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木与游山(1 / 1)

关于婚姻 柳田国男 3217 字 1个月前

锦木千株,古来之恋望兴叹

——松尾芭蕉

松尾芭蕉在元禄二年(1689)“奥之细道”的旅行途中,曾在酒田的不玉亭写下诗句,以上俳谐便出自其中的一卷。前句“春蚕蠢动,纤纤玉手轻持帚”,描写的便是富贵人家女子的优雅举动。这或许只是单纯的古风趣味,又或许是致敬古代东北的地方风雅,但对于正苦苦思索这一问题的我来说,似乎能够从中窥探出芭蕉本人的婚姻观。正如《万叶集》中“慈母怀抱,丝丝缠绕,心如蚕茧,茧似笼牢”一歌吟唱的那样,养蚕一般都是父母庇护下的年轻姑娘的工作。①那么,若在这样的女子家门前栽一棵锦木,结果又会如何?又是经过了怎样的改良,使得这一古老而浪漫的求爱方式,至今仍在东北地区的村庄里流传呢?芭蕉把这看作极尽风雅之事,而不只是俳谐这一文体的特有韵味,我也姑且大言不惭地表示赞同吧。

正如文献中记载的那样,比起日本西部,东北地区的开拓事业要晚上很多。这里地广人稀,因此村庄的结构也十分简单。“娘组”与“若者组”均不如其他地方活跃,恐怕也是上述原因造成的。这里没有“宿”这一常设的休息场所,男女集体往来的频率也是以季节为单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村庄的中心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家庭,平时年轻男女们都是在那里共同生活的。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的求婚方式最开始就有两种,但据我推测,其中的一种——即“单独访问制”——原本是非常少见的,只是后来逐渐发展,并变得复杂而丰富起来。或许对这片深山的“古来之恋”详加考察的话就可以发现,它能够勾勒出这两种求婚方式更为古老的形态在东北地区长期流传以后又各自经历的不同的发展路径。

当然,这只是老朽之人的无聊趣味,自然不足以引起当下“务实者”们的兴趣。因此,我只是简明扼要地提出问题,并将话题向更有参考价值的方向推进。我首先想说明的只有一点,即日本人原本就不排斥族内婚姻。因此,就必然有针对族内男女的联姻与不同家族之间的联姻两种方式的择偶方法。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发生分裂重组,其内部组成变得复杂,多数婚姻都变成了异族之间的通婚了。因此,“双向式”婚姻逐渐受到轻视,或者干脆消失。而单向式婚姻也逐渐不能顺应时代,从而依据现实状况做出了许多改变。时代发展到现在,中古以来做出的改变是否妥当已经成为一个疑问。向心爱之人赠送锦木这一古色古香的风俗最初通过地方官员和江湖侠客传播开来,令京城的文人雅士们新奇不已,这恐怕是距今九百年前的事了。但当时社会中利害得失的庸俗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至少那些舞文弄墨之人会认为这种罗曼蒂克的求爱方式只不过是一种稀奇古怪的民俗罢了。

然而锦木其名优美雅致,其外形也透出一种“物哀”之韵,因此读过和歌的人们都会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古老的歌集中,有着这样的诗句:

陆奥之国有莽夫,不予佳人文墨,持锦木一尺有余,装缀枝梢,立之门前。

佳人怦然,即刻取之;佳人淡然,夫续栽直至千株。遂感用心良苦,取锦木,会君子。

从“千株”可以看出,男子三年间风雨无阻,夜夜前往女方家赠送锦木。此外,还有男性会给女性赠送这样的情歌:

锦木千株,爱意浓浓,深闺卷帘,予吾探否?

而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深草少将的百夜车”“床榻上的留言”①等谈资,这只不过是一些锦上添花的文饰而已,不可能一开始就做出如此周密的计划。但问题在于,送来锦木的究竟是何人?我们无从知晓,故权且把它当作一个杜撰的故事吧。

这里吸引我们关注的是“家印”②。现如今,“家印”在东北地区的山村里依然随处可见。人们在山间各自砍下树木,虽然与其他人的树木混在一起推入河流使其顺流而下,但只要用砍柴刀在树木的一端做上简单的记号,就相当于宣告了它的归属。也就是说,每家每户互相都认识彼此的“家印”。当“分家”越来越多,“家印”也随之变得复杂,但基本上都是用三根或四根线的横竖组合来给各自的房屋做上标记。南至与那国岛,这种风俗的痕迹随处可见。奥州的锦木上或许也刻有“家印”,如此一来年轻的姑娘就能够知道,这正是深爱自己的小伙儿独自上山精心挑选的树木。人们只是用某种染料将“家印”描画在仅有一尺多长的色彩斑驳的木头上,而且那个时候的农村绝不会有能够用“锦”字来描绘的美丽颜料。由此可知,围绕锦木的传说到达京都以后,又被当地的人们增添了一层绚烂的色彩。

有人说锦木是烧柴用的木材,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直到今天,收集取暖材料依然可以算作女性最为辛苦的工作之一。为了不让佳人的“纤纤玉指”变得黯淡无光,男子会在天亮之前上山挑选一根上好的木头,悄悄放在女方家门前。如果真是足够痴情的小伙儿,恐怕现在还锲而不舍地在某处续写这一浪漫情节吧。不论是姑娘本人还是父母,都会被这种热情所打动而感到内心无比喜悦。或者为了确认对方的诚意,故意有三五日置之不理,但双方在树木孤独伫立、不日朽去的这段时间里彼此忍耐试探的场景,恐怕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看到吧。因此我一直认为,和歌中的歌枕①都经由歌人们的生花之笔而变得更加丰富华丽了。尤其是像“一尺有余”这样的说法,正是通过都城的院门结构样式推算出来的。在农村,所谓“kado”①就指的是屋外的空地。一根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在这样的空间里根本无法引起注意,因此,男性身高决定树木长度这一说法更加接近事实吧。正如情歌渐渐远离表达爱意的初衷,沦为夸耀才能与知识的手段,与锦木相关的浪漫传说也不知不觉变成了流传坊间的艳闻逸事。但就算是“未开”之国的一介“莽夫”,也不会把自己一生的命运寄托于这种游戏之中吧。至今,越是在“野蛮”之地,人们越是更加明确地区分明媒正娶的婚姻与露水情人的游戏。而正是所谓文艺世界,才是使得上述二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的罪魁祸首。

凡人世界的传统恋爱认真而凄美,丝毫不加儿戏,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柴米油盐的枯燥生活。在很多地方,人们称年迈时续弦的新妻为“chamorai”②,称寡妇再醮的新夫为“kihiroi”③,这些称呼中都含有“未被赋予生儿育女之职责”的讽刺意味。根据伊豆诸岛的古老习俗,新娘在订下婚约后仍然会在娘家停留一段时间,并不与男方的父母同住。但她们也有必须履行的责任。每天早晚各一次,新娘们需要将柴火、水桶等顶在头上送到未来的夫家。这种做法原本与求婚手段并无关系,最初只是一种感情的自然流露,后来却逐渐程式化,变成一种必须履行的规定了。恐怕锦木的故事也是如此吧。

过去,氏族的结合比现在更加紧密、牢固,并且规模庞大。大量未婚男女聚集起来共同经营一片土地。在这样的时代里,爱情的表白丝毫不受约束,简单、直接、自然。然而这种“土生土长”的习俗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几近消失,寻遍东北各个角落也难见其踪迹。大家庭拆分成数个小家庭,虽然大家同处一村,却各属于不同的工作团体,于是,人们再也没有机会朝夕相处互道问候,更不用说为了减轻心仪之人的劳动负担而特意承担多余工作了。当然,年轻人们也曾寻找各种新的机会,但为了让村庄成为一片繁荣的乐土,年长之人也必须出谋划策。于是,一方面他们(年长之人)对“锦木式告白”这种个人的参与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宽容,另一方面,他们同样也积极地支持人们共同思考并酝酿出体系完备、机会均等的集体性行动方式。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从更为古老的现象中追溯上述两种求婚方式的起源。但是,为了顺应新的需要从而将这些方式带进各自的村庄这一事实,以及人们认为若不肯定并积极发挥这一惯例的功能则所有人都无法得到满意的婚姻生活这一社会状况,是中古时代以后逐渐开始出现的。当下,这已经不仅是我的推测,而是根据几个事实,从民俗学的角度证实了的结论。只不过今天这通常被视为个人的私事,一旦成为局限于个人自身的问题,便再难有人重新关注了。由此而导致历史上的沉痛经历灰飞烟灭,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必须面临当今的重大改变,这不得不说是源于我等对此问题的长期怠慢。或许为时已晚,但至少我们必须将已知之事传达给后世之人吧。

青春易逝,芳华不再,重新回顾年少的过往,会深切体会到“伤春”①一词绝非无病呻吟的文艺辞藻。尤其是东北地区天寒地冻、冬夜漫漫,在劳动期间转瞬即逝的生活中,在心上人的家门前栽下千株锦木的闲情逸致成为只属于少数人的奢侈品。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为年轻男女准备的常设之“宿”,但即便是有,也无法像其他地方一样充分发挥作用。若要使青春年少的美好时光成为一生难以割舍的回忆,则必须另外寻找新的途径。人们普遍认为,在春种伊始,或是秋收将终之时,以“kakusetsu”①“忘秋”②等美丽辞藻为名而举办的体现人们迫不及待的心情的集会,是冬天交通极其不便的北陆、山阴一带的地方风俗,然而这一风俗实际上在奥羽地方最为常见。到了正月,“铊饼”③之日也好,“芋桶饼”④之日也好,或是盂兰盆节以及称为“moshi”的日子,都是年轻人游乐玩耍的日子。此外,尤其吸引我的是从春天冰雪消融之时一直持续到初夏的“山行”⑤。这一习俗在这个地方也被称为“aomonotori”⑥,原本是为了采集一年当中所需的食材。但听一听那响彻谷涧的山歌就能知道,这完全是男性针对女性的求偶之歌。关东平原的“割草歌”也是一样,对于唱歌的人来说,能够放声高歌的日子,便是决定一生命运的日子。在春光明媚的日子结伴而行、登高游玩的习俗至今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虽然折口氏①认为这是一种“斋戒”,但至少东北地区的“aomonotori”是一种劳动,从中还看不出信仰的痕迹。只是这种劳动能使人体验到乐趣罢了。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认为这一天的“劳动”能带给人们什么乐趣,虽然还有人认为这一天是“解放之日”,但大多数人不认为这应该属于婚姻中的一个环节。实际上,这并不是婚姻自由的开始,而是婚姻自由所带来的结果呈现出来的日子,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民俗学》杂志上曾经登载了位于秋田县北部的某个村庄的例子。在这里,人们将三月十五日这一天称为“游山”,人们会聚集到山冈上的八幡神社参加祭祀。虽然其中也不乏已婚者,但为数甚少。男女各自组成团队并互相议论。于是,未婚者们可以通过这次相聚挑选结婚对象,返回家中与家人商量后做出决定。于是,在这个二百户规模的村庄中,每年春天都有七八对新人步入婚姻殿堂。因此,这里大多数人都较早成婚,并且不与其他村庄的人通婚。

与之相似的习俗在气候更加温暖的地方也能够零星看到。《乡土研究》中曾经记录,在位于东海道、距离冈崎以东二里①的地方有一个叫作山中的村庄,其中有一个部落会举行一种叫作“御山”的祭祀活动。未婚男女身着盛装,背着装草的竹筐进入山中,载歌载舞,终日游乐。他们通常会在这一天订下婚约,若无功而返,父母则会忧心不已。因此有些家庭会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女婿来自村外,则姑且将其视为本村人留在村中,再令其进山与自己的女儿订下婚约。如今这一习俗不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在过去,约定的双方必须都是本村人,且这一约定也必须得到父母的承认。

在远州地区坐落于山脚下的村庄中,有一种叫作“hiyodori”②的舞蹈似乎就是以订婚为目的的,在《远州风土记传》这一地方志中,有这样的句子:

“hiyodori”之舞,乃山歌(kagai),亦情歌(utagai)①。

《乡土研究》中还记载,在大井川上游的佐泽药师堂中,到了正月初七的晚上就会整夜举行这一“hiyodori”舞会。虽然最近女性参加得较少,但一开始前来的人大多都是以订婚为目的的。一旦接受了婚姻的邀请,姑娘们的父母就会询问她们“是否以‘hiyodori’舞订下婚约”。或许当姑娘们给出肯定回答之时,父母们就已经无法拒绝这门亲事了。

上述“hiyodori”舞会与前面两种“游山”不同,它是允许外村人参加的。这或许是后来才将参与的人员扩展至村外的,但即使这样,人们也不会与不知底细的陌生人订下婚约。在距离东京不远处的多摩郡的村庄里,到了冬天会举办“嫁市”②。最初这是男性寻找伴侣的机会,但近年来却变成以展示新娘装扮、寻觅伴侣为目的的庙会了。在爱知县叶栗郡前飞保的曼陀罗寺中,到了阴历正月二十五日会举办“飞保的嫁见”①这一与法然②上人忌日那天类似的祭祀活动。有一些已经过门的新娘也会来参加,但也有不少人抱着相亲的目的,带领希望寻得美好姻缘的姑娘前来参加。我认为,或许以前这里也曾有过类似佐泽药师堂的参拜活动那样,以当场订下婚约为目的的习俗吧。

由上述习俗所想到的是在阴历九月最后一天的晚上,会举办祭祀活动迎接氏神降临出云,在这一天,会订下氏子们的姻缘,因而年轻男女会前往参拜。这一风俗在全国各地非常普遍,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我在孩提时代总是听到大人们说,神灵会出现在神殿的每个角落,用手指亲点鸳鸯,因此一定要尽量两个人肩并肩站在靠前的位置。过去,人们会在一年当中选择一天,集中订下多个婚约。上述习俗恐怕就来源于此。从每位女性的立场来说,最理想的是能够尽量有更加宽裕的考虑时间,并且在多听别人的意见之后再做决定。但这一愿望无法实现,因此不知不觉人们开始相信这些都是“缘分”“前世注定”“神灵的指示”,于是草率地定下自己的终身大事,想来也是凄凉无比。若要彻底实现新的婚姻自由,则必须熟知先辈们的经验,双方更加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决定。

虽然还有很多其他实例,但稍显冗长,因此我打算跳过举例,直接从结论说起。婚丧嫁娶的习俗中,婚姻习俗最容易成为吹毛求疵的对象。这是因为,婚姻的结果能够迅速在数字上体现,不需要考察每个个体的具体情况。虽然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得已的理由,但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也只能归结于计划的失败。不嫁不娶孑然一身了却此生的人不断增多,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什么值得夸耀之事。但是,这并不是通过婚姻自由的实现就能够改善的现象。亲生父母自不必说,就算是七大姑八大姨齐心协力,也很难帮助子女做出完美无悔的婚姻选择。就算是佐以“认命”“盘算”这些俗念,也依然会如此彻底地暴露出婚姻的不幸,不得不说是因为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求婚方法。这是因为,虽然外部社会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转变,但与之相适应的改良手段却一直极为敷衍而滞后。

城市的发展便是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城市中的的确确聚集着成千上万的未婚青年,但以选择结婚对象为目的放眼望去,所有人都显得如出一辙,因此即便合适的对象就在眼前,也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得到。更何况留心观察、“货比三家”的机会少之又少,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人们依然偏好于“一见钟情”,匆忙结为夫妻,恋爱游戏与终身大事“傻傻分不清楚”。村庄里曾经拥有专门为择偶提供极大便利的组织,然而,这些组织逐渐扩大,与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每家开始有每家的偏好和期待,因此人们逐渐开始轻视村庄内部的联姻。即便如此,好事之人依然乐此不疲,在某段时期内,他们还算是起到了一些正面作用,促成了不少美好的姻缘。但当这些“好事之人”越来越少,他们就只能以其中一方的需求为中心,并在此前提下出谋划策,这种情况实在是令人忧心。虽然古来的惯例(指“宿”时代的惯例)中也有不少弊端,但未来年轻男女的亲朋好友还是要从整体的立场出发,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若非如此,首当其冲的便是社会的制约力,它会变得越来越弱,直到不足以支撑古老的婚姻道德。

从每位女性的立场出发,如果家门前伫立着千株锦木,或者像生田川物语①中说的那样,有多个男青年甘心首疾赌上性命来争夺自己的话,自然是令人窃喜之事。但这样的事在现实中凤毛麟角,而且就算真的存在,这么乱来也只会给邻居带来困扰。只是沉浸在白日梦的幻想中是无法拥有幸福家庭的。所谓文学总是将这些多余的烦恼加于年轻人的身上。赠送锦木这种表达爱意的古老方式,正是以让我们重新认真思考寻常之恋爱的某种契机出现,并偶然在风雅之士中间传播开来的。就此问题,我还想要进一步深入说明,但篇幅有限,只得就此作罢。

(昭和二十二年一月《妇人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