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这个词已被颇为滥用了。谁都不愿意在这样的名义之下度过一生，但明治以后的经济界，陷入千年以来传统的农本意识与追求贸易扩张的工商立国论的对立中，受其牵累，是不争的事实。八面玲珑的政治家深受其苦，新近提出了所谓“产业立国”的口号，但可谓空洞无物。不依靠产业而能立国的，也就是西洋的摩纳哥、东方新近灭亡的德那第王国①,还有果阿②等海盗王国。一般而言，立国都需要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并最大限度以工商业充实与繁荣生活。矛盾和对立都是伴随着强调发展一方就需要抑制另一方的论调才出现的，而二者的界线其实并非泾渭分明。

农民首先需要了解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的国土与生存要求早已无法仅凭农业维持，今天大大小小市场的开设都是为了填补其空缺。村落也有市场，有固定的集日，寥寥几名旅行者混杂于周围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他们消费之余的物品。这种市场与都市的市场虽然文字相同，但目的迥异，并非后者是前者发展成熟后的姿态。从前称商人为“akibito(秋人)”,也许是因为他们常在秋收季节来收购余粮而得名。今天的商业，则是订货甚至计划并指导生产的行业，市场实际上是他们的公告板。此外，商人还在其他生产者中拥有更加亲密的朋友。工与商，不但今天几乎都在都市中比邻而居，同处于大资本之下，而且其职掌也常常互有重合，作为一方事业的一部分也需要从事另一方的工作。在易于合作、规模可变以及生产种类的选择自由度方面，农完全无法与工比肩。于是曾经的兄弟也就分道扬镳，变得相互对立了。

科学在都市获得成长，并且最先支援了工业，这一点已经在前面有所提及。国家为了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在这方面寻求伙伴，也是自然的趋势。如果说中央市场是这种需求的表现，那么农业被置于较为寒酸的从属地位，也实非得已。经济上的中央集权，不得不首先从国民整体生活的需要出发，以优先承认大市场的形式偏袒都市。如何实现政治的平衡与两种文化的调和，利用此制度为国民全体谋幸福，是另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对凤毛麟角的农村商业分子大加声援，推动其与中央市场争雄，不仅本身无益，而且可能招致农村振兴舍此无他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