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的教育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和《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这两篇专门阐述教育问题的论文中，同时也散见在他有关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家庭、婚姻等问题的论述中。他提出的有关宗教与世俗的二重教育目的论、国家办学和普及义务教育主张，对欧洲教育走出中世纪，在世俗化和国家化的变革过程中向现代转化，起到了一个思想先驱的重要作用。他翻译的德语本《圣经》和编著的大、小《教义问答集》，对德国语言教育和现代德语所产生的深远积极影响，则是任何人所无法比拟的。

一、宗教与世俗的二重教育目的论

路德以“因信称义”说为核心的宗教思想体系，内在地把新教改革的基础付托于人人都有研读《圣经》的权利，人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人人都可以凭着虔诚的信仰获得救赎，而人们内心真诚的信念又是在信徒独立地阅读、理解和解释《圣经》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新教改革的成功就依赖于人人都具有独立阅读、理解和解释《圣经》的能力，这就决定了路德所提倡的新教教育使命，就是要废除长期以来罗马天主教会所垄断的、仅仅以培养充当神与人之间交流的唯一中介的特权神职人员为目的的教育制度，建立一种新的教育体系，使之能够培养出大量的对基督心存虔诚信仰的具有独立阅读、理解和解释《圣经》能力的信徒。同时，宗教改革涉及建立一个由世俗政府统治的、独立于罗马教皇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变革，还需要培养世俗政治的统治者和世俗事务所需要的各行各业人才。

路德在《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中明确提出了宗教化和世俗化的二重教育目的观，既强**育必须服务于推广新教教义，培养真正的基督徒，使人们虔诚信仰基督从而使灵魂得救，又重视教育对世俗政权、社会和个人的作用，要求教育必须为文职政府的利益，培养有才干有本领的统治者，为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的管理，培养有才能有教养的男人和女人。[25]

可贵的是，路德不仅仅强**育为推进新教服务，而且适应了当时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需要，提出，即使没有灵魂，没有天堂，没有地狱，而只有文职政府，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校和有学问的人。教育“为求得男人们能够善于治理国家，妇女能够善于养育子女，照料家庭与治理家务”[26]。路德还指出，城市和世俗国家的“最大幸福、安全和权力乃在于有才能、有学问、聪明、正直和有文化的公民，他们能维护、保全并利用各种财富与优势”[27]。

很明显，相对于文艺复兴以来以人性对抗神性、以理性的挺立确立人的尊严与价值、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人文主义时代精神潮流，路德提出的宗教化和世俗化的二重教育目的观，带有对中世纪神学势力的很大妥协性。他作为一位基督教徒的革命，只是想通过宗教批判来革新宗教，通过还原始基督的本来面目，以对《圣经》信仰的权威对抗罗马教廷的权威，帮助人们挣脱外在宗教的束缚，代之于内在信仰的宗教，最终还是倡导人的精神对宗教的虔诚信仰。

尽管如此，路德倡导的新教革命却在一定程度上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扩展到宗教领域，也冲破人文主义教育者把自身囿于培养个性自由发展的少数精英分子的局限，主张把教育权利扩展到普天下基督教信徒和世俗的统治者及普通公民。借助欧洲普遍信仰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依靠新教传播的革命力量把新教教育范围大大扩大了。而且，相对于人文主义教育后期向形式主义滑坡的倾向而言，路德以传播新教教义为目的而提倡大众语言和民族语言教育，客观上也对普及教育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普及强迫教育思想

路德基于宗教平等的思想提出每个人的教育权利平等，为促进新教教义的传播而倡导普及的大众教育，为实现宗教化和世俗化的二重教育目的而要求国家办教育。他有关普及强迫教育思想的主张，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和《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这两篇教育论文中。

路德在1524年发表的《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一文中，明确提出国家办教育和普及教育的思想。他呼吁必须给男女儿童适当的教育和抚养，必须想方设法、不辞辛劳、不吝花费地教育年轻人，把对年轻人的教育看成是市长们和市政官员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家长应尽的义务。他强调这是关系到国家繁荣昌盛、城市安全与幸福、个人利益和尊荣的大事业。这种普及的教育必须由国家负责开办，任命教师，提供经费。为了把年轻人培养成有才干、有学问、聪明、正直和有教养的公民，要把最聪明的学生培养成最有才华的教师，给年轻人提供良好的学校、不受干扰的课堂和优秀的图书馆。[28]

路德在1530年发表的《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一文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普及强迫义务教育的主张，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阐述。

①认为世俗政府是神创的完美机构，对保证人类的共同生活和幸福必不可少。然而，世俗政府建立与维持的基石，不是暴力政治和武力，而是靠健全的法律。人们只有通过人类智慧建立法律，通过学习知识才能够理解法律，从而认识和维护世俗政府的明智。

②教会的宗教事务和世俗的国家事务都很重要。忠实正直的法官、司法大臣与最优秀的修道士、僧侣都是上帝欣赏的神圣职业，政府机构甚至比教会更需要智慧的引导。

③教育能够帮助人发展最重要的大脑、最灵活的舌头和最有用的语言，有必要通过教育把最聪明的儿童培养成为教会和政府机构所需要的人才，包括讲道者、法学家、牧师、文书、医生、教师等。

④国家、教会和家庭都要负担对儿童实施强迫义务教育的责任。国家要像战时迫使臣民履行军事任务那样，强迫父母送子女上学；教会也应在经费上对贫苦子女的教育提供帮助。让所有该上学的孩子都能够上学，让所有普通的孩子都可能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成为精神与世俗世界的统治者；家长也应认识到让子女接受教育的益处，有责任、有义务送子女上学。

⑤教师是最有用、最伟大和最美好的职业，世间最高的美德是教育年青一代，为了实施强迫义务教育，应该培养大量的优秀教师，尊重教师。[29]

路德的强迫义务教育思想，在当时借助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巨大影响而广泛传播，使路德成为近代西方国民教育和普及义务教育运动的理论先驱。当然，当时普及义务教育的社会条件远远没有成熟，路德的强迫义务教育主张收到的即时效果微乎其微。路德1528年10月曾经到萨克森了解民众的宗教信仰情况，结果发现，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懂基督教教义，许多牧师也不善于或根本不会讲道。

因而，路德于1528—1529年写了大、小两本《教义问答集》，还配有《圣经注释》《大教义问答集》适合中年级的学生学习，《小教义问答集》适合小学生学习。《教义问答集》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被分发到所有教区，命令牧师向全体教徒宣读，让儿童记诵，并要求做父亲的把每周询问孩子《教义问答集》中的问题当作自己的责任。可见路德的普及教育思想，在当时最多是不遗余力地普及新教教义，还难以达到满意效果。至于普及强迫教育、国家办教育等思想则是远远地超前于他的那个时代，倒是对后世的教育世俗化和国家化的发展历程有所预见。

尽管如此，路德及其追随者还是为新教教育的重建付出了许多努力，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路德对德语教育的贡献和路德及路德学派在建立新教教育体系方面取得的成效上。

三、路德对德语教育的贡献

怎样使所有的信徒都有能力独立地阅读、理解和解释《圣经》，这是新教教育面临的最基本的任务。在漫长的中世纪，拉丁语是垄断了知识文化的特权神职人员和统治者的唯一通用语言，广大人民并没有基本的阅读能力。随着各民族、母语的广泛应用和丰富，民族语言的发展完善和语言教育是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16世纪初，罗马教廷仍然靠拉丁语占有的绝对地位和神职人员对拉丁语的垄断，来确定教会人与神之间唯一交流中介的特权地位。所以，要推翻教会人与神之间唯一交流中介的特权地位，首先要改变只有拉丁语版的《圣经》一统天下的状况，用民族语言来翻译《圣经》。早在14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30—1384年）就开始翻译《圣经》。威克里夫、胡司（John Hцss，1484—1531年）、茨温利等宗教改革者，都和路德一样，把信徒直接研究阅读《圣经》看作宗教生活的根基。

路德不同于上述宗教改革家之处，就是从他自己长期痛苦的内心挣扎而获得“因信称义”启示的体验中，认识到直接阅读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的《圣经》对正确了解基督的本质是多么重要。但是要求普通人民掌握远离日常生活的希腊文或希伯来文是不现实的。然而，已有的一些不完整的德语版《圣经》又是从拉丁语的《圣经》版本翻译过来的。所以，1521年，路德利用为躲避教皇逮捕而避居萨克森选侯的瓦德堡内的时间，开始把《圣经》直接从希腊文翻译成为德文。

路德凭着他优越的语言天赋，本着让普通人能够方便地阅读、思考和理解公元最初几世纪的淳朴基督教，帮助人们了解基督的本质的动机，在当时最著名的希腊文专家梅兰克顿的帮助下，先翻译第一部分《新约全书》。在翻译过程中，路德力求文笔平实而精细，形象而自然，通俗而准确，既要求妇孺可以凭聆听他人诵读而获益，又注意到依据萨克森的官方语言，有时甚至花费数星期来推敲一个正确的用词。[30]为了适合学校儿童的学习，翻译本中还安排了许多容易被儿童直观理解的插图，《新约全书》的翻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于1522年9月出版，被称为“9月圣经”，立即被人民争相购买。路德整个《圣经》的翻译工作历时13年，至1534年才最后完成。路德翻译的德文版《圣经》几乎一出版就广为流传，仅仅从1522—1546年，德文版《圣经》及其摘录就印刷和翻印了400多次。

路德翻译的德文版《圣经》不仅即时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该译文事实上固定了德国语文的特质”，“决定了现代德语的标准，树立了德国语文史上最为显著的里程碑”。[31]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曾对此评价说：“日耳曼散文的杰作就是日耳曼伟大的传教士的杰作：圣经是日耳曼文中最伟大的书。与路德的圣经相比较，其他的书都是‘文学’，也就是一些不在日耳曼生长、也不像圣经一样长在日耳曼人心中的东西。”[32]日耳曼语言学的祖师格林姆（Jacob Grimm）则把路德的语言比作整个民族生活灵感的来源，他说：“由于路德德文奇迹般的纯度和深远的影响，它可说是德语的核心与基础，任何滋养这语言、复兴这语言、使它能创造诗歌的东西，都是来自路德的功劳。”[33]

可见，路德在德国语言教育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很显然不同于当时一些人文主义教育家在古典语言学习上过于注重形式，脱离现实生活的倾向。这一点是其更进步之处。同时，从另一个方面也表明新教教育的目的过于注意培养虔诚信仰的宗教目的，在语言教育中也重视语言本身对传播新教的工具价值，而又不像人文主义者那样，注重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学学习的美学陶冶及人性涵养的内在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路德倾向于人民大众活生生的语言教育的进步特点，在欧洲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并没有得到长久稳定的发展，人文主义学者压倒一切地注重古典语言形式主义的学习，一直延续到19世纪还很有市场。路德对现代德国语言的奠基性影响，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印刷术的广泛应用，路德以此为媒介传播新教思想，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和启迪人们的智慧，通过新教的传播使路德翻译的德语在人们中间不断地传诵、交流、活生生地应用于生活潮流中，从而影响到现代德语的特质。

四、建立新教教育体系

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伊拉斯谟曾抱怨说，凡是路德的教义风行的地方，学校的教育就遭到忽视。依我们的分析有两方面的理由可以解释这种责备。

其一，新教教义盛行的地方，就是天主教教会崩溃的地方，自然随之就有天主教教会所把持的学校的衰落。其二，新教教义盛行的地方，学习古典语言只是为了注意传播新教，培养虔诚的宗教信仰，仅仅重视语言本身的工具价值，而削弱了人文主义者所器重的古典语言的学习对美学陶冶和人性涵养的内在价值。

对于第二点理由，乃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学术之争；至于第一点理由，则是破旧立新变革时期遇到的严峻挑战，新教教徒的宗教批判对天主教会的冲击，使整个教会学校体系随教会的倒台而满目凄凉，说“学校教育遭到忽视”真属于客气的批评。然而，我们绝对不可以因此而把新教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看成是对立的，因为，对天主教教会垄断教育的痛恨，重新建立新的教育体系的愿望，是两者的共同特点，也是路德关注的教育问题。

路德在《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一文中强烈谴责被教堂和寺院所控制的教育正在腐败堕落成地狱，学校被僧侣等诡辩者的拙劣作品所充塞，儿童被其中的语格与时态所折磨，被使得信仰蒙受羞辱的经文所欺骗，忍受着鞭打与痛苦，被驱使着总是在学习和背诵，却始终一无所获，学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他们花费20年、40年的学习时间，连一点拉丁文和德文都不懂”[34]，甚至还败坏了年轻人的道德。“我宁愿我们的青年无知和愚笨，也不愿让这样的大学和修道院成为他们唯一的受教育的场所。我的热切祈祷和希望就是把撒旦的这些学校毁灭掉。”[35]

路德呼吁要摧毁这些魔鬼学校，主要是为了把它们改造成为真正的基督学校，让人们感到重建新教学校教育体系的任务刻不容缓。他在《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和其他的有关论述中，就新的真正的基督教学校教育体系，在教育制度、应该学习的科目和教师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路德认为，教育体制应该包括男女兼收的家庭教育、初等教育、拉丁学校、大学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应该有适合而有价值的学习内容，让所有的男女儿童都能够入学受到良好教育。

首先，路德非常重视家庭教育，认为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是教育的基本力量。路德指出：随着天主教学校纷纷衰落，教士等失去了以往的特权地位，不少家长望子成龙想培养孩子成教士的梦想成为泡影，就陷入一种误区，认为不需要孩子接受什么教育了。因此，他首先提醒家长，即使没有灵魂，没有天堂，没有地狱，而只有文职政府，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校和有学问的人。父母对儿童的良好宗教和道德训练，是建立良好政府和社会福利的前提。他要求做父亲的应把每周询问孩子《教义问答集》中的问题当作自己的责任，把宗教教育作为最主要的家庭教育内容。

其次，路德在家庭教育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良好道德的培养不完全等同于宗教信仰的问题，而是注意使家庭道德教育和世俗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就这样，路德把新教训练与家庭生活中的教育相结合，把培养优秀的家庭成员和启迪开明的政府相联系，这种意识后来在德国已经沉淀成为受路德影响的最重要的传统之一。

路德关于初等教育的论述也很精辟。他要求等儿童到了一定的年龄，父母没有能力或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教育时，就必须送子女到国家开办的初等学校去接受教育，主要学习宗教，基本教材是《圣经》，后来才有了通俗读本《教义问答集》，为了阅读《圣经》，首先要学习各种语言，包括希腊语、拉丁语、现代国语等。路德认为各种语言和自由艺术的学习对于理解《圣经》和维持文职政府都有好处。

历史的学习也同等重要。他认为，学习历史可以帮助理解道德和人性，了解国家、城市和君主的经历，了解社会的制度及其演变，便于以各种成败得失为借鉴，从中获得智慧和判断力，懂得如何分辨是非和趋吉避凶。[36]而且历史教育应该在家庭里同时进行，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历史著作，都是最好的历史老师。

路德非常重视音乐的作用，这和他本人所具有的优秀音乐天赋、非常热爱音乐有密切关系。他把音乐看成是仅次于神学的礼物，是神赋予的美丽而神圣的礼物，而不是人的礼物。音乐会让人心忘其忧劳烦闷而神游太虚之境，使我们远离罪恶，抛开所有的愤怒、不快、骄傲及邪恶，带给人欢快与愉悦。在学校中应该给音乐教育极其重要的地位，让学生学习音乐、唱歌、跳舞、器乐等，通过这些艺术的训练来造就优秀、聪慧的年轻人。[37]他极其重视音乐的宗教教育价值，写了大量的赞美诗供儿童诵唱，于1524年出版了第一部德文赞美诗集，作为初等学校的音乐教材。有学者对此做过评价：“在西方教育史上，自柏拉图以来，没有一个教育家像马丁·路德那样把一种崇高的教育价值归结到音乐。”[38]正是由于路德的倡导，影响德国形成深厚的音乐教育兴趣和传统。

此外，数学、体育和手工艺的学习也为路德所关注。鉴于当时学校教育还没有自然科学学习的压力，路德并不赞成一直把儿童关在学校读经文，他主张儿童每天只需要在学校学习1～2小时，其他时间应该在家里学习些商业知识、手艺，做家务劳动或做其他喜爱的工作。

拉丁学校相当于中等教育机构，主要从初等学校中选拔有培养前途、有才华的学生继续深造，把他们培养成为教师和教士。大学主要从拉丁学校中选拔优秀毕业生，使他们更深入地学习在拉丁学校中已经涉猎的语言、修辞学、文法、历史、数学、自然科学、音乐和体操等课程。

路德非常重视在拉丁学校和大学建立完备的图书馆，要求图书馆里的藏书包括：由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德文或其他语言书写的《圣经》，最好要有用古老的希腊文、希伯来文写的注释；供培养语言能力和文法学习用的著名诗人与演说家的著作，不管是用什么语言写的、作家的宗教信仰如何；涉及一切技艺和科学的书；讨论法律和医学的书籍以及历史书籍。从路德给图书馆开的书单来看，他的中学、大学的课程体系，《圣经》占有绝对地位，语言是理解《圣经》的基础工具性课程，音乐因为有利于培养对基督的虔诚而具有崇高的教育价值，历史、法律、医学和自然科学等对实现世俗的教育目的必不可少。所以，路德的课程思想显然吸纳了西方悠久的博雅教育传统，比同时代的人文主义教育课程更多些自然科学的内容。

路德在建构新教教育体系时，已经注意到了教师在整个教育体系有效运作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世界任何国家，包括非基督教国家，如果要振兴，必须有教师。”[39]他曾经说过：“如果我不是教士，那么，世界上没有其他职业能比教师更加使我乐于从事。我们一定不能够考虑世俗如何评价和酬劳它，而应该考虑上帝如何看待它。”[40]又说：“教育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工作。去训练别人的孩子，这是很少为人父母自己所欲负的责任。”[41]路德认为一个兢兢业业教育和训练儿童的教师，他的付出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报偿的。可见，他就像历史上许多著名教育家一样，无比赞美教师的工作，肯定它的价值，也同样对教师低微的待遇表示同情和不满。

值得肯定的是，路德深刻认识到培养优秀的教师专业人才非常重要，强调需要选拔最聪慧、最贤良、最能干的青年来进行专门的培养，使之成为知识广博、具有音乐才能、态度温和、教法恰到好处的优秀教师，其有意义之处是预见到一种独立的职业教师发展的必要性。[42]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因为在那时，初级学校的教师一般都是由牧师兼任，特别是有一段时期懂国语的教师远远不能够满足学习国语的需求时，往往就让教堂的杂役担任国语教师。[43]但是，路德关于教师培养的进步主张并没有当即产生效果，后世真正的师范教育不是起源于新教教育实践中，而是起源于耶稣会教育机构中。[44]

路德并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教育专著，他有关学制、教育内容和教师问题的阐述虽然不成系统，但却深刻精辟。他的许多主张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路德派的信徒们在创办新教学校的教育实践中推行，对后世影响很大。

五、路德教育思想的矛盾性

如果说，路德面对“罪民怎样才能够获救”的问题而产生内心冲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路德本人对上帝的无比虔敬和当时教宗们的奢华仪式、无谓的神学纠纷缠绕乃至亵渎上帝的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那么，他的教育思想中的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则是他在人与神、人间与天堂、教皇教会与世俗统治、世俗统治者和世俗被统治者之间充当协调角色的必然结果。在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中，德国农民起义斗争的爆发，是他逐渐走上自己某些进步思想的对立面的最直接原因。在教育上，尽管他在理论上把教育的宗教目的和教育的世俗目的相提并论，但面临现实中宗教的和世俗的教育目的之间、统治者的教育需要和被统治者的教育需要之间的冲突，他的教育观点也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从提倡德国语言的教学到不赞成德国语言教学的变化。作为理解《圣经》的基础的语言工具的教学，在不同的时期随着路德思想的矛盾变化而强调不同的侧面。路德早期强调直接阅读《圣经》的价值，鉴于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能力阅读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版的《圣经》，路德用德语翻译了《圣经》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所以他很重视学校教给儿童德语，主张运用国语来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但是，后来他却日趋反对儿童在家里和学校学习和运用国语，并且在路德派办的新教学校中用校规定了下来。[45]

在宗教教育内容上，路德的思想也有前后不一致的表现。他于1528—1529年发表大、小《教义问答集》，一部分原因是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懂基督教教义，许多牧师也不善于或根本不会讲道，需要一种更通俗的教材。但是，仅仅为了这个原因，路德未必会放弃他一贯坚持的强调直接阅读《圣经》的价值。促使他违背早先的原则，允许通过《教义问答集》的中介来学习《圣经》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令他感到害怕的德国农民运动的高涨。他认为农民已入歧途，让《圣经》在人民中自由传播是一件危险的事。因而，他觉得需要编写一部包括全部基督教教义的《教义问答》，来作为俗人的真正《圣经》，以便消除新教教徒内部的思想分歧。[46]

对于当时的大学教育，路德对大学中人文主义者崇尚理性的倾向，也有偏颇激烈的批评。当时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崇尚人的理性，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被引进大学，理性和信仰在大学都占有一席之地。路德虽然早期也强调人的理性，刚刚到威丁堡大学任教时还主讲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也是凭着自己对《圣经》本身的解释，用理性的根据来反驳教皇的教义，认为人类的理性在一切宗教的论争中应该被认为是最高的裁判者，他在探讨“信仰得救”的思想启示过程中，也是依靠了自己理性的推理和思考。但后来他却认为理性与信仰不相容，攻击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把理性看作信仰的最大敌人，为此也就攻击崇尚理性占主流的大学教育，斥责大学是撒旦的学校，是凶手的魔窟。[47]

对于路德在信仰与理性问题上的思想矛盾，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揭示出其思想矛盾的实质：“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它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心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48]

路德思想的矛盾性，一方面表现了他作为一位宗教改革家对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害怕与抵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教思想与人文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归根结底是封建中世纪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各种复杂矛盾关系的变化在路德思想中的反映。尽管如此，路德教育思想中许多超前的进步因素影响是持久而深刻的。他的思想的进步性虽然在当时鲜为人理解，包括路德的门徒也只有少数人能够部分地理解，并且把路德的教育理想、教育组织、教育内容和方法实施于新教教育改革实践。在路德学派中，对新教教育实践影响最大的当推路德的好友、新教改革的杰出组织者梅兰克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