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年），作为16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和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在欧洲思想史中一直占有重要一席，被奉为“16世纪初期最富魅力的人物”和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三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是集学者、律师、神学家乃至殉教者于一身的人，其名著《乌托邦》，以对话的形式第一次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描绘了他设想的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至今仍广为流传；莫尔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名著《乌托邦》之中。

一、时代及生平

莫尔于1478年2月7日生于英国伦敦，他所生活的15世纪至16 世纪，正是西欧各国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也是英国大规模开展“圈地运动”，进入所谓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造成的大众普遍赤贫化，使得英国社会生活的矛盾日趋激化；同时，英国王室与教会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十分激烈，宗教改革运动贯穿其中；与政治和宗教上的变动相呼应的是，开始于15世纪末期的英国文艺复兴运动正方兴未艾，人文主义思想盛行一时。莫尔一生的经历及其著作和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莫尔的儿童时代是在伦敦当时最好的学校圣安东尼学校度过的，在那里接受初等教育，学习拉丁文。莫尔的父亲约翰·莫尔（John More，1530年卒）是著名律师（一说首任英国皇家高等法院法官），在小莫尔12岁时将其托付给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莫顿（John Morton），在莫顿的府邸当侍从（给名人当侍从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莫顿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开明政治家、外交家、学者，并一度当过大法官，他学识渊博，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对少年莫尔有很大影响，1492年，莫顿将14岁的莫尔送进了牛津大学坎特伯雷学院（后来的基督学院）学习。牛津大学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是英国研究人文主义的中心，格罗辛、林纳克、科利特等人文主义干将对莫尔的教导和影响都颇为深厚，莫尔在这里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并对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莫尔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他更希望莫尔能成为一名法官，而反对他对古典语言文学的向往。1494年（或 1495年），莫尔被迫从牛津大学退学，回伦敦入法律学校学习，1502年莫尔开始从事律师职业。莫尔精通英国法律，加上他为人正直，精明能干，对诉讼案件处理公正，因此在伦敦法律界享有很高声誉，但同时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古代典籍的研究。

1504年，26岁的莫尔被选为国会下议院议员，同年结婚。在议院中，他声望卓著，并勇敢地履行了议员的职责，否决了英王亨利七世为公主婚礼向国会索取巨额补助款项的议案。亨利因此迁怒于莫尔的父亲，将其投入伦敦塔监禁，莫尔也被迫脱离政治活动，回到律师界。这时，他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阅读教父的著作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

1509年，亨利七世病故，亨利八世继位，莫尔也重新回到政界，从事社会活动。1510年，莫尔被任为伦敦市行政司法次官，任职不久，就得到市民的拥戴。在此期间他对本国的经济情况有了深刻的了解。1513年，莫尔写成《国王理查三世的历史》，从此享有盛名。要了解莫尔，也不能抛开伊拉斯谟这位16世纪初期欧洲最有名的文人。自1499年前后，他们便成为挚友，此后20年，伊拉斯谟从未间断造访莫尔家。1506年，他们曾合作翻译卢契亚卢斯的著作，其中《冥间对话》一书对莫尔的《乌托邦》无疑是有启迪作用的。1509年，在与莫尔相处的日子里，伊拉斯谟撰写了《愚人颂》；1518年，伊拉斯谟出版了莫尔的拉丁语诗歌，因为他认为“英国唯一的天才”本人没有时间去干这事。

1515—1516年，英王先后委派莫尔出使尼德兰和加莱，调解英国同当地之间的商业纠纷。莫尔在长期工作中因认识到亨利八世不是“保护羊群防御豺狼的牧犬”，而是豺狼，故以这种心情，以第二次出使经历为背景，于1516年用拉丁文写成名著《乌托邦》（Utopia），表述了他的社会理想。莫尔的博学和出色的政绩，特别是《乌托邦》一书的出版，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亨利八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于1518年召莫尔入宫廷任职。1523年，经大法官沃尔西提名当选为下议院议长，并在同年写成《托马斯·莫尔答马丁·路德对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诽镑》，反对路德的宗教改革。随后，莫尔又当选为牛津大学的司法干事（1524年）和剑桥大学的司法干事（1525年），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1525年）。1528年，写成《异端和宗教事务的对话录》。1529年，沃尔西倒台，莫尔被指定为大法官。

莫尔虽然身居高官要职，但仍旧朴素、谦逊、和蔼可亲，在从事全部国务活动中完全独立自主，从不肯附和别人。1528年，因为在国会中为国家预算案投票时，他没有站在英王一方，使英王深为不满，因此，莫尔遭到荣誉流放，即出使西班牙。从此，莫尔逐渐失宠于英王。

英王亨利八世是宗教改革的反对者，曾支持教皇，并授权莫尔著书攻击路德，莫尔也赞成教皇制。后来，英王亨利八世由于与教皇发生矛盾而改变了对宗教改革的态度，并决定与教皇决裂，使英国教会独立。莫尔对亨利八世为了扩大王权，掠夺教会财产，推行英国宗教改革的行为深为不满，于是在1532年毅然辞去大法官的职务，以示对抗。这就进一步引起英王的不满和怨恨。为此，莫尔后来被告犯叛国罪，但查无实据，乃宣告无罪。1533年，亨利八世迫使议院通过法令，宣布他是英国教会的首领，并要求全英国最杰出的人物，包括莫尔在内，都必须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的首领。莫尔不从，并由此而获罪，1534 年被关进伦敦塔。

莫尔于1535年在伦敦塔中被处死刑。他不屈不挠，视死如归，临刑前还说笑话，终年57岁。

二、社会理想与普及教育的思想

《乌托邦》最早出于1516年，为拉丁文本，是莫尔就任王室宴务长官时出使尼德兰期间完成的（先完成第二部分，回国后又完成第一部分）。其英文本直到1556年才问世，此时书中的主要论点已广为人知并引起广泛争议。《乌托邦》这个书名原是由两个希腊文名词“乌”和“托邦斯”组成的，意为“寓意的虚无缥缈的地方”。1898年，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和最早的杰出翻译家严复将其译成三个汉字“乌托邦”，兼有音译和意译之妙。从此，它也逐渐在我国流传开来，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乌托邦》分两部，第一部是对君主专制国家的抨击。莫尔之所以能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首先在于他对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的认识。他深刻地认识到君主制国家的实质。他指出，那些赫赫大国为一伙贵族、富人所操纵。他们名义上代表国家，实则为他们自己打算，把国家变成保护其私财和奴役劳动者的机构。所谓法律不过是“把他们的阴谋规定成大家必须遵守的东西”，社会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义。他在著作中写道：“这岂不是一个缺乏公正和不知恩义的国家吗？所谓上流绅士、金馆老板等这般家伙，不事劳动，徒然寄生，追求无益的享乐，却从国家取得极大的报偿。相反，国家对于农民、矿工、一般劳动者、车夫以及木匠，却丝毫不慷慨，而没有他们就会是国将不国。这些人为国家浪掷了青春劳力之后，挨受老病的折磨，生活穷苦不堪，可是国家忘记他们没有睡眠的长夜，忘记从他们的双手劳动所取得的全部巨大利益，十分无情义地让他们潦倒不堪而死，作为对他们的酬报。”[21]

莫尔目睹当时农民不仅要受封建地主压迫，又要遭受资本原始积累摧残的遭遇，提出“羊吃人”的观点，深刻、形象地抨击资本原始积累的“圈地运动”的罪恶。他借一个外国旅游者希斯拉德的口说道：“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成废墟。”[22]莫尔把这些破坏地界的贪得无厌的人称作“嘴馋而且贪狠的国蠹”，被他们逐出土地的农民无处栖身，到处流浪，如果不去偷窃便只有饿死。莫尔在分析这些事实之后深刻地指出，造成社会的不公正、造成社会的种种罪恶的根源是私有制度。他认为，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分配，人类才能有幸福。如果私有制仍然保持下来，那么，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的重负下。这就是莫尔对于数千年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所做的结论，他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废除私有制，根据平等原则来组织社会生产，建立一个公有制的民主和繁荣的国家。这种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很大。

在《乌托邦》的第二部分，莫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国的画卷，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岛上，那里没有战争、贫穷、犯罪、不公或其他社会病症，是一个人人劳动、机会均等的理想国度。

乌托邦彻底废除私有制，甚至连住房也是每隔十年用抽签的办法重新分配一次。乌托邦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每一家庭生产一种手工产品，家庭中如有某一成员喜爱其他种类的技术，便可以被寄养到他所喜好的职业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是这里的主要劳动形式。此外，每个公民还必须轮流从事农业生产，所有的人都必须到农村劳动两年，这样既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也使繁重的农业劳动不至于落在少数人身上。莫尔设想，乌托邦由于人人参加劳动，因而产品丰富，保证了每人之所需，甚至还有多余产品接济其他国家。乌托邦也重视对外贸易，以其多余产品的七分之一接济外部穷人，七分之六出售，换得大量金银财富，主要用在国防建设上。乌托邦既消灭了私产，因而也就取消了商品和货币，因此，莫尔让乌托邦人鄙视这种万恶之源的金银，把它们视为粪土，用它来制造溺器，锻铸成奴隶的锁链和犯人头上、耳上、项上的饰物。

乌托邦还保留着奴隶，但它不同于奴隶制社会中的奴隶，它是一种对罪犯的惩罚形式。它亦不把其他国家的奴隶看作奴隶，只把本国的罪犯和其他国家的死囚当作奴隶。把本岛上的罪大恶极的人罚作奴隶，其理由是：既然对他们施行过很好的教育，而他们终不免于作恶，这就加深对自己的罪行，就应严厉处罚。乌托邦大部分重体力劳动由奴隶承担。这是莫尔为乌托邦人所开的解脱繁重体力劳动的药方。

政治上，乌托邦实行民主制度，所有的官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最高行政长官“王爷”，也是由选举产生，虽是终身制，但可随时撤换。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大会和元老院。每30户居民选举一名低级官员摄护格朗特，从每10名摄护格朗特中选一名高一级的官员持朗尼菩。家庭以最年长者为家长，由他指挥生活和生产。父母管教子女，老人受到尊敬。

这里实行一夫一妻制。为了使婚姻美满，择偶时双方**相见，这便可以避免由于衣服掩盖了身体的残疾，影响婚后的不和。乌托邦人认为，精神美固然至为重要，但形体美也不可忽视，形体美可以增加精神美。在莫尔之前，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首先提出婚前男女赤身相见的主张，莫尔可能是吸收了这种思想。与此同时，乌托邦对于亵渎夫妻关系的人则处以重罚。

科学和教育在这里受到极大的重视（其教育思想将在下文论述）。生产劳动与从事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是乌托邦人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国家还专门选择一部分有科学天才的人从事科学研究。乌托邦人学习知识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启发心灵，使精神更加丰富。在乌托邦还保留着宗教，宗教在这里是影响人民的重要手段，也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组成部分。在信仰什么样的宗教方面，乌托邦人坚守民主的相互尊重的原则，不像天主教会那样狭隘和对异教徒横加迫害。乌托邦人把享乐和幸福作为生活的总目标，重视美育、娱乐、休息和身体锻炼。总之，由于乌托邦废除了私有制，有着健全的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学受到极大的尊重，故而它成了人间的天堂，莫尔也因此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值得一提的是，莫尔的“乌托邦”思想不仅是当时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人们憎恨剥削和不平等的私有制、向往人人富裕和友爱的公正制度的幻想；同时还深深地受到前人的影响，“就文学角度而言，莫尔创作《乌托邦》并不是毫无基础的，而是他对祖祖辈辈的经验进行总结的结果”[23]。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便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但由于作者所处社会历史时代的不同，柏拉图所描写的是一种典型的理想的奴隶制国家，奥古斯丁也只是在“天国”中寻求自己的理想，把人在地上的生活看作罪恶的、暂时的，只是为走向永久的“阴间”生活做准备；而莫尔则在《乌托邦》中着意设计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对立和没有暴政的完美的理想国，他决不鄙视尘世生活，而是满腔热情地希望所有被压迫者和颠沛流离的人们都能够享受到尘世生活的乐趣，成为力量、敏捷和美的化身。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莫尔只是一个政治家和作家，但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所思考和关注的领域非常广泛，在其名著《乌托邦》以及他与友人的很多通信中都可以窥见其对教育的关注和思考，流露出很丰富的教育思想。此外，莫尔又是一位四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家庭就是一个“学院”，妻子、孩子和友人都成了他的教育对象，其很多个人信仰都在这儿付诸实践，成为家庭教育的楷模。

莫尔的《乌托邦》一书通篇都充满教育意义，因为在这里，莫尔是把教育问题与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和研究的。莫尔所讲的教育并不仅仅指狭义的正规学校教育（他在这方面谈得很少），而是包括男女老幼在内都要接受的感化心灵、提升道德、学习知识、和谐发展的一种开放型的社会教育（含家庭教育），是生活中的教育。在这里，教育与生产劳动、国家的政治制度、人民的生活娱乐乃至宗教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相互渗透，社会本身和生产本身就是教育的场所和大学校。因此，我们探讨《乌托邦》中的教育思想，首先必须明白莫尔所指的教育的广义性，他把教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正因为莫尔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他所说的这种广义的教育实际上是为其理想的国家制度服务的，是其所构想的理想政治制度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他同情穷苦的劳动人民，认为造成当时劳动人民“愚昧无知”“智力低下”的原因，一是由于剥削者的统治和压迫，二是由于没有受到教育。因此，他强**育的重要性。在乌托邦岛上，国家通过立法，实行公共教育制度，“乌托邦宪法规定：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范围内，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24]。这些思想无疑受到了柏拉图《理想国》和《法律篇》中有关思想的影响，柏拉图和莫尔都认为国家在教育立法上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柏拉图只暗示这有利于世界大同，而莫尔则视其为社会的根本；柏拉图在很大程度上关心的是统治阶级的教育，莫尔则高度重视生产者尤其是农业劳动者的教育。

莫尔所描写的乌托邦人，把幸福和享乐作为生活的总目标，而要获得幸福就必须开发智力、接受教育。“在《乌托邦》，一切都在国家控制之下……国家从不强迫人民做无谓的劳动，因为国家经济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使每个人摆脱体力重活而享受闲暇时间，只要社会需求允许的话。如此，每个人都可以开发智力。这才是生活的秘诀。”[25]在这里，莫尔探讨了政治、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只是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人的道德和心灵才智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教育理所当然是乌托邦岛上最重要的事，经济的发展只是为了提供物质基础，从而让人有时间去学习和接受教育。

在乌托邦岛上，教育是国家的事，是国家政治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国家实行普及教育。莫尔几乎与路德同时提出普及义务教育的主张，是较早地论及普及教育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他说：“我承认只有少数聪明的孩子应该成为学院的学生，但每个孩子应该接受基本教育，大多数成年男女应该在一生的闲暇里进行自我教育。成年人可用自己的语言学习每一种知识，因为每一种知识都含有丰富的词汇。”[26]因此，他的普及教育不是仅针对儿童，而是针对一切人。同时，普及教育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正规教育的学校，也包括非正规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如听“公共讲演”，自学有益的图书，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以及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学习等。这种教育和学习方式，使儿童和青年不但能获得广博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而且还可培养他们爱学习、爱劳动的品质，普及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理想的人，并使所有的人获得幸福。

为了普及教育，他提出通过本国语学习各科知识。他认为这种语言词汇丰富，是表达思想的准确工具，且利于普及教育。

为了普及莫尔所提倡的这种广义的教育，他认为，家长、教师和社会上的有经验的学者以及生产技术人员，都有责任教育年青一代，把教育工作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他这种广义的教育思想虽然是粗浅的、表面的，但从发挥教育效能讲是可取的，值得学习的。在这个方面，他还强调了教士的作用和任务。他说：“教士负有教育儿童及青年的任务，把关心培养他们的品德和关心他们读书求知看得同等重要。”[27]乌托邦普及教育的结果，“使岛上未开化的淳朴居民成为高度有文化和教养的人”[28]。与普及教育的思想相联系的，是莫尔对妇女教育、儿童教育的重视。在莫尔时代，妇女是被轻视的，更谈不上受教育，而莫尔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则表现出了自己对妇女的尊重，他尤其关心女子教育问题，认为女子可与男子一样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男女两性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他说：“依我之见，这两种人同样都能掌握发挥理性的学术；如果播下培育良好的种子，那就可能有所收获，这就像在耕耘的土地上常见的那样……应该让女子参加崇高的学术活动，以便加倍开发她们的智慧。古代的圣人——他们不仅高瞻远瞩，而且还德高望重——也是这样看的。”[29]同时他指出：“如果一个妇女在人人称羡的美德中有一点学问，那么，我看比克里苏斯之富和海伦之美还更可珍贵。”[30]此外，莫尔还极力主张妇女们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在经典著作与哲学领域。莫尔重视妇女教育的思想在其妻子和女儿身上都得到了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莫尔所说到的乌托邦岛上的教育，不只限于儿童和青年时期，而是终生不辍。“大部分公民，不分男女，总是把体力劳动后的剩余时间一辈子花在学习上。”[31]莫尔的教育对象不分男女，不分长幼，是全民的教育；教育内容广泛、全面，方法多样，是全面发展的教育。莫尔的理想社会就是每个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人知书识礼，学问与道德在每个人身上竞相争辉。人们把工作与学习、科研结合得如此自然，他们个个勤于工作，敏于思考；他们以正当的享乐为人生的目的，不仅仅享受精神上的快乐，而且享受物质上的快乐；他们既注意知识的修养、心灵的启迪，也注意身体的锻炼和休息；他们人人都是力量、敏捷与美的化身。这就是莫尔理想的社会、理想的教育，以及由这种社会与教育所培养出的理想的人。

三、劳动教育

莫尔所设想的乌托邦人是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乌托邦人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就是生产劳动和从事文化教育与科学研究工作。莫尔主张人人参加生产劳动，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这种主张是受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决定的，他说：“凡年龄体力适合干劳动的男女都要参加劳动。”又说：“乌托邦宪法规定：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范围内，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他们认为这才是人生的快乐。”[32]“每当必要，他们都耐心参加体力劳动……对于从事智力探讨，他们从不知疲倦。”[33]莫尔不仅重视体力劳动，而且也重视智力劳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起来了。这是一个创举，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和在政治民主平等的思想基础上，才能实现这种理想。这种思想与马克思后来所说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有一脉相通之处。

乌托邦人的体力劳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农业劳动；一类是手工艺劳动。

在农业劳动方面，儿童“从小学农，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到城市附近农庄工作实习旅行，有如文娱活动。他们在农庄里不只是旁观者，而且是每当有体力劳动的机会，就从事实际操作”[34]。到年龄、体力适合劳动后，每人要在农村住满两年参加农业劳动。第一年，因缺乏经验，要接受已在那里住过一年并熟悉耕作的人的训练。第二年，他再以已获得的耕作经验传授新来者。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一个人在农业知识和技术方面经历学习和传授的阶段，并从中获得经验。这种轮换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每户每年有20人往返城市和农村。

在手工艺劳动方面，乌托邦人除务农外，还要学习一门手艺。这种专门手艺一般是子承父业，家庭是按专业组成的。假如某一家子女不喜欢自己家的行业，他可以寄养到他所喜欢的那种行业的人家。这是一种适应生产发展的学徒制的学习教学方式。

以上所述表明三点：一是每个人都参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劳动，这说明从事生产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是平等的；二是亦农亦工，在一定程度上把手工业和农业，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三是每个人在生产实践中，理论联系实际，学到了技术和知识，这些知识和技术又反转来应用于生产实践。莫尔把生产劳动和知识、技术结合起来，为后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生产劳动中，男女因体力不同，所干的工种也相应有所不同。妇女体力较弱，可做轻易活，如毛织和麻纺；男人体力较强，可操繁重活，如冶炼、土木工等。

乌托邦人每日只安排6小时劳动（每当没有必要干6小时的工作时，国家就缩减工作时间），睡眠8小时，其余时间除就餐外，大都用于智力活动。所以，乌托邦人既心情愉快地从事体力劳动，又心情愉快地从事脑力劳动。莫尔第一次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起来，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只是一种初步的设想，但其包含的价值取向则是可贵的。

在乌托邦，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虽然主管生产者的人可以豁免，但他们都不肯利用这个特权，仍然以身作则，参加劳动，并带动群众劳动。此外，还有少数人经过教士的推荐以及主管生产劳动的人的秘密投票也可以豁免，以便认真进行各种学术研究。这些人都是在业余钻研学问，成绩显著者。但这些人后来如果不能胜任，就仍被调回去做工。莫尔豁免一些有才之士的劳动，集中从事各种学术研究，这是由于工作的需要。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分工，也是合理的。

四、科学研究与知识教育

莫尔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研究。在乌托邦，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是相提并论的一件大事，为了发展科学，国家选择一部分具有科学天才的人，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他们是由教士推荐，由摄户格朗特（乌托邦的基层官员，每30户选出一名）选择产生的。他们可以免除体力劳动，但必须对研究工作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否则，如果辜负国家的重托，便要被免去科研职务，重新回到生产岗位。相反，如果一个工人能利用业余时间进修科学，并获得优异成绩，也可以被提拔到科研机关，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人人参加劳动，使工作时间大大缩短，余下的时间主要用于学习或从事科研。为了普及科学，探讨学术，他们经常举行讲演会，科研人员必须参加，其他的人不分男女，也成群结队来听。不同的人可以出席不同的讲座，有选择的自由。

由于重视科研，乌托邦的科学达到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在音乐、论证、算术以及几何各个领域，他们的发现几乎赶得上我们的古典哲学家”。他们“对星辰的运行、天体的运动，极有研究。而且他们巧于发明各式仪器，用于十分精确地观测日月的运行及部位”，“他们从长期的实践中所发现的确切征兆能预测风雨及其他一切气候变化”。关于潮汐何以形成，海水何以含盐，以及宇宙的起源和本质，他们的议论“部分地和我们古代哲学家的论点一致”。[35]莫尔将乌托邦的科学与古希腊相比，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自然科学的成就并不比古希腊高出多少。

乌托邦岛上的人民除了独立地进行科研以外，还非常重视知识学习和同外界进行知识交流。乌托邦一接触到古希腊作品就爱上了它们，有学问的乌托邦人只用三年时间就可学会希腊文。他们从希斯拉德那里得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西俄夫拉斯塔斯的植物书、普鲁塔克以及吕西安的作品、荷马的史诗、幼里披底斯和索福克里斯的悲剧、阿里斯多芬的喜剧，还有史学家修昔底德、希罗多德的著作。此外还有古代的医学著作，也有拉丁作家的诗和历史著作。他们特别喜爱有关自然哲学的著作，靠看这些著作，他们便去进一步探索大自然的玄妙。乌托邦人热爱知识，心胸开阔，因而不夜郎自大，不故步自封。他们善于学习外国的一切好东西。他们热情好客，尤其欢迎有才能的人与一些经验丰富、谙熟各国风土人情的人，他们渴望了解各个国家。乌托邦人由此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青年一代的教育提供了充裕的学习内容。学校设置了广泛的学科，如读、写、算、几何、天文、地理、音乐、自然科学、本族语、当代外语等。

莫尔重视知识的学习，但他又认为学习知识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启发心灵，使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认为，“世俗知识使人具备美德”，“学术不端才导致对道德的无知”[36]，充分说明了知识与美德之间的关系以及学问对美德的影响和作用。莫尔反对无知，也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他尖锐地讽刺了不学无术的神父，他写道：

“保罗证明，你常说知识使人高傲，

但你不学无术，又有什么东西可以骄傲？

你大腹便便，步履艰难，

噢，原来是愚昧无知使你高傲。”

“你——伟大的神父叫嚷‘字母把人害死’，

你没完没了的胡扯这一格言。

你倒是绝没有被字母害死的危险，

因为你目不识丁。

你倒没有白担心字母会害死你，

因为你知道精神已复活不了自己。”[37]

五、道德教育与宗教教育

在乌托邦的教育中，德育占着最主要的地位。莫尔认为，在一切财富中，美德占首位，而学问居第二位。莫尔主张知识应该与道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道德，那么知识就会成为罪恶的渊薮；只有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知识才更珍贵，甚至比国土的全部宝藏还珍贵。这是因为在崇高的学术研究中，主要的是汲取教养，而不是沽名钓誉，凡是从事学术而又沉醉于傲慢与虚荣中的人，就会利用学问来作恶。

乌托邦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并且随时随地进行。例如，在集体进餐时，他们精心安排座次，使青年人和老年人交叉相处，这样，年长者可以随时观察青年人的举止，“老年人的严肃而可敬的威仪，足以防止青年言行失检而涉于**，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逃不了在场老年人的注意”[38]。中餐和晚餐开始时，有人先读一段书，劝人为善，但需内容简短，不至于令听者厌烦。接着是老人按这段书的提示，引出内容适当、格调高雅的话题；但老人并不总是长篇大论，而是乐于听青年发言，甚至故意引出他们的话，以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考验每一位青年流露出的才华及性格。

在乌托邦仍保留着宗教，宗教是影响人民的重要手段和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莫尔的很多道德标准与思想都与其宗教观点息息相关。在乌托邦，人们可以信仰任何一种宗教，崇信日月星辰者有之；崇拜先祖中的英雄人物者有之；但大多数人，亦即那些明白事理的人只相信一个神祇，这样的神祇是不可知的，永远存在的，在形体上和在威德上无往而不在。乌托邦人称其为万物之父，把万物的起源、生长、发育、演化、老死，都归之于他，认为至高无上的神所代表的就是自然，自然就是神威庄严而超乎万物之上的“神”。莫尔认为神即自然，其宗教观类似于自然神论，但与自然神论不同的是，他相信灵魂不死，相信“非自然力”的奇迹。莫尔从其宗教观点出发，认为德行、理性应与自然统一起来，指出：“德行引导我们的自然本性趋向正当高尚的快乐，如同趋向至善一般……乌托邦人给至善下的定义是：符合于自然的生活……乌托邦人说，一个人在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的问题上如果服从理性的吩咐，那就是遵循自然的指导。”[39]这充分说明了德性、理性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即德性要服从理性、遵循自然，同时德性又引导人们的自然本性趋向至善。因此，莫尔反对一切违反理性的自然的强权、剥削、奴役，反对天主教把人生看作罪恶的渊薮，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人文主义的德行，认为主要的精神快乐就是来自德行的实践和高尚生活的自我意识。

莫尔认为，自然号召人人互相帮助，不要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损害别人的利益，并认为低级快乐一定带来痛苦的后果。所以他劝人“为善”“行善修德”“关心公众的利益”，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自私、贪婪、野心和派系、说谎、虚荣心、追求名利、骄狂等不良道德行为。乌托邦人也十分重视仁慈、人道等道德观念的培养。他们规定，屠宰牲畜一类的事情，只有奴隶去干，而且先在城外宰好，经过清水冲洗，然后运入城里。乌托邦人不准自己的公民操屠宰业，认为这会逐渐消灭人性中最可贵的恻隐之心。同样，打猎活动也是被禁止的，因为杀牲取乐会养成人的残忍性。对于战争，乌托邦人持反对态度，他们热爱和平，喜欢安宁的生活，在国与国之间发生争端时，主要是依靠和平的方法解决。但在祖国遭到侵略时，却勇敢地投入战斗，从不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莫尔主张对他人要慈善、谦虚，大家“和谐友好”相处。官长不傲慢，不令人望而生畏，官长热爱老百姓，老百姓也自愿地尊敬官长。对老人、病人、丧失劳动力的人、有残疾的人以及孤儿等，要关心照顾，特别教育年轻人要照顾老年人，服侍父母。莫尔还从其宗教观出发，相信灵魂不死，为善者死后有赏，作恶者死后遭罚。因此，在葬礼中要为死者树碑，讲述死者的优良品质；对为国家建立功勋的伟人，为他在广场上树立雕像，纪念其崇高业绩，鼓励后人景仰前人而奋发上进。认为这样纪念正直的品德，不但是鼓励生者向往善行的最有效办法，而且给予死者以敬意。莫尔说道：“我们行善修德，死后有赏；我们为非作恶，死后受罚。这些固然是属于宗教的原则，然而乌托邦人主张，理性使人们承认这些原则。”[40]

乌托邦人对不良行为采取防患于未然的办法。他们认为，某种不良行为一经在某人身上生根，那么在他的头脑中便会留下牢固的关于这种行为的快乐的谬见，就不能接受正确的良好行为或真正的快乐。乌托邦人给有善行者以荣誉，同时用刑罚阻止人犯罪。其精神是，处罚的目的是根除罪恶，挽救犯罪的人，使他们改过自新，以后立功赎罪。但是，乌托邦人对犯错误的人也不是无原则的宽恕。凡是严重的罪恶则要公开处分，使犯错误的人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别人，并且阻止别人犯罪，以利于促进社会道德的淳化。

六、自然美育观

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新的道德观念，形成了乌托邦人新的审美心理。莫尔认为，在美育中，音乐应占有特殊的位置。乌托邦岛上的音乐，声调优美，能准确地表达人们的感情，激发人们的热情。乌托邦的乐器和声乐如天籁一般，音调和意境能融合无间，表达任何一种情感的乐曲也都能恰到好处。音乐“触动我们的官能，使它感到一种秘密的非常动人的力量，吸引住它”。音乐可以使人“不时感到一种快乐”[41]，为了享受生活之美，每到晚餐时都伴有音乐。进餐时他们焚上香，喷上香水，以使心情更为舒畅愉悦。

乌托邦人的审美观十分独特，服装穿戴从不讲究。样式上，除了区别男女、已婚与未婚者以外，几乎趋于统一。做工时穿的衣服是皮的，而且要穿七年；平时的衣服也要穿上两年。衣料多用粗毛线织成或用麻布料。可见，乌托邦的衣着十分简单，莫尔认为这样才是美观的，他对那些绫罗绸缎、金银装饰却极为厌恶。莫尔让乌托邦人鄙视万恶之源的金银，把它们视为粪土，用它们来制造溺器，锻铸成奴隶的锁链和犯人头上、耳上、项上的饰物；当身着五颜六色的华丽衣装的外国人来到乌托邦岛上时，他们称之为“小丑”。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莫尔美学观的最主要成分乃在于自然之美与精神之美，是一种自然美育观，勤俭淳朴是这一美学观的主要因素。

与这种自然美育观相一致的是，莫尔认为健美的身体也是美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健康格外关注，把健康看作最大的快乐和快乐的基础。他说，“美观、矫健、轻捷，这些都是乌托邦人视为来自大自然的特殊的令人愉快的礼品而高兴地加以珍视”[42]，他抨击禁欲主义者“鄙视美观，损害矫健的体力，变轻捷为迟钝，因节食而伤生，糟蹋自己的健康，以及摒绝大自然的其他一切恩典”的行为，认为“乌托邦人认为这种态度是极度疯狂，是对自己残忍而对自然忘恩负义的一种心境的标记……”[43]因此，莫尔十分重视娱乐、休息和锻炼身体。出外旅游和骑马奔驰是乌托邦人最喜爱的活动，军事训练也是体育的重要内容，乌托邦人不分男女在固定的日子里刻苦地参加军事训练，既可锻炼身体，又可提高御敌本领。

莫尔把身体的快乐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能充分感觉到鲜明的愉快……是由于某种东西，它触动我们的官能，使它感到一种秘密的非常动人的力量，吸引住它。这就是从音乐产生的快乐”。所以他设想乌托邦人在一天劳动后，在晚餐时必有音乐，一方面可以解除一天劳动的疲劳，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听觉美的享受。莫尔不但注意音乐美的作用，而且还注意环境自然美的作用。他说，乌托邦人酷爱自己的花园，因为从花园中可以得到视觉美的享受，可以使人心情舒畅，忘掉烦恼和不快。于此，我们看到莫尔还注意了审美情操的培养。“另一类身体的快乐，按照乌托邦人的意见，在于身体的安静以及和谐”[44]，这里指每人应具有健康的身体，免于疾病。因为只有身体健康，生活才能安静舒适，否则，失去健康，就谈不上快乐。因此，他反对一切有害于身体的低级快乐。莫尔的自然美学观，不仅重视了精神上的享乐，而且也不忽视身体上的享乐，比柏拉图完全贬低身体上的享乐、追求严峻单调的抽象美学观无疑前进了一步。

七、家庭教育的楷模

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出了理想的社会，构想了理想的教育和理想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一位模范的丈夫和父亲，成为家庭教育的楷模，并在家庭教育中实践了自己的很多教育思想。

莫尔一生结过两次婚，前妻为他生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不幸死于1511年。考虑到孩子需要母亲，莫尔很快又同比自己大七岁的艾丽斯·来德尔顿结了婚。艾丽斯脾气暴躁且说话尖刻，但却是孩子的好母亲、家庭的顶梁柱，莫尔对此十分欣赏。莫尔在切尔西拥有一栋房子，全家上下一共21口人住在一起，还有不少其他人同住。莫尔单独为自己建了一所房子，带有小教室、图书馆和艺术陈列室。他的整个宅邸是一个教育试验场。他教妻子和其他家人唱歌并演奏各种不同的乐器，教他们用拉丁文和英文（有时用希腊文）阅读并讨论哲学神学问题。莫尔在教育他的3个女儿和养女吉格斯（Magart Giggs）方面，实践了他的教育原理，使她们都受到了人文主义的教育。尤其是其长女玛格丽特，她不但在品德、智慧方面类似其父，而且学问造诣很深，她能口操流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她的文学成就曾轰动一时，为当时学者们所重视。莫尔对其继室、脾气暴躁的艾丽斯的教育也被人们传为佳话，通过莫尔的精心教育，艾丽斯最终成为一个温良、知书达礼、懂音乐的女人，莫尔家庭也被奉为“所有时代家庭幸福的楷模”[45]。

莫尔对子女的教育是与他对孩子的一腔热爱之情分不开的，在《致最可爱的孩子们》一诗中，他亲切地写道：

一直在吻着你们，没有半点打骂，

即便是体罚，扫在你们身上的也只是孔雀尾巴……

我永远温柔地疼爱着亲生的儿女，

教养你们一向本着宽厚仁慈的父亲风度；

对你们的疼爱漫无止境地在由衷滋长；

就好像从前没有把你们放在心上。

认真的研求，青年有力地焕发气概；

在精神上，备受优越艺术，丰富学问的培栽；

在谈吐上，流畅大方，风趣文雅，极其可爱；

不但擅长言辞，还有宝贵的思想存在；

这些，都使我衷心欢乐喜爱，

也正是我和你们心心相连成一块，

好像不单纯把你们当成我亲身肢体来看待。

莫尔对其子女的教育和关爱，让我们看到了《乌托邦》之外的莫尔— 一个真正的慈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