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学者曾经认为，在古老的日本村落中，一群男性未婚者会和一群女性未婚者实行“集体婚姻”,这是否是事实尚未可知。但我在前述章节中已论述过，至少有一种应该称为“集体婚约”的形式直到最近还在持续。而这一论点所依据的事实，我目前能想到的至少有三个。
第一，一般认为“娘组”受到“若者组”的监督，或者说得更露骨一些，未婚女性与寡妇曾处在年轻男性的控制之下。这一说法如今已经演变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并没有人相信这是真实存在过的现象，但会有不少人在讲述时添油加醋不亦乐乎。第二，过去年轻男子不愿与外村的女性结为夫妻，而且有些人也许嘴上不说，但心里会把恶意戏弄、强行灌酒等单方面的行为视为不当。女性一旦与其他村落的青年保持亲密关系，便会受到严厉的制裁。直到现在，都有因夜间偷偷潜入女性住处与之幽会玩乐而遭到殴打的现象。上述两个事实是相互关联的。
第三，年轻男女曾经分别拥有各自的“宿”,成员之间会互相来往，谈一些连兄弟姐妹之间也难有的私密话题。如此一来，许多人在这样的交往中结为夫妻，这一习俗直到今天也有零星的留存，而在上一代人中则十分普遍。同属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也常有加入不同“宿”的情况。“宿”的目的之一确实是为年轻男女提供共同工作的场所，但它作为男女定情、缔结姻缘的风水宝地更是不可或缺。
除了上述三个证据之外，另有一个已经成为传说的事实。曾经，人们会选择一年一度的重大节日或其他重要的日子，定为年轻男女可以互相接近的特殊日子，这也成为许多美好姻缘的契机。这种特殊待遇一般情况下仅限于同一地域内的年轻男女。与“歌垣”“kagai”①等古代社会的记录结合来看的话，或许也能够将此算作一个例证吧。
二
如今已成惯例的日本婚姻习俗与古老村落中的缔结姻亲之间的巨大差别是我首先想要思考的问题，但是，究竟是何种机缘导致其中一方转变为另一方?抑或是二者独立并行，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方逐渐衰退，而另一方逐渐兴盛，最终胜者将败者的习俗视为不道德的事?也许不对不同民族的发展之路进行详尽的比较研究，其起源就无从追溯。但至少在所谓“有史”之后①,也就是日本人于这片国土广泛定居之后的种种事实，只有我们当事人能够考量。尤其是如今新规的制定使得这一惯例之上又被赋予了新的变化，正是期待与担心并存之时，我们的研究才更有现实中的必要性。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便是“娘宿”的衰微和减少。“若者宿”②一直以来保持繁荣，在有些地方，甚至能与其他新兴的青年团体并行不悖。而反观“娘宿”③则少得可怜，而且其中有一半都是单纯为了夜间工作而聚集在一起，并不在此过夜。此后，逐渐又演变为祭祀之日和其他假日的聚会场所，或者是结交挚友的场所，除了极少的例外情况，大多数适龄女子都不再前往居住。明治以后则又出现了新的原因，即工厂、学校一般都拥有集体宿舍，或者说更重要的原因是都市生活的扩大使古老的习俗已经无法实现。但实际上，这一衰微的倾向在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苗头，其证据早在中世时期的记录中就已经出现。例如，在武家以及地方豪族的女子当中，至少有一人会一直独守深闺，并在接受男性青年的求婚之时，受到有别于一般村落习惯的“特殊待遇”。沿袭了三轮神话①的所谓“丰后花”系统的传说故事如今能举出几百个例子，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也就是说，原本是一些罕见的特殊事例，却不知何时成了随处可见的一般情况。这是我的一个假设。
三
据我想象，最初一门一族都各自供奉着自己的神灵。而只有负责侍奉神灵的某一位处女，是不能成为“娘组”成员的。例如，在常陆的鹿岛，女性一旦被选中负责“物忌”①,便不得不坚守岗位直到年迈色衰；而据说丹后某个神社的巫女一旦萌生了七情六欲，外界就会出现某些征兆，因此她们通常都会“畏罪而逃”。虽然上述情况中的女子年龄并无定说，但明显可以看出她们很难重新服从寻常“娘组”的管束了。而到了中世，在氏神的侍奉者中却有不少已经嫁人的管事主妇。所谓神灵的侍奉者须为处女的这一规定较为宽松，由尊贵之人的配偶来承担这一角色的情况在冲绳等地尤为多见。这一倾向可以看作是信仰的合理化，同时也能让人感到衰微的迹象，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已是大势所趋。许多民族在这一点上都具有共通之处。
但是有一点却是日本特有的现象。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存在一种将远道而来的准女婿视为尊贵之人的特殊情绪。这或许是人们认为村落中生死与共的居民无高下贵贱之分，皆为凡俗之人的缘故。
在《贞永式目》①的名篇中，曾有不得将“月卿云客”②纳为女婿的戒条，在曾我的物语中则有伊豆、相模等地势力较大的“地侍”③均与异地之人互结姻亲的记录。由此看出，这些无疑都是某种所谓“政治婚姻”,江户时代以前，政府对各个大名的婚姻都会严格管控，但不得不说，是只有成为宗家主妇、侍奉祖神的女性才能够在婚姻上不依赖“娘组”的古老观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只有本家的夫人才会将跨越千山万水方能实现的哪怕只有一次的“婿入”看作极其不易之事；将媒妁之言与道听途说当成唯一的依据，让不曾相识之人成为自己的女婿——诸如此类的奇特婚姻形式演变为世间稀松平常之事的根源也与上述神奇的观念有关，同时也是将基于这种观念的做法视为模板，并认为无论何人都能加以效仿的想法所导致的结果。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也是一种所谓“世态”,其创造者就是这个社会本身，而法令只能是追随其脚步姗姗来迟。也就是说，无人能够知晓这一变化的过程和脉络，因而也就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好是坏。
四
正如统计数据所示，如今，村内居民之间的联姻仍然占据一定的比例。完全不与外村女性联姻的部落依然为数不少。然而，“娘组”这一团体仅因为一两个特殊家庭的退出就逐渐解体，至少是可供暂住的“宿”逐渐消失，姑娘们都不得不各自回家过夜的现象其实很早就开始出现了。因此，男性的“若者宿”就算是暂时保留，也无法再继续发挥曾经拥有的功能了。简单来说，所谓“公平选择”在女性一方变得尤其困难，女性越来越难以获得充分了解男性的品行之后再决定自己一生伴侣的权利。遗憾的是，以上事实在文字记录中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我认为这着实是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史研究的一大损失。
例如，“yobai”一词变得不堪入耳，后来甚至被理解为在君父面前都难以启齿的极度下流的行为，这也是前述变化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在上代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使用“yobai”的例子数不胜数，其含义有“聘礼”,有时候甚至直接对应“婚姻”这两个汉字。人们将原野的山鸡与山川的青蛙的鸣叫声称为“tsumayobu”①(唤妻),从中可以看出“yobai”是“不停地呼唤”这一动词的名词形式，原本或许是男女互相呼唤对方的意思。然而后来却逐渐演变为男性去远方求偶归来的意思，这恐怕是受到“唤”字或“呼”①字的影响，于是自然而然地，比邻而居的人们之间——尤其是女性——渐渐不再使用这一词汇。然而在现在的口语中，表达“召唤人们”这一意思时一概使用“yobu”一词，此外，将媳妇或女婿迎入家中也都使用“yobu”一词，只有“yobai”一词，不论是其含义还是使用的场合，都变得极其有限了。
五
如前所述，某一词汇在古今各地的不同用法对于理清婚姻制度的演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线索，然而却没有人对其进行回顾与整理。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此项工作，但至少应该先将我所知晓的事实如实向下一代传达。大间知笃三君在爱媛县南部村落里听到的故事中所提到的“yobai”,所指的范围十分明确。人们一般将男性前往女性家中这一行为称为“yobai”,这与其他地方并无不同，但在这里(指前述爱媛县南部),同样是拜访“娘宿”,却只有外村男性拜访“娘宿”才被称为“yobai”。从反面来说的话，同村的青年男女互相前往各自的“宿”则不包含在“yobai”这一行为之中。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判断，过去，一般在有“娘宿”的时代，村子里是没有“yobai”这一说法的。而过去的八丈岛等地的例子却与此不同，在《八丈实记》中可以看到将进入“宿”的年轻男性都称为“yobai”的记录。同一词汇的上述两种用法究竟哪个更为古老，如今我自己也难以断言，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将拜访居家女性的行为称为“yobai”的例子在近世变得十分常见，只是其中存在着两种类型，它们互相矛盾且差别明显。如果进行更为详尽的考察，则能够将分类更加细化，但大体上来说，有不少地方是将暂且搁置父母的认可，有时甚至不顾对方女性的意志，便在夜里侵扰女性的这一无礼行为称为“yobai”;与此相对，另一种则认为“yobai”是必须经过父母的认可之后才能付诸行动的，而秉持这样观念的地方也不在少数。在能登半岛西岸的海女部落中，年轻女性努力工作，与同伴之间的感情也非常深厚，然而他们却没有住所，因此以男女相爱并同居为目的的行为被称为“道约束”①。
郡志中记载，年轻男女自由参加“道约束”,各自寻找理想的配偶，在闲暇之时不分昼夜，随时可以相会谈笑。一旦“道约束”获得双方家长的认可，男性便可公然出入女性的居所。濑川清子氏①曾经在报告中提到，上述男性出入女性居所的入口便叫作“yobaiguchi”②。也就是说，在这里存在一个男女交往虽已开始，却还未成为正式的“yobai”的缓冲期。
六
泽田四郎作君③的采访日志中记载着飞驛某个山村的例子。在这里，“yobai”所指的范围似乎更大。从男性确定新娘并完成“taruire”④的仪式，到结婚仪式前一天往来于新娘家中的行为都被称为“yobai”。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横刀夺爱，其他男性一旦得知名花有主也就断了念头。男方的父母会在行前叮嘱儿子注意不要着凉，而有些部落的人则会在清晨遇到“yobai”归来的年轻人时，问候一句“辛苦了”。以前，妻子留在岳父岳母家的时间相当之长，即使双方父母都已知晓，公开奉酒、获得认可也需要漫长的等待。在这期间，就需要有年长的女性对新郎的行为进行监督了。在肥后球磨郡的村落里——虽说已经是两三代以前的事了——据说有一位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在三年的时间里，不论是皓月当空还是阴霾笼罩，每晚都会有意高声哼唱小曲，沿着同一条路前往那位姑娘的家中。即使没有华丽的仪式，也能权且把这小曲当作正式的结婚宣言，如果出现了竞争者则随时奉陪到底。这种动人心魄的“yobai”,恐怕是那个时候年轻人的共同回忆。同时，这也反映出现实中“宿”的生活已经逐渐衰退，在彼此伙伴的见证下建立恋爱关系的机会逐渐消失。或许未婚男女的痛苦与忧愁，便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吧。
七
此外，还有一种不同形式的“yobai”存在于某个地方。具体是哪个村庄已经不得而知，大约是在爱知县东部，以及和歌山县沿海的村落里，将年轻男性在夜间公然前往适龄女性家中的行为称为“yobai”。盛夏时节倚着门口的纳凉台，严寒冬日则坐在炉边的工作椅上，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待着。明明独自前来即可，但偏偏是三五成群。来访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了，因此家里没有人会自讨没趣地询问，只是举家欢迎他们罢了。为了能有更多的人前来，为了来人能待更长的时间，做父母的通常都会煞费苦心。这一习俗根深蒂固，绝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两三个地方，但大多数地方认为这是一种“yobanashi”①,也有些地方认为是“yoasobi”②。虽说二战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得而知，但近年来“得益于”国语教育，不少人试图用互相通信来代替这一“不规矩”的交往形式。虽然互相通信能够帮助年轻人们根据语言措辞来判断彼此的性格和癖好，但到了互诉衷肠的时候，这种方式却难以将更多的竞争者挡在门外。于是，年轻人们想要利用路边的简短聊天或是树荫下的休息时间，但除非加入“宿”生活，否则这种机会极其难得。仅在三轮、妪岳③或者净琉璃姬的物语①中见到的“独自一人式”的访问，频繁增加是否是必要的结果不得而知，但这种面对面的促膝长谈对内心脆弱的人来说总归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然而据说在农村，家家夜不闭户，并给予年轻女性独立而隐蔽的寝室，为年轻男性的到访提供方便，若不如此，则会有损名声并遭到各种恶意捉弄。农村的风俗礼仪曾经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在有些地方，前来时应手持灯笼，用力推开第一道大门，使之发出巨大声响后再进入，否则会被当成行窃之人。而在有些地方则要宽松得多，父母只是站在很远的地方暗中观察而已。与此同时，女性也会磨炼自己的判断与观察能力，总之，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卷入那种轻率的“试验”式婚姻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更多人为了避免交友不慎而导致一生幸福毁于一旦，从而各自在婚姻问题上始终保持甚至有些过度的戒心。以新娘入籍为开始的现代婚姻生活在日本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它之所以变得如此普及，我并不认为是家族制度带来的必然压迫所致。
八
比起各自的家庭，“娘组”会向年轻女性们传授更多的“防身术”。因此，即使在共同的留宿场所消失以后，这个团体也继续活跃了一段时间。而当“娘组”也终于解体，年轻姑娘们也不得不回归自己的家庭，此时，母亲们便以超乎寻常的母爱介入女儿的婚姻大事，然而，可做之事毕竟有限，在很多问题上她们也束手无策。有些富贵家庭雇用了乳母或保姆，这自然无可厚非。若是有热心的邻居大妈，也能绕着圈子托托关系，但这也是父母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之后的事。世间大部分人认为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就应该顺其自然，却反而意识不到所谓制度与习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我在年纪尚轻之时，曾两三次听说有失去母亲的女孩在临近婚期之时选择自杀的惨剧。于是我深深感到，孤苦伶仃的女孩在现如今制度的束缚下，其境遇是如何的悲惨。但即使是父母双全的家庭，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也不能说是万无一失的。
在被嘲笑为“未开之地”的乡下，人们倒也酝酿出了一些解决方法。例如，在女儿超过适婚年龄之前，父母一般都镇定自若，心中也没有什么大致的目标。但这种情况下，父母一旦设身处地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会开始忧心忡忡。他们会寻找时机，装作若无其事地向女儿年长的朋友打听。一些风趣的老父亲会酒气熏天地接近年轻小伙子，用“你们这些小兔崽子，天天没精打采的怎么行”这样的话来激将。年轻人们则对父母的苦心了然于心。家里要是有个天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儿子，父亲们则会焦躁不安，更有甚者，逢人就打听“唉，我家×吉①咋样了?看着像是有了对象的样子不?”。而那些放不下身段的父母则会早早开始物色儿媳，并三下五除二地将生米煮成熟饭，期待两人婚后再慢慢培养感情。这些迫不得已的做法，皆是因为婚姻问题实在无解。在农村，媳妇与婆婆同住的形式也出现得较晚。之所以演变为这种形式，一是因为后来女性作为劳动力对娘家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二是因为失去了选择自由的被动的未婚者，再也不能一直守着娘家直到终老了。
九
家庭干涉婚姻自由的风气在过去就已初见端倪，进入近世以后则愈发明显。但是，其动机源于对家庭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顾虑，这与当事人自己的偏好，也就是决定配偶的自由原本就毫无关系。在农村生活中，这两种自由原本就是并行不悖的。例如，在内海西部的某个岛屿上，有一位与父亲同住的三十岁左右的女性。虽然女儿已为人妇且生儿育女，但由于家中没有其他女性能够承担家务，因此父亲始终不同意女儿正式出嫁离家。这让男方极为困扰，渐渐不再前来。于是，又出现了第二位男性，并且女儿再次生子。这种荒唐事在当时的社会却不会遭到别人的冷眼，仿佛只是一种“无可奈何”一样。一般情况下，父母都会将男方纳为婿养子，但这个家庭却做不到。不仅是因为家境过于贫寒，还因为女儿选择的男性偏巧都有无法成为婿养子的身份。在广岛县的山村里，有一位模范青年，同时也是年轻人的首领，他与到了适婚年龄的妹妹一起生活。他的妹妹一直渴望嫁人，终于得偿所愿，随即前往对方家中。如此一来，只剩下哥哥一人生活。渐渐地，年华似水，青春不再。由于家中没有其他女性，一旦成为他的妻子，就要承担更为沉重的主妇职责，平日里繁重的劳动自不必说，要是家中有个三长两短更是火上浇油，想到这些，自然就没人愿意成为这家的亲戚。别人都能够想象嫁入这家后的生活，因此虽然他是位与人为善的青年，却没有姑娘愿意与他为妻。若是在大都市里，恐怕这样的夫家反而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这是因为都市人并不看重男方的家境，他们物色的，恰恰是那些无事一身轻的落单青年，如此一来，相当于家中多了一个儿子。然而，在农村和渔村则情况有所不同。各种农耕和渔业劳动需要共同协作，因此人们更愿意与能够提供帮助的家庭结为亲家，更有些自私自利之人单纯以对方的劳动能力为目的，特意谋划这种小型的“政治婚姻”,而这尤其离不开介绍人的“智慧”与“谋略”。女性常常被诱导，或者一方并不知道另一方早已居心叵测，就稀里糊涂地与对方订下婚约，从此埋下婚姻不幸的种子。于是家庭对婚姻的干涉愈演愈烈，甚至把未经父母同意的婚姻看作“私通”。如果这就是“私通”的话，那么中世以前百分之九十九的婚姻都是“私通”了。那时，父母在儿女订下婚约的第三天才会接到通知。如果每次都发生纠纷不欢而散的话，那么这一惯例也就不可能持续如此之久了。也就是说，在婚姻问题上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早已在农村被事先培养出来了，而我认为这个功劳应该归结于“娘宿”本身，抑或就是“娘宿”所具有的功能。
十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乡下人尤其喜欢说长道短。刚过门的年轻主妇自然会遭受人们挑剔的眼光，稍不留神连男方也难以幸免，成为众人品头论足的对象。虽然有人因此苦不堪言，但仔细想想，这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仅有的一次观察社会的机会。整天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们自然是粗俗不堪，但实际上，周围总是有那么几个只听不说的看客。聆听也会有害，更何况那净是些“引人入胜”的话题。工厂和宿舍生活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任何人都沉溺于打探消息不肯罢休，但也并不一定所有人都因此而变得左右逢源。况且乡党之中尚有年功序列，在很长时间内，人们不能像前辈们那样随意开口，因此，实际上更多的消息都来源于所谓“旁听”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追问到底的作风。正是因为拥有自由，所以他们感到迷茫。于是，他们能在即将做出决定的危险时刻悬崖勒马，就是因为听了太多无疾而终的悲惨爱情故事。
年轻姑娘和小伙子这一对伙伴，很难长期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但他们之间的交往也并不一定自始至终都只有揶揄和谐谑。通过群体力量来表现的女性舆论必定会在某个矛盾出现的时候显现出来，而这一舆论最终会对男性们的判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即使是在对年轻男性的去留十分宽容的地方，欺骗对方家中的长女也是极大的罪恶，人们对男方施加压力，使其履行约定。这样的规定似乎还有不少，但我还未进行搜集整理，因此也就无法详说。他日，当它成为对我们的未来不可或缺且严谨周密的知识时，或许会有人愿意一幕一幕回忆起来吧。
十一
如果说所谓赋予女性婚姻自由，只是在其不情愿时不加强迫的话，那么事情就变得简单明了，而且一直以来人们都是这样做的。但如果更进一步，允许女性自主选择自己心仪的男性的话，那么选中的人是谁就会立刻成为问题。在梦中当然可以自由描绘幸福美好的图景，但现实中能够实现的部分却十分有限。她们恐怕只能相信“缘分”这一虚无缥缈的宿命，并在神佛面前虔诚祈祷，希望偶然邂逅的那个人就是命中注定的最佳选择。若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借助某种“工具”,使“自由”本身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而这种“工具”并非所有人都能用得顺手，一旦搞砸就可能成为媒婆和介绍所的囊中之物。以村落为单位的交友组织，最初或许只是繁衍后代的手段，而后来当事者的良苦用心却渐渐把它变成了充满青春记忆的快乐花园。如今这样的组织已经几近荒废，往日繁盛再难重现。人们甚至将村落看成一道围墙，难以忍受它所带来的束缚。我们不得不重新建立能够取而代之的、目的明确的交友机构，否则，所谓“自由”就会失去全部价值。
过去，曾有人试图发起青年团的改革运动，并想要严令禁止“nisekumi”的“yobanashi”“yoasobi”行为。据说，当时在西国的某个岛屿上，率先站起来反对这一运动的就是年轻的姑娘们。她们抗议道“如此一来，该如何是好?”“如此一来，如何寻得夫婿?”。听到这些话，我首先想到的是，“宿”一直都是年轻人的乐土，而围绕“宿”的生活其实是有明确目的的一项事业。只不过有时计划赶不上变化，或者没能及时妥善处理一些棘手的麻烦罢了。我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参与这项事业的人思虑不周。所谓自由，应该只属于那些聪明睿达、颖悟绝伦之人。
(昭和二十二年三月《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