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我们终于沉下心来尝试思考问题时，首先浮现于脑海的恐怕就是生活如何能够永久持续下去的问题。经历了这次难以预料的重大变革①之后，究竟有哪些要素还能永存下去呢?又会有多少部分能够永恒不变，可以称为国家乃至民族的永存呢?以我们自己的意志以及判断力，能够自由地使其永存或者中止的领域又能够延伸到何种程度呢?或许关于以上问题的争论还会保持一段时间的热度，但是，如果将学问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加以利用的话，按照正确的步骤，则必须以此为入口开始深入探讨。因此我认为解决此类问题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我们有必要尽可能选择大多数人关心的共同话题，尝试着自然顺畅、浅显易懂地展开这一崭新且困难重重的公开讨论。

在日本，家庭作为连接个人与国家的中间单位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这不仅是战前就已经遗留下来的问题，今后将是更为惨烈的舆论斗争的战场。但不可思议的是，人们似乎对某一个最为普通的事实视而不见。人们忘记了家庭是以婚姻为开始的，是由将要走入社会的男女共同经营的。于是我们并没有让这些家庭的经营者充分思考这个问题，却只有上了年纪的老者在自以为是地品头论足。不管结论如何，这种讨论方式本身就欠缺足够的公平。

我们想要决定的是未来的家庭状态。制度在每个时代都会遭到批判，而在批判基础上做出的修改，却往往稍有滞后。现如今讨论家庭必要性的人们，多半是结婚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已婚者，他们对枯燥琐碎的家庭生活已颇感厌倦。如果仅让这些人思考这一问题，则不可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当然，我们不能只是让那些对未来充满玫瑰色幻想的人去空谈自己对家庭的美好想象，在这一点上，年长者的阅历和经验还有足够的用武之地。而即便是那些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也应该有发挥作用的机会。

二

为了让人充分思考，将一些令人意外的事实列举出来进行比较观察，倒不失为一个良策。今年，似乎是由于城市空气中悬浮着大量DDT①的粉末，蜂虻类昆虫在郊外一带肆虐，令人苦不堪言。昆虫们的牵线搭桥者寥寥无几，其结果就是家家户户菜园里的南瓜都只开花不结果。清晨那喧闹一时的低俗的恋爱游戏，仿佛成了对追求时髦的揶揄讽刺。

我家二层的窗外，掩映着一棵石榴树。十几年前刚刚移栽过来的时候，枝头结满了沉甸甸的果实。一天，有位访客仰望此树，感叹道：“看起来有些蔫儿啊。”我对他的这句话颇为在意，于是让不专业的花匠一下子施了好多肥。结果，好好的石榴树变成了“石榴花树”,结出的果子连供奉鬼子母神都不够。至今在每年正月十五前一天的晚上，各地村庄都会实行“narukanaranuka”“naranaki”“tatakikiruzo”②等“威吓法”,今年我决定一试究竟，但实践之后依然没有什么效果。

南瓜和石榴之类一般都拥有一位守护者——人类。虽然这个守护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美味果实的欲望，并且有时也会智商下线做出愚蠢的举动，但至少他们能够保证这种植物不至于走到灭绝的地步。而那些不知名的花草树木，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生自灭。即使来自外部的净是砍伐、掘根、焚烧、踩踏等让它们断子绝孙的力量，它们也依然能够生生不息。以上事实是一个最为直观的例子，说明人类是无法在忽视法则的情况下行事的。当然，最初会备下大量的种子，只能指望其中少数种子能够存活下来。但在这一庞大的群体当中，不管是多么弱小的个体，只要将其置于易于存活的环境中，它就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珍贵的机会。这一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我想要指出的是，人类制度与园艺之术是非常相似的。虽然没有人一开始就想要违背自然之道行事，但人类的智慧也会时常出现差错，从而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受限于周边的各种制约，明知此种做法为好，却又迫不得已地支持计划之外的其他做法。其他国家的经历我仅仅有所耳闻，不做过多评判。但在日本的婚姻史中，确实存在着若干令人扼腕叹息的不快经历。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必须彻底探寻这段历史，是因为“实际之学问”的出现在当下尤为迫切。然而，对此进行论证仍需一定的技巧。对于此项工作，从任何一个角度说我都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那些超越历代制度的事物，以及那些即便是无情草木也能够从遥远过去共同传承下来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我想要与那些即将立身此世的人就这一事实畅谈一番。

三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日本女性在婚姻中的形象是极其单纯且逆来顺受的。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这是近世以后才被刻意强调的、局限于武士等部分阶层中的某种习惯的残留。将其看作全体国民生活的代表性特点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合逻辑的。在武家社会中，上述习惯曾经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基于这种观念的某种教育方法逐渐扎根并一直延伸到已无此必要的时代，使得以其他方式为基础的必要性被强制抹杀了。武士阶层的特征，便是缺乏基于正确价值观的“性别教育”,而这一点却被大多数人所忽略。在这个阶层中，农村普遍存在的“娘组”①是不被认可的，而代替“娘组”的其他组织在大多数家庭中也并不存在。女子长期独处深闺，由于远离人情世故而不解红尘，她们在进行判断时，大多都不得不依靠长辈。同样的现象在男性中也同样存在。父母必须为子女未来的幸福出谋划策，实际上比其他阶层的家庭更加劳心。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制度的贻害，但也不能将其单纯看作道德、情理和法律的强制作用。

武士家庭上述做法的必要性恐怕来源于农地持有的制度。当时，武士们各自持有领地，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安全感，最初是寄托于神灵，之后则是倚赖一门划算的亲事了。他们之间的联姻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什么自由的选择。进入战国割据时期之后，武士们相互之间结为姻亲，有时迎娶新娘甚至与劫持人质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因此，那时的婚姻早已脱离其原本的目的也不足为怪。但是，问题在于这仿佛已经成了代代传承的习俗，无论是日本人自身还是别国的旁观者，都毫不怀疑地认为这一直以来都是日本整体社会的普遍现象。然而，上述婚姻形态是否真的毫无破绽地幸存下来了呢?或者在应对实际生活的时候，是否另有数条备选之路可以利用呢?我认为，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比起对制度本身的价值批判，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在现实世界的发展演变上吧。

四

如果法律的条文、诉讼的记录以及其他基于文字的内容就是制度——当然，这也是依据“制度”这一概念的定义而定——的话，那么制度本身就不具有代表性，也并未真正反映出每个时代的实际情况。所谓习俗不是只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有时根源于古老原始生活的某种习惯直至今天都能够受到社会的包容并得以保存。而法律在这个方面只能扮演“限制”的角色，却无法起到指导的作用。恐怕一辈子都没遵从过任何一条“制度”也照样生活下来的人也不只是我一个。就算现在的制度真的延续了千年以上，在此制度下的每个婚姻个体的观念也曾有无数次的改变与动摇。那些对未来抱有浓厚兴趣的人至今都没有将目光聚焦于某种最为原始的动机，实在是一大憾事。

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即便在武士阶层以外的家庭，新娘都不能算是真正拥有自由意志。然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横向比较的话其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纵向比较来看二百年以前与现在也并不相同。如今只是单纯沿袭了武士阶层的家风，而在过去，无法实现婚姻自由的原因也同样存在于女方。这一原因可以从家庭与蜂巢或者说所谓蜂王之间的关系中类比出来，但在过去，家庭主妇这一地位却出乎意料地难以获得，是所有女性争先恐后孜孜以求的对象。因此，没有人对此漫不经心。现在的一般家庭平均五口人左右，也就是说包括夫妇、两个子女再加上夫妻其中一方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但这只不过是个平均数，并非所有家庭都如此。稍稍往山区的郡县中深入一些就会发现，那里的家庭平均可以达到七、八口人，而在农村，一家有十五、二十口人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由于更多的家庭数量有利于政府课役收税，所以“分家”①都是受到鼓励的，但即便如此，人口众多的大规模家庭也依然存在。过去，为了避免孤立时的不安心理，同时为了保障家本位的生产生活，人们大多聚集于一家之长的周围，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自然现象。于是在那样的大规模家庭中，即使人口众多，担任主妇角色的也只有一人。假设一家成员人数翻了十倍，那么就有九位女性没有机会成为主妇。之所以在选择结婚对象时慎之又慎，正是因为主妇与其他女性成员之间的待遇有着相当明显的差距。女性原本就不像工蜂那样实质上处于“无性别”的状态，因此必须拥有事实上的婚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于养育下一代成员来说却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没能成为家长的男丁也是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没有成为主妇的女性更加悲惨，但是男性毕竟还拥有各种自由。女性时常会抱有孤独终老的危机感，因此必须使尽浑身解数去满足对方的要求，坐稳主妇这把交椅。女性虽不至于专注于读书算数，对其教育程度的要求却也是早有既定的标准，也有较为成熟的一套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村庄的“娘组”既是教授“主妇之学”的学校，亦是主妇候选人的选举机构。在男性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一家之长之前，主妇并不是一个能够自由选择、轻易得到的地位。于是，女性首先期待的便是自己能够获得这一地位。

五

人们普遍认为在位于飞驛白川乡中切地区的各个村庄里，上述“第一阶段”的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即使在明治新政实施以后，这种状态也以“tane oji”“tane oba”①的形式在很多其他地方继续存在。然而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倾向于公开他们的事实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秘密),且不会一直将女方留在她的娘家，而是会将她接到婆家一起生活。我想要把这种状态称为“嫁入”婚姻

的“第二阶段”,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目前只是一种推理，但我认为，这种新的习俗与所谓“怒领嫁”①的提早“入家”②属于同一时期出现的现象。过去，“嫁入”与婚姻本身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目的上都分属两件不同的事。嗣子之妻“过门”③与丈夫继任一家之主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在上一代主妇④或去世或隐居之前，总之是直到新的主妇上任之时，不管有多少个子女，都只能作为娘家的家庭成员留在那里并为娘家工作，男方只是前来休息罢了。很多证据表明，上述事例直到现在都存在于各个岛屿。至于后来为何会提早把新娘接到公婆身边，有一种说法是为了尽早教会女方身为人妻的礼节和规矩，以正家风。但实际上，由于武家和旧家①只与远方家庭联姻而无法拥有互相思念与相聚的幸福时光，因此他们以“嫁入”作为婚姻的开始。一方面人们认为这种做法高雅清致并争相效仿，另一方面，“刀自番”②的习俗对于双方家庭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既然早晚都是嫁出去的姑娘，还不如早些将培养管教的责任移交于男方。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劳动力对于各家来说已经变得没那么举足轻重了，但女儿离开自家进了别家，也会有别家女儿嫁过来进入自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并无影响，因此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附会。

总而言之，当没有主妇地位的媳妇嫁入家中，进入以家庭成员的身份与男方亲人共同劳动的阶段后，这样的媳妇多一人少一人都并无太大差别。当然，未来主妇的候选人会受到特别的敬重，别人对她的称呼也会有所不同，但尚没有主妇该有的任何权力，因此也不算是风光无限。更何况若要平安度过这一时期，沉默是金、逆来顺受等“品质”必然会被列入主妇教育的道德条目中，这些恐怕都会大大削弱未来主妇的威望吧。

六

直到现在都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位于作州的“七子持屋”以及位于越前穴马的下山的“大屋”,有几对夫妇常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而从未考虑过“分家”。以我们所拥有的建筑学知识，很难想象这么多对夫妇如何能够做到在同一屋檐下长期居住。然而在奥羽地区的北部，直到现在都能看到，人们会在宽敞的厨房周围用木板隔出空间，仅供拥有配偶的人使用。那净是些只有两三叠大的蜗居陋室，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够长期居住的地方。因此，这里应该存在这样一种习俗：在孩子长到一定岁数之前，一家人一直都要居住在外面的某处小屋。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规模较大的家庭是无法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的。

如今进入村庄就能够发现，人们不约而同地称为“分家”“别家”①或者“deie”“denbe”②等的家庭形式中，有两个具有明显区别的种类。一种是比较古老的形式，其面积比本家小很多，一般都会整齐地排列在本家周围。其中当然也有居住着奉公人的名子①“别家”,但其他“别家”与本家之间都有明确的血缘关系，拥有相同的祖先。但是除了饱受贫穷之苦外，其家庭规模也很小，始终不得不接受本家的关照和干涉。如今就算是把这些家庭算作独立的一户，恐怕也只能是本家大家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

与之相反，现如今有一种以另立大门户为前提的“分家”,大多拥有宽阔的宅院和殷实的家产。这种“分家”一般被称为“新屋”或者“新宅”,拥有独立于本家的土地，因此可以看作是新近出现的形式。这种“分家”必须以本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前提，因此数量一直很少，过去也曾刻意在距离较远的土地上建造房屋，因此与本家之间的往来也不如前述“分家”那样频繁。后来，这类“分家”与本家的距离逐渐缩短，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但同时，各种矛盾纠纷也多了起来。首先“新宅”中有大约一半人与本家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如今，其财富和势力凌驾于本家之上也颇为常见。总之，从两种形式的“分家”的特点来看，人们另立门户的动机从一开始就彼此不同，将其合二为一，用同一名称进行概括，导致家庭制度的变迁过程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了。

七

那些被迎娶至这种新式的“新屋”的新娘尤其会让许多女子羡慕不已。如果说只是逃脱了侍候父母的辛劳，那么在丈夫尚且年轻力壮的本家也要面临同样的状况。问题在于本家的女子虽然能够坐上

“第一夫人”的交椅，却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她们要在先祖祭祀、供奉菩提寺以及贴补亲属的金额上做得无可挑剔，这对她们来说是一大负担。而“新宅”的主妇由于避免了这些烦琐之事，也能更加轻松地计划未来的家庭生计。《俳谐七部集》中有这样一句附句：

分家女子何其幸!……

可以看出，人们甚至用歌词诗赋来赞颂这种美好的境遇。得以在另立门户的“新家”中生活的女子，除了自己的丈夫之外，还能够被更多人奉为掌中之宝，恐怕所有因上了年纪而内心变得脆弱的父母都会祈祷自己的女儿能够与这样的家庭结成美好的姻缘吧。

然而，近世的经济繁荣偏重于资本的积累，催生了更多的独立“分家”。此外，人们移居、交通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就职的机会也逐渐增多。所谓久居为安的时代已经到来，城市成为家庭中的次子、三男们大展宏图的地方。不仅如此，曾经被视为掌中之宝的“旧家”①嗣子们也理所当然地加入这个行列，开始了“分家”的生活。至此，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嫁入”婚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曾经的新娘们不得不被家庭的繁文缛节所束缚，她们负重前行，只得沿着指定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如今男性人数的增加使得更多的女子成为主妇，家庭不再从婚姻中索取什么,相反，婚姻本身不得不选择新的家庭形式。现在，已经不再是空谈当下制度是否合适的时代了。解决问题的责任已经一半转移到年轻的适龄青年身上，而他们能够避之不理的问题也几乎不复存在了。

另一方面，面对日本战败后的一片狼藉，面临衰老的人们将不得不思考更多的问题。场所不再能够限制婚姻的形态，而是根据婚姻的情况，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场所，这一变化，我们或许认为是从“草木式”向“禽鸟式”的转变。但是这两种生物之间却在生殖与繁衍的法则上存在天然的差异，而它们自古以来就本能地遵循着各自的法则。人类在半无意识的状态下对传统习俗的改变，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破坏了一直以来的平衡，又在何种程度上以新的和谐形式给社会带来益处，这都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当然，将其应用于重建日本的庞大计划中是最重要的目标，但为了实现它，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地追溯更加遥远的过去。

八

明治初年，日本总人口数达到三千二三百万，当时创下了日本人口数量的新纪录。但是短短七十年之后，其数量就翻了两倍多。其中的原因真的调查清楚了吗?那些人口学家中，真的有人发现了真相吗?恐怕连真相的边缘都没有碰到。虽说饥懂、瘟疫、兵荒马乱等是阻止人口增长的巨大障碍，但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恐怕已经可以证明，上述这些因素并不足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之所以说这些研究方法难以令人满意，正如前述家庭人口数量的例子一样，他们试图用所谓“平均数字”来一股脑儿地概括所有的情况。这种推测断然是毫无根据的。只需调查眼前的若干实例就能够发现，在同一个村落里，某一家一门断了香火，会有另一家在同一时期开枝散叶。从姓氏的分布来看，只有依托宗教信仰和外部技术而得以自由迁徙的家族能够不断繁衍兴旺。或许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摄取足够的食物，但在食物的获取并不困难的南方诸岛，岛屿或部落的人口却有增有减，由此看来，除了营养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各种各样的障碍与推动力在影响着人口的多寡。因此，死亡的原因似乎更加容易查明，而出生人口增多的背后却有些许微妙的法则依然没有浮出水面。简单地说，婚姻方式的异同与婚姻观念的差异之间有某种十分隐蔽的关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人类必须繁衍下去，那么阻挡孕育新生命、减少新生儿出生机会的婚姻只能看作是不合格的婚姻了。

引用一个稍稍有些露骨且极端的例子。例如，“游女”①一般是不会生儿育女的。即便是在京都、江户、大阪的大规模的花街柳巷中，生子的“游女”甚至会成为人们称赞的对象。而如果去冲绳的一个叫作“过”的游所②就会看到，在那里，有许多家庭甚至会收养“游女”的孩子③。另一方面，翻看中世名门望族的家谱就可以发现，有很多已为人母的女性姓名旁边标注了“游女”的字样，这也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若要做好当母亲的准备，远离“游女”这一职业原本是最基本的原则，但只要稍稍具备一些附加条件，就能够拥有子女。事实上，当事人早就已经悄悄事先规划，即便她自己意识不到，我们也完全能够做出这样的推测。即便如此，由于每一代人各自生活状态的不同，在出生率上依然有着令人震惊的巨大差异。这一现象仅靠几个数字是无法衡量的。此时，我尤其希望能够有人去关注作为一个民族的寿命与健康等问题。

九

大约三十年以前，一位名叫罗伯森·斯科特的英国评论家加入了我与那须皓君①的旅行，曾在会津的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村游**过几日。之后我才意识到，罗伯森想要了解的主要是原始村落中人们道德观念的现状。他试图用委婉、优雅的表达方式让村民们畅所欲言，可惜从老实巴交的村民们“原汁原味”的回答中竟一无所获。于是，他似乎是开始怀疑随身翻译在擅自“加戏”,最后只得向我们求助。他说，在英国的农村，年轻男女常常结伴进城，夜半方归，对此家长们是不能唠唠叨叨指责他们的。日本也有祭祀、盂兰盆舞之类的节日，青年男女也会结伴前行，而人们对此造成的“结果”①却无动于衷。面对他的疑问，我们回答道，日本民法承认私生子的身份，且经常出现推迟正式的入籍登记或入籍登记与出生登记的时间距离过近的情况②。但在说明的过程中连我们自己都逐渐感到奇怪的是，虽然城市中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更加自由，但有关孩子的各种纠纷，农村反而比城市要少得多。川柳的狂句中所谓中条家的方法③,虽然评价很高却也并不普遍，而玛格丽特·桑格④和菊池宽⑤氏的学说也还从未有人听说。或许有一种类似于屏障的要素横亘其中。从那时开始，我便急切想要看到它的真面目。

过去，农村的风俗习惯绝不都是清净无染的。有些村庄一贫如洗，年轻人甚至连最基本的“吃”“穿”“看”的乐趣都享受不到，实在可怜至极。因此，有人诞下私生子的传闻虽说非常少有，却也绝非全无。关于此，有两个鲜有人知的罕见事实被民俗学的研究者们记录了下来。其中之一是人们将这种生来没有父亲的私生子称为“天道儿”,并赋予其侍奉神灵的特殊任务。由此一来，这类孩子身上没有了负面色彩，成了纯粹的“私生之子”,他们只不过生下来就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罢了。在这种情况下，若有人站出来称其父便是自然之事，若是无人，也只不过是一种“奇异之事”。第二种情况是人们只会去指责那些因遇人不淑而无法指认腹中之子的父亲的可怜女子，而男性则在一旁装作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丝毫不会受到非难。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另外，还有一种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情况。不知父亲为何人的孩子依然在祭祀的过程中被赋予一定的职责，但不论是母亲还是本人，都将其视为极大的耻辱，因此总是尽力逃避却还是无法幸免。此前我提及的“娘组”的性别教育尤其在这个方面狠下功夫，并且也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效果。虽然过去“正确”与“不正确”婚姻的分界线与如今的制度早已错位湖龈，但那时人们在底线面前的隐忍，以及对背后支配个人行为的情绪的管理，都反而比今天对新的常识之力量的遵从进行得更加彻底。于是，我将其看作论证这一习俗早已存在的证据。换句话说，男女交往本身并不受什么严格的约束，只是那些不幸在“计划外”生下子女的母亲会受到世间的谴责。这样的时代，确实曾经在我国存在过。

十

该话题的论述已过于冗长烦琐，但我在收尾之前，却不得不再提一提老者的两个经验之谈。大约六七年前的冬天，某天我兀自踏上了前往伊豆南岸的旅途，与巴士上的女乘务员有过一段对话。当我对她在如此寒冷的冬天却只穿一条刚刚过膝的短裙表示同情的时候，她的回答却完全不像一位年轻的姑娘：“真是对身体不好呢，这样下去，会无法生育吧。”当我认真地问“很想要个孩子吗”的时候，她仿佛感到自己受到了戏弄，突然像发了狂似的大声喊道：“那还用说!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她口中的“理所当然”一直回响在我的耳边。这位姑娘的行为在村里应该被称为“泼妇”了。恐怕她已经对各式各样的恋爱游戏颇为熟知了，即便如此，她还是会像传统女性那样，在心中定下人生目标，只要条件成熟，就会为了在后世留下自己的血脉而努力做出正确的选择。虽然不够足智多谋而经常弄得自己骑虎难下，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感情生活也相当困难，但如果在村中，将上一代的常识代代相传这种与鸟虫草木共通的愿望只能依靠婚姻来实现这种观念没有普及的话，不论如何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那种美好的理想也不会在年轻姑娘的脑海中浮现吧。“没有孩子不是更好吗”,抱着这种观念的年轻人在大城市比比皆是，但在农村却依然有许多持有不同观念的人。

有人认为，要想让女性独立不受束缚，就给她工作营生，赠她万贯家产。我认为这是一种昏庸的论调。这种仿佛是买来的自由并不值得欣喜，因为它总是伴随着或被人呼来喝去或不得不侍奉庸俗夫君的代价，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若是这“自由”的存在是为了获得美好的婚姻，那么也应赋予女性这种选择的自由。选择有能力做出正确决断的对象只有一种方法。需要男女互相合作完成的事情虽有不少，但其中最为主要的便是传宗接代，也就是要留下一位能够完成自己毕生未竟事业的人。虽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必须严加管教，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合格的后代，即使他会犯错，也能放心地将百年之后的事业托付于他。国家对下一代国民的培养也是一样，虽然能否将这一大单“生意”委任于他们还很难说，但这些继任者的特点绝不是千篇一律的。他们继承了各自不同的血脉，拥有独立鲜明的特征，在很多地方有互相弥补的必要，此外，说他们不会利用父母的无私之爱恐怕也是无稽之谈。对于目前尚未成熟的民族来说，这正是家庭组织问题中需要仔细研究的最为重要的课题。

对于一部分人感到忧心的人口过剩问题，我却不放在心上。我认为正是DDT使南瓜的谎花①增多——当然，如果我的预言没有应验，则我理应道歉。诸如对伊豆女乘务员的奔波劳苦进行嘲笑挖苦的这种风气，在大城市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蔓延。由于家庭贫困，缺少生活资料，勉为其难地在扭曲的婚姻生活中度日如年的人们不断增多。也就是说，人们再次回到了婚姻形式的第二个阶段。因此，今后人口虽然不会减少，但也难以增加了吧。

十一

人们常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将人比作草木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暗示。比如我家窗外的石榴树，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会只开花不结果。柿子树也会在结果后休整一年，仿佛在恢复产后的疲劳一般。于是，我们这些愚蠢的门外汉就武断地认为将身体养好是下次结果的必备条件，总想着施肥要越多越好。但又听说实际上植物正是在孱弱的状态下才会结果，于是又折其枝断其根。人类心里打着小算盘，三番五次地折磨树木无非是为了让它快些结果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罢了。我家小院一角的“富有柿”便是如此，树木看起来挺拔茁壮，但过了八年多还是没有结果。水野业舟君前来拜访时，告诉我可以试着用锯子在树干上锯开一圈凹槽。我照做了，但可能因为有些用力过猛，虽然第二年硕果累累，但今年却在不知不觉间已成枯枝朽木了。

此外更令我感慨的是我家巴掌大的院子里，很早以前就种着的一株枫树。这是一棵叶子会变红的新树，园艺师们将其称作“奥州红”。有一年，食心虫在无花果树安营扎寨，大行肆虐，这棵枫树首先遭殃，它的树干上出现了几个小洞，于是我撒了一些白色的除虫粉末。正在我担心它会不会就此枯萎的时候，它却在当年的秋天一下子喷撒出大量种子，这样的种子当地土话称为“tonbikarasu”,第二年春天，它们就把周围变成了枫树的专用苗圃了。于是，正如预料的那样，母株逐渐枯萎而死。据说松树也是一样，一旦变得孱弱就会结出大量的松果。但或许由于松树的果实一般都撒落得较远，因此在其树根周围并不见有新的树苗发芽，而且母株也不会死去。我家的奥州红也曾是父母尽了全力打算精心培育的树木，因此我也曾计划仔细呵护它。但因为长出的树苗实在太多，于是一部分送给了朋友，一部分移植到自家的花盆中，剩下的几乎都拔出扔掉了。只有十几棵打算暂且留下，如今已与母株长得一般高了。此前我从未发现，原来这棵树的“孩子”中几乎没有一棵与母株长得一模一样。奥州红虽说不上是基因突变或是改良的树种，却也是经过选拔而培育出的植物，如果想要培育出一模一样的树，恐怕需要嫁接这样的人工干预才能实现。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则必须遵循“tonbikarasu”那种万里挑一式的英雄崇拜主义了。放任其在大自然中自生自灭的话大约只能繁殖出普通的山红叶，但也能期待其中或许能一点点地产生一些“意味深刻”的变化。

十二

我感到文化与民族性的互动的的确确是一个大难题。越前石彻白的桧木岭在近世时期以长满古老的杉树而闻名。如今，这些杉树大多已被砍伐，某日我去山顶游玩时，看到大约有二十多个直径一丈有余的树桩伫立在那里。现在，恐怕连这些树桩也已经被连根拔起，或是早已朽去了吧。当我站在其中一个树桩上向西北一带的山间望去时，发现山的一面全都被杉树林覆盖，且全都是高大强壮的树木。其枝头梢尖毫无衰老之色，挺拔林立于山间的情景，恐怕是人为设计的造林计划难以实现的。毫无疑问，这高高低低的树林皆与山顶那株老树血脉相连，无一例外。曾经，即使彻底委身于自然界气势磅礴的计划，不加丝毫来自人类的造作，竟也能成就如此壮观的风景。而这一伟大计划的功绩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依然得以屹立完好。因此，也难怪会有人迫切希望以吾辈之努力与精诚之心能够使之再现吧。但这一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虽说研究文化发展的规则之学问如果不取得突破则难以对上述疑问做出判断，但可悲的是，我们不足百年的浅薄经验，正在迫使人们相信那些愿望只不过是痴人说梦。果真如此的话，怎样的生活方式和聚集方式才能使更多人安居乐业?而恰恰是那些将此作为切身问题思考的人，才能够长久地存续下去吧。

日本原本是象征主义长期兴盛的国家，却因为被来自异国的曼陀罗思想横插一脚而变得混乱不堪，近世以来，又被一些鼠目寸光之辈所利用，无论是理想还是悟性都失去了原本的高雅气质。如今为了洗脑大众而翻出老本儿则是下下之策。然而令人深感无奈的是，如今我们对已经明确的诸多社会事实并不知晓。因此，也无法将其整理总结，并使之成为建构新思路的根基。此外，我们实际上对建立新论点畏首畏尾，迟迟不敢行动。一面让国家陷入如此混乱不堪的状况，一面又厚颜无耻地鼓吹既有文化的价值，我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大自然是我们内心永远的朋友，微小绵长却诉说不尽的语言中仍然存在着众多的暗示，我之所以想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向勇敢前行的人们致以道别之辞，是因为我依然相信，即使是零散而破碎的线索，也终有一天能够培育出崭新的思想之花。

(昭和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月《法律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