你们会被他深深地吸引住的。如果他脾气暴躁，整天怨天尤人，我就不可能训练他。然而相反的是，他是那么的热情，富有斗志，这方面不需要我多做什么了。显然，训练需要花上大量的时间，但是我乐意花这些时间，他值得我这么做。”

朱莉老师免费帮助我训练。虽然我很希望能付给她报酬，但是我的家人无力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