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中西文明相互侵蚀妥协的地方，淡淡地留下了业已变迁的掌故和时间的划痕，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也曾是这其中的主角。1914年5月25日，上海外滩人头攒动，万国商团和各国水兵列队成仪，人们在这里期待一个盛大的铜像揭幕仪式。铜像随着幕布的掀开呈现在世人的眼前：他双手背置，头部微低，显得谦忍含蓄。像基中部嵌着四块铜牌，正面的铜牌上面用中英文铸着铭文，告诉人们这位老人在中国是怎样显赫。[1]北、西两面的铜牌略小，北面是一幅墨丘利行走于地球之上的图，西面是一个手执圆灯的妇女，裸足站在海岸之上，为过往的行船导航。两幅图案分别象征着他在中国“创办全国邮政”和“建设沿海灯楼”，这是西方世界认为的赫德在中国的两大功绩。[2]

赫德，人称“中国通”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外国人在中国被铸像的记载并不多，而在上海外滩立外国人的铜像，更是史上罕有。他在中国的54年，充满传奇色彩。遗憾的是：西方人对于他的了解不过停留在“创办中国邮政”上，而中国人对他的理解也仅仅是把控中国海关长达半个世纪的总税务司。除此之外，人们对“文化的”赫德知之甚少。

1854年7月，赫德抵达香港，被安排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当翻译学员。赫德在香港待的时间不长，10月就被指派到宁波领事馆工作。他在领事馆内开始了他在中国最集中的一段中文学习的生活。19岁的赫德，将六卷马里逊（R.Morrison）编的《汉英字典》、一本木刻版的《孟子》，逐字逐句认真地阅读。“英国领事馆的北窗下，常可以看到赫德端坐着的身影，晨昏则到附近的河畔林间，倚木而诵，沉浸在因逐渐了解中国古文明而产生的乐趣中。”在宁波苦读三年半的汉语，赫德很快就能说一口纯正的中国话，于是他比当时在华的外国人更容易明白东方文化的内涵，成为地道的“中国通”。

然而，赫德的脚步并不停留于此，他比一般的“中国通”走得更远。除了“中国近代邮政事业创始人”这样的头衔，我们还可以在近代中西音乐交流史的记载上赫然看见赫德的名字。1884年英国伦敦举办国际希尔兹博览会，赫德作为中国的代表，非常希望能在这个国际性的博览会上介绍中国。他派比利时人阿里嗣在会上作介绍中国音乐的演讲，并拟挑选6名能演、能唱和能奏乐器的中国艺人到会演出。当时的清朝驻英国公使曾纪泽在其日记中记载了中国参加这次博览会一些情况，并提到在这次博览会上，中国艺人首次演奏了大清国歌——“华祝歌”。

博览会无意中为中西音乐交流提供了机缘，中国艺人在外国人面前的演奏，使西方惊叹东方艺术的神奇，同时阿里嗣对中国音乐的介绍极大地引起人们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兴趣。在曾纪泽的日记中写到在博览会闭幕之际中英双方互换乐器，并由其翻译出了中国乐器的英文名称。

回来后，阿里嗣根据在博览会上的演讲写成了《中国音乐》一书。该书在1950年以前几乎是有关中国音乐主题被引用最多的著作，并且“对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西方读者来说是有关中国音乐最详尽、同时又是最容易获得的一项资料”，在外国学者有关中国音乐的文章和著作中几乎都把这部著作列为参考书。事实上，这部《中国音乐》（Chinese Music）的出版，完全依靠赫德的提携，其作为海关文牍系列的第6册于1884年复印出版。书中介绍中国当时的流行音乐，记录下了好几首中国民歌，其中《十二重楼》中的器乐部分，后来还出现在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1858—1924）1924年创作的著名歌剧《图兰多特》（Turandot）中，用作表现中国三个大臣的音乐曲调。

赫德大概仅是出于一种对中国音乐的某种猎奇心理，但这种感情却使他为中西音乐交流史添上有趣的一笔。赫德希望西方了解东方的努力，远没有停止，这次博览会上中国乐队的成功演出俨然成为一种先声，不久后，赫德乐队诞生了。1885年左右，天津海关的督员向赫德报告说他们的洋雇员里有一个人会训练乐队。赫德对此很感兴趣，就自己出钱从英国订购来一批西洋铜管乐器和乐谱，请来那位洋雇员德国人比格尔担任艺术指导，从天津本地招募一些出身穷苦的年轻人作乐手，一个粗具规模的西洋铜管乐队就这样诞生了。这支管乐队共有14人，年龄在16岁至19岁之间，都是中国人，乐器有短笛、短号、次中音号（Tener）、中音号、长号、低音号、巴里东（Baritone）、尤夫宁号、大鼓、钹、小鼓，等等，赫德本人也亲自参与指导和教学。

说起最早在中国出现的西洋管乐队，那要追溯到1881年由外国人在上海英美租界创办的“上海公共管乐队”（The Shanghai Public Band）。这是一支仪仗性的铜管乐队，首任乐队指挥是雷米赛，乐队的成员全部是外国人。尽管声名显赫，但由于在它成立的前40多年中一直由外籍人员担任指挥与演奏，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支管乐队是继公共管乐队之后的“赫德管乐队”，开创了由中国人组成西洋管乐队的先河。在赫德乐队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其中八人就卒业被调到北京来教导新招的一批队员，乐队很快地发展起来。

赫德是一个相当喜欢音乐的人。初到北京之时，每天早晨七点，勾栏胡同的四合院就会传出优雅的音乐，像二胡但不是二胡，引得远远近近的一些人来听稀罕。他们很想知道声音是从什么东西里出来的，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当时中国人对西洋乐器近乎一无所知。赫德不光喜爱拉琴，还作曲。在中国的日子里，他自己写了些小提琴曲，并总是想方设法地找人帮他的那些作品配上钢琴伴奏。[3]赫德有种迫切表达自己的愿望，只是他的作品相当一般，但势必少不了内有的西方文化与外植的中国情结。

赫德建立乐队之后，每周三在自己的私寓花园里举行演奏会。现在关于这个乐队当时活动的记载很少，我们只能从赫德与金登干的通信中找到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赫德自己在信件中第一次提到他的乐队，是1888年，这时乐队已有12个人。一年以后1889年9月1日，赫德又提起了他的乐队：

我的北京乐队（全部纯北京人，十六到十九岁，十四人）演奏得很好。这是除了工作以外我仅有兴趣的事。

1890年起，赫德的乐队又加入了五六个弦乐器，并可以演奏弦乐四重奏。在赫德的信件中记着：

从霍克斯公司买的乐谱，请尽快寄来。我的乐队现在不止有铜管乐，又增加了弦乐。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在弦乐队的伴奏下跳了一次舞。那个时间选得再好没有了，曲调也完美无缺。（1899年10月22日）[4]

1895年，葡萄牙人恩格诺（Encarnacao，E E）担任赫德乐队的指挥。恩格诺身世的资料，来自法国外交官施阿兰（Gerard Auguste，1895—1922）所著的《使华记》[5]：

好客而又善于交际的赫德爵士，在春秋两季，每星期总是请我们到他那百合盛开的美丽花园里欣赏逍遥音乐会，听众可以边听音乐边散步。一支由一名澳门混血儿指挥的中国人乐队，为我们相当美妙地演奏欧洲流行乐曲。

文中提到的恩格诺不仅长期担任赫德乐队的指挥，也是对赫德乐队研究中仅次于赫德的重要研究对象，而且他后来担任1909年清政府宫廷新式禁卫军军乐队的教练，是当时中国乐队中相当有影响的人物。赫德乐队中产生的影响中国音乐进程的人物不止这一个，这个乐队无形中对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起到一种更深的延续性的影响。赫德不仅让中国人认识了西洋乐器，更把西方的交响乐带了进来，这是之前外国传教士所没有做到的，也无法做到的。

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音乐是如何受到西洋音乐影响的时候，往往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主要是基督教音乐，当然这个从很早就开始了；另一种是西式军乐，这和赫德的管乐队还有所差别，但是由于赫德乐队之后与袁世凯的军乐队合并，这个乐队本身可以算是军乐队的先声。两者同是西乐东传的渠道，但就中国人的接收状况来说，前者是被动的，而后者是中国人主动的选择。中国的西式军乐队的建立和发展成为中国新文化、新音乐产生的萌芽和先声。赫德乐队不知不觉中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支点。

1900年北京义和团运动时，赫德的乐队同样受到冲击，乐器、乐谱等被毁。1901年赫德又开始重建他的乐队，他对于乐队的运作总是显得很有耐心和尽职：

短笛的乐谱一直是降D调——我听说弦乐队用是蛮好的，但不适合铜管乐器。次中音长号谱也是“带拉管”的那种用的，而我们要的是另外“带键”的那种用的。所以我又去电各要两份。

小提琴和大提琴比我想象的昂贵，大提琴样子很难看，但音质极佳。那种新型“A.B.”类松香的法兰绒垫太脏，握着不舒服！[6]

从赫德定购的乐谱看，重建后乐队的规模有所扩充，有20多人。乐队可以有三种组合：即管乐队、弦乐队及其联合而成的管弦乐队。赫德对于乐器和乐谱总是有非常苛刻的要求，也因此耗费了相当的财力。

1903年5月25日，在慈禧太后招待驻京外国使节及眷属的游园会上，赫德管乐队为各国使节演奏欧洲乐曲；10月的宫中马戏游园会上，管乐队的演奏使那些外国贵妇们大为惊讶，她们从未见过由中国人组成的西洋管乐乐队，她们坐在那里热烈鼓掌直至最后一个乐者奏完，最后一个乐师离开。赫德乐队瞬时成为京城礼仪外交活动的重要角色。赫德也很得意他的“杰作”，他说：“这支乐队为中国的管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不知道如果北京没有他们会是什么样子！”

这时候的赫德乐队已经发生了一些性质上的变化，文字上记载他们是与袁世凯新军军乐队联袂演出的，这样就意味着中国的西式乐队已经开始独立地进行运作，并吸纳了外国西式军乐队的运作机制。赫德乐队在京城拥有相当的地位，但是赫德在与金登干的书信中表露了某种担心：

不管怎样，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图书和我的小提琴！提及小提琴，使我想起慈禧太后对音乐的提倡正在威胁着我的乐队快要解体。我的第一单簧管手已离去，这是个非常有前途和有用的年轻乐师，他在我这里挣10两银子，现在保定府的练兵大臣铁良以每月40两银子引诱他去，我担心还有其他几个人将跟着这样做！我刚增加了五个14岁的小青年来学习，我留在这里时我将力图把乐队维持下去。（1903年10月18日）[7]

信中提及慈禧太后对音乐的提倡，使得赫德乐队面临危机。由于赫德乐队是完全由赫德本人供养的，赫德的负担越来越重，同时为了补充流失的人才，他不得不加紧培养新人。在今天看来，这种负担进一步扩大了西洋音乐在中国的传播面。1904年光绪皇帝接见德国王子时，赫德乐队在席间奏乐。这时候的乐队以掌握大量曲目而著称，其中一些曲目还很有些难度，如威尔第的一些歌剧片段。赫德乐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可惜，他的主人即将离开他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中国，这也意味着乐队面临解散的命运。

1908年4月13日早晨，赫德离开北京回国。清政府外务部和税务官员、各国驻京公使或公使代表都前往车站送行。车站上，三队身穿簇新制服的清朝军乐队，和赫德乐队一起鼓乐齐鸣。赫德乐队奏起《珍重再见》（Auld Lang Syne），最后又与两个中国的军乐队合奏《可爱的家园》（Home，Sweet Home）为赫德送行。面对这荣耀的场面，他不无感慨，据称当时“没有一个人能不含着眼泪道别”。赫德走后，他乐队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赫德乐队解散后，乐队成员大都转入了各个新成立的军乐队，仍然学有所用。到1914年，又有京汉铁路局法国人何图召集赫德乐队旧部，并添招新乐手，组成“北京外洋音乐会”（Union I’hilharmonique de Pekin），该乐队至1919年因经费缺乏而告解散。[8]后来，1922年萧友梅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组织管弦乐队，所聘请的教师和乐手有五六位来自赫德乐队，有的乐手如赵年魁，新中国成立后还在音乐院校从事专业教学工作。这些赫德乐队成员后来在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发展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是赫德组织乐队时无法想象的。

就这样，赫德与他的乐队在中国完成了使命，并在日后延续它的影响，好比一扇窗户，打通了近代中国的音乐道路。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年代，也有人说赫德是出于外交和政治目的办这个乐队的，但是如果细细考察赫德与金登干的书信就会发现，赫德乐队的诞生完全是出于赫德本人对于音乐的一种痴迷。他大胆起用中国人作为乐队手，并不惜代价地引入最好的乐器和乐谱，于中国近代音乐实是一种财富。

今天，很少人会追问中国的交响乐是从哪里开始的，但毫无疑问赫德与他乐队已经随着时间融入了中国音乐的历史，之后的嬗变以及更多西方音乐精英元素的进入，足以在中国原本的音乐积淀层上培育出更为多元的结果。有人说，赫德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对外开放史的一个注脚。他是一个英国人，有来自大帝国典型的征服与改造姿态。但是，从1854年到1908年，赫德在中国整整生活了54年，对这块土地也自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或许有那么一些促使他将某种内在的西方文明投射在中国的身上，并不停地在中国身上找寻自己的归属感。赫德是个很具多面性的人物，尤其体现在其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之中，多数人把这说成是赫德的“业余外交”，但又总有牵强附会、攀附政治话语的嫌疑。抛开政治，我们会在战争年代的文化衍生品上找到对老外赫德更为客观的评价。

时过境迁，那个时代离我们已经相当遥远。现在少有人知道上海的常德路曾被称为赫德路，同时在北京也曾经有过一条“赫德路”；那个原本伫立在上海外滩的雕像也没了踪影，在它曾经站立过的地方依然车水马龙。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这样评价赫德：“赫德是一个头不大、文雅的年轻人，头脑聪明，有文化敏感。”[9]文化敏感四个字说得极为贴切。

[1] 参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中华书局，1936。

[2] 20年后，这座铜像被占领上海的日军拆毁。

[3] 参见赵长天：《孤独的外来者——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4] 参见赵长天：《孤独的外来者——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231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5] 参见［法］施阿兰：《使华记》，袁传璋、郑永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6] ［法］施阿兰：《使华记》，袁传璋、郑永慧译，2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7] ［法］施阿兰：《使华记》，袁传璋、郑永慧译，2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8] 参见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9] 赵长天：《孤独的外来者——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64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