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村中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却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以消极主义压制大家的议论，连青年们极为率真的疑惑也无意回答，这不但是怯懦的行为，而且容易成为纷乱的缘由。厚颜无耻的少数空谈家最为如鱼得水的时候，就是村民们的知识与现实隔绝，无法灵活地开展一般性批评之时。因此，在德高望重的前辈还能幸运地得到全面信任之时，特别要预防下一代的反动及制度的崩溃，把更大的力量投入自治的教育之中。所谓长老们的说教，太过偏向于以变化前的黄金时代为标准，而疏于培养组合生活所需要的新人物。

需要怎样的新人物，对此已经有了太多的意见，再提甚至让人觉得是老调重弹。有“亲方”气质的指导者，今后无须费事也一定会出现，与之相比困难得多的，是培养稳健的“组合人”,也就是对村内平等观念的训练。然而对此，即使是近年为了农村尽心尽力的一些名士，也常带着感情因素提出反对。小农的地位长久以来难以提升，并不仅仅是因为贫穷。让他们变得有钱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即使做到也不能保证他们立即过上悠闲和适意的生活。“农民牢骚多”这句谚语，他们自己也笑着挂在嘴边。这就是自古以来宿命般的一种生活方式。都市生活中贫困的程度更甚，但人与人的关系却在逐步变得平等。因为无法想象在相互陌生的邻里之间能够形成保护的关系，而身份的上下关系也并未成为相互交往或结合的条件。但是在农村，颜面或是体面决定了义务。身份、门第固然好听，但也能让我们推测另一面一定存在着与之相应的人们的屈从。这样的关系如今是否还应暂为保存，是在国家层面业已决定的问题。大家早已承认不应因贫穷而怜悯，但实际碰到这种情况时却无人照做，于是，不仅仅是小农常常为人怜悯，就连略有资财的人也打算和他们联合起来，苟活于他人的同情之中。这也实在太可悲了。

比起举办一百次讲座，自尊心的启发才是当务之急。从国家的立场来说，无论农民多么穷困，还是希望他们能坚持耕作，保证食品的供给。因此自古以来，就有必要以保护农民不至于离散、爱护其地位、支援其生产为农本主义政策的核心。而另一方面，农民也有自己的生活，要养育子孙，一般而言，他们对乡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但如果他们认为现状已难以挽救，或者光明存于新天地，是否会在沉思之后离开现在的环境，就已经完全交由他们自己判断了。如果他们判断有误，到了无法任其弊害继续发展的地步，国家自然会出手挽回，但这并非农业者能够直接企及的事。今天的教育，却将这二者混为一谈。与其说是混同，不如说是限制了村中现行的农民自身的修养，让从前参与其中的乡党父老不再能为孩子们提供宝贵的帮助，只通过官府的教科书向他们灌输农民就该被怜悯的想法。小英雄们挟着其背后的政治支持，要将村落重新拉回酋长的领地，也便是其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