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的出生和死亡都伴随着各种仪式和礼法，而它们大多数都在半无意识之间沿袭了古老的惯例和习俗。与之相反，只有婚姻的仪式几乎是完完全全地接受了所有的变化。因此，如今我们将婚姻中的某些要素称为“旧式”,珍惜它怀念它，这只不过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了解其他地方的事例罢了，实际上各个地方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它们之间有着令人震惊的差异。那些奇奇怪怪的习俗如今仍在一些地方有所留存，也许也正在影响着现在的新形式。在日本，这些各不相同的习俗并不是一开始就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到了中古时代，由于某种需要而进行了数次改变，而其变迁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则根据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况分别被保留了一部分。因此，如果有人能够仔细调查各地的差异，某种程度上就应该能够梳理出这一变迁的轨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民俗学更容易有所建树。现在的婚姻礼法是否能够原封不动地永久持续，或者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又或者怎样的改善方法才最得人心，则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但是，若要解决这一重要的国民“悬案”,首先就必须弄清迄今为止的变迁过程与原因。换句话说，广义上的历史知识作为参考资料尤为必要。近世的许多所谓改良政策都因为缺乏这一必要的准备而无法持续，有时甚至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这些都是我们惨痛的经验。谁都不会故意制定这种毫无谋略的计划，所以这单纯是因为人们并不知晓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变化，或者即使知道，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途径能够使之清楚明确。总之，如果不先反证以上两点，再提出“过去为何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改革”的疑问的话，就无法消除改革只不过是将旧有的东西打破，既谈不上失败也没有所谓失策，任何时候都将“改革”看成进步的东西并无条件接受的轻率之风。民俗学的世界已经开辟了一条让我们自由发挥的道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只需依据事实证明以下两点：婚姻的礼法是为了适应社会状况的需求而渐渐不得不做出改变的；其中由于没有统一的计划，所以时常出现如今所见到的折中妥协，或者是“过度”与“不足”的交错，而最终陷入了未解决的状态。

二

如今的婚礼与过去的婚姻礼法之间似乎有几个不同的地方。虽然我想要尽量多列举实例，但首先最不为人所知的是“媒人”这一新角色的登场。中世以前的文献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然而上流阶级的婚姻自不必说，就算是在庶民阶层的婚姻中，“媒人”发挥与现如今同样的作用也是较晚的事了。我们可以推测，过去不需要此类制度的婚姻曾经非常普遍，而且如今也有相当多的人从未听说过“媒人”这个概念。那么,在这些地方一直又是何人代替“媒人”发挥着作用呢?即使是在同一村落中从小青梅竹马、无论是相貌还是性格都相互熟知的男女，不经过任何中间人牵线搭桥也是难以互相接近的。由于难以洞察对方的心思而被拒绝之时所感到的尴尬气氛在关系亲密的人之间尤其令人苦恼，不仅如此，一旦行此“自由”之事，则会遭到耻笑与蔑视，甚至伴随着无果而终的风险。由于这是终身大事，就算其中一方不顾一切后果地将事情往前推进，至少能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救其于迷茫苦恼之中，并引导其做出正确决定的“媒人”在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正如“媒”这一汉字以“女”字为偏旁一样，日本的“媒人”也曾经是以女性为主的。但是在某些国家，“媒人”们通常都冲着男方的谢礼而积极奔走劝说。日本“媒人”却正好相反。因此，女方通常能够获得以她们利益为上的亲密的女性朋友，也就是“媒人”。

如今在“处女会”的前身“娘组”以及“青年团”的前身“若连中”这两个古老的组织依然活跃的地方，虽然伴随着多多少少的弊端，但凡是村里人的婚姻大事他们必定是事无巨细样样参与。于是，各个家庭一般都会尽量不去干预子女的婚姻，所谓性别教育也都会悉数委托给广义的同龄者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也就没有让这一公然与家族制度对立的团体——也就是比家族制度出现得更早的组织——继续存在的必要了。正因为如此，以“家”为根本的武家式观念一旦风靡起来，新的社会道德就会对这种旧式的婚姻方式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批判。其结果就是，多数能够做出改变的部分都改为武家式的礼法，而剩下的那些无法改变的，只得在非难中向更恶劣的方向发展。很多人认为，村落中所谓年轻人的礼仪、道德，在近世以后尤为败坏，即便如此，这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中仍然有不少处罚规定严格、能够指导年轻人做出正确选择以及具备支持公认婚姻的力量的要素。尤其是在“娘组”尚在活跃的地方，不用说没有一桩婚姻是能够绕过她们的，甚至那些没有得到她们的肯定或鼓励的婚姻都是几乎不可能成立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女性之间共同自卫的决心与共同批判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多么坚决。此外，任何女子，都会拥有两三个无话不说、亲密无间的女性朋友。虽然不知给她们冠以何种称呼，但事实上的“媒人”理所当然地来自这些女性朋友之中。显而易见，在同村的村民之间，除此之外已经不再需要其他的协助者了。

三

然而，进入近代以来，对“媒妁之人”的要求又有了新的内容。男方的“媒人”必须是男性，是村中最有头有脸的人物，年龄也须远在当事人之上，一般都是父亲的朋友，没有委托符合上述要求的“媒人”而举办的婚礼，都会遭到蔑视。谁都清楚，这种方式有利有弊。首先，当日常生活的经营变得烦琐复杂，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在这种事上花费过多精力，于是，为了维持这样的习俗，就会产生各种各样让人难以苟同的“权宜之计”。若是很久以前就已存在的方法则姑且不做评论，但如果是中途突然出现，它何以能够如此根深蒂固地普及，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所谓“远方婚姻”。这里的“远方”不只意味着距离遥远，只要是没有共同生活的经历，哪怕是距离很近的村庄，从中挑选配偶者也属于这种“远方婚姻”。在这种习俗的影响下，青梅竹马的伙伴自然是不好插嘴，与此同时父母和亲戚则不得不给予更多的关注。一个村落一般最初都是由几支不同血脉的家庭构成的，而他们聚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目的之一就是婚姻上的便利性。如此想来，上述“远方婚姻”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变革。说到这一变革发生的原因，我们姑且可以说是小规模私有领地的统合与交通方式的发达为“远方婚姻”提供了便利，而另一方面，希望提高家族威望的人们则不再愿意从自己的下属中择亲，其他大多数普通人也逐渐开始效仿他们的这一做法。但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分布的不均，地广人稀的村落分散在各处，这些村落中的人们都迫切希望从其他临近的地方吸收多余的人口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对于劳动者们来说，这一原因同时也是一种痛切的体验。因此，他们都将迎娶新娘称为“tema womorau”或者是“tema wo ireru”①,这一现象从东北地区一直到越后飞驛,非常普遍。在中国②地方已经开拓的土地上，人们也在不经意间使用着“tema wo kamaeru”“tema wo yatou”③这样的动词。除此之外，这种将婚姻视为一种劳动力交换的契约的现象在九州地区也很常见。因此，以“嫁入”为开始的婚姻越发普及，曾经频繁活跃在上代文学艺术中的主题——“tsumadoi”的期间被极度缩短，“yobai”则沦为人生中最为可耻的行为，可以说这些都是漫长岁月的力量，但同时也是令人无比震惊的巨大变化。在这种状况下，限于村内的舆论与惩治无法像过去那样贯彻执行也是必然结果，因此，社会中需要那些交际面广、左右逢源的男性“媒人”。然而如果站在这些人的立场考虑，心甘情愿地参与这一新的事务，并且能够任劳任怨地承担这一额外工作，其动机仅仅从所谓“外部需要”进行解释的话就显得有些牵强了。或许侠义之心本是日本男子的天性，但为何这一天性却偏偏向着这一方向发展呢?我们必须弄清这个原因。

四

我想尝试着从另一个角度来再次审视这一问题。对于上述“有头有脸”的近世“媒人”,当事人双方当然会略表心意。在很多地方，新娘新郎在一生当中会像侍奉父母一样侍奉他们，而他们也会在盂兰盆节、正月以及其他节日，包括各种红白喜事的时候，先于其他人出面。可以说他们比当事人的父母还要上心，这也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情分，甚至在很多地方出现了“仲人亲”①这样的说法。但是在婚礼结束之后，娶妻或迎婿的一方会另外备下一定数量的酒食赠予“媒人”,这已经成了惯常的礼法。近年来，似乎很多人在谢礼之中又添加了若干金银宝物。在不少地方，“媒人”不会单纯地收下谢礼就了事，而是一定会邀请新婚夫妇和其他相关人员参加婚宴兼酒宴。由年长男性来担任“说媒”的任务是新近出现的风俗，因此不可能只有上述风俗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但是，关于这一风俗的叫法却已经是五花八门了。在群马县的利根郡以及南部的多野郡，都称其为“hanegaeshi”或者是“tonbi no hane”,这两种说法既指赠予“媒人”的谢礼，同时也指将谢礼分发给近邻朋友这一行为。虽然无法断言，但我认为这种称呼乃是一种“戏言”②。“hane”以及“hanegaeshi”指的是还礼，在有些地方，作为商业用语也将找回的零钱称为“hane”。也就是说，针对已经收下的礼品，我方也必须返回一定数量的东西，这称为“hane”,因此这不仅是商品买卖时的“找零”或者是收下东西时的“回赠”,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把钓鱼用的道具也称为“hane”。另外一种说法称为“tonbi”或者“tobi”,这也同样是指正式的礼物，而如今这一词汇的用法逐渐开始受到限制，如仅限于食物类，或者是仅限于在仪式当天赠送的礼品。如果只取表面意思，那么这个词指的是将得到的食物的一部分分出去并送给赠予自己礼物的人。但两个词放在一起就变成了“tonbi no hane”,听起来好像是“老鹰的羽毛”①一样，不禁让人觉得可笑。最初发明出这些词汇的人固然伟大，但其中也一定包含着与那些能充分理解它们的巧妙之处并使之普及开来的地方人在情感上的共鸣之处。换言之，虽然心里有一丝惊喜也有些许困惑，但毕竟是对方的心意，实在盛情难却。然而即便如此，最初也并不是冲着这些谢礼来的。也许，他们只是试图将上述这种复杂的心情，以一片老鹰的羽毛来轻描淡写地表达出来吧。

实际上，如此深藏若虚之人在男性“媒人”这一职业上也必定游刃有余，因此，上述造词调侃的例子如果仔细寻找的话简直数不胜数。例如，甲州的谷村附近，在婚礼酒宴醉意正浓之时，新娘会更换第二套盛装并来到席间给客人奉茶。在这里，这种行为被称为“ineccha”或者“ikeccha”,并规定所有人必须一起微笑着说出这句话才算了事。细细说明的话则会变得冗长烦琐，总之“ineccha”是这个地方的方言，是表达“如果您这就要回的话……(那就请便吧)”这一含义的稍稍有些强硬的语言。虽然其发明者不得而知，但说出这句打趣的话并逗得客人哈哈大笑，以此宣告宴席结束的这一小小伎俩对于“媒人”来说也是必备能力。“媒人”们不喜欢“谢礼”这样的直白说法，因此他们会发明一些风趣幽默的词语来代替，这种心理我自然能够理解。但如果不搜集更多的例子，则很难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我的故乡，“媒人”接受了谢礼之后，会自己添些其他东西并召集近邻朋友前来饮酒作乐，在很多地方，这被称为“hesonukume”①。在近畿地方，也将谢礼称为“媒人的heso”,在还礼之时，会将新婚夫妇的父母作为主客设宴款待，并称之为“hesoiwai”②。正如我们所知，“heso”指的是“私房钱”,也就是将“uchibutokoro”③一词稍做改变，现在的“着腹”一词应该与“hesonukume”相对应。"媒人"们自己主动使用这些说法，可以证明他们并不贪财，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在大和的生驹地区，当事人双方都会向“媒人”赠礼，此后会简单设宴款待亲友，在这里将这种聚会称为“hesohiyashi”①。本来担任“媒人”角色的人事先对谢礼之事抱有某种期待也无可厚非，但这些五花八门的叫法的出现，使得“不收礼”成了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也是我们不得不仔细思考之事。

五

“媒人”的工作非常烦琐。进展顺利之时，对方会爽快地应下这门亲事，但大多数情况下，嫁女儿或送女婿的一家会摆出一副半推半就的姿态。他们认为三番五次地答应见面，并且轻易就做出承诺的话就仿佛被人看透了心思，越是规矩严格的家庭就越会对对方的家庭或者本人吹毛求疵，就算是内心已经答应，表面上也会推三阻四。或者说着“我们可高攀不起”"能不能配得上人家心里可没数",几次三番地谢绝以试探对方诚意的做法，以及“为了将来做好打算”的态度，似乎正是继承了中世“悬想时代”②的女性传统。“媒人”们需要从这些场面话的字里行间判断最终的结果，如果感觉有戏，就不再讲究措辞，只需要足够的耐心和强势的态度。在信越地区，虽然每个地方叫法不同，但几乎到处都有类似“tejime no sake”或者是“katame no sake”“sadame no sake”①这样的说法。虽说是“事成之酒”,却没有一家人会主动要求奉上此酒。按照惯例，如今一旦事情敲定，媒人就会提前将酒藏入一侧的腋下，或者悄悄将其悬挂在衣袂之上——此时称为“袂酒”——带去对方家里，当对方不经意吐露出应允之言，便会在顷刻间拿出酒来一饮而尽。一旦此酒下肚，便意味着木已成舟，但此前的忍耐却需要非凡的毅力。到处都有“做媒难，难于上青天”②这一有趣的谚语。肥前五岛由于临海，“媒人”竟然被称作“七舟半”,也就是说(在事情办成之前)不得不做好七次半航海的心理准备。虽说听起来有些故弄玄虚，但了解了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之后，就会明白这并非夸大其词。

此时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不管如何想要为他人竭尽全力，这些花费大量时间来回奔走的人，不用说现在，就算是往前追溯百八十年，也已经难得一见了。说乡下生活平静而悠闲只不过是外人的如倒立轻松。形容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一件很难的事。

想象，据说在江户时代初期，许多大户农家的主人在插秧和收割的农忙季节里，为了监督土地开拓和堤坝修缮等大规模工程，也不得不亲临现场。家里有足够的人手，能够把工作交给靠得住的管事之人，自己则披上一件褂子就能够出门信步而行的，一个村子里至多就有两三个大户人家能做到。后来，如果不是那些将三四町的土地租借于他人并依靠收租维持生计的人家大量出现，那么每年上百万对的新婚夫妇就不可能以这样一种相同的方式结为连理。因此，这是明治中期以后只在很短的期间内出现过的现象。在此之前，也确实存在少量的不辞劳苦的“媒人”,而且他们也曾被视为高雅之人，但“媒人”制度普及开来并成为大多数婚姻的“标配”则是后来才出现的新的趋势。

因此，当事务纷繁杂乱的时代到来，就必须对上述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如今的“男性媒人制”最先是在大城市应用于普通大众之中，而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造的必要性最早也是出现在大城市。其原因有二。首先，这种闲暇之人在城市中越来越少。其次，人们越来越希望有能够胜任“仲人亲”的地位显赫之人来为自己承担媒妁之事。刚刚离世的石黑子爵①这样的人物非常细致周到，因此很少失手，但即使是这样的人，一辈子出席了近二百次婚礼，也不可能持续关注每对新人的婚后生活，因此也不会要求他们记住那些辈分上可以算作自己孙辈的人的名字。更何况那些所谓正式的“媒人”们，只不过是在酒席备好之后，带着写有自己名字的邀请函并出席宴会、例行问候而已，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候因为想不起新郎新娘的名字而尴尬无比也是可以原谅的。总之，这些已经是实质性的变化，后来的“媒人”与曾经从事“难于上青天”的任务的“媒人”们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与这些大城市的“teburu媒人”一样，在乡下自古以来也有所谓“zashiki媒人”“sakazuki媒人”①。这些都与当时由于实际牵线搭桥的人的家庭出身比其他人稍稍低贱故而只能勉强委托于他们，而他们在婚礼时只可列席参加的情况类似。而在岐阜地区，即便如此“媒人”也会与新婚夫妇结为义亲，他们之间的这种“仲人亲”的关系将来也会一直维持下去。在人们倾向于委托名士作为自家“媒人”的城市当中，前去委托的一方大概也抱有上述这种观念吧，但他们的愿望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其原因非常简单，大多数所谓“饭桌媒人”都不愿意去插手这种过于严肃、过于郑重的大事吧。

六

“媒人制度”的发达对于那些希望详细研究日本社会组织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观点。在论述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地方之间的某些差异稍加说明。在东北地区，我们口中的“媒人”拥有很多别称，但很多地方的人却仅仅听说过标准语中的“nakodo”一词。在众多别称之中，“saenokami(塞之神)”可以看作一种“戏言”,这是促成男女姻缘的神灵之名，因此事实上，“媒人”们或许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此外，在福岛县的中部称作“goshinansama”(御指南大人),在青森岩手县等地则称为“shikisha”(指挥者)或“kyuujinin”(给仕人)①,这些人的主要任务是安排婚礼的座席。也就是说，只有这些人的话是撑不起一场重要的婚事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他们背后另有为了婚事的成功举办而奔波努力的人。然而，究竟是何人实际上参与了准备工作呢?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调查更多的例子。在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未婚男女组织都不怎么活跃，因此人们选择对象的范围最后还是扩大到了村外。如此一来，婚事不在未婚组织的管辖范围内，成员们会就此收手，而由双方的亲戚故交，尤其是“分家”或同族的夫妇们共同担任这项工作。在山形县的最上郡等地，将同为“媒人”的夫妇称为“onakado/menakado”①,并且男女双方需要交替举办婚礼，这一点与东京不同。虽然不知这样的“媒人”与男女双方中的哪一家关系更近，但在农村里一般情况下都由女方家的人来担任，大多会尽量挑选与新娘血缘较近的女性，这位“媒人”也会尽力去安抚即将出嫁远行、心怀不安的新娘。

此外，另有一个现象被世间大多数人所误会，那就是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的女性嫁人都由父母做主，因此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家都有可能。不管在什么时代，这都并非事实。过去，正因为是大家族，主妇之位非常稀少，所以许多人不得不在自己的家乡度过终生。一些心思缜密的姑娘无不想努力趁着芳华之时，嫁到靠谱的人家成为主妇。“缘分”一词自古以来就被无数人使用，由于自己主动推荐自己不合规矩，她们会寄托于父母与长辈的判断，但大多数人都会在前来求婚的人中慎重选择，并尽量避免令人不快的婚姻。而绝大多数女性会在父母做出判断之前独处深闺，毫不知情。《七部集》的连句中有这样一句：佛间邻室，雀喧鸠聚。①

养在闺中的女孩子不经意间听到了有关自己婚姻大事的议论，于是祈祷这桩婚事能够圆满。而当感觉到不合心意的时候，也有提前拒绝的机会。信州某个山村的一位女子日常仅以板栗果腹，因而感到自己的命运十分悲惨，于是无论如何都想要嫁到不吃板栗的人家去，于是她悄悄前去观察前来提亲的人家的状况，却发现那家的房子周围种满了栗子树，于是无比失望地返回家中。虽然嘴上不说，但如果心里不是特别在意的话，又有谁会如此大费周折前去确认呢?以“嫁入”为开始的婚姻普及以来，“tsumadoi”的期间大大缩短，而且也逐渐成了可有可无的过程。但是正是因为时间很短，反而显得更加珍贵，许多女性将其视为一生中的美好回忆，因此，不得不说她们是凭借着各自的判断与决心，才走入这样的婚姻的。但是在婚姻问题上，也有一些女子不会将自己的感觉说出口，或者在心里也根本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如果母亲、亲戚中的女性以及其他女性朋友的劝说热心而又诚恳的话，她们或许会说自己在劝说之下动了心，最终无法拒绝——或者有意识地让自己这样认为。但如果最后的决定只是一种屈从而不是自己的真正想法，那么结局又会怎样呢?就算是娘家人认为这样也无妨，但至少娶亲的一方是无法放心地将一家之主妇的地位交给这位不情不愿的女子的。因此，在农村的寻常婚姻中，对方除了会通过“kikiawase”①和“naigiki”②的方式来了解亲家的家境和口碑之外，还一定会仔细确认本人是否心甘情愿。因此，他们通常会借助一些女性的力量，努力问出一些连女方父母也不知道的事，在有些地方，甚至要当面向本人确认，是否只要父母同意就愿意出嫁，随后才将这门亲事公之于众。虽然这是近畿地方的古老村庄里存在的事实，但过去津轻地区的山歌中也有如下一章，被收录于《鄙遒一曲》①这一民谣集中。

娇娇谁家女，

伫立在桥头?

愿结连理好，

敢问姓阿谁?

贵客(ochaku)休问奴，

还请问爷娘，

爷娘果成允，

愿即与客(ochaku)行。

这里的“ochaku”也就是“okyaku”(客人),指的就是“媒人”。虽然山歌是姑娘们最能自由吟唱的歌曲，但从中也能够窥见时代所施与的各种限制。也就是说，如果有人通过他乡陌生的“介绍人”前来求婚的话，就算自己能够愉快地倾听，也不得不等待父母最后的应允。这是因为身份的转移是一个家族的大事，远在个人的能力之上。

七

配偶选择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然而在“媒人”角色必须由男性来扮演这一点上，与过去的社会并无不同。但论及数量则过去远不及现在多，且根据时代和地方的不同，“媒人”的功能也存在许多差异。也就是说，这其中存在着许多我们不曾察觉的内容上的变化。如果说在任何一个时代，现在的“正规媒人”——也就是从最初的打招呼到后来男方的聘礼、女方的嫁妆全部包办的“媒人”夫妇都不能轻易找得到的话，那么就像在所谓“zashiki媒人”“饭桌媒人”的背后总有一些闲云野鹤之人和热情的中年妇女，甚至有专门冲着谢礼去的“高砂社”①一样，我们可以推测，过去也必定有一些实际做事的人在背后进行辅助。在富裕的大户人家，大多是领班或者是常来常往的商人工匠，也可能是平日于其有恩的属下或“别家”的人，直到现在也仍是这些人在四处奔波。但就算是普通的人家，双方的亲戚们也会在必要的时候到处打听好人家，若是恰好碰到一起，就会互相沟通彼此的情况。在枯燥的农村生活中，这好歹也是一个有趣的茶余饭后的谈资，同时也是一次愉快的年中仪式，但这种状态究竟始于何时?在此之前是否另有其他的形式?如果不将这些疑问整理清楚的话，那么如今出现的“婚姻介绍所”的新事业也难免会伴随一些难以处理的事情了。

近世的男性“媒人”的出现，除了人们希望从本村以外的地方寻找配偶这个原因之外，其内部也存在着某种沿革或是根基。那便是在男女的结合中，有原本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若者组”或者“娘组”的衰退，尤其是前者纪律的涣散，夸张地说就是婚姻道德的沦陷，这一点尤其能够成为伦理学讲座的参考资料。根据最近出现的看法，同龄者团体除了解决婚姻问题以外，还有祭祀神灵和共同劳作等许多重要的功能，因此或许不能将其理解为以前者为主要目的的制度。然而，不论是哪一项事务，都时常与家族制形成对立，因此其中一方的功能会受到限制，考虑到其中男女间的私事至今对于亲人来说仍然是一个严格的禁区，许多人都相信即便是简单的部落内的婚姻，离了这一团体也无法顺利进行。男女各自都能够在选择适合自己的婚姻上不犯错误，一旦立下契约就能够一生一世不背叛，现如今，这仍是所有国民的共同心愿。然而，将之委托于每个个人的判断，并且任其我行我素的话，就会有许多人以失败告终。能够针对婚姻问题指出正确方向和选择标准的，只能是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成长、互相知根知底且自身也对这个问题抱有无限关注的青年男女间形成的统一观念。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团体的道德纪律由于某些原因而逐渐崩溃。有些上了年纪的人认为，这一现象开始出现是在明治以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总之，现在所谓“若连中”已经成了浪**游子的“典范”,这也是其在乡下遭到蔑视的原因之一，然而仔细寻找的话，尚能在一些零零散散的地方看到古老的规则习惯依旧在发挥着作用，而且也能够慢慢地对每个零散的阶段进行比较研究。对这样严肃的问题一笑而过，不仅不符合情理，同时也是对历史的背叛。

男女青年团体逐渐衰落的过程如今已经大体明了。最初，青年男女为了能够互相了解彼此的性格和能力并做出妥当的选择，都会尽量寻找工作以外的其他相聚机会。虽然祭祀活动、盂兰盆舞等是非常常见的形式，但这些都只是将自古以来就有的习俗利用于这一目的罢了，因此这些都属于另一个阶段的形式。普通村落中的年长者们虽然抱着一丝怀疑却也基本认可的，是在举办某个青年男子例行仪式的那一天，所有女子携带食物前往慰问的这种形式，而这一习俗或许先是在某个时代产生的构想成为先例，而后又逐渐制度化的产物。此外，从东北一直到北陆的广阔土地上，在插秧、割稻等重体力劳动结束之后，男女都会按照年龄分成三组，并且举行只限组员参加的小型酒会。在很多地方，年轻的男子会带着礼物参加姑娘们的聚会，大家欢歌笑语、兴尽晚回。这些活动最初只是不成文的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在最近的非常时期，很多地方已经停止举办此类活动，连我自己也隐隐感到这并非一件好事。

八

比起上述活动来说，更加动**不定的是常在从事远海重度劳动的渔村看到的例子。在船只满载着鱼虾入港之时，会以某种信号为标志而开始在陆地上置办酒宴。而村中所有未婚女子无一例外都会前往宴席招待客人。据说，拒绝此事的家庭会遭到所有人的厌恶，并且会处处吃尽苦头。现在已经很难再见到这样的部落了，因此上述说法必然是有些夸大其词。虽然有人认为，女孩子到了那样的场合也不会造成什么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每个人的感情有粗有细，无法对此事形成客观公正的评价。很难想象那些将女孩子带入这等污浊场所的人们的恋爱观还能够出淤泥而不染。

“若连中”的风俗逐渐败坏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一组织的头领首先自己就是一名未婚者，因为一旦结了婚就必须脱离这个组织。同时，他们也是比任何人都要迫不及待找到配偶的最为年长的成员。年长者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极大的关注，并且外人针对他们的批判也被当成最可信的参考。他们拥有很高的威望，而这种威望越是不受限制，后辈们就越是争相模仿，因此他们的行为不仅是一种模板，同时也标明了“自由”的界限。于是，继任者必定会从前任的追随者中选出，一旦染上了恶劣的风气，就再也难以复原。男女成群结队地交往并不意味着**。只不过“约婚期”①的生活变得更加散漫放纵，在尚未确定二人能够白头偕老的时候就轻易与对方缔结婚约的人稍稍有所增加罢了。

即便如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似乎仍在试图认为，仅仅依靠一已之力无法左右事态的发展是事出有因的。如果年轻男女公开集体相聚的机会增多，优劣比较就会变得更加残酷。被人啧啧称赞的人或是对自己心存爱慕的人，自己当然也会萌生情意，但如果偏偏是几个不分伯仲的人同时看上自己，则前述“生田川”之类的烦恼也会给女性带来无限困扰。原本这种令人不快的矛盾是可以事先避免的，但年轻人们往往欠缺这方面的警戒心。越是想要避免集体行为的统一性因此被打破，最后反而越是会演变为对双方过于“自由”的行为的放纵。

但是，另一方面，“娘组”等组织在尚且具有指导能力的时候，或许能够用集体的力量来避免草率的决定，并得以维护女性本来的立场，然而不幸的是女子团体从很早以前就已经走上了衰败之路。她们当中未婚的年长者甚少，就算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也通常欠缺领导能力。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大多数女子团体都只是形式上的机构，夜里聚集在一起做做女红，或是扯些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或是一年组织一两次聚餐，仅此而已。而对于“若连中”肆无忌惮的进进出出，丝毫没能显示出应有的强硬态度。因此，许多谨慎的家庭都会让自己的女儿脱离这些团体。虽然这些团体的成员尚有一些婚姻常识，或者可以称为舆论标准，但通常都非常消极卑微。就我所知，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风气，人们批评女性的草率大意，却对男性的道德败坏极其宽容，那些“阅人无数”的男性让人艳羡不已，被欺骗感情、始乱终弃的女性却只能被嘲笑为智商欠缺。由此看来，人们长期以来对乡下的旧式婚姻一概予以蔑视，并且从未试图认可其中保存下来的重要传统也实在是无可厚非的。因此，这并不是所谓素质问题，而是一种道德败坏的产物，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明了。

九

我想要论述的是，所谓男性“媒人”的普及毫无疑问是跨村婚姻流行的结果，然而其最初的起源却另有原因。一直被认为是为了支持旧有婚姻制度而存在的“若者组”和“娘组”逐渐失去了健全的机能，也就是说为了弥补这些团体的弱点，而出现了这一有些小题大做的习俗。

支撑上述推测的资料即便是今天也并非难以获得。如果将全国各地直到最近都依然存在并且有大量的人尚且保有清晰记忆的“若者组”和“娘组”的实例收集起来的话，可以看出这些组织大致能够分为两类。虽说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领导者的年龄，但是作为团体最大特色的“若者宿”的“宿头”①,其中一种是从组织中的年轻人里选出，另一种则是由“宿”的主人来担任，大多数是年龄稍长的男性，被称为“宿亲”。“娘宿”中究竟有没有女性“宿头”不得而知。一般情况下都由“宿亲”夫妇关照其成员，但这种“关照”也分为几个层次，其中也有仅在夜间把外屋借予她们并任其大声喧闹的情况，由此看来，这种“娘宿”原本也是认可这种“自治”形式的。就算是“宿亲”承担起监督管理的责任，也并不一定是全天候地严格看管。他们通常都是沉默寡言或者是满嘴玩笑的中年大叔。从来不将训诫之言挂在嘴上的“宿头”,只会偶尔开口随便说几句“公道话”了事，并且只有在男女间有感情纠葛的时候才有必要充当这一“和事佬”的角色。在争吵和关系破裂之时自不必说，他们的工作与所谓“调解人”不同的是，他们会在事态恶化之前就感觉到气氛的微妙变化，并制定出防止或挽回事态发展之策，这也是他们受到年轻人敬服的原因。虽说在当下的“青年团”中也能窥见这一倾向，但过去的人们更希望尽可能不给年长的“宿头”添乱，而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问题无法解决而去劳烦一位值得信赖的前辈，一般都是因为出现了预料之外的困难，也就是说，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以“宿亲”为中心的习俗的二次发生。将女儿嫁往别家，或是从村外迎来儿媳、女婿这一家庭计划一旦开始，同村青梅竹马的男女伙伴们的美梦往往就会破碎。一旦家庭与同龄阶级间的意志发生冲突，年轻人并不具备收拾残局的能力，此时，人们将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宿亲”这一角色的必要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