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的新教教育理想，主要是由梅兰克顿和布肯哈根（Johannes Bugenhagen，1485—1558年）在中等、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两个方向加以实施。布肯哈根在日耳曼北部的初等教育活动与梅兰克顿在南部的高等教育活动是齐名的。布肯哈根对新教理想实施和普及大众化的初等教育学校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尊称为“耳曼国民学校之父”，并且此后在欧洲各国开始了漫长的普及初等教育的运动。

一、布肯哈根的初等学校组织工作及其影响

布肯哈根是路德的好友和忠实信徒，出生于瓦林（Wollin），年轻时曾热衷于人文主义，在1520年出于对宗教改革的热情，听路德的劝告来到威丁堡大学。1923年即为那里的神学教授。在新教教育改革实践中，他不但第一个坚持，而且实行了路德早期所坚持的新教改革基本原则——人的全部生活必须以经验为基础，坚持民众教育和学习掌握本族语言，是以个人信仰为基础的宗教信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实际上引进了城乡小学，特别是对重建农村新教教会小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布肯哈根创办乡村学校的目的是创办宗教教育和母语的基本读写教育。1520年，他在汉堡下令每一个教区建一所纯粹的拉丁学校，两所德文学校（其中一所男校，一所女校）。拉丁学校一般设校长一人，教师七人，课程几乎脱胎于路德的构想，包括希腊文、希伯来文、雄辩术、修辞学、教义问答摘要、唱歌等。1523年布肯哈根利用一般的“教会命令”为学校提供许多丰富的资源，使这些学校具备了一些必要的办学条件。[62]

1528年，为了白隆斯威尔（Brunswick）市的教会和学校的重建，布肯哈根颁布了教会命令，要求为男生设立两所古典语学校，两所国语学校，为女生设四所国语学校，这样，所有的学生入学都很方便。[63]1529年他为汉堡、1530年为吕伯克（Lubeck）、1534年又为他的故乡波米拉尼尔（Pomerania）市草拟了各种类似的教会与学校计划，这些计划后来纷纷成为日耳曼其他市镇所仿效的样本。1537—1539年他受到丹麦国王的请求，把哥本哈根大学、丹麦教会和各学校改组成为路德教派的教育机构，深受丹麦国王的敬重。[64]

二、普及初等学校的发展

然而，仅仅从个人信仰为基础的宗教虔诚立场上来推动大众教育和母语教育的步伐是缓慢的。一直到1559年，这种大众初等学校才在各地得到正式承认。1559年符滕堡法令中正式规定在乡村建立“德国学校”，后来萨克森也仿效之。瑞典更晚，到1686年才由查理九世在法典中规定：如果不能够初步阅读路德教义和没有领圣餐的人，不允许结婚。[65]英国则表现为另一番情景。在英国，由于宗教改革只表现为统治阶级与罗马的决裂，把遵从国教视同于遵从基督教。路德主张的信仰得救该由个人亲自负责、人人都应该接受阅读的教育思想，鲜为人知。尽管如此，宗教改革在大众教育方面收获最大，这个最大收获，就是由于教会礼拜仪式中所用的语言由拉丁语改变为英语，从而促进了学校英语教育的发展。

1534年，英国由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将英文《圣经》分发给各教会，礼拜仪式也奉命用英文进行。1549年，英文的祈祷书、诗篇和教义问答，皆开始使用。普及初等学校的发展表现在学校教育领域，则是1536—1539年修道院的废止和文法学校的创设，在这变革的过程中，文法学校提高了教育的质但不能够满足量的需要，直到1688年，创设和改建的文法学校也只有558所，因而纷纷出现各种形式的初等学校，如教区书记、书法学校、艺徒训练等，教儿童“聪明地阅读英文而非愚笨地读拉丁文”[66]。直到18世纪，学校才逐渐被正式的英文学校所代替。在这漫长的渐变过程中，英国于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对贫民子女学习谋生技艺具有重要影响。

《济贫法》的问世可以归因于宗教改革的结果之一。英国修道院的被没收，铲除了教会救济制度的基础，迫使国家不得不面对济贫和照料贫穷儿童的问题。随之产生一种新的观念，认为国家乃是由公共利益、亲善、博爱与服务而团结的人民团体。从16世纪起，就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先后有：禁止穷人行乞范围、命令教会收容穷人、下令到处设立收容穷人及其子弟的机构、为济贫而强迫向所有资本家征税等，因而，1601年的《济贫法》中，就明确规定了照顾贫民及其子弟是国家的义务。贫民子弟不分男女，都为学徒，要学会谋生手艺。师傅有训练学徒学得一种谋生技能的义务，由管理官员提供机会和资给贫民及其子弟。国家要强迫向所有资本家征税以保障济贫资源。这里所显现的，不仅仅是初等教育中对贫民子女谋生技艺的训练，面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也开始在酝酿英国民族由国家对全体人民普遍征税，以便为全体儿童普遍设校的思想。这些思想又被加尔文所发挥，后来传到美洲奠定了稳固根基。就是在1601年英国《济贫法》的基础上，才有了164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有关全体儿童一概需要入学的第一个法律。[67]

三、其他新教徒对初等教育发展的贡献

在德国，像布肯哈根这样致力于初等教育和母语教学比较著名的还有尼安德（Micheal Neander，1525—1595年）。尼安德是梅兰克顿的学生，但比他的老师构想的课程更加自由开放，敢于质疑“为什么我们始终要教拉丁文、希腊文呢”[68]？他1550年在哈滋（Harz）的伊惠尔德（Ilfeld）办了一所寺院学校，招收6～18岁学生，他在课程中增加了母语、历史、地理、科学、音乐，并且改良了学校文法、修辞、雄辩术，面向实际需要开了论说文课，为学生写了39册读物，该校的毕业生入大学人数占学校之首，很多人学成后在教会和学校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因而，这所学校被梅兰克顿称赞为最优秀的学校。[69]

瑞士的宗教改革家茨温利也是新教人文主义教育者。他创办了瑞士的第一批小学，于1523年写了《少年的基督教教育》，用拉丁文发表，第二年翻译成为瑞士语发表。他主要的功绩，是把所有的《圣经》由浅入深按部就班地列为系列课程，除了推崇古典著作和希伯来文的价值外，也主张研究自然，注重算术、音乐以及类似古希腊的竞技活动。这些主张在当时就影响到其他各城市。不幸的是，茨温利1531年过早在卡比尔（Kappel）宗教战争中阵亡。[70]他的教育主张虽然仍然对后世有影响，但瑞士著名的新教改革家和教育改革家加尔文的教育思想与改革活动，则压倒一切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苏格兰的新教改革家和教育改革者诺克斯（John Knox）则受加尔文的影响，利用教会的权力推行义务教育，他于1560年写的《苏格兰教会教科书》，按照加尔文的模式提出苏格兰教育计划，倡议由旧教会与修道院的基金对所设学校给予资助，以解决普及义务教育的经济问题。虽然统治者的阻拦使名副其实的苏格兰国家教育制度拖延到19世纪才实行，但在当时它对推动初等义务教育是相当具有进步意义的。

路德作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和教育思想家，在教育上的深远影响可以概括为三方面。第一，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思想，并且通过他的弟子们的努力，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教育由中世纪的垄断性教育向现代的普及性教育的转化。第二，促进了教育由宗教化向世俗化的转变。虽然直到19世纪，教育管辖权才由教会转到政府，而现在德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学制的很多重要特征，都可以在路德及其路德学派的政教合办的学校中初见端倪。第三，打破了中世纪拉丁语一统天下的僵局，促进了欧洲民族语言教育的发展。当然，作为由中世纪到近现代社会过渡链条上的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也必然带有协调新旧社会的妥协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才能够透过这种矛盾性和妥协性，把握其本质上适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因素及其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启示。这一启示，透过杜威的基督教福音观的核心，更能体现其影响的绵长深远。杜威认为“上帝的精神已进入历史”，上帝“自身在人类之中并借助于人类运作，以实现人类最大的善”。这种宗教思想，是杜威哲学思想整体中关于社会重建和个人自由所蕴含的理想和价值观念之源，某种与自我和宇宙保持深刻而持久的和谐感，滋养他对统一性的追求。[71]而路德“因信称义”宗教平等的思想影响功不可没。

[1] 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一卷），第319页。

[2] 柯特·艾伦编：《九十五条及有关改教文献考》，王建屏、郑秀清译，道声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3] 参见埃里克森著：《青年路德》，康绿岛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35页。

[4] 参见徐宗林著：《西洋教育史》，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31页。

[5] 据说每爬斯卡拉桑塔一步，就可以救出炼狱里的一个灵魂。路德开始是很虔诚地跪爬一级祷告一次，但是当他爬到最上面一层时，心里只有一个疑问：“谁知道这事是真是假？”

[6] 埃里克森著：《青年路德》，第299页。

[7] 柯特·艾伦编：《九十五条及有关改教文献考》，第32页。

[8] 柯特·艾伦编：《九十五条及有关改教文献考》，第23页。

[9] 参见孔祥民著：《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10] 埃里克森著：《青年路德》，第240页。

[11] 张仕颖：《马丁·路德的神学突破》，载《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第102～109页。

[12] 埃里克森著：《青年路德》，第239页。

[13] 柯特·艾伦编：《九十五条及有关改教文献考》，第34页。

[14] 转引自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一卷），第329页。

[15] 参见沃尔夫冈·兰德格拉夫著：《马丁·路德》，周正安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99～122页。

[16] 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宗教教育史》（上册），第210～217页；沃尔夫冈·兰德格拉夫著：《马丁·路德》，第99～122页。

[17] 被天主教吹嘘为具有神奇功效的七项圣礼是指洗礼、圣餐、告解、坚振、终傅、神品和婚配。

[18] 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宗教教育史》（上册），第99～122页。

[19] 孔祥民著：《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第153页。

[20] 孔祥民著：《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第150页。

[21] 《马丁·路德著作集》（第一卷），费城1915年英文第二版，第157～158页。

[22] 孔祥民著：《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第196页。

[23] 孔祥民著：《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第196页。

[24] 孔祥民著：《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第197页。

[25]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合编：《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193页。

[26]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合编：《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第193页。

[27]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合编：《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第185页。

[28]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合编：《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第185～193页。

[29] 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63页。

[30] 克伯莱著：《西洋教育史》，杨亮功译，协志工业丛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65年版，第341页。

[31] 克伯莱著：《西洋教育史》，第224～225页。

[32] 埃里克森著：《青年路德》，第276页。

[33] 埃里克森著：《青年路德》，第277页。

[34]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合编：《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第181页。

[35]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合编：《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第181页。

[36] Ewald M. Plass，What Luther Say：An Anthology，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1959. V. H. H. Green：Luther and the Reformation，Batsford，1964，p.649.

[37] Ewald M. Plass，What Luther Say：An Anthology，p.980.

[38] 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一卷），第344页。

[39] 孔祥民著：《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第203页。

[40] 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一卷），第347页。

[41] 乌里其著：《西洋三千年教育文献精华》，徐宗林译，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184页。

[42] 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一卷），第347～348页。

[43] 克伯莱著：《西洋教育史》，第341页。

[44] 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一卷），第348页。

[45] 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一卷），第345页。

[46] 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宗教教育史》（上册），第348～354页。

[47]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学合编：《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第181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1页。

[49] 参见F. P. 格莱夫斯著：《中世纪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33页。

[50] 参见F. P. 格莱夫斯著：《中世纪教育史》，第233页。

[51] 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1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52] 克伯莱著：《西洋教育史》，第331页。

[53] 参见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90页。

[54] 参见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92页。

[55] 转引自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93页。

[56]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p.216-220.

[57] 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91页。

[58] F. P. 格莱夫斯著：《中世纪教育史》，第237页。

[59] 转引自 F. P. 格莱夫斯著：《中世纪教育史》，第239页。

[60] 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94～195页。

[61] 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94页。

[62] F. P. 格莱夫斯著：《中世纪教育史》，第281～283页。

[63] F. P. 格莱夫斯著：《中世纪教育史》，第282页。

[64] 主要参见克伯莱著：《西洋教育史》，第329页。

[65] 克伯莱著：《西洋教育史》，第329页。

[66] 克伯莱著：《西洋教育史》，第337页。

[67] 参见克伯莱著：《西洋教育史》，第339～340页。

[68] 克伯莱著：《中世纪教育史》，第285页。

[69] 克伯莱著：《中世纪教育史》，第285页。

[70] 克伯莱著：《中世纪教育史》，第286页。

[71] 斯蒂文·洛克菲勒著：《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赵秀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第5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