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分家为晚近农村的风习

农村生活不安的一个新的原因，在于都市的吸纳力，即转化地方上的剩余劳动力为我所用的力量，由于难以整体管控和整理，早就达到了饱和。劳动者的团结，随时受到外部劳动力补充的威胁，立场难以变得坚定。这一事实虽然是近来出现的，但至少在大都市，其倾向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都市的贫困之渊越来越深，而作为解脱之策，也出现了种种丑恶之事。对于即使离村也会一样困难的担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和平的离村，这是一个事实。而明治分家，日语中一般作为名词使用。日本传统由长子继承家业，长子以下的男孩或在村中另外独立，或离村谋生。由长子继承的称为本家，另外独立的称为分家，分家在各方面地位都低于本家。

之后移住的机会忽然再次激增，于是反作用也变得更加强烈。

但更为有效的一种自制，早已出现在农村内部。我们农业三百年的变迁之中，影响最大的是土地继承制度的实际变化。或者将之称为生活与制度的折中也未尝不可，总之，仅依据法规文书的表面来理解时代经济的方法并不可靠，这在近世史研究领域已经颇为鲜明了。实际上，人们并未如同政府预设的那样生活。继承问题，尤其因与各家的具体情况紧密相关，所以制度总是要比现实慢上一步。正如在令①承认私有财产的诸子分割并规定了细致的处理方法之时，让“家督”②占有优势的各种惯例已经出现，同样，在长子还被称为“总领”③“一迹”④之时，分家已经积蓄了与之对立、竞争的力量。“应仁之乱”⑤算是例外，就整体而言，武家居住于农村并经营农业的时期，一族一门的结合最为重要，甚至为了家的自卫，牺牲父子间自然的感情也在所不惜。在没有战事之时，其法则也被应用在土地的经营之上。当然，这也是因为我国自古就有着与这种家族制度相调和的农业方法。而拥护“总领”的必要，主要是在武备方面特别强烈。一旦外部压力消失，其统一逐步趋于松弛就是自然趋势。

因此，虽然武家上上下下直到最后都严格遵循着家督制度，但农家却是其产业逐步分割，次子三男的部分独立性得到承认，小规模的“长百姓”①也不断增加。“分家”“新屋”成为社会新的流行，从前只是在开发相互远隔的土地时将规模较大的家族分为两处的习俗，不知何时变成兄弟分割，在同村比邻而居、竞争实力了。我想也许因为更便于管理，又或是为了方便分派劳役，支配者对此也有所奖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