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关“抢媳妇”的史料出乎意外地丰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全国各地虽然形式上有些许不同，但关于“抢媳妇”的传说却一直流传。只是直到近年来还实际存在这一习俗的地方则十分明显地集中于西日本地区。将这一习俗以文学形式呈现的，是在《日日新闻》上连载的田中贡太郎氏②的著名小说《旋风时代》。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明治初年，一位农村青年试图将村中士族的女儿占为己有却最终失败的故事，虽说是虚构的，但土佐确实是将“抢媳妇”的风俗延续了很多年的地方之一。中村星湖君的《掠夺》①中也讲述了发生在甲州的“抢媳妇”事件，但我还未曾拜读。然而正如我在后文中将要叙述的那样，此地的“抢媳妇”形式与其他地方稍有不同，即所谓“掠夺婚”的很多条件实际上并没有具备。

久保より江②的以“抢媳妇”为题的文集中，有一篇与之同名的短小美文。这篇文章并不是杜撰的小说，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有一位出生于博多的美丽女子来到九州大学一位教授的家中做女仆，她早已知晓自己因为家庭的原因而难以举行正式的“嫁入”,不得不以“抢媳妇”的形式嫁入夫家，然而她却加入了博多有名的“松唯子”③乐队，尽情享受闺中少女青春芳华的最后时光，小说将这种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小说的第二章，作者对在这个女子之前出现的另一位“女中”④被意外“抢走”又由于本人拒绝而返回家中的故事进行了简略的描写。也就是说，小说讲述了在一个拥有古老历史的大城市中，直到大正年间还流传着这种习俗这一意味深长的事实。如果再试着读一读长崎历史的风俗篇就可以发现，上述博多的例子绝不是唯一、孤立的。

二

或许我们认为“抢媳妇”是作为一种文化用语，也就是以故意夸张的说法试图将该词中充斥的负面意味去除的新的说法，但这一点却很难简单地予以证实。在本章的开头部分我也认为这一表述较为妥当故而引用之，但使用这一词汇来表达这种习俗的仅仅局限于九州北部的一角，然而相似的习俗却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

在长崎县内有“抢媳妇”习俗的地区中，在规模较小的岛屿还发现得较少，根据观察，现如今存在较多的是位于岛原彼杵的两个半岛上。关于后者，在《土之铃》①第十四辑中，泉本季外君的《“抢媳妇”故事》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记录。虽然并非文学作品，但由于季外君本是俳人，文风活泼轻快，字里行间让人感慨万千。我曾拜托他撰写续篇，希望能将其编入《甲寅丛书》,终未如愿，倏忽已三十余载。由此也可知我们对这一问题已经关注许久了。

这里列举较为重要的一点。当事人也就是被抢走的新娘本人的自由意志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被无视，这一点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最初的亲事一般是居住于同一地方的人们内部结成，男女双方都互相知根知底，与荒蛮之地的生活志中经常见到的那种无论是谁只要是女性就将其随意带回家中成亲的做法完全不同。因此，一般情况下女性都会提前知晓情况，只不过是违背了父母二人的意愿而被强行抢走，对于女性本人来说并不存在“偷袭”的情况。然而在泉本氏详细论述的西彼杵郡某村的例子中，女子本人显然对即将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段落是，似曾相识的两三个邻村的男青年前往山中女子砍柴的地方，当女子询问前来此地的目的时，对方回答“来抢媳妇”,于是二话不说就将女子扛在肩上带走了。此时女子高声喊道“放我回去”,却连自己将要成为谁家的新娘都无从知晓。此后即将成为新娘丈夫的男子走来，女子便对他说道：

君若知会，定当顺从。白昼抢夺，惊我泣我……

也就是说，女子埋怨对方“你早点告诉我的话，我不就乖乖地跟来了吗?光天化日之下突然被你们扛在肩上带走，让我惊吓哭喊(这样多不妥啊)①”。所谓“抢媳妇”对于年轻男子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如果早知通常都会以失败告终的话，那么这“伟大”的计划也就纯粹出于“有趣”,很难让人实际付诸行动。也就是说，以这种形式得来的婚姻却也能让女性满意并过上幸福生活的先例已有很多，男性想到这里，便下定决心开始行动，于是“抢媳妇”也就逐渐变成一种风俗长久地流传下来了。

三

关于上述“抢媳妇”事件，以女性视角所做的记录十分欠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泉本氏留意到这一点，并试图听取女性们的感受和经历。根据某位老妪的回忆，这个地方的母亲们经常向自己的女儿们详细讲述自己被“抢”时的经验教训。虽然并没有写明具体的内容，但从老妪的话里话外综合判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不要哭闹。第二，看准抢走自己的男性，如果无论如何都不能满意，则竭尽全力表明拒绝之意，同时尽量拖延时间，以充分思考逃脱的办法。如果日久见人心，逐渐发现对方的优点，觉得对方尚是可托付之人的话，则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答应这门亲事。当然，对于年轻女性来说，这种毅然决然的态度很难做到，就算想要强硬一点，也通常会因为内心软弱而最终束手就擒。另一方面，以现在的一般感觉来说，使用蛮力来强迫女性就范的男人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模范丈夫?然而这样的求婚方式却频频出现，在一直以来都传授这种经验的地方以及在那样的时代里，女性对于此事的心理准备以及期待值都应该与当今新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这属于性别教育的根本法则上的差异，从结果来看，不如说古老的方式更加实际一些。

换句话说，抱有“有没有谁来‘抢’我呢”或者“今年之内再不被‘抢’走，就……”这样想法的女性不在少数。虽然任何村庄都有前往观看婚礼的习俗，但据说也有前往观礼的男性看到别家新娘身着盛装的娇媚姿态，从而无法自拔，最终趁人不备将其抢走的事情发生。或者女性在祭祀或其他休息日外出之时，途中遇到的男性仿佛恶作剧般地将手搭在其肩上并将其抢回家中。虽然这只是一种轻薄之举，但竟然有女性听到这样的故事之后，与其说感到阴森可怕，不如说会有些心潮澎湃。当然，这种习俗此后便渐渐地废弃了，但我们可以想象，过去曾有无数女性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自己的婚姻生活的。

四

如果将其解释为古代社会中的雌伏心理，或者是面对强者时弱者的仰慕之情，那就大错特错了。似乎有那么几种有些复杂难以言说的近代式观念，曾在这一心理的背后悄悄地发挥作用。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们认为这种婚姻是“安全”的。村里年轻女孩众多，男子是否一开始就看中自己而用心良苦呢?弄清这一点，是了解对方是否诚心诚意的绝好机会。就算不用如此大张旗鼓，也有吟唱情歌、感慨叹息，或者时不时地温柔鼓励等多种多样的“和平”的求婚方式，但这些大多数都属于私密之事，因而其中难免混杂着谎言和欺骗。也就是说，到了“抢媳妇”这一步就是只进不退的宣言、颇费心思的努力，同时也是伴随着风险的大事。无论如何，这件大事单靠一个人的力量也无法决断。也有不少人认为，如果没有少则三至五人、多则十人以上的亲朋好友的帮助，是无法如愿以偿的。

通过比较各地的事例可以发现，年轻人们对于这项计划都出奇卖力，在冷眼旁观之人看来，似乎是倾注了过多的精力与智慧，是得不偿失之事。但他们的举动绝不是出于同情心或虚荣心，不得不说是一种性的亢奋在深层发挥着作用，其中虽然也不乏逢场作戏或是半开玩笑的心理，但总归包含着某种判断和决心，而且参与其中的也并非全都是未婚者。按照最为正常的方式，当事人或者其亲友会将这个计划事先告知年轻人中的头领。多数情况下男方的父母以及重要的亲戚都会参与其中。因此，最后做出行动指示的，并不一定是一时头脑发热的愚蠢之人。

明治末期《人类学杂志》的第二十八章第六节中记录了位于鸟取县西部角落的弓滨半岛附近的例子。这一事例中的女子也是事先毫不知情，但在这里却称之为“yomemosoi”①,想要“搬走”新娘的男子则必须与“若连中”事先商量。“若连中”了解情况后，首先令其立下誓言，无论发生何事都不能抛弃那位女子，然后才开始着手策划。而这里的方式则有些过于粗暴，他们将女子藏于仓库之中，“若连中”的成员中选出三人轮流给女子从外面送来食物，而女子则要被迫听取男子的劝说。若不答应，则不允许其与父母见面，因此柔弱的女子通常都会乖乖就范。然而结果却令人意外。通过这种方式结合的夫妻通常都会白头到老。由此，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当时的婚姻保证制度比现在更为有效，而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离婚的情况，也可以说是“katsugenyobo”①的一大特色吧。

五

然而，女子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五花大绑地从竹林中带走，这种情况过去原本就不多，今天恐怕也很难见到。在外村寻找即使捆绑也要据为己有的心仪女子，这样的事哪怕在小说中也绝无仅有，更不用说在现实当中了。这是因为在同一村庄里，男女之间了解对方、慎重选择、互通心意的机会要多少有多少。这里能够想到的问题是所谓选择自由。在上述情况下，对于一家或一族来说选择的范围有限，但对于未婚者本人来说却有些过于宽泛了。所谓“娘组”的通常认知，在每个部落甚至每个时代都不一样。当有两三位心思缜密、性格内向的女性处于姊辈的地位时，她们就会对毫无结果的恋爱抱有极度的戒心，或者不断强调自己身边那些勉强促成但不得善终的例子。然而，此时就算只出现一位“小七”①或是“御染”②这样的人物，她们的观念也会受到影响而一下子变得非常激进，当下的喜悦与陶醉也会令人不能自拔，因此可以说，来自外界的刺激会对人的观念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是否存在“抢媳妇”这种奇特的习俗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年轻女性的生活计划。我认为，二话不说扛起从未相识的女子就走的情况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此前的冒险行动之间存在着些许的差别。

在九州西北海岸附近，人们将“相思”称为“aomochi”(栗饼),或者是模仿中文发音称为“shansu”。甚至在有些地方，认为“相思”就是可以“抢”的人，甚至是“必须抢”的人。当然，这其中也有一定的章法，它与单纯的“私奔”和“najimizure”③不同，必须有是江户前期大坂东横堀瓦屋桥的榨油店的十六岁女子，她与自幼便入其家门的学徒久松是恋人关系，但“御染”下定决心嫁入另一户人家，腹中却已怀上了久松的孩子。于是，当“御染”一家人受邀前往对方家中做客时，“御染”和久松一同在仓库前面殉情了。举出这个人物的目的与上述相同。

“doshi”或者是“若者组”的干预，有时甚至男方的亲戚，尤其是亲戚中的女性也会参与协助。古代文学中也有“oyasakurutsuma”①一词，“不被父母认可”的情况便成了净琉璃中的悲剧，然而用儒教的教理来解释此种现象的做法至少是与民间的基本事实不相符合的。一般情况下，这二者间的对立都会以结为连理不离不弃的人们的胜利而告终，而使其受到阻碍的主要原因，是不愿令自己年迈父母伤心的女子的温柔心灵，以及由于对未来没有把握而抱有的恐惧与不安，最重要的是对男性的信任还不够。因此对于女性来说，男性如此大动干戈地将“抢媳妇”付诸行动既是一种考验，同时也是一种勇气的源泉。而令人悲哀的是，如今许多动辄将所谓真理挂在嘴边的女性“指导者”们却对这一事实一无所知。

六

当然，近世也有许多由于女性拒绝，“抢媳妇”无果而终的例子，而如何处理这一结果却尚未在各个地方形成统一的方式。在伯州弓滨，人们会将二人长期隔离起来，抱着“必胜”的心态施加巨大的压力；而在彼杵地区，在事情最后尘埃落定之前，由“若连中”担任起保护女子的责任，万一最终事情不成，就随便履行些程序，将其送回到父母身边了。当然，后者是进化之后的形态，如果事实如此，也算是没有什么太恶劣的影响，但如此一来，就与近来近乎暴力的做法水火不容了。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以“嫁入”为起始的婚姻方式普及之后，依然存在一种试图将限制这种家长权的一个途径保存下来的做法，但这只是一种新的尝试，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确立起来。

也就是说，正如女性的软弱在现在也不是什么值得提倡的品质，在过去尤其会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传说有人为了让不情愿的女子就范，在嘴对嘴喂饭的时候将铁浆吹入对方口中，强行将其牙齿染黑，当然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就算没有这么野蛮，其他形式的压迫也一直都没有间断过。作为一种自古以来的习俗，如果男女二人同食一份食物，则相当于二人成为一体密不可分了。因此，很多女子甚至不敢随便触碰饭食，因为一旦吃下就等于承认了这门亲事。在哭泣与抱怨中，或许一不小心就会说些对自己不利的话。如此一来一旦被父母知道而受到责备，就会让自己处于进退不得的境地，最终只能答应。当然，此时女子与父母间的沟通会被人妨碍，她们不仅不能看到父母的脸色、观察父母的眼神，而且会受到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蒙骗，从而无法了解真相。泉本氏的文集中记载，曾有一位女子在警察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在消失了四五天后回到家中。然而父母却只相信一面之词，认为女子已经向对方妥协，便将其责备一番后逐出家门。走投无路的女子只得给对方捎话说“就麻烦你再‘抢’一次吧”,而后对方前来将其带走。总之，这种让女性惶惶不得终日的习俗逐渐荒废，是理所当然的事。而这种习俗与后世的“嫁入”婚也是难以共存的。原本是女子心甘情愿嫁入夫家的婚姻，却多数以父母将其逐出家门而告终。

七

话说回来，人们当初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想出这种荒谬野蛮的方式的呢?迄今为止的学者们总是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掠夺婚”的残留，这也许是事实，也许只是一派胡言。总之，这种自古以来的习俗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和理由至今都没有被明确指出。我们所听说的“掠夺婚”是在不同氏族之间进行的。而现在的“抢媳妇”则一般是在村内，对方也都是认识的人。一般情况下，父母自不必说，就算是女子本人也应该是事先知晓的。如此一来，只有父母拒绝将女儿托付给对方的时候，“抢媳妇”事件才会发生。若要将“抢媳妇”与“掠夺婚”视为同一习俗，恐怕需要有比前者更加野蛮的“勇气”才能够做到吧。

若要说服抱有上述观点之人，似乎需要列举出诸如“为何各家都不愿意将女儿嫁出”一类问题的各种理由，但其实这些问题当中明显存在着伴随时代发展而出现的变化。直到今天，拥有女儿的父母也会认为轻易给对方承诺是一件有失颜面的事。在农村，很多父母就算心中认定这是一段良缘，也会按照村中的例行方法，拜托“媒人”多跑几趟，以示清高。一般谢绝对方的借口有“时机尚早”“尚未准备妥当”“小女尚未严加管束，于夫家无益”之类，都是些随手拈来的套话，虽然其中也隐含着倒逼对方说出“已知晓”“并无碍”之类的话的意图，但明里暗里发挥作用的，都是不愿自家劳力有所削弱的这种最初的心情。这一点，只要看看无论男方女方、媳妇女婿，总是“添人”的那一方更为热情，而“媒人”们也主要为这一方服务就能够明白。于是，“媒人”们开始活跃起来，在农村也是近百年左右的新现象，其原因就在于称心媳妇难找，以及男女“供求关系”从一开始就已经定型了。

如果打心眼里就不愿女儿出嫁的话，从其拒绝的话中就可以听出一二。“我等也不愿令郎困扰”“已有人家，请容商量”“亲戚中亦有人反对”等借口比较常见，而很少有人会以“小女不愿与令郎共度余生”等露骨的方式拒绝，但关于这一点村里的人都十分敏感，立刻就能从对方的措辞中明白这件事已无希望。当时，一介农夫并不知道什么财产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当事人的人品、才能等在彻底贯彻了所谓公平教育的社会中，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比起这些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合作能力的平衡。一家与一家的因缘理所当然意味着劳动上的互相协助。若男方家庭人手不足或是劳动量过大，再加上亲戚中有不靠谱之人的话，将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就意味着让她受苦受累，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娘家又鞭长莫及，等于向对方贡献劳力了。亲家是自己新的家庭成员，想要避免上述麻烦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从男方的角度来看，正是这种家庭的女儿才更有必要娶回家中，巩固自家的生产力，因此，周围的亲人们就会为他们出谋划策，万一媒人的“外交”手段不够高明，那就只能使出“撒手锏”——也就是“抢”了。

八

将婚姻视为补充劳动力的手段是否合情合理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总之，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事实。在有些地方，至今“结组”①仍只限于亲族、姻亲之间，且人们将亲家每年在固定的农事季节向对方赠送一些物件以支援对方生活视为一种义务。就算达不到这个程度，也有像“tanomi”②“yuinomono”③等同时表示“婚约”与“生产互助”的词汇。将配偶的父母称为“shiutooya”④,而在有些地方会变为“shigotooya”⑤,根源恐怕就在于“劳动”二字。另外，亲家之间互称“kateri”或者“katejo”⑥,也是为了表明“合作者”的意思。然而，各个农场的规模开始缩小，生产方式也逐渐改良，这种互助的必要性逐渐消失，而亲家双方的来往多数成了一种礼貌，以劳动互助为目的的婚姻越来越少，因此，虽说不至于真的到“嫁叟随叟”的地步，但选择女婿的标准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着上述情况，女儿不再是家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择婿逐渐开始以本人后半生的幸福为标准。然而女性本人的意志却依然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而“抢媳妇”这一野蛮的习俗也依然没有彻底消失，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此外，选择变得过于“自由”,反而常常令父母和孩子感到迷茫、遭受挫败，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戒心有些过度，但也暂时不能断言。可以确认的是，近代以来，婚姻所伴随的风险比以前更大了。

明治以来，交通手段有了新的发展，于是结亲的范围突然间扩大，本该是值得欣慰之事，然而由于出现了不少失败的先例，女子们逐渐失去了做出决断的勇气，另一方面，她们对那些最为亲近的“智囊团”成员也逐渐失去信心，一家人七嘴八舌，很容易出现不同意见，婚事反而变得困难重重了。不可思议的是，“抢媳妇”这种野蛮的古老方式不仅没有被抛弃，人们由于需要应对新的形势，反而开始对其加以利用了。前文中提到的久保夫人家的博多女子便是如此。只要父母及本人对此略知一二，就可以“让别人抢”,这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从此时开始出现了。其背后有各种各样不得已的理由。例如，有两家以上同时前来提亲而又不知如何选择，只得不断拖延，尤其是其中一家与自己有亲戚关系或是有很深的交情，一边拖时间，一边又无法继续让对方难堪的时候，就会有父母心想“你们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把我女儿抢走，这样我们就有借口说服别人了”,甚至有一些内心软弱的母亲会干脆向对方明确表示这样的意愿。又比如说，对方恰好是本人心仪的对象，或者亲戚们已经看出二人情投意合的时候，他们会私下与男方沟通，并帮助男方创造“抢”的机会。这是使事情顺利进展的唯一方法，农村的人们尤其会选择这样处理。娶亲的一方非常清楚竞争者的实力，于是便在献殷勤上下足功夫，更早表明心意的人则会抱得美人归。此外，还有抱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心态付诸行动的人，这种情况下，对于被“抢媳妇”的女方家庭来说通常都是“晴天霹雳”,但其实根据当时的形势，也多少能够想象出一二吧。

九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这或许是一种颇为“时髦”的“抢媳妇”。当女方因为家庭内部原因难以筹集结婚资金的时候，就算没有人逼迫自己如实相告，打听消息的人也通常对情况了如指掌。但其中总有些父母会若无其事地说“当下尚未准备妥当”“婚宴非重金难以成事，如今却囊中羞涩”,或者更直白一些，说出“若贵方来‘抢’倒也无碍”这样的话。虽说以前的婚宴也并非那么铺张，到了近世以后却由于一些别的原因，开始流行大操大办，在在乎颜面的家庭中，很多新娘会由于这一荒谬的原因而虚度佳期。一旦确定被“抢”,则一切表面的仪式都不再举办。就算只是为了应付外人的表面功夫，两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都不再来往。就算孙辈出生不得不前去探望，也不会举办豪华体面的宴席。只有在男方家境殷实的情况下才会在自家举办祝贺宴会，并推进双方尽早正式成婚。总之，只有“抢”来的新娘，才是各种结婚物资无论何时都是由男方负责筹备的。虽然嘴上说着由于“被抢”所以无可奈何，但所有人都对实情了如指掌。即便如此也能够心安理得，这实在是这个社会令人不可思议的妥协与让步。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抢媳妇”似乎也并不一定是一种恶习，它同时也是降低年轻女性谋生难度的一种新的便利方式。虽说字面上是“抢”或“扛”,但也并不是真的将新娘扛在肩上带走，或许在离家之前还能向父母道一声珍重。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嫁女的仪式过于简单，因此从女子下定决心离开父母，到自由地出入男方家庭的整个过程都被算入合法的婚姻的一部分，在重视家庭统一的时代，这是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的。而且如此一来，所谓家长的认可在这里就变成了默许，从而变得难以确认。虽然现在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事，但过去，作为“私通”和“正式婚姻”的分界线，年轻人的集体干预是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野合”和“私通”这样的事在任何时代都是遭人唾弃的行为，而使一门亲事能够光明正大地公开的，不是所谓“婚姻登记”,也不是今天所谓“半推半就地拖延下去”,而是另需有人立于婚姻当事人双方与公众之间，确认该婚姻正式成立，而这些人必须从同龄人中选出。而且他们的工作不仅是保证婚姻这个事件本身的成立，还必须监督二人能够信守面向未来立下的誓言。这或许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惯例沿袭了“抢媳妇”习俗的结果，随着时代的变化，其身影渐渐模糊，但如今我们依然可以从手边的资料中窥探其最初的内涵。这些都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参考，对于更为细致地考察不同时代间的差别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十

接下来我将列举一些各地不同的例子。例如，传说在岛根县的一部分地方，女子离开娘家逃往男方家中时会举办仪式。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尚未听说，在此地是否真的存在还需进行确认。但在当地，人们将这种仪式称为“omoitachi”①或者是“nukeshugen”②。女子在一只脚迈出家门、一只脚还留在家中之时，宣告自己已经下定决心。此时虽然定会被父母追赶或是拦住，但家门外早已有接头之人原地待命，他们会不由分说地将女子带走。

让女子做出这种宣言的例子除此之外再未听说。一般情况下，承担表明决心的责任的人都会从女子的朋辈之中选出。此人必须是相当机敏干练之人，否则一旦被捉住就会受到虐待，而且在谈判期间会成为筹码，在交涉时会处于不利的境地。在彼杵地区，扮演这一角色的人被称为“tennai人”,在阿苏地区则被称为“touruizuke”。我认为使用“盗类付”这三个假借字有所不妥，因为“tennai人”应该是“结伴而行”的意思。就算没有固定的称呼，扮演这一角色的人也是一直存在的。由于这一辞令十分拗口，因此通常会事先反复练习。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将一只脚踏入门内，用极快的语速说道：

贵女××,有公子××令(抢)其为妻，望知悉。

说完则迅速返回。虽说人们认为最好趁着女方家没有事先准备而尽早告知了事，但此后仍需有人前来就娶妻之事进行交涉，在需要身兼二职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会携带装有“sumi酒”的小酒樽，悄悄放在女方家门口。“sumi酒”是亲事谈成之后由媒人带来与新娘父母互敬共饮之酒，一旦饮下这杯酒就再无反悔的机会，因此，“媒人”都希望尽早了却这一程序，每次前来交涉之时，都会悄悄将带来的酒藏在玄关处以备不时之需。就连“抢媳妇”的帮手们都要参与其中，可以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野蛮粗暴的“媒人”吧。

从中央地区一直到东日本，如今已经很少见到上述例子，但虽已成为“昔话”①却仍然留在人们记忆中的“onnadori”“musumedori”②的故事还在各地流传。在岩手县的九户郡等地，当父母反对这门亲事，小伙子们就会赖在女方家中，将两条头尾相连的鱼系在炉钩③上，并将带去的酒放在炉边。如果能顺利地将女子带回男方家中则相安无事，若是途中被人发现而最终放弃的话，则会受人嘲笑。农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即便是白天也人烟稀少，因此这种所谓“omoidachi”通常都会大功告成。

十一

正如“媒人”一词使用了“女”字旁，以前扮演这个角色的通常是女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媒婆”。而在“媒人”制度像今日一般普及之前，想要将新娘顺利娶进家门，除了男方亲力亲为之外，似乎并没有别的方式了。翻看狂言的剧本就能够发现，以“××新郎”为题的狂言为数众多，其中大部分情况是女方已经与男方同居，接下来需要面对的就只有老丈人这一关了。看看焦急等待“婿入”的老丈人就能够明白，婚后的迁居一般都会在一片和谐中完成，但至少在当时的京城周边，并不是像今天这样只有在“媒人”带领下，用大红花轿①护送新娘的“嫁入”形式。虽说“扛”啊“背”啊这样的词听起来并不令人安心，但它们顶多表达了一种结伴而去的意思，并不意味着新娘及其父母的意愿被完全忽视。

在我的故乡，也就是中国②地区的东部，自我幼时起就总有人面带微笑地讲述“bouta”这一婚姻形式。对于一个孩子来说，“bouta”的意思并不明确，我也曾经想象过，这莫不是用长长的圆木①将新娘抬走的意思吧。后来我得以拜读折口君登载于《乡土研究》(一之十二)的报告，终于弄清了这一说法的起源。所谓“bouta”是“夺走”②的意思，也就是在父母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女儿带走，并将此事向公众宣布之时使用的词汇，这与长崎县某些地方的“tennai”等词汇的意思相似。然而实际情况是，莫说父母“事先不知”了，更有甚者会经过深思熟虑轮番交涉之后，亲口说出“若贵方‘bouta’之心已定，吾等定将小女双手奉上”这样的话，并亲自将女儿带至男方家中。因此，待到他日家境宽裕起来，便会有人在背后嚼舌根，说什么“那可是‘bouta’来的媳妇”③。《南水漫游》④《浪华百事谈》⑤中也曾出现过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大阪南郊农村的事例，而这些事情不仅一直持续到最近，正如前文所述，甚至其发生的地域也一直扩展到了中国地方。

我感到饶有兴味的是原本这种方式是更加普遍的。北到青森县的津轻地区，西至九州某地的农村，其他另有一些地方也是如此，即“嫁入”一行人中的领头者会向着人群高声喊道“新娘到!新娘到!”以宣告“嫁入”的开始。在尾张的古知野附近，则会委托人力车夫一边高声喊着“新娘到此!新娘到此!”,一边拉着载有新娘的车。机动车出现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得而知，但从“嫁入”一般都会结队行进来看，上述情况应该已经非常少见了。之所以要在“嫁入”时兴师动众，是因为比起结婚这一事实本身，不如说是将女性本人从甲家迁移到乙家之时获得公众的承认更为重要，因此比起奢华体面的婚宴，以简单的仪式“迁移”新娘具有更大的必要性。据山阴某地区的调查报告所说，在当地就算是女子在途中伤心哭泣，只要路人知道这是在迎亲，便不会有任何人前去干涉，甚至连家人都不会插手。我们也许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但或许是因为她们与“哭丧女”一样，“哭泣”只不过是离家之时必须履行的一种仪式罢了。如今的冲绳县久高岛等地就曾经有女子被男方带走时哭泣的风俗。

十二

“抢媳妇”的类似例子在中山太郎氏的《日本婚姻史》①中多次出现，此后大间知君等人收集的《婚姻习俗语汇》中，也列举了各地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这并不是局限于某一地方的奇特习俗，如今也没有必要重复列举相似事例。总括来说，至少在今天，在女性意料之外的情况已经非常之少，而拒绝对方返回家中的例子更是极其罕见。如此一来，父母认可的婚姻就越来越多。“sobiku”②“katageru”③“ottoru”④之类词汇也仅仅意味着不用经过普通的“媒人”式的交涉，直接通过一些程序使女性成为自家成员罢了，并不一定包含“非法监禁”的意思。是从一开始就按照这种形式，还是如今手段变得更加粗暴了呢?虽然弄清这个问题的证据资料尚不齐全，但至少过去的年轻女性即使结婚以后也依然留在娘家，在作为主妇的必要性产生之后，才会被迎去夫家。在这样的时代里，既没有今日所见的“媒人”的来回奔波，也没有需要“若者组”齐心协力完成的隆重的“抢媳妇”仪式。换言之，今天所谓的“抢媳妇”从中世以后就渐渐成为普通的“嫁入”风俗的附属产物了。

或者可以说，在遥远的过去，曾有不得将女子送给别家的规定，而这一规定在向着如今的男性继承制转换的过程中，诞生了“夺去”“抢走”这样的概念，并一直持续到今天，然而这一问题尚不能通过民俗学的力量得以证实。总之，作为某一词汇的现代用法，或许“抢媳妇”一词只是一种夸张手法，仅仅意味着按照与正常方式稍有不同的程序来将新娘带入自己家中罢了。如果《日本风俗志》中的记载无误，那么在筑前各郡，人们在听到有新娘到来时，便会四处打听是“抢来的”还是“正式的”,由此可见“抢来”的比例非常之高，“抢媳妇”只是与“正式婚”相对立的名称而已。这一名称给人以不好的感觉或许只是因为它过于简略，但可以肯定的是，“抢媳妇”也是一种受到承认的娶亲手段。如此一来，处于其对立面的“正式婚”究竟为何物便成了一个问题，但其实所谓“正式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在“抢媳妇”的情况下，通常也是由负责交涉任务的一位年长者——他们通常是“宿亲”①或者村中的介绍人，总之是扮演媒人角色的人——来进行各种疏通工作。如果进一步观察二者之间的区别的话就能够发现，女方的别家或亲戚参与相关事宜的策划及结婚赠言，在“正式婚”中是必不可少的，而在“抢媳妇”中却完全没有。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地方。

《民俗学》杂志(一之六)中曾经记录，在大分县的山村中，如果迎娶新娘之后不设婚宴则会被人耻笑为“抢媳妇”,但我认为这一说明并不充分。男方一开始就有伙伴们在一旁协助，并大声宣称要将新娘接走，事后男方必定会设酒席以表感激，因此也不能说没有举办婚宴。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的不如说是女方的亲戚，这其中有确实完全不知情的，也有了解情况而只是佯装不知的。因此，“抢”变成了一种相当“风趣”的语言，或者说比起“抢”来说，“让对方抢”这一说法更为妥当。总之，仪式虽说简陋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因此也不算不合规矩。在岛根县的隐歧岛，此前提到的“omoitachi”被称为“nukeshugen”或者“nusumishugen”①。女性如果早早就有了可以前往的临时居所，便会在当夜带着换洗衣物前往。这种行为被称为“yado wo toru”②,女方的父母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前去将女儿带回。女子在这里做出嫁的各种准备后被“媒人”带走，翌日清晨，男方邻居家的人会前往女方家中请求对方父母的认可，一般情况下女方父母都会点头答应，但万一对方拒绝，则亲事暂时中止，等到小孩出生以后，双方就会在不知不觉间修复关系。根据我的想象，这种风俗应该以前比现在更加普遍。因为虽然现在各个地方也会有女方的家人一同前往途中的“驿站”①,但这并不局限于从遥远的外村迎娶新娘的情况，就算是距离很近，人们也将其视为必要的过程，其起源除了这种风俗之外别无其他。使用这种“驿站”的情形可以说遍布全国各地。于是，这种“驿站”不仅仅是暂时休息的场所，同时也会举办某种仪式或者履行交接新娘的程序，如果双方都有各自的“媒人”,这里就是一个交接工作的场所。也就是说，这里是“媒人”履行职责的起点，有时会由“驿站”的主人担任这个角色，有时则是由“媒人”来提供“驿站”,只不过有名称上的差异而已。由此，正如隐歧的“nukeshugen”那样，有时新娘会从这种“驿站”而非自己娘家出发前往男方家中，因此在北九州的部分地区——如在丰前的后藤寺附近，这种娶亲就全部被称为“抢媳妇”了。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由“媒人”或者相当于“媒人”的人担负起主要责任且在其中过多发挥作用的婚姻。在所谓“正式婚”中，这一角色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但他们更像是“代表”或者是“使者”之类的人物。然而在“抢媳妇”中，往往这个人会独断专行。因此，与其说是站在第三者的客观立场，不如说是在支持希望同居的当事人们的诉求。在西国以外的地方，如在能登的鹿岛郡，在亲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一身素装的新娘带回家中的“嫁入”被称为“抢媳妇”。那么由“媒人”告知女方父母“令爱就交付于我们了”的例子不仅在若狭地区存在，同时在非常重视“yomemorai”的飞驛的白川山村也能够见到。也就是说，压制女方家长意愿的必要性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而这也是使得“媒人”地位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

十三

然而，被“扛”来的媳妇在土佐被称为“kataginyobo”,在鹿儿岛县被称为“kareome”,也就是“karuiomae”①,在冲绳诸岛被称为“kataminibichi”,也就是“扛来的媳妇”的意思，上述几种说法都是针对没有媒妁之言就娶来的媳妇，或许有人认为这与有关前述“抢媳妇”的说明互相对立，在我看来却不足为怪。这只不过是在足以承担“媒人”角色的这种核心人物还未出现的时候，由“doshi”也就是年轻人们共同合作，决定临时扮演这一角色罢了，在限制父母的自由选择上二者并无不同。

也就是说，这证明了“媒人”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其背后有未婚者人群的舆论支持。虽然精力充沛，但年轻人并不擅长交涉。进入这个环节后，想要毫无破绽地把事情解决，就会经常叨扰那些具有同情心的年长的中介人，因此，尤其是在从甲州到伊豆一带的地区，其中所谓“代表制”逐渐发达起来的也就是“dorabuchi”这一习俗。这一点已经在“出女房”的一章论述过，此处不再赘述，但总之互有感情的男女双方原本绝没有打算私奔。至少他们最亲近的朋友从一开始就参与并分担了他们的苦恼，另一方面，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也绝没有插手他们的决定。只不过是如果他们出面的话或许能够有效地说服父母，或者说他们曾经成功避开强行“扛走”或“抢走”而达到目的，因此他们会将事情全权委托于此人。待夜深人静之时，两人就会哭哭啼啼地登门求助。虽然不会像九州某地那样不询问女性的意愿就将其“扛”走，这也是爱意深切的人在基本认为此桩婚事木已成舟之时才会进行的尝试，但长辈们也完全允许他们这样做。最为常见的情况是，年轻男女一同前来，口中说着“劳您费力，助结连理”来恳求对方。于是，此人姑且应下，先是责备他们轻率鲁莽，而后又令双方许下一生恩爱永不分离的誓言，最后再去慢慢说服或顽固古板或优柔寡断的双亲。其说服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最为有效的说辞便是“你们也有风华正茂之时，回想下那时想要结为夫妻的迫切心情，就能明白孩子们的心意了”。当然，除此之外此人也会唠唠叨叨说一些利害关系，如果对方一直不肯松口，则至少会有一次突然态度变得强硬，并使用更为激烈的言辞：“不要再嘴硬了。若是煮熟的鸭子飞了，孩子心灰意冷，出了事儿可就追悔莫及了。”此时一旁默不作声的母亲一般都会忍不住哭哭啼啼。或者板起脸说：“就算你们要和孩子断绝关系也无妨，尽管将他们赶出家门，我自会收养，但丑话说在前面，这世上可是没有后悔药的。”因为父母们心里都盘算着哪天能和孩子修复关系，所以基本上到了这一步，大多数父母都会举手投降了。于是，事后二人会对他们的“再生父母”心存感激，而这些人在村中选举的时候也往往能够得偿所愿。但我并没有实际计算过，所以暂时还不能苟同。总之这一社会状态很早以前就已出现，因此我不认为这与关西地区的“扛媳妇”和“抢媳妇”毫无关系。直到今天，在这个地方的一部分村子里，依然由“若连中”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中的大部分，所谓“dorauchi”绝不单单是男女二人的私奔。在伊豆地区最近还能看到的事例，都是在双方“若者组”的帮助下成功实现的。他们会假装向“情理”妥协，姑且将新娘送回其父母身边，与此同时，又会有另一位成员再将新娘抱走。虽然作为一种外交技巧实在是过于笨拙，但往往最终能够达到目的。世人对他们最大的误解，是认为“dora”就是男子**无赖、违法乱纪的罪魁祸首，于是我们很容易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意志往往是被忽视的。但如果真的心不甘情不愿，那么幸福就无从谈起，因此那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道乐”一词是后来人们才想出来的，“dora”就是“离家”,也就是打破了女性应待字闺中，等待夫婿前来迎接的这一古老的原则。“dora猫”①中的“dora”就能够很准确地传达出这种感觉。

十四

我如今以一种如数家珍的口吻叙述这一陈旧的古老风俗，并不是希望其死灰复燃，也不是想要将其永久留存，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我的目的，那就是希望诸位能够针对这个问题认真地想一想。选择配偶最初完全是自由的，虽然后来也出现了各种限制，但大体上以个人意志为原则，这一点直到最近都没有发生变化。而把完全无视个人自由的婚姻说成是“高雅的”“安稳的”,实际上是新近出现的风潮，是对武家道德的盲目追求，也是常识在人们心中的消亡。但是，以“嫁入”作为婚姻的开始这一想法，既然已经被写入法律，那么女性因束缚于自己的原生家庭而产生自卑感就是无可厚非的。而想要让她们从这种自卑感中解脱出来，首先应该让她们明白结婚的真正目的，其次要让她们懂得，所谓家，是通过两个人的共同努力建立起来并维持下去的。

为了上述目的，我们必须正确利用妇女解放的这一绝好机会。虽有不少女性认为此前所谓自由无从谈起，可这种误解反而成为一种莫大的鼓舞，因此也就无须澄清了。然而必须通过迄今为止的事例让人们注意到，这种自由总是难以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为了实现现实生活中的幸福而有效地发挥作用。就算是明白在婚姻的选择中并不会受到什么制约，但如果可供选择的对象本身不存在，则这一自由也变得毫无意义；同样，如果可选择的对象太多，又容易让人迷茫、犯错，或者让人心有不甘而悔恨终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将这一“选择”向正确方向引导的所谓外部“机制”,“自由”就无法充分发挥其原有的价值。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广泛意义上的性别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希望这一教育工作能够由女性来承担，但令人遗憾的是，世间众多深谙世事的中年妇女们无知得令人瞠目结舌。使得社会变成今天这种状态的并不是男性，正是这些中年妇女。

于是我主张，以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以最为普通的农村妇女为对象，逐个记录她们的现实体验。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从来未曾想过，自己所居住的村子或是经常来往的临近村落以外的地方存在可以选择的结婚对象。此外，她们也对所谓“前世约定”“好姻缘天注定”等说法深信不疑。因此她们早早下定决心，也会轻易地为了适应自身的处境而改变态度。不得不说，她们既没什么出息，也显得有些可怜。但是至少她们的婚姻有一定的计划，也有对未来的期待，而且她们一定要让自己的整个人生都处在这些计划和期待中，不允许有任何意外。年轻时代的恋爱游戏基本上只能算作一种“练习”,她们不会将“练习”与最终的归宿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她们始终都在旁观先例中的善恶种种，已经习惯了人生中的喜怒哀乐。她们择偶的目的最为明确。她们希望能够光明正大地爱自己所爱之人，至少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她们所经营的家庭，也绝不会像黄莺、麻雀的巢穴那样不堪一击。在自己芳华不再、**退去之前，那些应该去爱之人，那些即使拼上性命也要祈祷他们幸福余生之人，不断地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于是，透过她们的幸福，不仅可以感受到新一代人的文化风潮，也能够在世间尚未变恶之前，仔细体会天道酬勤的欣慰。另一方面，人的一生难免遭遇病痛，更不用说祸福难料，此时来自外界的同情与帮助都无济于事，便只能寄托于相濡以沫的枕边人。总之，过去要想度过平静幸福的一生，只有家庭才是最坚固的避风港，因此，就算现在这一保障已经岌岌可危，依然将希望寄托在家庭上，这绝不是年轻人一时冲动的想法。警察也好，媒体也好，常常使用“痴情”①等字眼来描述的事件，往往是指并没有经过这一计划，又或者是计划失败的情况。

另外，过去的日本人对死后世界的存在深信不疑。就算是已经离开此世之人，依然会在每年的盂兰盆节之时返回家中，虽然看不到，但人们相信他们正与自己的子子孙孙共享美食、欢声笑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此世的人们是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先能够保佑家庭的永久兴旺，又是多么希望祖先的在天之灵能深爱着这个家族的世世代代。当然，如今的人们定会认为这只不过是封建迷信，但实际上无论你我，都曾经相信过，所以不仅我们会在祭祀之时无比虔诚，而且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也会大大减轻，如今，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例子证明，死亡是从一开始就已经被写入人生计划之中的。这一自古以来的信仰开始一点点动摇也绝不是最近的事。为了寻找这一信仰的替代品，许多有志之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信仰也好，哲学也好，皆为个人的教化，无力支撑起这个小小集团的永久存续，在很多情况下，那些无知之人的墨守成规甚至会令他们羡慕不已。尤其令人唏嘘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既没有解决方法也没有深入思考的情况下就将古老的信仰逐渐忘却，甚至不惜揶揄，只是为了眼下的利益而生活。与其说这些人的生活计划彻底失败，不如说他们最初就没有任何计划，能够平安度过一生实属万幸，于是，这种顾此失彼的恋爱游戏最终闯入了婚姻生活并与之混淆缠绕。就算是在无上推崇“自由”二字的社会中，也不能去拥护失去理性的“痴情”所带来的恶果。事实上，也没有人拥护。如今的“抢媳妇”习俗是有些牵强的“改造”,也可以说是一场类似于村戏的“演奏会”,但是，使其成为“主旋律”的，是为了让想要结婚的人如愿以偿而做出的努力。为了实现幸福的婚姻，社会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这一点比起如今“顺其自然，听之任之”这一意义上的“自由”来说，仿佛更进了一步，然而事实又如何呢?或许还存在许多不同意见，因此，还需要更为扎实的研究吧。

(昭和二十二年十一月《妇女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