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企图判定重要的农村盛衰问题，一是将农产品，尤其是大米市场供给的增加，视为农村振兴的苗头或者意义；二是将农村人口的充盈，当成地方繁荣的基本姿态。既然适耕土地的地理分布具有局限性，而谷物又是优秀的剩余商品，那么无论希望多么热切，二者都无法两立。从实施“班田制”①,男性被授予两段②田地、女性为其三分之二的时代开始，养活一个人就有一定的最小面积。农夫并没有更多的贪念，但交易的需求逐渐促使他们从中产出若干的剩余，在其范围之内，务农之外的人渐次增加起来。进入庄园时代之后，实际耕作者的条件恶化，领主获取的部分逐步增多，之后更变为“公租”的形式，以致产生了“五公五民”③等令人咋舌的课税方式。依靠这种强制的分配养活，并原封不动为我们这个时代继承的消费者阶级，即使按照最普通的计算方法，相对于土地的生产力都过于庞大了。日本的都市对于来自地方的供给抱有强烈的不安，正是这一不协调的成长的结果。

如果是过去，还能以上谕的形式规定农民只能食用小米、芋头之类，以节省稻米的消费供给市场。今日也有农家制订计划，购入外国米而出售自产米。但无论如何计算，活着的人都需要活下去。即使不是直接为土地所养，也需要在土地之上经营各自的营生。而家庭的数量，如今已经达到了各个村落可以支撑的极限。因此，需要与这些本地消费者对立以确保都市的食材来源及原料供应的人变得异常敏感，不惜采取各种手段，这也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村落也有类似的烦恼。土地的余地即使是相邻的村落也有显著的差别，人的流动也有着种种的障碍。于是一方面有人前往城市，去尝试尽可能不为土地所束缚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早早出现了副业、兼业等问题。很多人希望将村落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非农业活动严格地与农业活动区别对待，但我认为这不现实。确实，被称为“海部”的水上劳动者，时至今日也对真正的耕作一无所知，其他也有少量不参与谷物生产的人，得以定居于狭小的闲置土地之上。但大多数常民，本就是为了务农而定居下来，tami(民)这个词的来源，就是在田(ta)里劳作的人。无论是工、商，还是士①,过去都只是一种副业，在生活的计划之下，最后超越了兼业的程度变为专业，如今到了甚至这样都还不够的程度。当人口的增加并未伴随土地的开垦时，无须外界奖励，村落自古就出现了种种农村副业。自给农民手作的家用品，若是制作精巧并能得地利，便会尽量生产出剩余，以便随时作为交易的材料。这一点无论是蚕茧还是蔬菜，又或是稻草、竹子的编织品，都是一样。政府不合时宜地在其间划分界限，反而使得村落失去了原本较为熟悉的产业，村人再次变得无事可做，而村落已无法再回到纯农业的时代，于是村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穷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