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媒人”这一称呼开始普及，我们总是能够发现某些令人意外的“人物”也包含其中。例如，在越中五个山的某个部落中，“媒人”由外公外婆来担任，而有些部落则一定是由新郎的姐夫或妹夫来担任。例如，在信州更级的山村中，人们认为“媒人”应该由姐夫来担任，而只有“说媒人”这一角色才会委托给其他人，“本媒人”①则会委托给其他亲戚。另外在有些地方，会由新郎的“乌帽子亲”②与伯父来承担“ainin”③的职责。这些都是在二者意见相冲突的情况下，断然排除年轻人组织的干涉，而只是维护自家利益的角色。也就是说，可以认为这是既有合作制的败北，但是另一方面，男方的朋友伙伴充分发挥作用，对各自家庭的利益加以限制并尽可能地使婚姻当事人自身的愿望得以实现的运动在很多地方也开展得轰轰烈烈。所以，他们所说的“宿亲”,大约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站在自己一边的人。

十

如果用高深的词汇来表达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支配婚姻的社会力量。如今，这一力量的形式已经发生改变，但也并不是踪迹全无。如果将其忽视，则更是无法指望它能够在婚姻问题上发挥作用了。只是目前在地方还能够看到的是这一力量的最古老的形式，人们对过渡期的各种情况准备不足，因而没能避免许多不愉快的经历。村中男女青年间的舆论一旦成形，就算无法得到家庭的认可，也基本能够顺利成婚。举一个我所知道的极端的例子。在有些岛屿上，年老的家长顽固不化，无论如何也不愿让女儿出嫁，但除此之外的事情毕竟鞭长莫及，于是法律意义上的“私生子”就会出生。这种情况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困扰。只要婚姻限于同一村内，年轻男子中的年长者就会蠢蠢欲动。然而由于他们不善措辞，而且经常会带三五个人一同前往，这一重要的谈判通常会中途破裂，动辄出现各地所称的“抢媳妇”之类的暴行。这时候人们就明白思虑周全的“宿亲”为什么受人尊敬了。或许我们可以想象，所谓“宿亲”正是因为人们事先预见到这种窘迫状况的发生而新出现的一种“管理机构”。“宿亲”对每家的情况、父母的性格等早就了如指掌。如果他们预先判断这桩婚姻没有希望，就压根儿不会插手，甚至会阻止婚约的缔结，尽自己所能，至少让当事人朝着选择理想配偶的方向行动。女方的“宿亲”也是一样，并且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双方的“宿亲”进行商谈。他们一般被称为“两仲人”或者“相仲人”①,在很多地方，明明不是一桩很大的婚事，却有两对夫妇前来充当“媒人”的角色。在信州中部等地，除了“媒人”以外还会委托“kaneoya”和“haneoya”②,并拜托他们亲临婚礼现场。为了避免仅仅有一方的意愿被特意强调，“宿亲”双方必须进行商谈。如果“媒人”真如字面意思一般是“站在中间起到媒介作用的人”的话，那么应该就没有必要设置这么多烦琐的环节了。

总之，在人们主要在部落内部成婚的时代里，“宿亲”是最为可靠的负责人。如今，中流阶级家庭的父母们听到这些必然会眉头紧锁，然而在尚残留着过去那种习俗的地方，因为年轻人都会离开家在外面留宿，因此父母们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担心子女们过了适当的年龄还孑然一身，因此时常向亲友们打听“我家的孩子已有人家了吗”。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看起来是再自由不过的生活了，然而实际上只要村子里的风气稍微变坏，就算听到自己孩子的婚事已经尘埃落定也无法完全放心，只有那些相信一夫一妻的契约能够遵守到底的人，才会感到松了一口气。而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稍稍出现危机，紧接着出现的情况便是一见到男女双方的“宿亲”都不得不说一句“真是拜托您了”。作为个体事件，或许矛盾的双方发挥的作用更大，但是实际上，正是经由这些“宿亲”们的手而顺利结合的数不清的姻缘之中，孕育出了使得国家能够发展至今日的巨大的原动力。

十一

对于“宿亲”的内敛低调的关怀，生身父母自然是无比喜悦，但比起“宿亲”来说更应感谢的却另有人在。在日本，从“乳亲”①“名付亲”②“乌帽子亲”“笔亲”到“职亲”③“寄亲”④“草鞋亲”⑤等，凡是称为“亲”的人物，通常都与父母的年龄相当，他们之间的亲子关系一般从“父母”一方年老而感到孤单的时候开始，持续到弥留之际“子女”陪伴病榻之时为止。女婿受到老丈人的疼爱，以及希望婿养子来继承家业的风俗一直以来都是日本社会中意味深长的一大特色，为了使这一关系保持牢固，甚至出现了“义理”这一在唐土①并不存在的概念。单纯指望长久地享受这一精神上的富足，不求任何回报，只是一心一意为婚事的圆满而竭尽全力，这种做法在外国人看来确实是求之不得的珍贵情谊。但是世事变化，社会更迭，这一佳话也难免沾染污秽。例如，只要想为了某些政治目的或者事业上的方便而利用这一关系，就会轻而易举地实现。如果考察某个地方的德高望重之人受人尊敬的原因就能发现，虽然如今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以前通常是因为他们能够很好地承担起照顾婚姻双方的责任，并且很多人也认为他们受到尊敬是理所当然的事。

即使在距离东京并不遥远的地方，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这些地方同龄集团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很难再积极发挥有效作用，但是仍有很多人追求古代的那种自由。人们将不经过父母的认可就订下婚约的人称为“dora wo butsu”①,当他们“**不羁”到走投无路之时，便会前来哭求“请您行行好，帮帮我吧”。而此时必会在村里有这么一位“心善”之人，一开始一定会声泪俱下地训斥他们，此后会说“事已至此，也别无他法了”,然后便会责问他们“你等可会一生厮守，不离不弃”。当然，没有人会否定，于是便会让其本人暂且留下，再前去说服尚未同意的父母。这个人会根据其父母态度的强硬程度来随时变换交涉方式。例如，向其父母试探说“这些年轻人啊，万一做了不顾后果的事可如何是好”,此时一般女性家长内心就已经开始动摇了。对于那些抱着强硬态度说出“那从今以后断绝亲子关系!”这等话的父母，则会以“如此那我收留可好”这类仿佛合情合理的话来获得对方的认同。打算远走高飞的年轻人则不会前来拜托他们。大多数都是销声匿迹三五年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村子里继续居住。有过如此经历之人一辈子都在义亲②面前抬不起头。如果村中举行选举活动，他们就算不参加，也会向义亲询问他们的意见。家庭与年轻人的婚姻计划，长时间以来都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至少是近世以来，其中一方家庭有强烈的意愿，而另一方却不以为然的情况突然增加。拥有自信的大多数“媒人”特意选择这一艰险之路并希望以此流芳百世的观念，除了上述“**之子”的情况以外，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得极其明显。这与以前朴实无华且崇尚顺其自然的“宿亲”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同时也使得“媒人的嘴，骗人的鬼”①这一不好听的谚语普及开来，并且导致做媒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买卖，也带来了令人蒙羞的社会风气。抱有改革大志的人们必须将力量聚集于这一点。最初就作为某种糟粕而出现的习俗，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是孤立的。

十二

人们认为“kaoyaku媒人”②的存在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其中一个理由如下。在过去的青年团体中，成员们在恋爱的萌芽时期就能够互相察觉到，互相指出其中的利害并加以控制，成员们一旦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会共同给予认可和支持。

就算不会进一步奔走于各家进行劝说，或者不动用“宿亲”的力量，他们也会相信那些隐约存在的舆论最终会成为缔结永久婚姻关系的强大力量。然而将毫不知情的女子送往村外，或者从村外迎来媳妇、女婿的事情此后却成了普遍的情况。就算人们对“嫁女儿就是失去一口人”的这种抵触态度已经不再认可，至少那些被颠覆了希望的人们心中的不满是难以抑制的。在这种情况下，让事情能够尽量平稳地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是具备了胆略与智慧的“媒人”,想要平稳度过这一风波是非常困难的。其中，最痛苦的莫过于被“婿入”的女婿。据说，在我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在伊势讲的酒宴上给秋刀鱼剔骨或者给竹笋剥皮的工作都由婿养子来承担。在东国的乡下，他们为庆祝新的年轻人加入的宴会买酒，并与十五六岁的新人一起屈居于下座。虽然女性并没有进行强硬的示威运动，但是在有些地方，人们会在路边肆无忌惮地评论新娘的容貌和衣着，有些村子的人家还会敞开大门，让人们从院子里观察新娘，甚至有些地方还沾沾自喜地认为用手指沾上口水在纸门上戳出的洞越多越吉利。这一切，都源于“我村原本就有限的主妇之位又被外人夺走了”这一人们心中若隐若现的恶意。因此，就连孩子们都顺应这一观念，要么在村外的路上焚火，要么挥舞着棒子一边拦下结亲的队伍，一边起哄道“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然而，上述恶行的动机却未必只是源于共同的嫉妒心。我们注意到，在九州地区的乡下，直到最近还盛行着“嫁入歌”的风俗。十几位女性朋友一边唱歌一边护送新娘，原本的意图是守护新娘的矜持而不让迎亲的人轻易通过，搬运行李的工人们也是一样，直到今天，他们一看到迎亲的人迎面走近就会开始兴奋。在国内目前依然残留的“yomekakushi”①和“yomemagirakashi”的风俗中，与新娘年龄相仿的女性以类似于新娘的装扮列席婚礼的这一环节与上述古老的习俗有相似的意义，都在试图表达一种“虽然木已成舟，但也不能让你轻易得逞”的最后的倔强。如果村中迎娶一位别村的女子，对于年轻男子来说原本并没有什么坏处，但这样做就有可能扰乱婚姻组织的管理，因此人们都会感到些许不安。这种情况下最常闹事的就是这些年轻男子。从“扔泥巴”“扔石头”“敲墙壁”“搬地藏”②等露骨的行为，逐渐转变为以“tsundashi”③“taruire”①“zarukorogashi”②等的名义，偷偷搬来各种容器，强制对方提供丰富的酒食。其中，还会有人添上一枝花，或者吟唱几句“hebo歌”③表示祝福。虽然一些明理之人曾数次批评这些行为过分野蛮，但若不弄清这些行为出现的原因，恐怕也不能称为真正的明理。只要在精神深处潜藏着某种特殊的情绪，即便刻意压制，也早晚都会以另一种形式爆发出来，如果没有使之彻底平息的方法，压抑反而会招致更大的麻烦。于是，“媒人”们想出了一个妙招。从一开始就给领头的人送点小礼并拉拢他们，其中一个更简便的方法就是安排若干人担任接待或是伴郎的角色，但他们一旦饮酒玩乐到得意忘形的地步，就会混入宾客当中，难以区分。婚礼的规模之所以不断扩大，其原因也在于此。此前，能够列席婚礼的人非常有限。而能够有幸尝到喜酒的人，更要经过极其严格的挑选。翌日，或许会款待隔壁的主妇，也就是所谓“女客”;再往后一天，又或许会犒劳那些来帮忙的人，但即便是一家之主也会对宴请名单上的人数十分留意。后来，人数逐渐增多，“既然请了此君，也邀请一下彼君吧”,结果婚礼渐渐办成了和村里祭祀活动一样的规模。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许多人由于财力窘迫而不得不将婚礼简化到另一个极端吧。

十三

婚姻的成立原本应该具备三个条件。有不少学者认为有内部与外部两个条件，但至少在日本的历史上，可以明确划分为三个。第一，二人必须情投意合。不论是何种婚姻形式，也不论是处于哪个时代，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那么就只是名义上的夫妻而已。第二，一旦成婚，那么双方就是亲族关系，也就是说，二人以下两代、三代人之间至少是与血亲同等的姻亲关系，而如今，夫妻关系大多数是凌驾于血亲关系之上的。如果细分的话，那么除了夫妻间的关系之外，还有新郎新娘与对方父母的兄弟姐妹间的亲子关系，次之的是与对方兄弟姐妹间的关系，还有成婚之后不得不建立的双方其他亲戚间的关系。上述关系的建立被称为“杯事”①,以前要求必须共饮一碗酒，共进一钵食。履行正式的程序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因此渐渐将数个程序合并进行，尤其是最近，这个过程变得极其简略，而以前几乎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第三个条件便是社会的认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公开”,这个环节本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宾客太多所以简化了程序，并不与“杯事”一起举行。这是因为以前以村内婚姻为主，因此在漫长的准备过程中人们之间已经互相熟知，自然而然就会确认这桩婚事并无什么不妥。如今，在“嫁入”和“初婿入”的日子，对方的父母也会跟随前往并拜访近邻，在客厅问候是比较传统的，大多数情况下，邻居们很早就开始站在路边对新娘新郎品头论足，或者从走廊外侧开一个洞偷偷观察，彼此都是熟人，也不会有人有什么异议。然而，即使是这样简单了事，程序毕竟是程序，若不正常履行，也会被当成外人，而且也无法跟别人搭话聊天。在跨村婚姻逐渐普及以后，迎亲列队似乎就成了仪式的核心环节。也就是说，就像新娘过门之时的“跨门槛”仪式十分烦琐一样，在进入一个新的村落之时，规模庞大的看客团队挑剔的目光和刻薄的评价是最大的难关，而一生只有一次的凤冠霞帔恐怕就是为此而准备的吧。

这一推测绝非空想。因为每个地方对迎亲队伍的排序和结构都有不同的规定，尤其是一种叫作“喊新娘”的高声宣言，在全国各处都能够听到。虽然我搜集了很多事例，但是各地的情况都有不同。在奥羽的乡下，一位被称为“tarukoseoi”的少年会站在队伍的最前端一边走一边大声喊着“新娘到!新娘到!”,而在筑前大岛的迎亲路上，“若者组”的成员们即使在白天也会点亮组织的提灯，一边敲着太鼓，一边喊着“新娘来啦!”。到了汽车时代，或许已经没有了这种边走边喊的形式，但是至少在使用人力车承载新娘的时代之前，不论是佐贺还是名古屋附近或者是其他地方，人们都会要求车夫连声呼喊“yomegozo”或者“yomesansan”①,虽然可谓是一大奇观，但它的源头却在遥远的过去。某些父母因为尚未知晓或者无法知晓而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抢”走女儿的风俗或许比坂崎出羽守的事例②更为古老，但直到大约五十年以前在有些地方还能够看到。这些尚未完全消失的前代的野蛮习俗中，却也有包含严格戒律的同一个宣言。或者暂且把新娘藏到难以找到的地方，其中一个帮手再返回新娘家中，并向其父母报告，您家女儿已经被某人“抢”走了。还有更“自信”的男子夏之战(江户幕府曾与丰臣家进行了两次合战，分别为大阪冬之战和大阪夏之战)之时救起了一位名叫千姬的女子。千姬即将嫁于本多忠刻(1596—1626,江户时代前期的大名，本多忠胜之孙)之时，坂崎试图抢夺，事情败露后于元和二年(1616)9月自刎。

会亲自前往，并说一些“没错，正是在下抢走了您的女儿”之类的挑衅的话。在大阪附近被称为“bouta”的就是这种行为，“bouta”也就是“夺走”①。也就是说，即使第二个环节被省略，上述最低限度的“公开”方式在婚姻成立的过程中无论如何也是必要的。

十四

在西方社会中，两人一起前往乡下的小教堂，并委托教堂里的牧师来操办两人的婚礼，这是在小说中经常见到的场景。然而在日本，结婚登记制度早已制定，只要盖上户主与担保人的印章即可。但即便如此，人们仍希望能在更多人面前大张旗鼓地公开两人的婚事，这恐怕就来源于上述“喊新娘”的传统。新娘会在这一天化极浓的妆——因此人们就会忘记她日常的素颜，而且前往几乎从未去过的远方的餐桌参加宴会后立刻返回，在第二天途中即使以这样一种近乎失礼的状态出现，总之也算是公开过了。总之，虽然可以拜托德高望重的“zashiki媒人”并精心做好无可挑剔的准备，但并不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机会得到他们的帮助，终于，这种与“媒人”之间的亲子关系逐渐淡薄，他们慢慢被埋没在对方众多普通的“熟人”之中。虽说坚守自古以来的习俗是一种高雅之举，但是，如果不对这些习俗产生的过程稍做思考的话，最终这些习俗就有可能会变成毫无原则的虚礼。但这一领域已经超出了民俗学的范畴，因此我只能暂且作罢。

而以下问题则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现代的婚礼可以被称为一种“集体仪式”,其原因有二。其一，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是各自抱有各自的目的而结合在了一起；其二，这并不是进入新时代以后才出现的观念，而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倾向，只不过现在变得更加明显罢了。人们彼此相会，共享美食美酒，在过去是非常正式而隆重的事。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相信同样的酒食进入彼此的体内，便会建立一种看不见的关联。只要“敌人”或者“他者”还存在，这种“共通”就一定会受到限制，因此面对一般社会的“程序”也就用“杯事”区分开来了。名义上的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或者同行、村内亲戚等类型的亲戚越来越多，于是人们更希望能够仅与“自己人”分享这一喜悦，因此虽然婚礼宴会通常会兴师动众、热闹非凡，但一般在结束后都会另设宴席款待“自己人”,从中可以看出，在人们心中，“内”与“外”的界限是何等的严格。然而如今，疲于奔命的生活使得这种区别对待已经无法实现了。

其次，在过去，当事者双方饮下订婚之酒比现在要早很多。一般情况下，这是“嫁入”仪式的第一个环节，此外，两人在卧室饮下此酒，被称为“床杯”①;给两人另备食物，被称为“takamori”或者“hanatsukimeshi”②,二者也许都是“杯事”这一习俗的残留。另有更为少见的例子，在有些地方至今还存在。例如，在新婚之夜新郎绝不能出现在席间，而是着便服在厨房烫酒或是四处玩乐以打发无聊的时间。可以推测，在这种情况下，“嫁入”即等于“入家仪式”,也就是成为男方父母的女儿并成为主妇候选人的那一天。之所以此时能够建立亲子关系，是因为之前已经完成了夫妻对酌的仪式。至于何时发生了变化，不同的时代做法也不尽相同，如今还留存的习俗中，既有在“嫁入”当天的上午，新郎前往新娘家中的被称为“asamukoiri”③的做法，也有在带去彩礼的那一天，与“媒人”同行前来进行“杯事”,被称为“yuinomuko”④的做法。送彩礼在城市里被看作婚约成立的仪式，但其实这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合并，原本在送彩礼之前另有一个叫作“sakeire”①的仪式，而且在那时就已经敲定婚约，而送彩礼则是在确定搬家时间或是商量其他事情的那一天进行，因此，会占卜一个在“sakeire”之后的吉日，由新郎单独前往，这样的例子在福岛县等地能够见到。所谓“miai”②如今也正如其字面意思一样，只是在演出或是公园等场合远远地看上一眼对方的身影，然而正如我数次提到的那样，在过去并没有这个必要。即使是跨村婚姻，一般也是在事情基本已经敲定之后，男方才会前往女方家中并进行“miai”,因此从结果上来说这一般都是初次“婿入”。如果男方就此下定决心，那么就会当场留下扇子或其他贴身的物件。虽然没有听说过当场就进行“杯(事)”的例子，但在奈良等地，一旦婚事敲定，女方就会赠予男方三组小酒杯。我认为，所谓“miai”其实就是“miawaserareru”③的日子。总之，原本是在另一天举行的夫妻间的“杯(事)”,如今与“嫁入”合并为同一天，是后来才出现的改革。

十五

与古老形式更为明显的差异是，新郎与新娘的父母、兄弟姐妹之间进行的“杯事”近年来被极大地简化，这在极其需要男性配合的时代里，比新娘与新郎的父母间的“亲子杯”①要重要得多，然而近

年来却只是在第三天新娘回门之时，新郎会与之同行并进行拜见之礼。而有些新娘的父母会在婚礼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前往新郎家，更有甚者会直接加入新娘的迎亲队伍一起行进。如此一来，形式上的拜见就已经结束，新郎的初次拜见(初次“婿入”)形同虚设，无法给人留下任何印象了。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事例来证明过去事实并非如此。最常见的是上述“asamukoiri”,在一天之内料理完所有事情看起来省事，实际上会让人异常忙碌。新郎会前去与新娘的父亲进行“杯(事)”,但一般情况下那时夫妻的“杯(事)”已经完成。由于与父亲的“杯(事)”正好是在“嫁入”那天的上午，会被误认为是前来迎接新娘，于是为了区别这两个不同的目的，又出现了一种有些奇特的习俗，在广岛县叫作“muko no ushimodori”,在山阴松江附近叫作“muko no shirinige”,其他还有“kuinige”或者“kuitachi”①等表示相似意思的不同说法分布于全国各地。新郎前来之时会煞有介事地带着扇子之类的礼品权且当作谢礼，而中途则会不打招呼一个人溜掉。为何这种行为会被赋予了那样的意味还不得而知，也许这是很久以前，人们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宣告此家的姑娘乃是自己的意中人这一风俗的残留吧。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想，在岛原半岛等地，当“婿入”的酒宴接近尾声之时，新郎会与被称为“mukobuse”②的同行者一起，悄悄离开宴席跑到屋外，立刻又从大门进来，问候新娘的父母。这种行为俗称“hizatatenaoshi”③。“hizanaoshi”④一词全国各地人人皆知，但这个词在每个地方的意思又有微妙的不同。例如，在甲地是指婚后第一次回门，而在乙地则把新郎前往老丈人家中赠礼称为“hizanaoshi”。因是二者同时进行，所以名称混淆也无可非议，而新郎通常在此时肩负着两个任务，想要通过一次拜访就全部办妥，就必须先暂且结束一个任务，然后重新“端正自己的姿态”开始下一个任务，因此，这与新娘的回门并无关系。而所谓任务，其中一个是宣布自己对女方早已情有独钟，

第二个是请求对方父母能够允许将已经与自己许下婚约的女儿带走。只要翻看中古文学中出现的婚姻流程，人们就会很容易把这两个任务认定为毫无关联的事情。然而，娶妻一方的工作已经委托给靠谱的“媒人”来处理了。难道不是正因为如此，新郎们才会在中途逃跑吗?这只是一个猜测，至于是否正确，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真相大白。

在某个时代，女子对于各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劳动力，将女儿嫁出远比迎女婿上门要更加慎重。虽然有父母们感叹“实乃贤良之婿”并答应男子的请求，但有时也会有莽撞之辈做出愚蠢的回复，惹得对方父母恼怒，并把女儿再次带回家中。看一看能剧、狂言中的“××新郎”①或者听一听浴佛会②上老者的故事就能够明白，没有什么比“婿入”更加隆重更加豪华的场面了。将这一仪式延后，在新娘回门之时举行是后来发生变迁的结果，但如今进一步把这个仪式安排在“嫁入”的宴会之中，人们甚至开始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单单新娘的各种准备就已经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加之经济结构也有所变化，家中不再具备举办婚宴的条件，打杂干活的人手也不足，因此只能安排在酒店举行。如果同样的宴会要举办两三次，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就是巨大的经济消耗。因此，尽量将烦琐的仪式合并成一次举行，这也不失为一个良策。然而，如此一来，出风头的净是那些逢场作戏的时髦人，而重要的亲戚只能屈居于小小的角落，仿佛变成了专门在外人面前撑场面的虚礼，这或许并不是人们的初衷吧。

十六

我认为日本的婚姻仪式如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从今以后这一变化还将持续下去，作为国民中的一员，我对此抱有些许的希望和要求。例如，希望“媒人”这一角色务必让当事人的亲友来扮演；避免亲人之间的情谊因为每一次婚姻而发生变动；众人的支持与承认能够更为牢固且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停止那些享受完美食就立即忘却情谊的酒肉之宴；等等。此外，我还有许多其他的愿望。当然，这并不是基于民俗学的结论，但是如果不依托于这一学问的话，迄今为止的事实我们将无从知晓，而如果不依托事实与经验的话，我们就不能判断上述提案是否恰当、是否能够实现。如果其他更多的有识之士忽视这些事实的话，就算我们可以自说自话，归根结底也只能像现在这样只是对西方的形式进行拙劣的模仿。若结局果真如此，那着实令人遗憾，因此，我对民俗学的兴盛抱有极大的期待。大约四五年前，我们编辑了一本名为《婚姻习俗语汇》的书，将本文中提到的诸多事实都按照一定的顺序收录其中。如果可以援用其中的内容则十分便利，然而——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此书已经售罄，即使在二手书店也极少见到。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对该书进行一次增补修订并再次出版。在那之前，也请诸位姑且相信本文中提到的那些事实吧。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岩波讲座·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