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孚室外田径锦标赛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赛事。那一年，也就是1991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运动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允许截肢者参赛。我当时是要参加这个比赛的。

在中学毕业两个星期后，我去了纽约的兰德尔岛。大部分田径运动的大腕都到了那里，其中包括丹尼斯·奥尔勒。我很期待再一次和他同台竞赛。在俄亥俄州鲍林格林我第一次参加了由美国陆军审计局举办的全国锦标赛高年级分级比赛。在比赛中，跑100米我用了12.6秒，跑200米我用了26.7秒。在此之前的夏天，尽管我心里想着要赢他，不过，事实上我的排名一直都在其后。

兰德尔岛的赛事相当壮观。我之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一次这种水准的比赛。就算是看比赛都很令人兴奋。各大媒体都聚集到了赛场——记者、摄影师和电视台工作人员到处都是。一群群的粉丝来到这里看那些田径赛的超级巨星们参加比赛。奥林匹克冠军得主卡尔·刘易斯当时也在。

在我卧室的桌子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上奥尔勒和刘易斯两个运动员旗鼓相当地并排跑着。在1989年纽约举办的比赛中，我把一些照片挂在霍夫斯特拉大学宿舍的房间，以此来激励自己。这就是其中的一张。每天我都会看着这张照片，想象着出现在广告里的是我，而不是奥尔勒。尽管那只是幻想，但是，现在他们两个都能来参加比赛，我也来了，这个梦想实现了。

当我为有奥尔勒参加的100米展览赛做准备的时候，我发现有个人在飞奔着朝100米直线的尽头跑去，他在做着热身。他是一个肢体健全的运动员，一个非裔美国人，脸上棱角分明，跑的速度都快赶上羚羊奔跑时的速度了。我走近一看，意识到这不是别人，正是卡尔·刘易斯。我决定在下次训练呼吸冲刺的时候跑得更快一点，算好刘易斯跑向我这里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各自快跑着迎面而过。当我转过身往回走的时候，刘易斯也在往回走。当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都互相看了看对方。他点了点头并且朝我笑了笑。我当时对他有着太多的敬畏，以至于都忘了和他打招呼。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田径场上的时候，刘易斯是从来都不会分心的，他所有的心思都在跑步上。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不管刘易斯对我点头微笑看起来有多么的微不足道，对我来说，这都是很特别的。我感到很荣幸，也很高兴。

不久后，100米展览赛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对奥尔勒来说是最理想的展示场合。他很有经验、很镇定，而且也很得心应手。相比起来我还是有点嫩，而且当时还有种追星的倾向。要赶上奥尔勒，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俄亥俄州的100米比赛中，他用时比我整整少了一秒，而这一秒在100米那么短的距离下是一个很悬殊的差距。在这种比赛中，把我的参赛称之为不太成功的尝试都算是一种保守的陈述。

尽管罗教练和我已经下苦工帮我在100米赛跑的时间缩短了整整两秒钟，可是我每次跑完100米，用时都会超过12秒。我的用时比奥尔勒的世界纪录慢了半秒左右。当他在第一道进入起跑器时，我也在第七道做好了同样的准备。毫无疑问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为什么要把我放在眼里呢？他经验丰富、技术纯熟，七年来没有输过一场比赛。我只是刚刚中学毕业的孩子，而且技术上还有待提高。在这种距离的比赛中，运动员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关键的。一个很小的失误或许就会造成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天壤之别。

我在比赛的时候最大的弱点就是起跑。在罗成为我的教练之前，我每次都是以站着的姿势起跑的——身体笔直、膝盖下弯——这种姿势都是中长跑运动员所采取的。中长跑运动员不需要爆发式的起跑。相反，短跑运动员则通常采取短跑式的快速起跑。短跑运动员会弯下身来，脚掌放入起跑器，用两条手臂撑起上身。但是这个动作我做不了，我没有双手，我的手臂也不够长，接触不到地面。

罗教练坚持要求，如果我想要缩短用时，我就必须要想办法摸索出一种适合我的四点式姿势。

我的父亲之前曾提出一个简单且富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他用厚厚的橡胶覆盖了两个密封的、体积为一加仑的空油漆罐，这样我的“手”就可以放在油漆罐上面了。现在，把这两个油漆罐放在起跑线后面，大概在起跑器前约0.9米处，这样我就能俯下身来，把我的上身支撑在油漆罐上。这么一做，我就能和别的短跑运动员一样做出同样的起跑姿势了。尽管对于这样的安排我并不需要得到特别的允许，但是后来有一些截肢运动员抗议我这么做，他们认为那两个油漆罐使他们分心了。我们用和橡胶跑道一样的材料把那两个油漆罐重新包裹了一番，这样这两个油漆罐就能和田径场相协调了。后来，我就是用那些简单的黑色罐。最后，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了，他们也都能接受了。

四点起跑姿势解决了，但却同时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当我把我的两个截肢脚向后推的时候，还没推向前它们就变弯曲了。在我跑出起跑器前，这明显对我造成了延误。当我和诸如奥尔勒这样有一条腿是健全的运动员同场比赛时，这尤其是个大问题。罗教练和我很努力地想解决这个问题，却始终不知如何克服这个困难。

但是当我踏入起跑器，把双臂放在父亲的油漆罐上时，我的脑海里就会变得一片空白。我不会去想我之前做出的各种牺牲，也不会想之前无数个小时的艰苦训练，也不会浮现出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和站在站台上或在家里为我打气的人。我甚至不会想之前输给奥尔勒的那些失败经历。我把整个大脑都清空了，此时此刻我全身心关注的就是这场比赛。

当信号枪响起时，我快速离开起跑器。途中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跑到了很多人的前面，那时只有奥尔勒跑在我前面。我们两个就这样大步地并驾齐驱朝终点跑去。我们甩开了后面的一大群人，双臂和双腿快速**着。由于我们比赛的赛道分布得比较远，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当时离得有多近。突然，意外发生了。当我们到达半程标志点时，我开始领先了。一步一步地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大了，就这样，到终点时，我比丹尼斯·奥尔勒快了半秒。

我震惊了。我不但赢了，而且我还打破了个人纪录——我生平第一次用了不到12秒的时间跑完100米全程。此外，我的成绩让当时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担忧了，那是一个很帅的世界级运动员，他经常出现在杂志广告封面上。

当我打败丹尼斯·奥尔勒时，我只能想象他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他上气不接下气的，看起来有点茫然，对比赛结果感到很惊讶。我往回走，伸出我的双手，接受着来自其他参赛选手的祝贺。他和我握了握手，没有任何反应，他甚至都没看看我。

“我不知道如何去感受，”在比赛后就立即举行的采访中我告诉那些记者，“等我清醒后再问我吧！”

我们在跑100米时是顺风的，我跑完全程的官方时间是11.74秒。这是我最好的战绩，比之前的用时少了半秒。奥尔勒用时12.46秒，但是他还没有做好失败的准备。这是一次失常，一次异常情况，一个意外。他在赛后的采访中告诉一个记者，这次比赛只是一次意外受挫。然后，他以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终结者》里的口吻说，“我会回来的。”

他错了，我再也不会输给他。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之间的竞争结束了，绝非如此。事实上，我们之间的竞争才刚刚开始。我还不理解，对奥尔勒这样的人来说失败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之间的田径对抗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想去弄明白。

最终，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在田径场上的失败，而是与输掉市场有关。在这个国家，大约有三十五万到四十万的腿部截肢者。这些人每年花在假肢上的钱超过五亿美元。所以，这是一笔很大的生意。

在过去，制造商只把他们的产品卖给医生和截肢者，而不是卖给所有人。而现在，他们直接卖给大众——那些单腿截肢者运动员很受欢迎并且会被制造商高薪聘请去提高销售量。

奥尔勒性格外向，外表出众，有着很大的商业宣传感染力。他从无数次的代言和鼓舞人心的演讲中挣了很多钱。他甚至还为截肢者制作了一段运动视频。

奥尔勒从他失去一条腿的痛苦中走出来，从足球生涯转为一个全新的运动生涯并且在这个领域保持领先这么长时间，这其中他肯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做出超乎常人的决定。然而，和其他所有的运动员一样，他的代言和演说都是基于他在赛场上的表现，即赢得比赛。我打败了他，这对他在经济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

美国美孚室外锦标赛以此成为我职业运动员的一个开始。在这短短的11.74秒之内，我不再是一个挑战者，我成了大家眼中的头号公敌。

在那一年剩余的日子中只有一次大型的比赛，即在纽约举办的残奥会选拔赛，也叫美国残疾运动员胜利组织赛。在这次比赛中，我以11.65秒和24.24秒分别赢得了100米和200米两项赛事。两项用时都是非官方的世界纪录，也都是美国的新纪录。另外一个好消息是我有资格去参加1992年夏天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残奥会。

接下来的一个主要赛事是1992年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截肢者比赛。在这里，我又赢得了100米和200米比赛，两项用时分别是11.76秒和23.70秒。200米的成绩也是非官方的世界纪录，美国的新纪录。

在我备战巴塞罗那残奥会期间，我也参加了几次比赛，那些都是在西雅图附近举办的被称之为大众运动会的赛事。这些比赛是任何年龄阶段的人都能参加的。我参加的是成人组，而且在组里是唯一一个截肢者，对手都是肢体健全的人。这很像我在中学阶段参加的比赛。

然而，我所关注的还是巴塞罗那残奥会。自从我在纽约和亚特兰大参加比赛后，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如果我能全神贯注，我就有可能打破两个世界纪录并且获得两块金牌。我已经拥有了支撑的力量，现在我所要做的就是付诸行动，不断地训练。

我通过参加这些比赛不但实现了我的梦想，而且还获得了很多荣誉。我们家大部分成员，包括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军队服过役。他们对自己的服役经历都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从小到大，他们总是跟我说起他们服役的事。由于我没有资格像他们一样去服役，为我们伟大的国家服役，我觉得参加巴塞罗那残奥会将会是我代表国家出战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