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境内三苗氏史迹考述

远古族团之一的苗蛮族团中，最重要的氏族当然是三苗氏。[1]三苗者，亦称有苗或黎苗，《国语·楚语下》：“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三苗复九黎之德”，表明三苗与黎氏有着亲缘关系，故《国语·周语下》有“黎苗之王”之语。

三苗原曾居住于黄河流域，但未曾融入夷夏。到尧舜禹时期，北方的西夏和东夷已大体合成为华夏整体，不入流的三苗则被视为“外化”之民，从中原逐步流落到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广大地区，成为一支广泛分布在南方的庞大的氏族部落。正如郭璞在《山海经》注中谓：“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这在史学界大体是比较一致的看法，而且现在似乎在考古发掘上也逐步得到了某些印证。”[2]有关三苗氏的直接考古资料尚少，我们只能通过零碎的文献记载，追寻三苗氏在江西境内的踪迹。

一、三苗古都在赣鄱

相传在夏或夏代以前，居住在今江西境内的土著居民，大致是三苗族（或荆蛮族）及其后裔。

有关三苗活动区域的记载，史料有比较明确的说明。《帝王世纪》：“帝尧陶唐氏……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丹水即今湖北之丹江，是今汉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陕东南部终南山，从商县经河南到湖北入汉水，此地正是在与炎黄集团接壤之处；南蛮是以三苗氏为首的南方部落联盟。《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在今之江西鄱阳湖，“洞庭”即今之湖南洞庭湖。“文山”出自《国策》姚氏本，鲍本作“汶山”，《君道》作“大山”，《外传》作“岐山”，实为同一山名。“文山”是今何地，还无法确定，大致应在鄱阳、洞庭间靠南部之地。[3]据钱穆先生考证，这个“衡山”，是在长江以北，即今河南南部的伏牛山。[4]可见，以三苗氏为代表的苗族族团活动地域大致在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江西、河南之部分地区。[5]元黄镇成《尚书通考》也云：“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6]三苗居住的范围，不会比华夏地盘小，只是三苗之间，如同后来的“百越”一样，也是种别繁杂。所谓“三”者，义为多也。

至于三苗氏故都所在何处，古人说法不一。有的说在柴桑、彭蠡之间。罗泌《路史·国名记》引周景式《庐山记》云：“柴桑、彭泽之间古三苗国，左洞庭，右彭蠡，负固而亡者，今衡、岳、潭之境。”“柴桑”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在这里，误“彭蠡”为“彭泽”，却纠正了《魏策》所言洞庭、彭蠡二湖之方向。《史记·吴起传》《说苑·君通》《说苑·贵德》和《韩诗外传三》所言皆与《魏策》相反。有的明确地说，三苗为了负险自固，曾经“三徙其都”。较早的都城在筠州，即今江西高安县，以后依次迁往兴国、武昌。《朱子集》卷七十一引詹元善语云：“苗民之国，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武昌县。则据江山之险，可以四出为寇，而人不得而近之矣。”所择之地皆在江西境内。

1989年冬，在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墓中有惊人的发现，共出土各种质地的随葬品近千件。其中，青铜器即达484件，数量之多，品类之全，造型之异，文饰之美，都是为江南之冠，全国罕见。[7]青铜器中，大小青铜钺6件。钺是当时的生产工具和政治用具，为象征权力和统治的礼器之一，说明墓主人是一个身份高贵的上层人物，也许就是这个青铜王国的最高统治者。“赣鄱区域是他控扼南方的政治统治中心。大洋洲‘王陵’位于赣江之滨，富有鲜明的土著文化特色，且和传说的三苗古都邻近，两者之间当有土生土长的历史承传关系。因此有理由说，赣鄱区域是孕育哺养三苗文化的桑梓沃土，是中华上古文化南支最主要的发祥地，也曾经是三苗王国政治都会的所在地。”[8]

二、三苗征战踪迹

这次尧舜流放“四凶”的行为，并没有使三苗一蹶不振，故《礼记·檀弓下》“舜葬于苍梧之野”句下郑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书》说舜曰：‘陟方乃死’。”三苗氏仍有北上黄河流域争雄天下的实力。

第二次在舜禹之际。舜取尧后，华夏的用兵已移到长江沿岸。《说苑·君道》：“当舜时，有苗氏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用此险也。”以武力征服，似乎违背了仁政的宗旨，于是，这次舜对三苗的征服，更换了手法。《韩非子·五蠹》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干戚本是兵器，舜用之于舞蹈，以示偃武修德。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法，在3年后，果然达到了分化三苗氏的目的。《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史记》正义曰：“北，背也。善留恶去，使分背也。”又云：“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或夺其官爵，或徙之远方，升进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进其爵位也。”显然，这实际是采用考绩之名，以达到对三苗的分化、拉拢之目的。《吕氏春秋·召类》云：“舜却苗民，更易其俗。”一些三苗区域不仅被占领，而且也被迫接受强制同化。舜的这次南征很可能到达了临近江西大地的江汉平原甚至更远。舜南征未归，死后就葬在长江以南的“蛮荒”之地。《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所以，舜的英灵在楚国的神灵世界里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流传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追其南下，到洞庭之滨得知舜的死讯后殉情于潇湘水间的动人传说。

禹时黄帝集团继续征讨三苗氏。《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水（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雷）诱祇，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将），苗师大乱，后乃遂几。”这段文字夹杂了不少逸闻怪事，有些字句可能有讹夺，所以意义不甚清晰。但大体上还是可以理解的。最后之“后乃遂几”，是说三苗氏从此退出黄河流域的政治舞台，远戎南方，并且气数已尽。《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谏周灵王时所言更为客观、实在：“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祇，而篾弃五则。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而亦未观夫前哲令德之则。”把黎苗之衰与夏桀、商纣并提，说明这次打击之后，三苗确实衰落下去了。三苗氏在历时千年的中原角逐中，不论是将士血洒战场，还是国君多次被放逐荒徼大漠，都未曾动摇入主中原的雄心壮志。然而，自从出了亡国之臣成驹以后，三苗为政不善，内部分裂，国运陵迟；旋又发生空前严重的大地震，“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9]大禹乘这个千载难逢之机，一举攻灭三苗王国。

三、三苗氏在江西境内的遗迹

禹征服三苗后，三苗族民一部分沦为奴隶，一部分“更易其俗”，最后部分逐渐与华夏族融合而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还有不少南逃或西奔山区，并入后起的楚民族及发展成后来的苗、瑶等民族，但更多的是留在江西境内，与其他的三苗支族相结合。从此，史籍上“三苗”的名称不见了，有可能在夏王朝衰落之际，南方三苗的一支后裔和当地的土著（自然包括江西新石器晚期居民的后代）逐渐融合为一体，这样，号称“越”的民族开始在赣鄱大地兴盛起来。

三苗与越的关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道出了三苗与越的渊源关系。史书对此未有更多记载，但因同处一地，应该甚为密切。徐松石先生曾指出：“古代三苗领域的土著，在最东的称为‘于’‘阳’‘凤’‘畎’等夷，后来形成吴越民族，其余则称为荆蛮、扬蛮。”[10]苗者，蛮之音转，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三苗旧地，在商周之世，为古越人之地，应是合乎情理的。古越族正是在古三苗及三苗领域的土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正如三苗氏的形象被严重歪曲一样，三苗氏所在之地亦被史书描绘为是“荒蛮腹地”，处于不开化的野蛮愚昧之中。事实恰恰相反，尽管三苗氏最后没有取得正统地位，但其对江西历史文化的发展创下了难于磨灭的功绩。首先，三苗之“苗”不仅仅是记音，亦与原始农业有关。三苗氏或许是最早发展原始农业的氏族之一，故而当阖族厄运降临之时，便发生了“五谷变化，（苗）民乃大振（震）”这种情状。江西修水山北遗址发现在草拌泥中夹杂有稻谷壳、稻秆的痕迹，同时期的樟树市樊城堆遗址、永丰县尹家坪遗址和萍乡市郊区新泉、赤山遗址中也有稻谷、稻秆发现。这些表明，江西种植水稻的生产，在四五千年前已经逐渐普遍起来。“从新石器晚期开始栽培水稻，商代中期已在犁耕，这在目前全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先例。”[11]其次，当代考古学认定，中华铜资源的开发和青铜冶铸的源头，存在于以赣鄱区域为中心的地方。曾有论者推测，舜和禹对三苗的战争，“很可能是一场争夺铜锡资源之战，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也许就在赣北地区”[12]。此论颇有见地。1988年，在赣北瑞昌发掘出的商代铜矿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古老的铜矿遗存。另外，和新干县大洋洲邻近的吴城遗址，是3000多年以前的大型青铜冶铸基地。而新干大洋洲“王陵”大批青铜器重见天日，更加有力说明江西大地曾是无与伦比的“青铜王国”。[13]它并非一日之功所能告成，必须有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据此而论，三苗氏应是中华铜文化的开山祖。“三苗开创的这种传统，对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奠基意义。”[14]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57～6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2] 李家和：《越文化初论》，载《江西历史文物》，1981（3）。

[3] 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载《文物》，1980（10）。

[4] 钱穆：《古三苗疆域考》，载《燕京学报》，1932（12）。

[5]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6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6] 据江西省婺源县博物馆詹永萱新发现的明代手抄本（十卷本）。

[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1（10）。

[8] 张英明：《三苗文化：赣文化古老的源头》，载《江西社会科学》，1994（增刊）。

[9]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6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 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72页，香港，平安书店，1959。

[11] 许怀林：《江西史稿》，15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

[12] 龙庆等：《江西早商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载《东南文化》，1992（3、4）。

[13] 张英明：《三苗文化：赣文化古老的源头》，载《江西社会科学》，1994（增刊）。

[14] 李炳海：《论三苗文化》，载《中州学刊》，19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