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冲绳，艺伎被称为“zuri”,一般以“尾类”这两个汉字标注。虽然这一说法已经逐渐成为过去，但我想以这两个极其罕见且微不足道的事实为线索，尝试探寻古老文化中隐藏的那些只言片语。
一直以来，有很多人将“zuri”理解为对内地“joro”或“joro”②一词的讹传，但这只是毫无根据的推测而已。所谓“女郎”③是对涂脂抹粉的女性的一种敬称，原本是“上藕”一词的简化，沦为对“娼妓”的一般称呼则是后来才有的现象。然而在南方诸岛，“zuri”一词的应用则相对更早。但是这种元音上的变化——尤其是“ro”变为“ri”或者“re”——的例子，在其他地方则绝无仅有了。
此外，“zuri”原本应该写作“duri”①。宫良君②在《南岛采访语汇稿》中写道，不仅在很多岛屿上该词发音为“duri”,在其他地方语言中又有发音为“dore”或者“douri”③的例子。这个音应该与表示“deru”④这个意思的九州方言中的“duru”⑤相近。虽然“尾类”这一假借字的年代比较久远，但如果能够弄清其出现的具体时间，则也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参考。
“尾类”的“尾”为国音“o”,也有个别例子是发音为“bu”的，但是在南方岛屿上发“du”音的情况更多一些。例如，一般将“鹡鸰”这种鸟称为“shirikunagi”①,因其尾部可以上下摆动，故得此名。而在首里或那霸等地，则称为“dukunaga”或者“dumitamita”。也就是说，将“shiri”读作“duri”,因此使用了“尾类”这两个假借字。虽说是听起来有些别扭的音韵变化，但其中却存在着一种法则。现在与那国(yonakuni)这一岛名，在八重山群岛则大多发音为“yunon”,而在与那国岛本地则发音为“dounon”,也就是说，这里“ya”行音的“da”行化最为常见。“尾”字的“o”音变为“du”也属于这一系列的变化。
此外，将“ri”音标记为“类”字的例子虽然少见却也存在。例如，表示“东方”的“agari”,在《omoro草纸》②的标记法中大多写作“agarui”。可以看出，曾经有一种发“rui”音更为合适的“ri”音。在内地将“明亮的”发为“akarui”,但实际上至今仍有许多人发为“akari”。首先可以确认的是，在冲绳，表示“游女”意思的“duri”,人们在发“ri”音时会更加用力。而且，在日本，“duri”一词的出现比“女郎”变为她们的专有称呼更早。
二
由于官方的规定，“游女”们在某个固定的地方定居，不能自由进入该地区以外的地方。过去，也曾经由于交通的发达，她们自然而然地聚集于某个地方，所谓指定住所也并不一定对她们构成束缚。但不仅是指定区域的面积大小、交通往来的难易程度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情况，为了对她们实行有效的管理，官方的规定也再一次变得必要起来。虽说冲绳至今仍然存在的“游廓”①最初是在距今二百七十年前，也就是在宽文十二年(1672)形成的，但显然那里并不是“游女”们出现的源头。就在有关“游女”活动区域规定出台的第二年，在农村又实施了严禁寻找娼妓的法令，而在九年前的册封使的记录中，也有“土娼甚多，称之侏离(duri)”或"已散至外岛"等字样，这或许是预测到那霸以外的地方也有很多同样类型的女性，当她们看到外国船只进入，便会争先恐后前去招揽生意。官府限定“游女”们的活动场所，其原因就在于此。
在日本内地，所谓“廓”①仅在少数大城市存在，而她们的活动自由在其他港口等地总体来讲并不受限制。而在南方诸岛，除了那霸以外，最终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形成“色町”②。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探寻在“游廓”形成之前的状态。当然，政府的监管是一种障碍，但同时也是一种保护，一种官方认可。尤其是政府一旦指定某地为“游廓”,人们的注意力便会被吸引过去，而其他未被指定的地方则形同虚设，至少不会出现在官方文书中。因此，对于以文书为唯一史料的历史学来说，这样的地方就会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而它们的重要性也被人们抛在脑后了。
所谓“公娼”“私娼”的问题，虽然众说纷纭热火朝天，但丝毫没有得到实质上的解决。尤其是对于日本这样建立健全的婚姻制度迫在眉睫的国家来说，我们是否还有将长期积累起来的重要经验束之高阁的余地呢?我认为，我们已经不能再对事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了。而又是什么催生了上述令人不齿的女**呢?探寻这些问题的途径究竟是否存在呢?我认为，正是在被海水分割得零零散散的岛屿上，才存在着其他国家难以拥有的调查上的便利性。关于这些问题，我想要与千千万万的未婚者们共同探讨一二。
三
众所周知，即便是“游女”这种令人唾弃的职业，在漫长的岁月中，也存在着变化推移，并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而这些都无法通过片面的文献记录了解清楚，只能通过比较数个不同地方的情况，来大致推测其变化过程。虽然民族学的同人们并未怠慢这项工作，但国家不同，文化的发展速度也有快慢，而且一直以来的发展步伐一旦发生改变，单纯的由“甲”变“乙”或者“丙”的过程就难以证明。与之相对，如果一群人血缘相近、语言相通，只是分别居住于不同地方的话，这一异同就有了意义，而且彼此间也容易互相了解，因此能够收集大量的事例。这是所谓“folklore”或者称为“民间传承”的这一学问在日本尤其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举例说明的话，比如任何人都不会认为“kakae”①这个制度是最初就有的。但是自从它开始出现，这种买卖就变得更加令人唾弃。人们从小就培养那些原本能够过正常生活的正值芳华的少女，迫使她们沦为“游女”。在诸如江口神崎这种中世时期的繁华之地，有称为“长者”的较有势力的“倾城”①作为几位“游女”的领头人。但这与江户时代的“kimigatete”②制度不同，并不是“鸬鹚空自泛寒洲”式的资本主义买卖。更加详尽之事不为人所知，但初期的“游女屋”的主人原本对“太夫”③是相当尊敬的，虽然只是形式上，但“太夫”毕竟是指导多位见习游女的“启蒙老师”。不知不觉间，作为从属者的“太夫”不再有利用价值，“置屋”④会让人不惜重金买下众多已经培养成才的“游女”,而熟知花街柳巷之事的人也十分清楚，这些“游女”都将面临悲惨凄凉的命运。然而，同样是卖弄**的女性，“艺伎”是更早的一种形态，其背后是否有资本家操控不得而知，但其组织结构与以前的“职人制”非常接近，女性形式上成为一个经营集团的核心，这个集团从各处领养年幼的女孩，也有极少数母亲干脆直接培养自己的亲生女儿，并让她继承与自己相同的“事业”。这一形式看起来与冲绳的“duri”组织惊人地相似。两者之间既没有彼此效仿也没有相互借鉴的痕迹，而且《游女记》以后的记录显示，上述形式与“瞽女”①和“歌比丘尼”②等人的生活也有许多类似之处，因此，我认为它们都是从事此类职业的女性所必须经历的某个过渡阶段。
四
作为文化史研究的兴趣点之一，我想要对“卖笑”③成为一种职业之前——至少是直到这种职业将世袭作为有利之手段之前——的状态考察清楚，然而其史料的搜集却绝非易事。只有在南方诸岛，岛与岛之间相隔较远，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出现的时间也各不同。因此相对来说，更容易追寻其变化的足迹。例如，“duri”一词虽然早已分布于三十六个岛屿，但该词的内在含义却在每个岛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规模较小的岛上，这一词汇仅指居住在那霸某个区域的女性，即只有在那里才能见到的女性。虽然小岛上的人们不认为他们当中存在着这样的女性，但是在宫古、八重山等规模较大的部落中，被称为“duri”的女性早已在那里定居并开始自己的买卖了。然而她们的行为又与在路边招揽生意的“duri”有所不同，而更像是“茶屋女”①“saboshi”以及“daruma”②。这也许是近年来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而出现的新名称吧。
然而奄美大岛的情况却与之相反，“dore”以及“zore”等词是很早以前就出现的，而“yamato zore”③这个名字仅用在这种新式的“kakae女”④身上，与其他人加以区分。如此一来，原来的旧式“dore”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这是不久以前的事，因此我们尚且能够追随她们离去的背影。大概二十多年前，在岛屿的民俗调查刚刚起步的时候，大岛有一位名声在外的“dore”,虽然已经年老色衰，却依然精神矍铄。听说她嫁给了一位猎人，甚至还扛着鸟铳出入深山之中。此外，还有一些被称为“sakashi”的女性甚至能够写出优美的流行歌曲。处在世事变迁的分界点，这些女性终究没能培养出自己的后继者。
在一个邻近的小岛上，却存在着另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在大和地方更为多见。人们认为在少年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男子汉之时，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仪式，就是寻找一名女性前来侍寝。据说在灵山山麓及神社附近的“游乐所”便是为这个仪式而设立的，但由于岛屿人口有限，没有必要修建如此大规模的设施，村中有一名“dore”就够了。然而随着这位“dore”逐渐年老，又没有新的继任者能承其衣钵，于是最后一名尚且健在的“dore”或许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妪了，这听起来也相当凄凉。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她们看作与近代的“尾类”完全不同的人，也不能认为她们是晚于“尾类”出现的、后来又有所发展的现象，因此，她们同时也成为又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
五
有关奄美大岛“dore”的生活，此前已经有较为详细的报告问世，如今也仍然有许多人能够清晰地讲述有关“dore”的回忆，但令人困扰的是很少有人把这些记录当成重要史料加以珍惜，甚至更多的人试图将其隐藏起来。因此，我们有必要证明，对于未来婚姻制度的确立，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这项工作也变得更加举步维艰了。
根据我们现在的推测，在奄美群岛的“dore”或者“zore”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生活方式，正是保存了那霸指定“色町”区域以前——也就是宽文十二年(1672)以前的状态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只要对本岛各地的古老传说以及那些成为政府监管的“漏网之鱼”的不为人知的历史稍有了解，就能够确认，然而就算上述资料已经无迹可寻，也尚有许多能与内地情况进行比较的可靠资料。例如，根据大岛居民的记忆，“zore”中有“marizore”和“wirizore”①两种。前者游走于各个村庄，也就是文学语言中所说的“游行女妇”,或者是被称为“ukareme”的女性。而后者则是在自己的出生地定居，同样也拥有恋爱的自由。这一类女性没有全国通用的称呼，但由于“wirun”有“定居”之意，因此称之为“wirizore”也就容易理解了。从人数和种类上来说，原本后者要远远超过前者，然而由于来自外地的女性拥有各种各样的特长，因此前者逐渐占了上风，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然而在很多地方，这类女性仍然没有脱离“土娼”的性质。
“marizore”也就是“游行女妇”最初起源于某个村庄的“kirizore”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但“marizore”在日本自古以来被人们神秘化，仿佛她们是什么特殊的族类一样。之所以一直以来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或许是因为她们非常善于利用信仰的力量。曾经有一个时代，全国各地到处充斥着那些背井离乡的“浮浪”①之民。人们必须在农耕以外另谋生计之时，最先想到的手段基本大同小异。单靠先天姿色与弄粉调朱必然不够，还须辅以歌舞琴瑟之艺，并奉上令人醉生梦死的饮品。这些都是何等“水到渠成”的发明，且二者都与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奉上的酒并不一定是香飘十里的上等酒，在那时，能让人酩酊大醉的酒才是好酒，酒的麻醉功能比现在要重要得多。由此想来，能够用一曲劝酒之歌让人心神**漾的女子走到哪里都能够左右逢源，她们渐渐取代本地女性占据上风，同时用自己的方式慢慢使她们同化。吉原游廓的早期记录中，记载着来自京城或坍市的无比自信的“倾城”光明正大地来到此地招揽生意的情形。而流芳后世的著名美人也大多是来自遥远地方的女性，虽然后来她们的活动地域也受到了新的限制，但她们绝不是从早先的“kirizore”中演变而来的。
六
“游女”和“游廓”中的“游”字原本与“游行上人”中的“游行”意思一样，即四海为家、四处漂泊之意。但由于该词的再次本土化在日本内地比预想的更早完成，所以后来被解释为“鼓瑟鼓琴”之意，这一点我以前也曾提到。由此一来，奄美大岛“maridore”的例子大概能让我们想象出更早的状态。根据岛上老人们的记忆，“dore”在一年当中大致固定的季节数次到访，先有来自邻村的小道消息传来，本村的人们听到后都翘首以盼。如何解决她们的住宿问题尚不清楚，但大约也是与行商们相同，总有一些常常来往的回头客会给她们提供住处。当听说她们已经到来，村里的男人们都会聚集到她们身边，团团围坐，歌舞升平。而当夜哪家男子能够抱得美人归，自古以来都有某种规定，因此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一般情况下，携酒而来之人，或是手捧鲜花之人，尤其是那些在对歌时表现出超乎常人的热情之人会自然而然地居于更有利的地位，因而我推测，这其中女性的选择应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虽说不能算是公平的决定，但“dore”们多才多艺，床榻之事只不过是一种副业罢了。这一点或许与“艺伎”更加接近吧。
我曾听说，冲绳本岛的北部也有类似的习俗，且一直流传到近年，但我已经无法确认。我也听说，过去中国台湾的山区曾经设有“隘勇线”①,那时，抱有同样目的的女性曾在山中来回行走，而我认为，或许她们从事的是一种新的买卖。如今，这样的事已经毫无踪迹，甚至旧日本各地的人们听说后都会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仔细观察的话，还能发现些许暗淡的痕迹。例如，“歌比丘尼”过去进入大城市后，在几乎以定居的形式存在之时却被取缔了。传说在江户，这一情况大约发生在明和年间(1764—1772)。然而又过了五六十年，在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②中，她们依然游走于东海道，所到之处，受尽漂泊旅人们的戏弄。或许卖春并不是她们的主业，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而稍晚出现、至今依然留在我们这些年老之人记忆中的，是每年秋天将尽之时，从越后地区前来的成群结队的“瞽女”。这些“瞽女”毫无姿色可言，而且大多已经是人老珠黄，因此她们会在才艺上下更多功夫，甚至甘于伺候那些戏弄自己的好色之徒。但她们依然会在所到之处寻找住所，吸引众多年轻男性，收入也尚可度日。不仅如此，她们有时候会得到几个被遗弃的小姑娘并带领其同行，甚至有一些视力正常的自称“向导”的女性也与她们同行。或许在“体制内”的“瞽女”们来看，她们的行为就是一种有伤风化的非法经营。然而这同时也是遥远古代的“ukareme”们最后的身影，同时也是徘徊于奄美大岛的“dore”的令人意外的同病相怜之人。
七
这里我想要思考的是，来自外地的“ukareme”们曾经那样受到人们的青睐，为何突然悄无声息地消失于人们眼前，并且无人因此而感到不便。至少，认为这是每个社会中性道德的进步是一种操之过急的乐观看法。其原因远没有这么简单。其一，水陆交通线逐渐固定，各个港口和町场都设有配套的机构①,因此人们不用等待“临时”的供给，也就是说这种官方的机构也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但要实现这一点也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简单说来，就是所谓“wirizore”的增加，以及每个地方都能有自由的女性大胆提供服务，而这种状况的出现同时也有其特有的原因。因此，为了将来的人生计划，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然而不幸的是，至今这一问题也只不过是浪**公子们的饭后谈资，极少出现在官方文书中，而且本该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人们也纷纷避之不及，因此真相就此埋没，经过了几多变迁，最终到了如今的“furuamerika”①的时代。我虽无将这一事实诉诸文字的能力，但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民俗学还有很多发挥作用的余地，因此我仅是毫无章法地把迄今为止了解到的信息列举出来而已。距今大约三十年前，我自己曾经巡游了九州东海岸一个不为人知的停船场，并目睹了在此发生的一场革命运动。这个地方的卖春女们团结起来，并且已经安置了两三位“kakae女”,知道了此事的村中男青年们正挨家挨户地查找，并逼迫她们弃贱从良。当时正值帆船业开始衰退的时代，因此这一劝告立即奏效，结果只不过是将那些步入歧途的女孩带回各自的村子，并没有引起更大的混乱。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施加任何压力，甚至还出现了“shingindori”①这样的说法，在这一职业参与到经济机构的地方，当人们没有了这方面的需求，反而迫使它向着更为恶劣的方向发展。我们心中再清楚不过，这是近世以来最令人不快的国际现象。在九州周边的岛屿和停船场上活动的“酒盛女”②们并不擅长琴棋书画。她们的主要工作是洗衣、备膳、慰藉那些等待风期百无聊赖的客人，换句话说，她们扮演的就是“有使用期限的妻子”的角色。客人中有人一掷千金，有人令女子刮眉染齿，甚至有人说出了新婚贺词。曾有那么一个时代，大家对男人们让青春昙花一现的女子在纸醉金迷的世界走一遭，再回到寻常的现实生活中的做法见怪不怪。然而，那些女子一旦离家远行，除此之外便再无谋生之道，于是如何安排自己的老后生活就立刻成为一个问题。或许一个小小的导火索，就会导致她们去从事给其他女性带来痛苦的职业。说这是“资本主义”反倒有些过分，实际上其带来的也是新的危害，但这一倾向早在中世时期就已出现苗头了。总而言之，问题在于回归自己最初的港湾——也就是回归寻常生活——的难易程度，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这一回归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南方诸岛上的“oridore”和“mawaridore”①的区别或许就在这一点，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如今已经相当模糊了。而使人们清楚它们之间本来的区别，恐怕也是一种历史教育吧。
八
我曾听说在濑户内海的几个岛屿上，“乘船之人”是对此种女性最为优雅的称呼，于是我对水运技术的发达所产生的影响有了新的思考。陆地上游客的移动是断断续续但保持一定频率的；与之相反，海路一般是一次性地运输大量的游客。这一点必定给自由的女性组织带来了不幸。在生意极其惨淡、事实上只有当地人才能消费的那霸等地，指定“色町”区域的最初理由，也依然是为了满足外来者的需求。也就是说，为此不仅要将迄今为止漂泊不定的女性留在此地定居，还会允许设立“培训处”之类的机构，再充分利用港口的魅力。这便是所谓“公娼”的合法化、制度化，同时也是将部分女性长期视为“特殊群体”并让她们毒害社会的巨大动机。这些现象，早在中世时期的江口、神崎，以及川尻室的港口就已经出现了。
这种新式的“卖笑”生活在西国一带被称为“sejo”。所谓“sejo”必定指的是“世上”二字，原本是只交给男性的接待客人的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应该相当于“社交”一词。词语本身并不含有丝毫的贬义，只是人们认为将这样的工作交给女性有些奇怪罢了。在东日本，表示同样意思的词叫作“kugai”。“kugai”一方面表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交往，尤其是跨越村庄或家族单位的范围更广的交往，通常认为其汉字写作“公界”二字。但是对于“游女”来说，同样的词语却意味迥异。不知从何时开始，将“kugai”用在“游女”身上时，人们都会用“苦海”二字来表示。因为如果不这样理解的话，她们的存在价值就难以证明，但更重要的是，这一称呼的由来，就在于她们在那些素不相识的男性之间周旋，原本就是寻常女性所不能想象的生活，同时，赋予这些命运悲惨的女性存在的价值，也是“公界”的一种新的特点吧。
就算随着交通手段的发达，设立一些可以让人放下身段尽情享受的“机构”也未尝不可，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市场需求”,则只是一纸空谈。身处异乡，明知是无疾而终的恋情，却只想与人立下不堪一击的誓约，暂且不说这样的对象是否存在，问题首先在于认可这种人生态度的社会环境是否已经形成。在南方诸岛，“duri”这一类人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她们所立足的“sejo”(世上)、“kugai”(公界)的基础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一点着实令人诧异。
从“土娼”的各种方言说法中，我们大致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的影子。但在偏远的土地上，却仍然存在一些现实的例子，从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职业体系化、制度化之前的状态。例如，文献中记录道，在奥羽地区的一个村落里，常有一位有名的歌女居住在此，于是城下的年轻武士们便染上了与之花天酒地的恶习，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一百年前。人们似乎称她们为“otama”,还留下了如下祝酒歌：
非诸白不称美酒，无佳人(otama)饮之无味。①
此外，还有一段舞蹈的伴奏中有如下歌词：
佳人(otama)否?家人否?①
她们不仅容貌姣好，青春永驻，而且还习得了“游女”的各种技艺，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了不少乐趣。我在此前曾经提到，“hasuha”“hassai”这些略带贬义的称呼也曾经广泛流传，这里不再重复，但
这或许指的是第一个被点名的人，或者是她们当中的楷模、领袖之类的人吧。
九
也就是说在新的需求出现之前，已经存在少数想要朝着这种职业发展的所谓“官方otama”了，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otama”也有一定的生活需要，她们或许带着某种优越感，过着心满意足的日子。但从外部来看，她们皆是无用之人，或者是可以被完全忽视的人。那么,制造了大量无用之人、难以规划自己一生之人，不得不说是社会的责任。人类两性的数量难得如此均等，却彼此给对方制造了大量多余的存在，不知道这些人是基于怎样的人生哲学，但至少，这不能算是婚姻制度的成功吧。
因此，今后的国家政策必须在更为复杂的意义上减少这些无用之女的数量。过去，所谓“有用”还是“无用”的区别过于单纯，只有那些无法成为家中主妇而了却残生的女子会遭到人们的轻视。于是在大家庭中，主妇的数量比现在要少得多。女德的内涵向“顺从”一边一味地倾斜，是“勤劳”品质的重要性不断减弱所导致的不得已的结果。那些曾经获得、后来又失去主妇地位的女性尤其悲惨。孜孜以求却终而不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很多人因此而改变人生计划。当然，没有结婚对象是另外一码事，但在古代社会中，所谓“自由结婚”很容易遭到对方的抛弃。更不用说在需要亲人保护的时代里，没有家庭可以依靠的女性已经如浮萍一般，必须随时寻找新的归宿。
以前在乡下，人们把这种处于不稳定地位的人一概称为“goke”(后家)。数百年来，在标准语中，只有那些家中的顶梁柱、承担养育遗子重任的不让须眉之女性才被称为“后家”,但如今这一词语的意思更广，如上了年纪的续弦，被对方赶出家门回到家乡的人，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而独自居住、无依无靠之人。在日本海的北部海岸，有很大一片地方都将“卖笑”女称为“goke”,在越后的新渴，甚至有“八百八后家”这一称呼。在这些词语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个共同的词源，原本并非是对死守贞洁之人的嘲讽。链森氏的《南岛探险》①中记录道，在冲绳岛屿上，女子一旦遭人抛弃很少会选择再嫁，或者是很难再有机会正式出嫁。根据明治二十九年(1896)左右的记录，在伊豆大岛，女子一旦离婚回到娘家就绝不再嫁，只是“私婚”者数量庞大。女子出嫁能够得到内部和外部的双重保障，并且有“业务熟练”的“专家”助一臂之力，因此极少出现纰漏，其过程也奢华体面。如此兴师动众的婚礼，人们万万不希望有人能享受两次。因此，由于婚姻失败而步入歧途的女性尤其多。
十
在此我虽还不敢妄下结论，但最后我想要思考的是，南方诸岛的“duri”以及“dore”“zore”等说法既然是古语，那么是否它们暗示了职业化以前自由女性的生活状态?中国②地区的记录中通常使用“侏离”二字，但是在大多数词例中，“d”和“r”两个辅音是通用的。于是与之搭配的最为妥当的动词就是表示“出”(de)这个意思的“deru”“duru”,或者是“iduru”。由此我发现，解释上述问题的线索恐怕就在这里(考察某一词汇的演变)。
在如今称呼“土妓”的地方名中，有很多都是以“女性出门行走”为特征的名称。有相当多的地方也称她们为“草饼”或者“团子”,或许是因为她们以贩卖这些食物为名而接近男性，总之这些食物都是备好以后从外部携带进来的。在东京北部的乡下以及信州的伊那地区，“sageju”指的就是女性前往男性住处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个词特指带着食物而来的女性。在木曾，将某种女性称为“针箱”,在尾张则称为“shinmyo”。考虑到男女相聚之时共同饮食是一种传统方式，而且针线活也是独居男性最为需要的援助，因此，使用上述称呼应该是十分贴切的。
在以京都为中心的广阔地域内，大多数男子都知道所谓女性的“yobai”十分盛行。他们都坚持认为这是自己家乡独有的习俗，因此流传的歌谣仅有上半部分有所不同，而下半部分则完全一样：
男子极乐乡，佳人伴枕旁。
这样的露骨歌谣随处可闻。至少世间之人还未看到“yobai”与普通的习俗之间是有区别的。虽然作为将来的主妇，以“yobai”作为准备工作的情况也并非没有，但大多都会若无其事地断绝来往，双方形同陌路。其中不能忽视的是女性究竟能够从中得到多少报酬呢?这一点我还无法确认。但有不少文字记录可以证明，“yobai”是从业者的日常谋生手段。例如，镰仓时代的一位年轻贵族的日记中，满满记录着某位“倾城”夜夜前来拜访的风流韵事。此外在同一时期，淀川下游的“游女”们乘舟顺流而下，前往各处府邸侍奉那些达官显贵。江户时代以后的资料中也记录着大量类似的场景，这在江户的城市里也成为一种风俗。但是，只有那些在船上留宿过夜的女子才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未能在给予自己的婚舍中嫁于未来夫婿的女子，以及一生都没能经历正式的“婿入”、不断重复短暂婚姻的男性在过去数不胜数，此后也并未减少。因此“游女”们抓住这一机会，逐渐让自己的职业“专业化”“体系化”。“yobai女”与“游女”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村内，而后者则多是四处游走、素不相识的女性，因此，后者卷入没有结果的恋爱游戏的危险性更大一些罢了。
十一
很早以前就有人注意到，在伊势，将某种女性称为“denyonbo”(出女房),在摄津的西宫附近则称为“dedehime”①。许多人认为她们在生意上门时会来到(deru)客人面前，也经常去往(deru)路边、海滨或河边招揽生意，于是由此得名。但如果不是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中待在房间内的话，“deru”就无法成为命名的最初动机②。家庭意味着亲人的支持、父母的默许和公开的认可。那么,得不到这些支持、默许和认可的女子为了自己的婚姻大事不得不四处漂泊，这在以前的农村生活中也是一样。但是在很多地方，不知从何时开始出现了“共同婚舍”这样的设施，因此只有那些不具备这样条件的地方才会出现女性的“yobai”行为。
用来表示“野合”的“doreai”一词也存在于盛产“dore”的奄美大岛，但也许这个词是后来才开始被人使用的。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这个词在内地的任何地方都是通用的。其中，以山梨县、静冈县最为典型，在这两个地方，“dora”一词专门用于没有得到家庭支持的婚姻。例如，人们将男女二人违背父母的意愿离家出走的行为称为“dora woutsu”①。所谓“dorauchi”②恐怕是将其比作乐器的一种戏言，但在其他地方这个词仅指男性的浪**不羁，甚至衍生出了“道乐”这样奇妙的新词。然而偏偏只有山梨与静冈用“dorauchi”来表示带着女人私奔的行为，而成为正式的夫妇则被称作“doradure”③。关于“tsure”,有“dureru”和“sukidure”这样的词，原本只有缔结姻缘的意思，这与其他人的认可毫无关系，但与现在不同的是，在中世时期的经济组织中，离开村落与家庭的婚姻是不能持久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谚语：
相亲相爱(dure)本无悔，奈何贫贱百事哀(dure)。④
虽然最后大多都以分道扬镳回归各自家庭告终，但在更早的时代里，恋人们或许能够结伴离家，开始新的生活。“iduru”与“tsururu”原本是同一词，而后来这个词的含义变得索然无味，也与漫长岁月中世态的变化不无关系。
与伊豆半岛等地的“dorauchi”相对照，房州南部的“dorauchi”的意思稍有不同。在这里，仅仅是与村外人保持亲密关系就算是“dorauchi”了。之所以“dora”在村中未能形成，恐怕是因为这里尚有父母的承认与宽容，所以没有造成什么异常的结果。而人们越是苛求女性能够成为一家主妇，以母亲或祖母的身份安享晚年，这一愿望就越难实现，于是因此而苦恼、烦闷，甚至自甘堕落的女性就应该越来越多。然而在过去，心中连这种切实的愿望都没有，从一开始就选择自暴自弃的人中，男性居多，女性也绝不在少数。后来逐渐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毫无计划也毫无野心，只是稀里糊涂地虚度年华的人，他们一般被称为“yokunashi”或者“kokoroyoshi”①,这乍一看仿佛是婚姻制度的进步，但至少我们不能否认，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女性才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而另一种则是在人生中几度更换伴侣的“自由”女子，她们在近畿地方被称为“jidaraku”①,在隐岐岛等地则被称为“tamadaremono(者)”或“道乐者”。但她们并不安分，一直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建立新的组织。如我们这般生活在“旧世界”的人们，并无资格评判她们的行为是否妥当，但由此产生了若干令人不悦的结果却是毫无疑问之事。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探索并更加深入地研究其背后的原因，如果连这样的疑问都无法给出回答的话，那么也谈不上对文化史有一丝一毫的敬畏了。
(昭和二十二年二月《冲绳文化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