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这种对劳动力的巨大的临时性需要，今日这样不完全的佃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无论哪个国家，在美国式机器发明之前，“大农”都在劳动力的问题上存在不安。如果经常在附近保持收割季节需要的足够人手，那么这些人平时的衣食就无法保障。而如果从远方临时雇人，并且不提住宿、纪律等方面，仅是签订合同上就令人有着种种不安。工业在都市兴起后，“大农”首先感觉到无法依靠外来供给的危机，于是着手改变土地利用的方法。而日本更有着被称为“田植”的令人心焦的插秧季节，即使调动妇女老幼，也难以填补这种不均衡。但是日本的地主逐渐放弃直营的最初动机，并非基于这一临时劳动力供给上的困难，这一点十分明确。我国的农村还没有进入连插秧的人手都已经不足的寂寥时代。

村中随时有着容易补给的劳动力。不仅是在最繁忙的农历五月，收割或是旱地种植的各种农活，只要招呼一声就能立即前来的穷人就住在身边。他们劳动中的多少将作为佃农的条件被无偿收取，各地情况都不尽相同。比如，在气仙地区①的大岛，无论是水田还是旱地，“下作人”都会来打理好一切，主人夫妇只用管理仓库的钥匙，监管收获物的出入。在东北地区，有地方规定一年中几十天，本人觉得方便的时候来劳动即可，对此只支付很少的名义上的工资。各个事例都有地方相传已久的惯例作为标准，而一般而言佃农的条件都是为了维持地主家农业顺利进行而提供一定的劳动力。

在一年中插秧和收割的几天不给工钱的事例为数不少。但以前有工钱和无工钱的差别并不重要。因为无工钱的“合力”,在那些天一般都需要提供丰盛的食物和美酒，下面的百姓也都拖家带口前来参加；而有工钱，也一般只是以家为单位支付，大都是从前就约定好的额度，至多也就相当于当天食物的全部。佃农的生活，是期待着这样按日雇佣的天数越多越好的。因为从一开始，双方就没有预想佃农能仅靠租田的种植满足一家人的劳动需要，依靠其收获维持全年的生活。简单来说，虽然有来自外部情况的要求，但日本的地主们为了自身生活的方便，总是要造就超过必要数量的“水吞百姓”。作为劳动力丰富之国自古的惯习，滥用最为丰富的资源，也是没办法的事。于是农业也便一直对贫民有着持续性的需要。如果这一状态继续下去，那么非常可悲，只能永远主张以小农的极度节俭为农村当然的道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