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大都市，渐渐向郊外溢出，比起人口的增加，常常占据比例更大的土地，其原因主要在于移居方式的变化。怀着永住愿望来到都市的人，原本就为数极少。一般而言，城下町与村落一样，也是有了住房才能够安心长住。而这在作为最大地主的诸侯家，却难以实现。虽然江户的武家宅邸土地算得上充裕，但对于大名而言依旧难以感觉宽广，而且还有众多的随从，几乎是以难以呼吸的拥挤程度，密密麻麻地居住在周围。在这一点上，无其他地方可去的“旗本”“御家人”②也是一样，主人还勉强有些安居的余地，但其随从都无一例外只能居住在开着一扇小窗、既无庭院也无玄关的“长屋”①之中。但都市生活的憋屈，至少也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这一阶级的常识，因此也没有人特地因此发泄不满。京都定下“长番”②的制度后，诸藩国的武家带领随从前来，在各处建起了临时住宅。临时住宅与张着幕布、燃着篝火的军旅露营生活一样，除了能挡风遮雨、勉强果腹，完全算不得是有家的生活。因为想着只是一两年的暂时状况，所以还能忍受其不便罢了。到了江户时代，越来越多的武士也许是出于境遇的需要，在不知不觉中适应了这种忍耐，后来对其稍加改良，便开始在这小家之中结婚、交际，不再去羡慕从前的自由了。这就是不久之前还残留于东京的所谓“长屋”居住的历史。

“町屋”③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在建筑物出入间隙的后院空地上，建起十户二十户的“割长屋”④,让市民的一半以上居住于这样的地方，也是因为本来就没有指望相应数量的完整家庭能从这里发展起来。事实上，早期的居住者，无论是工匠还是浪人①,大都与农村的联系已极少，或是孑然一身，不停变换着暂居之地。他们能摇身一变成为有家之人，娶妻生子，在后院的陋室中终老一生，是因为有了新的力量的保护。不难想象其中会有一些群体兴起，特别肯定都市的长处，希望借助伙伴的力量，伸展自己的羽翼。虽然侠义信义等新道德、义父义子之类盲目的道义心理作为连接他们的手段十分有效，但他们依旧没有足够的力量限制古已有之的打工农民，垄断都市的劳动市场，更从未设想过要将租房生活的根本弱点一扫而光，从此安心居住，把都市当作第二故乡。与之相比，今天的来住者更为自由，也有着独立的动机，毫不顾忌过去的束缚。他们认为既然人可以移动，那么家当然也可以移动，所以只要地位及财力允许，便一心想着购买土地，打造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家。于是残留不多的都市的统一力量不复存在，而能够取而代之的东西又还未能被创造出来。根据思考角度的不同，今日的都市生活，既是充满希望的，也是杂乱至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