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揆”一词在《太平记》①中是指小规模的武士联盟。仅凭所谓“小名”的区区武勇，难以期待在野战的进退中取得功名，因此在发生战事之时就会这样约定同进共退，很多人都是这样理解的。但如果不是平日生活上的利益关系已经将他们引向了亲和，那么动乱也许更是相互侵犯的绝佳机会。武藏的私党让人想象他们有着血缘上的起源。即使并非如此，也应该早就有着通婚之类的交际，除了土地邻近，还有着让他们不得不团结一致的社会理由。相邻的两个村落属于不同领主的情况自不必说，即使在同一个领主之下，一般也是争执不断，或是相互对抗的。感觉到孤立的无力，或是事业的困难，进而尝试将“揆”①合“一”,应该是出自各自的经验，并没有外部者的命令或是推动。因此，相互关系也是对立平等的。对于在现代农村新的经济情况之下其意义得到承认的组合思想，我们的祖先也并非全然无学无知。

然而多数民族记录是伴随学问而生的，学问则一般成长于具有中心的结合之内层，因此记录的目的主要在于明确上下本末关系，而多数民众横向的对等交际，作为历史事实并未受到深切的关注。族制、婚姻这样重要的社会事实，虽百代更迭也难以弄清其特色，算是其中的显著一例。“一揆”这个有些生僻的词偶然得到保存，但最终其意义仅限于以竹为枪、以草席为旗的农民暴动，这在今天是颇有兴味的回顾。“一揆”被视为令人害怕的治安扰乱之前，百姓虽然身份低下，但已经有了相互通谋、结为党徒的方法，其必要性也已经得到承认。只是往往难以与地方既有的有序团结两立，经常受到压制，于是其显露的形式也逐渐变得过激。“百姓一揆”有着值得悲叹的丰富的失败经历，不知道最近的研究者们是否对这一点进行过分类，那些只是为了保卫某种共同利益而发生的，中途尤其跌宕较多。而谋主运筹帷幄，各村有实力者大力支持，最终能够基本贯彻初心的，其人员构成颇为复杂，动机也不适合称为“一揆”。正如丹治直实①作为私党的首领威名远扬，其实也是一种“亲方”式作业，其成功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因为新的第二阶段的结合为之提供了方便。农民平时没有经过训练，而且过于习惯旧式的统一，结果就是其多数的力量如此容易为他人所利用。这种弊害也影响到了今天和平的政治“一揆”。人们在欢呼多数的胜利之际，往往忘记了当初的目的已经发生了改变。甚至有将盲从雷同视为团结，只是让少数干部中饱私囊的例子。而且因为本来的名义是平等，所以与从前的第一种团结法相比，难以期待独断专行能有更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