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从“萨洛蒙时代”的海顿到“海顿年”的海顿

1790年，随着尼古拉斯亲王的逝世，28年来第一次品尝到失业滋味的海顿回到维也纳，打算在自己的余生尽情享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安度晚年。就在他刚刚抵达维也纳之时，一位先生来访，对海顿说：“我是伦敦的萨洛蒙，我前来请您到英国旅行。”萨洛蒙，一个不一般的名字，后来被人们称为现代剧院经理的鼻祖。他的音乐品味和敏锐的商业嗅觉在此后被证明。当时的伦敦是整个英国的中心与缩影，没有自己本土的重要音乐作品，然而它又迫切需要各种音乐，特别是最好的音乐。萨洛蒙知道这个时期的约瑟夫·海顿具有何种魔力，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这个时候的伦敦需要什么：亨德尔之后，另一位伟大音乐人物出场的时机已经成熟。萨洛蒙为海顿在伦敦安排了一系列演出，并与海顿签订合约，作曲家将在伦敦期间为萨洛蒙进行数首作品的创作。海顿于1791年元旦这一天抵达伦敦，他受到了一次凯旋式欢迎，而且将受到一次又一次凯旋式欢迎，这些都是后话。恐怕连海顿自己都还没来得及理清个中缘由，他已被奉为伦敦的英雄。他的音乐成为当时伦敦各大音乐厅竞相上演的作品，更有深谙市场之道的人，将海顿的学生请来与老师竞技，“海顿效应”让伦敦的各大剧院都赚足了钞票和名气。值得肯定的是，这不仅仅是一次伟大的音乐商业运作，评论界普遍认为，海顿在伦敦期间的这些创作虽然是在极短时间内的一系列委约之作，但它们却是海顿创作中最好的作品。

2011年深秋，同样是在伦敦，英国古典艺术家经纪公司哈里森音乐经纪公司（Harrison Parrott）的人递给我一张他们的签约艺人——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与小厂牌HM（Harmonia Mundi）灌录的唱片，曲目正是海顿的弦乐四重奏。由于获得英国广播公司的全力支持，耶路撒冷四重奏在欧洲保持着较高的曝光率。唱片录制于2009年，是HM为海顿的两百年纪念所特别录制的一批海顿作品中的一张，也是与耶路撒冷四重奏合作海顿四重奏辑的第二张。被称为“稀世音乐的拓荒者”的HM始终如一的高品质和独到的古典品位令其在真正的古典爱好者心目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在古典诠释上更为细腻和谐。与HM长期合作的弦乐四重奏组合不多，HM与耶路撒冷四重奏合作的几张唱片，包括肖斯塔科维奇、莫扎特、舒伯特、德沃夏克等，几乎张张获奖。手中的这张唱片更是赢下2010年揭晓的《BBC音乐杂志》室内乐类别唯一的唱片大奖及法国金唱片大奖。

海顿创作的种类广泛，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所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十分适合录入唱片，也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作曲家本人的风范。方寸之间，雅致、幽默的旋律音色以及各声部变幻莫测亦敌亦友的关系可以将海顿的两个开创性身份描画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也同样很考验一个室内乐团的水平，现在的年轻乐手常常是太过现代，成员之间也总是个性远大过和谐相处，全是现代化高科技的“技巧派”们。纵使有不少褒奖，也不能掉以轻心。

带着些许使命感将这张备受称赞的唱片从伦敦带回上海。评论称这张唱片在同时期的同类产品中是最出色的，专辑的每一首都足以击败DG为海顿年与埃默森合作录制的版本。一个仅成立不到20年的室内乐团真的可以完胜埃默森的老到？我想，任何听过埃默森四重奏组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不过，只有听完整张唱片的人才能真正领悟这句话的内涵。它真的令人爱不释手。

海顿室内乐的黄金时代：从1772到1797

海顿一辈子创作的室内乐作品据统计达80余首，这与他的百首交响曲的数目几乎不相上下。由于当时室内乐作品仅在贵族沙龙中呈现，而早期的乐谱出版尚未成形，相当一部分乐谱因为誊抄过程中的错误而无法再被确切地演奏出来。不过，海顿是一个大器晚成的音乐大师，直到18世纪的70年代，已过不惑之年的作曲家才真正意义上地完成其室内乐创作的成熟蜕变，以多元化的特征征服了整个欧洲，这一场“流行”竟一路风靡到19世纪。就弦乐四重奏而言，海顿从70年代的成熟黄金时代到90年代末的作品都称得上室内乐创作的上乘之作。这是相当特别的一条轨迹，因为海顿在此期间的所有四重奏创作一直在变换着风格，在多种元素间游走。很难用“进步”来形容海顿的作品，恐怕用不断地“突破”形容更为恰当一些。以音乐评论家唐纳德·托维（Donald Francis Tovey）的现代观点来看，海顿是音乐历史上最具深刻领悟力的智者：

凭借作品Op20的历史性进步，海顿的四重奏作品已经实现了作曲家的期望并引人注目；之后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而言都不能称之为“发展”，而是变幻，每一部都是杰作且各不相同。……此后的所有作品，甚至最后一套作品Op76都无一相同，它们保持了如作品Op20中变化多端的音乐主旨。

在这张有明确年代线索的唱片里，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需要呈现的正是这样一条轨迹，海顿在四重奏创作上的三个阶段依照时间顺序逐个登场：包括1772年的作品Op20、1781年的作品Op33及1797年的作品Op76。从标题来看，这三首尚不是人们最为熟悉的旋律。不过从收藏的角度看，每一部都是在不同时期值得琢磨的代表作品：它们清晰地勾画出海顿四重奏创作是如何一步步地演变，直至达到无可辩驳的高度。富有逻辑感的音乐爱好者自会有一种昨日重游的舒畅，这三首精选之作满足了人们对于成熟期海顿室内乐创作的全部想象和期待。

海顿1772年创作的这六首四重奏作品，亦被称为“太阳”四重奏，被看作是作曲家在四重奏领域的首批成熟之作，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巅峰之作”。托维注意到了作曲家在这些作品中呈现的多样性：强烈的感情主义，有力、不断推进的戏剧冲突，恶作剧式的智慧，对异族音乐的接纳（比如吉卜赛音乐）以及经过细心研究过后的赋格手法在终曲上的应用。入选唱片的F小调弦乐四重奏是作品Op20的第五首，大约于1779年在阿姆斯特丹和柏林出版。在海顿自列的目录上，这首四重奏被排在整套作品的第一位。

相比较海顿早期的作品创作，人们第一次在“太阳”四重奏这套作品中看到了全新的、有分量的语言表达。1760年年末1770年年初，海顿进入所谓的狂飙运动时期，作品充满尖锐的和弦、突兀的转句、少见的小调和声。同时作曲家专心研究对位法并尝试写赋格，不过需要特别声明的是：这种赋格和巴赫的赋格作品不大相干，而是源于意大利的维也纳传统赋格。写于1772年“太阳”弦乐四重奏Op.20的终乐章正是此类赋格的典型。海顿的旋律特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呈现出来的复杂和细腻也成为室内乐作品中稳固的品质。“太阳”四重奏褪去了贵妇身上矫情的鲸鱼骨内撑支架，让人不再纠结于对位法的客套乏味，但是它们依然保持了精美的蕾丝与优雅的蝴蝶结。

写完“太阳”四重奏，海顿转而投入交响作品和歌剧的创作，这一放便是十年。1781年，海顿重新回归弦乐四重奏，而此时在这个领域的创作圭臬业已发生了变化。海顿自己对于四重奏的创作态度也是大异其趣。他本人笃信Op33的这六套全新的作品（由于曾经在俄罗斯大公、后来的沙皇夫人府上演奏，该作品又被称为“俄罗斯”四重奏），将证明其个人室内乐创作风格上的跨越。他给一些手头宽裕的音乐爱好者们写信描述了这套全新作品的价值，并愿意在作品出版之前将它们出售。海顿在信中强调：“这是从未有过的全新的、特别的创作，因为我已搁笔十年之久。”

音乐学家试图从海顿的话中解释这其中的变化，或者是发现些什么。事实上，作品比原先的更为短小精悍，省略了一些过于极端多样化的元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严格的对位法和高度充沛感情的氛围营造均被舍弃，呈示表面上的闲散自由。他的作品自此变得更具“流行”风格，却比所有前辈都更具“古典”价值，这所谓的古典应该取“经久不衰”之意，它的姿态似乎总能呈现当下的品味而不死板老套，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今天，海顿的旋律听起来依然显得如此流行和大众化。海顿十年前“太阳”四重奏中使用了不下三次的古老的赋格乐章在1781年的“俄罗斯”四重奏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作品中幽默感成为占绝对优势的特色：时而狡猾，时而滑稽，甚至陡然间无耻可恶起来。托维称这些作品是“海顿成熟期最轻快的喜剧”。作品中所有里程碑式的风格转变对海顿日后的四重奏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唱片的最后一首作品，同样是海顿本人一生中的最后一套四重奏——作品Op76。1796年受艾尔道迪伯爵之约开始动笔，1797年完成，因此也被称为“艾尔道迪”四重奏。同时期的海顿还完成了四部作品集，并享受着伦敦之行给他带来的声望和名誉。受英国之旅的激发，海顿发展出所谓的“大众风格”，就是迎合广大听众口味而又不乏学院派的严谨的风格，这引发了其作品空前的成功。海顿借鉴了奥地利和克罗地亚的民间音乐素材，并将其融合到作品中。这个时候的海顿更为大胆，在古典语言上的运用更加令人捉摸不定。查尔斯·伯尼博士于1799年写给海顿的信中充满赞叹地描述作品Op76：它们充满创造力、火焰、上乘的品味以及全新的印象。唯有天赋是不可行的，唯有一个辛勤耕耘多年的有才华的人才能做到，因为多年来业已创作了如此数不胜数的好作品，你的火花竟从不曾被消耗殆尽。

用几个关键词描述这张唱片的曲目：温暖、谐谑、优雅、疯狂、歇斯底里、戏剧化。基本上，海顿弦乐四重奏的五味杂陈全都有了。

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

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于1993年在耶路撒冷成立，由三位俄罗斯移民和一位以色列出生的中提琴手组成，很快这个团在小提琴家阿布拉莫维奇（Avi Abramovitch）的指导下以不可阻挡之势屡屡令世界舞台惊叹：1997年，该组合在格拉茨国际比赛中因为演奏库泰格和巴托克的作品囊括两项大奖。1999年，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成为BBC新生代艺术家扶植计划的第一批入选青年艺术家，在事业发展的起步阶段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支持。2003年，成立十年的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获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Borletti-Buitoni Trust艺术家大奖。除了大本营耶路撒冷，四重奏常年在欧洲各重要音乐地标进行巡演，伦敦的演出多数由BBC频道进行同步转播或者录播。四位年轻人深受整个欧美市场的欢迎，路子也越走越顺。

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我并没有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任何与名称来源相关的介绍，艺术家可能只是简单地将组合的发源地拿来称呼自己而已。不过，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敏感的称呼，它不仅使人产生某些关于其政治与宗教色彩的联想，同时又让人们对于组合的演绎有某些不一般的“异域”色彩的期待。实际上，这个名字已经给四位成员带来了不少麻烦。2010年3月底，发生在伦敦魏格摩尔音乐厅的著名闹剧，让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再次成为政治运动的攻击对象。当时的四重奏正在上演周末午场音乐会，BBC现场直播。由于部分有预谋有组织的巴勒斯坦团结运动成员的破坏，演出被粗暴地中断：有人忽然起身高唱反以色列歌曲，之后有人大声嚷嚷并开始辱骂音乐家，称他们是以色列军队的帮凶，是“种族隔离的以色列”文化大使。这种经历对于组合来说并非头一遭，两年前在爱丁堡艺术节初次亮相时，他们被斥为“战争犯”，受到一些政府运动势力的排斥和抵制。英国著名乐评人、BBC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诺曼·莱布雷希特在其专栏中怒斥这次侵犯音乐的罪行，并为耶路撒冷四重奏音乐家争取公正：

耶路撒冷四重奏的几位成员曾在巴伦博伊姆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中与阿拉伯音乐家一起演奏，他们尽力促进中东对话，要说他们丝毫不受此事件影响是不可能的。下一次他们登台时，不管是在阿姆斯特丹、慕尼黑、苏黎世还是欧洲其他什么地方，他们会焦虑地审视音乐厅，要加倍努力以阻挡外部世界打断他们的全神贯注。

一段令人遗憾的插曲，关乎音乐的话题原本不该遭到这样的责难和政治的利用，后来暴力得到了优雅礼仪的包容，BBC让乐团重新开了一场音乐会。乱世，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注定要比别的名字承受更多冲突和不公正待遇。但还有一种可能：承担一切继续执着于音乐本身，它将走得比任何一个重奏组合更远，来自音乐的回馈力量也愈加不可思议。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

与复杂狡黠的政治运动干扰极不相称的是，耶路撒冷四重奏有着绝对优雅纯粹的和平音色。在他们营造的世界里同样有冲突与多元，但只是为了呈现音乐的生动与活力。英国古典频道2011年对于这个组合的最新评论称：“四位极有天分的音乐家的演奏呈现着来自俄罗斯，或者欧洲中心传统才有的纯正的漂亮音色。他们四人十分相称，紧密地组合令四人的演奏舒服协调。他们极好的平衡感，乐手之间的音乐对话以及对于音乐自信满满的热情都是同领域中拔尖的典范。”

回到海顿的这张唱片，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缔造了“不可思议的海顿”。海顿的旋律总是很有歌唱性且流畅，但这四位艺术家不仅是在唱，更是在用不同的音色唱。不同的旋律有不同的情绪，他们对于音色上的情感分解令人印象深刻。除去下功夫打磨的音色，重奏组在表现海顿的多层次旋律结构和幽默的节奏瞬间转换上也十分有默契，我想这归功于他们在演奏过程中的气息统一。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在音响轻重的表现上也很有画面感。作品中有相当段落需要由低音声部表现在低音区遥远缥缈、暗地悸动的徘徊状态，这对于演奏者技术上的要求很高，也很难控制，但是他们却以四个人四把琴完美地将高低远近的层次表达了出来。海顿的作品在他们的手中不仅是画，更是流动的、立体的、有活力的古典画。任何演奏过室内乐的人都有经验，这几点都是听来“和谐”，但要实现却需要成员们经过漫长的“争斗，妥协，再争斗，再妥协”，直到他们都在同一个层面上共同呼吸。在这里，技巧没有任何发言权。以今天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的这个年纪而言，他们已经相当出色地演活了海顿。

“太阳”四重奏的第一乐章在一种忧郁怀旧的氛围里开始，宛如盖着面纱的昨日时光，艺术家在演奏中特别注意将旋律中略带昏暗的特质和出乎意料地、喜欢冒险的声调变化强调出来。终曲的赋格，与作品的开头是截然相反的景象：强健有力的能量爆发，极度有节奏感的神韵贯穿整个乐章。第二首“小鸟”四重奏同样有大量充满活力的乐章，开始的中快板由第一小提琴表现出如蜜般流动的旋律线条，伴随着其他声部重复的、充满活力的颤音。最后一乐章的急板仅长两分半钟，乐手们犹如发狂般用最快的速度行进，音乐家创作中带点轻佻的幽默感在其中表露无遗。而最后一部作品，“艾尔道迪”四重奏中的广板很值得一提：它简直是风暴的暴风眼，呈受着最高密度的感情力量却庄严、深刻、平静。艺术家在演奏中在节奏上的处理让耳朵体味到最大限度的温柔，这与开头乐章的优雅、随后揶揄玩笑般的小步舞曲及华彩般气势磅礴的终曲形成鲜明的对比。HM的高品质录音对于细节上的表现也让整张唱片加分不少。

现代萨洛蒙的难题：买椟还珠

巴伦博伊姆在《生活在音乐中》一书中说：

室内乐的基本原则是对话，意即每个乐器各自表述，其他时候又相互交谈。室内乐是音乐演奏的精华这种观念，已经逐渐因各种原因而消失。原先它是私人家庭中演奏的，不论演奏者是业余爱好者还是职业音乐家，而现在人们已很少有空闲来参加，多数是被动地听与欣赏。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欣赏音乐，但只有极少数人会为了乐趣而去演奏室内乐。这是一种传统的丧失。各种各样的音乐媒体提供了音乐欣赏：广播、电视，当然还有唱片，但是我想，对室内乐演奏兴趣的消逝，是20世纪思维方式的结果。

1790年，对古典乐市场有精准判断力的萨洛蒙不会有这样的困惑，虽然我们拥有比那个时代更多、更便捷、更有吸引力的宣传手段。今天的萨洛蒙会说：只是这个时代我们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相信这张唱片在市场上不可能有真正的伟大胜利，不管是海顿，还是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或者HM唱片，没有一个元素可以承担大众的口味，它们只可能在自己的音乐品质层面上称自己是一场胜利。古典音乐难，室内乐更难。就连巴伦博伊姆自己都承认过去的许多年疏忽了室内乐的演奏，不过他的理由很令人信服：大多数我所演奏的室内乐是与杰奎琳合作的，没有人能够取代她的地位。有意思的是，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的大提琴手的演奏用琴正是由巴伦博伊姆慷慨出借的当年杰奎琳·杜普蕾使用的大提琴。知道这段花边插曲之后，再去听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的演奏，便有一种奇特的怀旧意境。巴伦博伊姆一直是一个注重文化对话的人，也不可能不知道室内乐演奏的延续对于一个音乐家意味着什么，他一定相信这是“杰奎琳的大提琴”最有价值的归宿：我们需要让这种音乐形式走下去。

在伦敦曾与人聊起是否有令耶路撒冷弦乐四重奏更有吸引力的卖点，我从组合的名字想当然地说：“他们只演奏古典吗？有没有与耶路撒冷当地其他比如民歌、民间乐器之类的合作？”对方沉默了好一阵，说：“他们的肖斯塔科维奇也很出色，目前没有什么跨界，不过他们应该都愿意尝试……”

我对这个提议深感羞愧。为了大众的口味而委屈音乐家和音乐本身是很危险的，宁愿让人们安安静静地听这么一张好唱片，也不要牵强地玩弄看似新奇的表面文章。想来萨洛蒙要是活着，也会在自己的推荐名单上郑重地记下：

海顿 弦乐四重奏，作品20之5，33之3，76之5

耶路撒冷四重奏

Harmonia Mundi HMX 2962030，时长62’32”

意大利，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