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关于宗教的研究精深玄妙，著作等身，后世的研究专家和研究成果也是数不胜数，笔者无意也无力就路德的宗教理论本身班门弄斧，仅想顺着这样一个思路探讨：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当时虽然轰轰烈烈，但是，随后长期的宗教战争，以及教会的内部分裂和持续的相互猜疑与憎恨，似乎使宗教改革中发端的进步倾向**然无存，为什么说它是一场伟大的对人类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提出的普及义务教育思想确实远远超出了他的那个时代，但当时推行的现实基础是非常有限的；新教教会在重建新教教育体系中也功不可没，但是为什么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伊拉斯谟却抱怨说，凡是路德的教义风行的地方，学校的教育就遭到忽视？[4]然而，我们却说路德的教育贡献对欧美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许多职业教育家所不能够比拟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路德作为一个宗教改革家为什么要提倡以新教教育促进新教改革？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追根究底了解他的宗教改革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一、“因信称义”思想的形成

“因信称义”被路德视为《圣经》的本来“真义”，是他的新教理论的核心，也是理解他的教育理论的关键概念。要理解这一核心概念，有必要先了解路德是如何形成这一概念的。

关于路德如何形成他的新教的“真义”——“因信称义”说，不少文献都提到路德1510年在罗马旅行中经历的“塔中启示”，即他虔诚地跪着爬上罗马著名的斯卡拉桑塔（Scala Santa）[5]时，头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正直的人应该靠信而生。”其实，这个启示并非突然从天而降。正如路德所描述的：“我的神学不是一蹴而成的，我曾伴随着困扰不断地更深一层地去寻找它。”[6]确实，路德是在长期的内心挣扎中，经历了痛苦的冲突和精神危机，通过对《圣经》的深入研究才获得对抗罗马天主教的思想武器。

德国畏天敬神的传统和浓郁的道德宗教氛围促使路德违抗父命而决定侍奉上帝。虽然作为一名乞僧生活清淡，虔诚忏悔，潜心修道，彻夜思考，但是这种艰苦的修行体验却给路德带来有关解脱问题的更大困扰。路德的好朋友，当时最著名的希腊语专家梅兰克顿（Philip Melanchton，1497—1560年）曾经这样描述：“每当路德深入思考有关上帝的震怒或上帝惩罚人的特殊例子，一股莫大的恐惧便向他袭来，使他几乎陷入瘫痪或崩溃的状态。”[7]这种内心冲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路德本人对上帝的无比虔敬和当时教宗们的奢华仪式、无谓的神学纠纷缠绕乃至亵渎上帝的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特别是1510年罗马之行亲眼看见了当时罗马教廷的腐败，而那些奢华仪式、苛刻戒律、兜售赎罪券之类的亵渎上帝的行为，又被美化为“善功”“自律”。“善功”与“自律”、上帝恩典引导爱的习性，具有“在上帝面前称义”的神奇功效，甚至买了赎罪券灵魂就可以升天，不这样做就会受到“上帝的正义”“上帝的震怒”的惩罚。面对罗马教廷长期以来借“上帝的审判”恐吓和奴役人们的罪行，路德痛斥道：“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已经因原罪而永远沉沦，又在十戒下被各种灾难所压伤，这还不够，现在神是否更要用福音使我们的痛苦加倍，用它的公义和怒气威吓我们？我的良心因此愤怒而不安。”[8]他也在苦苦的内心挣扎中想找到一种精神武器，揭露出这一切都是“魔鬼的谎言”，都只是慑于教会的威名和长期的习惯而形成的教会特权，而并非出于神的本意。

应该注意到，路德这些内心冲突的产生，与文艺复兴以来兴起反封建教会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分不开的，正是强调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人文主义时代思想脉搏的冲击，引起了路德对罗马教廷的强烈不满。路德领导的整个宗教改革过程，其实也是以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趋势为后盾。然而，正如宗教改革不等于文艺复兴一样，路德也绝对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所成长的德国浓郁的道德宗教氛围和畏天敬神的传统，他在爱尔福特大学读书时所受到的一些著名的反教会学家思想的影响[9]，他自己对基督的虔诚和长期对神学的精深研究，决定了他把对罗马宗教的批判、剥去它身上那层神圣的外衣为己任。无独有偶，路德也是和他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和反教会学家们一样，直接到古代的思想智慧中去寻找思想武器，通过对原始基督教义的研究，对希腊文、希伯来文《圣经》的研读，还基督的本来面目。

路德在威丁堡大学系统地研究了《圣经》中的《诗篇》《罗马人书》，逐渐从中“重新发现”了“信仰得救”的思想，在内心的挣扎中重新找到了基督的爱。他说，他第一次读到《诗篇》中的那句话“上帝借着它的正义拯救我”（in iustitia tua libera me），就感到十分恐惧，连“上帝的正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工作”这些句子都让他痛恨，因为，他当时只知道“iustitia dei”的意思是严酷的审判，因为要有严酷的审判才能够拯救，那不是似乎永远不会得救了！后来通过研究希腊文、希伯来文《圣经》，才知道“iustitia dei”的意思是“他借着基督的正义这样的礼物带给我们正义”，才真正品尝了《诗篇》。[10]信仰非出自人性，而是出自上帝恩赐的礼物，上帝的恩典礼物优先于信仰，而中世纪以来的“恩造习性”，却是把“善功”“戒律”等习性视为联结人与神的纽带。实际上“义人必因信而生”，基督徒是罪人也是义人，义人凭上帝恩典的礼物而生。[11]路德还讲道，当他读到《罗马人书》第一章十七节最后一句话：“因为福音显示上帝使人跟他和好之路；这道路是起于信而止于信。正如《圣经》所说的：‘借着信而跟上帝和好的人一定得到真生命’。”这时候，他整个人感到好似天堂为他开了门一般地被陶醉。[12]

路德从《圣经》典籍中发掘出的“因信称义”的“真义”意义是重大的。梅兰克顿曾这样评价：“许多虔诚智慧人士一致认为，路德对教义所赋予的新义有如漫漫长夜里升起的一道曙光。”[13]确实，路德从古代典籍中挖掘出的基督教“真义”，让人们认识到：得救的关键在于对基督“内在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善功”与“戒律”。这就意味着：《圣经》中那些一度被罗马教廷披着神圣外衣用来束缚人们精神，以至于一度让路德感到恐惧的句子——“上帝的正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工作”等——现在都凭着“因信称义”的“真义”变成一片光明和温暖：上帝的正义、智慧和工作不是处处用来惩罚人类的，而是用于恩泽人类的，神的工作就是神在人身上做工，神的能力是为了使人刚强，神的智慧是使人成为智慧的人，神的公义是指神以公义为衣穿在众生的身上使之称义，这正是义人得生的凭据，是神所赐的礼物，因信而得。因此，应该由个人凭着良心内在的信仰和虔诚来祈求灵魂得救，而不需要教会充当祈求拯救的中介，要以《圣经》的权威替代教会的权威，人人都具有直接阅读《圣经》和直接与上帝交流的权利。

路德的“因信称义”思想成为16世纪新教改革和新教教育改革的根本精神支柱，也是后世的世俗革命中不是为部分人的尊严而是为所有人的自由而斗争的思想基础。海涅对此有过很好的评价：“自从路德说出以下的命题‘认为人必须用《圣经》本身或用理性的根据来反驳他的教义’之后，人类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释《圣经》的权利，而且它，这理性，在一切宗教的论争中才被认为是最高的裁判者。这样一来，德国产生了精神的自由或有如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思想变成了一种权利，而理性的权能变得合法化了。”[14]

二、宗教—政治思想体系

在16世纪，以罗马教廷为首的教会势力在封建社会的政治行政、法律税收、文化教育等一切领域处于垄断地位，各界人民对这种统治长期不满，路德的“因信称义”说揭去了罗马教廷神圣的宗教外衣，深得人心。教会不甘心他们所垄断的政治行政、法律税收和文化教育系统随着宗教外衣的剥脱而纷纷崩溃，因而调动了整个制度的势力来反对新教。所以，路德领导的宗教批判在当时起到了牵一发而触动整个社会的作用。从路德1517年在威丁堡教堂门口贴出《九十五条论纲》起，人民的拥戴和天主教会的攻击就把路德由一位神学研究者变成一位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迫使他不得不结合社会的政治和教育等问题来形成他的宗教思想体系。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和宗教改革三大名著《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宗教思想体系。

《九十五条论纲》亦称《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主要是愤怒谴责教皇一再兜售赎罪券聚敛钱财、搜刮民膏的行径，指出赎罪券不能够赦免罪恶，教皇以此来体现赎罪权力是一种亵渎神明、危害人民的勾当。

《九十五条论纲》仅仅表示路德准备公开辩论赎罪券的功效问题，并没有打算对教会宣战，甚至都没有彻底否定赎罪券，而只是反对它的滥用。然而，它却一石击起千层浪，在饱受教会压迫的各阶层人民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两个多星期传遍全德国，一个月内传遍整个欧洲，客观上引发了一场路德本人后来也感到害怕的运动，并且直接引起了赎罪券销售量的明显下降，动摇了罗马教廷赖以统治的意识形态体系，招来了神学界激烈攻击的“106条论纲”。路德于1518年发表《论赎罪与恩赐》予以反驳，捍卫《九十五条论纲》的思想。

然而，这时候的路德关于“因信称义”的宗教平等思想还处于酝酿过程中，还没有打算公然推翻教皇的权威。直到1519年路德接受挑战和罗马教会驰名欧洲的神学家艾克（John Eck）进行的莱比锡神学辩论时，路德以“《圣经》权威至上”对抗“教皇权威至上”。艾克逼问他是否否认教皇来源于上帝，抬出宗教会议的审判来迫使路德让步。路德此时正处于对教皇权力的牢固信念破灭的思想斗争中，他借着“因信称义”启示的精神支柱，断然指出教皇和宗教会议并非永无谬误，教皇不是上帝的代表，教会没有教皇也可以存在。从而第一次公开否定了教皇的权力和教会的最高权威，提倡了《圣经》的权威和个人研读《圣经》的权利，走上了与教皇彻底决裂的道路。[15]

随后，路德积极地解释和论证在莱比锡神学辩论中提出的观点，经历了三年的论证，受到被逐出天主教教门的惩罚后，路德更坚定了与教皇决裂的决心，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他的新教改革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以及一些基本的教育思想，在1520年发表的三大论著《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基督徒的自由》于1520年10月发表，阐述了路德内心深处所信仰的基督徒生活的总纲，指出敬畏上帝和信赖上帝的人用不着敬畏教士或教会，是构成路德宗教改革学说的基础。文中正式提出了“因信称义”的宗教平等思想，主张《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人们信仰的最高权威和准绳，人们只要依据《圣经》而产生对基督的信仰，就可以成为义人，成为上帝所承认的高尚的人。而且，人人都可以阅读、思考和理解《圣经》，根据此产生信仰。在信仰面前，曾经被认为人类救赎中不可缺少的教皇、教会、教律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路德认为信仰是属于精神性的，不屈从于任何外来的干涉和奴役，基督徒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出于他的信仰，宗教礼仪只是信仰的标志，它本身不是目的，如果仪式不是有助于而是妨碍心灵的成长的，就应该予以废除。[16]

《教会被囚于巴比伦》于1520年9—10月发表，主要是运用《基督徒的自由》提出的原则改造教会，提倡一种服务者的宗教和廉洁教会，批判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圣礼制度成了束缚基督徒的锁链和囚禁教会的巴比伦，成为宗教改革的组织纲领。

文中要求废除繁杂的礼仪、烦琐的程序、豪华的陈设和次要的节目，认为圣礼是基督借有形之物赐无形之恩，天主教规定的七种礼仪[17]，只要保留来源于《圣经》圣礼中的三件——洗礼、圣餐和忏悔。文中指出，圣餐并非献祭和善功，而是以信仰领受上帝的恩典，主持圣礼也非教士特权，人人都可以成为僧侣。文中强调还俗人以圣杯，一切基督信徒平等。文中还尖锐指出：罗马教会在基督徒的婚姻问题上做出了大量直接违背《圣经》的坏事，认为对基督徒婚姻的横加干涉是对人性的随意凌辱，世间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够禁止一定血缘外的婚姻。[18]

《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于1520年8月发表。本文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领域，中心的问题是争取德国的独立，可以说是德国的独立宣言，它受到德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第一版4000册马上销售一空。[19]

《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把各阶层人士对罗马教廷的全体愤怒集中起来了，号召尊贵的德意志民族摆脱罗马教廷的暴政，矛头直指长期统治着欧洲各民族的政治行政、法律税收和文化教育的教皇垄断特权，成为宗教革命的政治纲领。

文中指出，应该推翻罗马教皇抗拒改革、把基督教引向毁灭的三堵墙：一是把宗教权力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二是声称只有教皇有权解释《圣经》，三是只有教皇才有召集宗教会议的权力。罗马教廷就隐蔽在这三堵墙的后面胡作非为而受不到任何惩罚。路德呼吁必须推翻这三堵墙。其一，必须推翻超国家的教会神权，代之于民族的世俗权威；推翻罗马教廷由教皇、主教、教士和僧侣组成的“宗教等级”，代之于由信奉基督的全体教徒组成真正的“宗教等级”；建立一个由世俗政府统治的、独立于罗马的国家，鼓励世俗君主起而领导宗教革命。其二，《圣经》对所有虔诚的基督徒都是敞开的，它能够为一切虚心寻求启迪的真正信徒所理解，并非只有教皇才有解释《圣经》的权力。其三，单凭《圣经》所说的就可以针对教皇犯的过错召开宗教会议，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为宗教会议的召开竭尽全力。文中还提倡一种新的劳动道德，提倡一份劳动一份报酬，还涉及有关教育改革的建议。

路德关于宗教改革的三大论著，在指导总纲上、政治上、组织上建构了新教思想体系，这些观点和他所提出的天职观念、政教分离、君权独立的观点，就进一步把路德的宗教思想变成了现实的政治，为德国和欧洲各国人民世俗政权的建立、新社会的建立提供了纲领，也同时为新教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总纲。很显然，路德的宗教思想体系是以“因信称义”的精神支柱为根基的，其中也直接强调了要从根本上改造教育事业，加强古典语言的学习，因为培养人人具有直接阅读《圣经》的能力是实现新教理想的关键。

三、路德的政治学说

路德的政治学说非常明显地反映了一位从封建中世纪终结到现代资本主义开端的过渡性的人物思想特点。他的政治学说主要可以概括为“天职观念”“君权独立”和“政教分离”思想。这些观点可散见于他的许多文章和演说中，有关政治学说的比较集中的论述可见于他1523年正式发表的《论世俗政权：对世俗政权服从的限度》。

路德是从“信仰得救”的核心观念中引申出的“天职观念”。既然人的得救不靠善功而靠信仰，那么，善功是什么呢？善功起什么作用？路德认为，不能够认为善功只是指“在教堂里祈祷、斋戒和祈祷”，更不是指繁杂奢华的宗教礼仪或严格的宗教戒律，凡凭信仰所从事的各种职业和日常工作都是善功，“经商、来往、吃喝、睡觉和其他一切对身体有益的事，都是善功”[20]。完成职业责任和世俗义务应该是道德行为所能及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天职使命。这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面向职业责任和世俗义务的善功才是救赎的途径。因此，基督徒虽然不需要外在的政权和法律的强迫，但却内在地愿意去做对邻舍、他人有益的事。很显然，对善功赋予承担世俗的责任和义务的含义，为宗教事务与世俗事务的互惠共处提供了理论框架。

路德主张君权独立，要求推翻超国家的教会神权，代之于民族的世俗权威，建立一个由世俗政府统治的、独立于罗马的国家，鼓励世俗君主起而领导宗教革命。他说：“教皇把罗马和他从帝国搞到的一切交还我们，把我们的土地从那难堪的租税和抢劫中解放出来，并将我们的自由、权利、财富、荣誉、身体和灵魂交还我们，让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21]这种思想否定了中世纪以来的罗马教廷凌驾于国家之上的观念，是近代主权国家的思想萌芽。

路德主张政教分离，指出政府不应该干涉信仰，教会也不应该干涉政府事务。路德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权力，真正的基督徒属于上帝之国，他们心里有圣灵，懂得爱而不加害于人，甘心忍受任何不公道，根本就用不着世俗政权和法律。因此，路德反对世俗政权干涉宗教事务。[22]同时路德又指出，“整个世界是邪恶的，在千万人中难有一个真基督徒，假如没有刀剑和法律，人类就将互相吞噬，无人能以保存妻室儿女，维持自己，侍奉上帝，整个世界也将陷于混乱”[23]。因而，对真正世界之国一般俗民或冒牌的基督徒而言，必须有世俗政权和法律的约束。路德还指出，世界之国的臣民和上帝之国的信徒都是亚当的子孙，两者对人类世界的事务可以并存互惠，一个益于虔敬，一个利于治安。

总之，路德的天职观念为基督教积极尽世俗责任，君权独立思想为反罗马教廷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教分离则为保障基督徒的宗教信仰思想自由开了绿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种思想也直接成为路德提出宗教的和世俗的二重教育目的论的思想基础。然而，他的政治学说又是因应当时宗教改革所牵涉的深刻社会政治变革需要而产生，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学说，也必然面对德国农民战争和激进的宗教改革运动对统治者的威胁做出反应。路德指责过激的宗教革命，不惜给世俗政权对人民的统治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他说，基督徒虽然自己不需要政权和法律的统治，却愿意去做对邻舍、他人有益的事，服从政权和法律，“积极服从刀剑的统治，缴纳税款，服从长官，并尽其所能，服务政府帮助政府，以维持政府的荣誉和尊严”[24]。他们甚至可以当刽子手，为维护当时的政治统治和惩治恶人不惜使用刀剑。所以，路德作为一位从封建中世纪终结到现代资本主义开端的过渡性人物思想的两面性显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