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些例子相比，武家的迁徙一般本人并不情愿，大多是外在压力下的结果。然而在最终让农村变得寂寥、都市变得优雅华美上，其作用远超商人与工匠的离村，而且迄今的大规模人口变动的开端，也正在于此。当然，之前也有“番役”①,以及一年数次的拜礼之日，和平时期其往来也颇频繁。但在其家眷还生活在村里、自己也从事农业劳动的监督之时，武士既有地主的威望，又能享受山野的自由，而农民也能得到理解，使役的次数较少，并且可以朝夕身处邻人之间，比较愉快地从事劳动。等到武士全都被强制居住于城主周围后，城下町兴盛起来，而武士的风气却衰弱下去。不到几代人的时间，他们的生活方式便发生变化，“知行地”②只被视为交纳“年贡米”的百姓的居所，在很多藩国，甚至其计算也交给住在城里的“勘定方”①,这样就与领“扶持米”②没有区别了。被分配到这样的主人家里做工而离村的村民，实在悲惨。如果藩国面积大，来回路费也会十分惊人，如果是被叫到江户，情况就更糟。

无论多么古老的惯例，也有须得改变的时候。如果希望在劳务的负担上实现公平，那就只能像屡屡在各藩的法规上能够见到的那样，规定对于“百姓”一名，一个月需有一人到“地头”家服役③。但如果是这样，时间便全花在了路上，不可能适应陌生的都市生活。于是由村里商量，尽量选出一名机灵的代替其他人连续服务半年到一年的情况渐渐增多。其中也有人被叫到江户，不得不在预料之外体验都市生活，从而渐渐远离农业。江户时代初期各藩宅邸中有很多这样由各地前来从事杂役的人。或是大名带着管辖地的贫困农民到都市从事土木工程的劳动。作为“年季奉公”的“仲间”“小者”,以前也尽量从管辖地的子弟中雇用那些希望安顿下来的人，但其人数较多，旅费等花销巨大，而另一方面，所谓“町奴”之类自由选取其主的人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特地从遥远的管辖地召集劳力在经济上不划算，更愿意把负担换算为现金，在需要时雇人。于是进入江户时代后，下人、劳力的供给方法为之一变。有名的幡随院长兵卫①的人员派遣业，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而都市的劳动力管理输给自然的倾向，不得不一再品尝失业的苦涩这一弱点，也即将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