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就史论而言，如果明治初年地租改革之际能够预见到今日的米价，规定佃租应以现金缴纳的话，恐怕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为此痛苦，规模细小的农场也会更加繁荣吧。但这与计算死去婴儿的年龄没什么区别。现在除了制定新的法律强制缴纳现金，或是各自修订自己的合同，别无他法。而单纯改为现金缴纳的方法，一经试行就因为地主认为不如既有的情况有利而遭到抵制，已经无法推进。于是问题在合法的范围内能够如何解决，完全取决于佃农是否能够硬气地说出“那我不租了”“我不干了”之类的话，这是再明确不过的常识。但事与愿违，近来的佃农议论之中似乎仍有人主张另有他法，完全不顾及给人错误的希望最终只能带来更深的失望。

日本出现佃农**，到今天正好是三十年左右，这期间也经历了种种曲折，如今不能否定的一点是，佃农身上有着必须先行解决的一个弱点。相当于工厂劳资争议中同盟罢工的行动，在农村应当就是土地的联合返还，但实施这样的行动需要资金的支持，而蓄积这种资金的办法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容易确立。因为农业的生产周期不可分割，而贫农的力量并不能决定整个过程。以前的“地亲”已经长久与自耕绝缘，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如今甚至连存放农具的场所都没有，对于土地被退还自然会感到为难。但不幸的是，他们看穿了对手更加脆弱，所以无论财力多么薄弱的小地主，都会倾尽全力，闭城坚守。如果他们能够忍受暂时的损失，从同盟圈外招募新的佃农来耕作田地，那么除非使用暴力，否则完全无法阻止，此前的不满者也许一夜之间就将变为失业者。因为全国各处都充满着对土地的饥渴，无数人为了哪怕小小的机会也会不惜力争。

反抗者知道了土地退还并非良策，于是开始采用拒付或是滞纳的战术。小农其实并不横暴，其证据是经常能看到上缴自己认为合适的量，剩下的大家才约定集体不缴的例子。可惜这样的做法不但无法令对方为难，而且自己在没有履行义务这一点上，与全然拒缴并无不同。闹到公堂会消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地主们无疑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愿意息事宁人、不多计较的。但归根结底这只不过是耐性的比拼，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也无法预防今后的纷争，只是加剧了感情的恶化，让未来的光明更加遥遥无期而已。可以说与我们要学习的方法没有丝毫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