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与西洋诸国缔结对等的通商条约之初，舆论十分谨慎，不希望农产品出口过多。这当然是因为饥荒的体验还一如昨日，有着所谓“珠玉金银，饥不可食”的幼稚的“贵谷思想”。但如此开放的一个国家，仅凭农业进行贸易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只有人口稀少的殖民地，才可能凭着土地的产物购买外来的制造品。若非如此，便只能是贫穷国家暂时支撑的权宜之计。日本国内也不乏其例，食物仅能糊口却还要拿一部分去出售，只让中间商赚得盆满钵满。若是如此，究竟贸易是为了什么,就颇令人生疑了。

我们从未像美洲或东欧的大农场那样，计划过面向商业的农业。农作的本意从一开始就是将所有的土地分予希望耕作者，让他们能够如愿以偿。只有那些收取地租的人，一点点地卖出手头的盈余，为工商业提供了土壤。在这样的情况下，囿于农业国之名，欲以农业谋求贸易，是一件痛苦的事。其结果恐怕也只是国内外生产成本的差异变得显著,农产品的出口难以为继。无论多么重要的谷物，如果并非国际商品，就不必统一到中央市场，更何况那些全国各地均在种植、均在消费，有余之处与不足之地犬牙交错的产品呢?仅从节省运费而言，也需要尽量限制长距离运输。由于生产地的盛衰以及当年的经济状况，实际出现在市场的商品数量会有巨大的变动，这一点不难想象。而将这样的产品也与食盐、砂糖等工业品一样对待，希望在对总产值的模糊预测之上，以政府之手对交易加以调节，更只是贻笑大方的算术游戏。从农民角度来说，是对中央市场不必要并且过度的承认。

到底是什么力量将如此巨大的管理权交付给了中央，个中原因错综复杂，还无人能够明确说明。在食物供给手段尚不发达的时代，不让都市挨饿，是政治家的一种本事。正像近年的“米**”①所显示的那样，虽然运输方面的能力已经具备，但大资本采购、囤积的力量也在加强，轻微的欠缺依然会造成令人惊讶的价格飞涨，消费者身边威胁与不安依旧如影随形。所谓平均政策的必要性主要因此而生，但这应该由各个都市自主判断，不应以之限制全国的生产者。如果以都市处理供给过剩的办法来解救广大的普通生产者，那么其结果也许是无论何时仓库中都充溢着陈米，反倒期待着时不时出现一次歉收了。一方面想方设法增加稻谷的收成，另一方面却希望防止不过是其结果的市价低落，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一般而言，维持高价带来的利益难以惠及生产者，只是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强化了所谓投机的技艺而已。至少对于农村而言是有害无益的干涉，也是中央权力的不当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