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夫斯是一个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既热衷于古典文化，又对上帝有虔诚的信仰。同伊拉斯谟一样，他对当时社会的宗教、道德、文化和政治状况并不满意，他认为要使社会变好，须先使人心变善变智，他力图以人文主义文化和基督教道德改造社会，而要将人文主义文化和基督教道德输入人心，就必须依靠教育的力量。

一、教育对改善宗教和道德状况的作用

维夫斯不像天主教会那样重视宗教礼仪，他认为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内心对上帝真诚的信仰和热爱。维夫斯并不关注来世问题，他主要从伦理道德意义上看待基督教，要求人信仰和热爱上帝，也就是要求人以上帝为榜样，做符合基督教道德要求的善举，“维夫斯所赋予上帝的几乎就是一个工具性的角色” [12]，上帝是最高的善，是美德的集大成者，他以美德之光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上帝的作用在于引人向善，在于使社会变得更好。

上帝是美德的化身，是最高的善。他问道，除了上帝自己，我们能把什么定为人的归宿呢？人应全神贯注于上帝并使自己的本性变成上帝的本性，使自己拥有美德。社会是靠美德、爱联结在一起的。上帝因爱而创造了人类，基督因爱人类而甘心承受苦难，人之间若有真诚之爱，人世间就不会有纠纷和战争。因此，维夫斯高扬上帝，就是高扬爱的旗帜，并想以之化解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冲突，他说：“爱是我们所以创生的原因；因为，他（上帝）的热爱的标志，没有比他创生了我们更加显著……通过爱，即通过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将回到我们的来源那儿去，这来源也就是我们的归宿。因为，除了爱，没有一种东西能把精神的东西联结起来，没有一种东西能使许多东西统一起来。”[13]

既然上帝是最高的善，那么虔敬上帝就是追求善。儿童入校后，应先使他们树立虔敬的基础，教育的“一切都应该引导到虔敬”，教师在教育学生时，应避开任何“与一个善良的心灵相违背的东西，并且总是说有助于良好道德的话语”。[14]他要求教育要以美德的力量，战胜和击破学生心中的私欲，他说：“应该教给他们我们宗教的基本真理，使孩子懂得他生来是多么柔弱和易于作恶；使他懂得没有上帝的帮助，没有一件东西有或能有任何价值，他必须经常地、诚恳地祈求上帝，没有上帝的帮助，他决不能希望有所成就。很多人在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事物的价值时，他们的盲目性和错误是多么严重呀！善良的见解必须灌输到空着的胸怀中去。我们是上帝的仆人，通过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甘心服从上帝，必须把它当全能的神敬畏他，当全知的神敬仰他，当仁慈的赐予者热爱他。我已经写了一本名为《走向智慧之路》的小册子，来阐明这些问题，教师容易从哲学家和宗教方面的作家那里采摘一些小的花朵，供他的学生应用，好像从青葱的草地采摘花朵一样。他应该再三地表明，根据记载人生怎样是一场无穷的、激烈的斗争；灵魂的欲望和理智相对抗，它们总是佩戴武器，准备战斗，如果它们获胜，结局便是人类最痛苦的毁灭。所以，必须经常地议论欲望和反对欲望，以免它们击破我们的力量。很难说愚蠢的孩子会在他们身上显现出多少坏的欲望，他们认为它们并无伤害，但是，当它们变得比较清楚时，他们发现试图根除这些习惯的工作并不容易——欲望生了根，而且常常长出新苗。的确，一切行动在我们习惯于它的时候，都会变成愉快的事情。倘若不习惯于最好的东西，该是多么的愚蠢和狂妄……让孩子们懂得，上帝是一切正确行动的酬劳者，我们的心灵和思想上帝是明白的。这样，只要他们的年龄许可，他们会习惯于不为了获利而工作，而是为了神圣的、永久的报酬而工作。”[15]

要在学生心中树立《圣经》的权威，因为《圣经》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他说，“圣经的威信应该在学生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敬畏。当他们听到圣经上所讲的话时，他们会设想他们听到的是全能的上帝的声音。只要需要，教师可以从圣经中选几段，作为对病人的救治”。从《圣经》中，我们能“找到最高的权威，它不会欺骗我们，因为它是由不存错误的智慧产生的”。[16]

孩子的虔敬和德性应尽早培养，因为“我们在童年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跟我们走得很远，如果它们在幼年时期就在行为中凝固和确定下来，那么它们在我们一生中的影响便更为深远”，孩子善于模仿一切东西，常常模仿父母、保姆、亲戚、朋友的行为，这些人会对孩子的性情产生很大的影响，“父母所特有的虔敬，将扩散到和他们血肉相连的人的身上。所以，如果父母的性情不良，就必须忧惧。因为，父母和亲戚的性情，被孩子和奶一起吸进去，并随着年龄固定下来，有什么东西比此具有更大的影响呢……有什么影响能比父母和亲戚的影响更加大呢”？孩子会有犯错误的苗头，因此，“柔顺的心灵必须按照正确的准则加以陶冶”。维夫斯要求父亲对孩子品德的关心应重于对于财产的关心，因为德性的遗产更加重要，“不管他是否有遗产传给下一代，首先应该占有的是正直的性情。不，说得更恰当一些，不需要遗产，只需要德行”，因为一个败家子很快会将家产挥霍一空，而一个勤俭持家者会使财富不断积聚。[17]

学校和教师不应只传播给学生知识，还应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维夫斯在巴黎大学求学时，对巴黎大学学生的道德状况深为不满，这些年轻人行为轻浮，沉溺于酒色，还不时在街头打斗。出身于富家的学生急躁易怒，骄傲自大，挥霍财物。维夫斯认为，人到了青年时期，由于欲望的增长和不良朋友的影响，很易于走向堕落，致使“人的心灵跟着它的欲望游**”，致使人“耽迷于各种各样的不道德的行为”，使得人“好像一只粗野、凶悍的野兽，沉浸在无知、傲慢、没有礼貌、没有知识和卑鄙的状况中。他的心灵热衷于各种各样的任性和恶德，他的生活完全放弃给各种猥亵的行动，最后被疾病所磨灭”。如果学校和教师不关注学生的品德成长，必定会使学生的心灵更加腐败，会使他们的不道德行为继续蔓延。人有学问是必要的，但人还应会正确地运用他的学问，“没有一件事比滥用好的东西还要坏，而学问这个最有价值的工具，如果它被一个坏人所占有，可以转变为凶暴的罪行”[18]，因此，学校不仅应使学生有知识，还应使学生有德行，总之应使学生品学兼优。贯穿维夫斯一生的指导思想是“理性的培养和发展其目的在于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19]。智慧发展与品德发展不应割裂。

基于此，维夫斯认为，人有了知识，应该谦虚，不应骄傲自大，不应被知识弄得趾高气扬，因为我们知道的与我们不知道的相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学习，就像对任何事都无知一样。不要以向别人学习为羞耻，人类向动物学习了很多事情也没感到羞耻，为什么向他人学习就感到羞耻呢？人不应自负，人应看到其智慧是有限的，与上帝的神圣的智慧相比，人类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人有上帝那样的博学和智慧。人的聪明才智得之于上帝的恩赐，如果一个人因其才学而受人欺骗，他不应自满，而应“用谦卑的心崇拜和感谢上帝给了他所有好的礼物”[20]，为追随上帝，人应不断地、多方面地学习。学习获取和运用知识，应有一个高尚的目的，知识不是个人获取名利的工具。为获得金钱而寻求学问，会寻求不到真正的学问，因为寻求者的用意在于金钱。为获得声誉而寻求学问往往也是靠不住的，人们经常因希望占有光荣而堕落，很多人生时享有盛誉，可是死后，却被认为是卑鄙的和丢脸的。名声是如此不确实和如此地靠不住，时过境迁，声誉也随之消失，“很多优秀的发现被自然的力量和后代的勤奋弄得黯然失色，因为后来者的书的声誉遮掩了以往的书的声望，正如高大建筑挡住了光线”[21]。追求声誉难免要投合别人的好恶，而别人的好恶又是难以把握的，因此，为追求声誉而研究学问，往往会使研究者违背自己内心的真实判断而媚俗，从而远离真理。尤其是追求声誉是为了个人私欲，是非常有限的。最大的光荣在上帝那儿，维夫斯充满**地讲：“若你不去注意别人对你的称赞并决心忠实地服从你自己的良心，并通过它为上帝服务，那么，你将有多少长期和可靠的光荣啊！”应取悦于上帝而不应为虚名取悦于他人，而取悦于上帝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在探求知识时，不受他人左右，独立判断；在获取知识后，将知识运用于社会。维夫斯引用哲罗姆的话说：“不管我在吃饭或干什么，在我耳旁经常响着：你，凡人，起来，去判断。”维夫斯说：“再没有比使上帝高兴的事更好的了。上帝使我们博学，给我们——他的子女那么多礼物，供我们分配。我们应最大限度地将其用于社会。上帝希望我们免费给予人正像他免费给予我们一样——上帝赠给我们的东西是如此的丰富，但他还给我们如此丰富的报酬。多么仁慈的上帝呀！他无偿地给我们，奖赏我们，我们也应把它赠给别人。这是所有学问的结果；这也是目标。一旦我们获得知识，我们必须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要它服务于公共福利事业。什么时候都要追求不朽的奖赏，而不要钱，不在乎当前的赞美和愉快，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即将飞逝。”[22]

总之，上帝是最高的善，上帝具有最高的智慧，人作为上帝的子民，应在品德和智慧方面追随上帝，求善求真，若如此，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既善且真的社会，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追求真与善的人，从而实现既善且真的社会理想。这便是维夫斯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

二、教育对改良政治状况的作用

维夫斯认为社会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的症结是道德问题，既涉及君主的道德，也涉及臣民的道德，若君主和臣民都关心公共利益，不为私欲所左右，必会有一个祥和平安的社会。

同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维夫斯把自己视为君主的顾问，认为向君主提出政治建议是其应尽的职责。此外，这与维夫斯对知识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君主关系的理解也有关系。维夫斯强调知识要应用于实际，他说：“要大胆自信，我们要学习各个领域的知识，以备应用，这是上帝指定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永远地学习，而是要把我们的学问应用于生活实际。每门学问是无止境的，但在一定阶段，我们必须开始把它用于有利于他人和社会。”[23]由于君主拥有很大的权力，若君主们能听信有知识人的谏言，对政治、社会的改良必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学者给君主提政治建议是沟通知识与政治、学者与君主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知识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方式。越是有权力的人，其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就越大，不过这种影响有好有坏，是好是坏与有权者的道德水平和认识水平有关。他说，一个坏的君主“并不比任何老百姓更有价值”[24]。向君主进谏是为了使君主的权力使用得更加公正合理。维夫斯尤其强调历史知识对政治改良的意义，认为历史知识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正确地理解过去是保持当今政治贤明的关键，历史知识是贤明之师。他论证道，历史充满各种事件，每件事都在变，但“人类最本质的天性”是永恒不变的，人类内心情感的基础从来未发生过变化，人的行为建立在人的情感的基础上，同时人的行为又在政治生活中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这就意味着人们研究历史不是研究琐细的历史事件，而是研究事物发生的普遍原因。人们可以从这种普遍性的认识中找到有益于当前的东西，他说：“一个人被其他人的邪恶所警告是件大好事，这比自己去体验好。因此，历史像个范例，为我们服务，它告诉我们应该追随什么、避免什么。”历史知识对君主管理国家非常有用，他说：“我认为历史的最大、最重要的用处是为了公民政府和公共事务的行政管理。”[25]维夫斯从他对历史知识价值的探讨中还得出另一个结论：那些对历史认识得最深刻的人，可以说最有资格担任君主的谋臣和顾问。

以历史为师，让学者为君主出谋划策，都隐含对君主施以教育的必要性。而当时君主的状况更说明了这种必要性之大。维夫斯认为大多数君主“心灵很腐败”，他们傲慢自大，粗暴易怒，缺乏理智，品德低下，愿听他人的阿谀奉承而不愿听他人的规劝和责备。维夫斯指出有学问的人应有社会责任感，不应为个人私利而无原则地吹捧君主，他说：“有学问的人不阿谀奉承无知的君主。”[26]有学问的人应少称赞君主，应多告诫甚至谴责君主，贤明的君主从谏如流，在听到别人的谴责时，“没有一点儿痛苦和愤怒”。有学问的人不应为有权的君主文过饰非，“想用奖赏或获得报酬来掩盖无论是权威人士或普通人的错误，都是非常可耻的。因为它促进坏的东西日益发展，而且由于有学问的人的同意，别人就被鼓励跟他们走”[27]。

因此，有学问的人应对君主施以好的影响，不应抱不负责的态度，维夫斯认为他的责任不是为君主提供某个具体事项的具体解决办法，而是提醒君主不要忘记其所肩负的“道德义务”[28]，君主应给其臣民树立良好的榜样，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只有当君主能明辨哪些事情真正有价值并能相应调节自己的愿望时，才能做到控制自己的感情。维夫斯强调政治的道德底蕴，认为君主应是有德之人，君主首先考虑的应是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君主个人的私人利益。他认为战争和政治动乱是对有罪的人尤其是对有罪的统治者的惩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纠纷和战争多因君主的野心而引发，战争和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则是灾难。维夫斯坚决反对战争，积极倡导和平，他要求在学习历史时，“战争、斗争不需要学习，因为它们只给头脑一些坏的例子，它只给我们那些互相伤害的途径和办法”，“战争不亚于盗窃，除非是为了反击强盗”，“要让学生注意和平的事”，一种发人深思、令人满意的历史学习，应使人认识到光荣来自“众多的道德行为”，而“恐怖和罪恶带来耻辱”。[29]

不仅君主应关注社会公共利益，而且每个人都应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维夫斯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我们是为社会而生的，一生离不开它”。[30]由于人是有社会性的，故教育应培养学生具有社会性的品德，使学生关心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维夫斯对人们普遍缺乏公益心深表忧虑，他说：“在目前，当只有少数人甚至几乎没有一个人关心公共福利的时候，担任公职是大家所轻视的，而这个时候，这种公职的确是不应该回避的，为了热爱他的国家，应该是热切地被期望和受欢迎的。但是，今天，在很多国家，热爱祖国没有被理解，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每个人都只为他自己而生活，只关心他一个人。”[31]正因为缺乏爱国精神，所以更需要教育加以培养，通过合宜的教师，将在学生心中“炽烈地燃起”对祖国的热爱，“对于无论什么于国家有益和宝贵的东西，他将愿意考虑国家的利益而奉献，同时，只要他有机会，他将尽其所能为国家的进步作出一切有益的贡献”[32]。

维夫斯对普通大众的命运充满深切的同情，在政治上他具有民主主义思想，早在1519年在《反对伪辩证法》中他就写道：“我从社会的深处看到一种变化正在发生。在所有的国家里，大众正在崛起，他们具有完全的、卓越的、自由的理智，他们再也不能忍受所受的奴役，他们决心割断暴政套在他们脖子上的锁链。他们正呼唤着他们的同胞奔向自由。”这段话很像是20世纪的人说的，但它的确是16世纪初的维夫斯说的。上层社会的人往往视大众为无知愚昧的群氓，维夫斯则对大众的才智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体力劳动者的智慧高于争辩不休的经院学者，在《反对伪辩证法》中他讲道，如果把经院学者们的争论从拉丁语译成大众能懂的本族语，从而使体力劳动者知悉经院学者们所讨论的内容，他们必定会发出不满的嘘声和愤怒的喊叫，必定会高声叫喊着把经院学者驱逐出巴黎。维夫斯认为体力劳动者有丰富的直接经验，他们由生活经验得来而非由特别研究得来的实用判断力和各种常识远高于经院学者们空洞乏味的争吵。[33]1531年在 《知识的传授》中他甚至还说：“一个君主并不比任何老百姓更有价值”，意即一个坏的君主其对社会的价值还不如一个平民。[34]

与这种民主性思想相联系，维夫斯反对暴政，要求世俗政权关心社会公共福利，救助贫困民众。在教育上，他要求关注贫民子弟的教育，关注女子的教育，关注残疾儿童的教育。也应看到，他的民主性是有局限的，比如，他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成为贤妻良母做准备。女人与男人相比有许多弱点，比如，头脑简单，情绪不稳定，疑心较重，嫉妒心强，多嘴多舌，专注于琐事等，女人在体力上和对情感的控制上均不能与男人相比，女人像是“一种软弱的动物”，故应服从于父亲和丈夫的权威。女子教育的目的是在于为结婚、为家庭做准备，应教她们学习各种家务，知识教育方面应主要集中于道德哲学，以培养妇女具有贤淑的美德。

三、学校和教师的作用

由于维夫斯将革新社会政治、宗教、道德、文化的重担系于教育，而教育的好坏乃至成败又系于学校和教师的质量，因此他十分关注学校和教师问题。

维夫斯充分肯定家庭教育的作用，但他要求设立公共的教育机关以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他要求：“在每一个市镇设立一所学校，聘请确实有学问、正直和谨慎的人担任教师。他们的薪水由公款支付。儿童和青年跟他们学习适合于他们年龄和兴趣的学艺。”[35]学校应成为一个“智慧赖以产生和成长的地方”。学校是一个教育场所，为更好地达到教育的目的，维夫斯对学校校址的选择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认为，应使校址离开人烟杂沓的地方，特别是要远离噪声很大的铁匠铺、石工作坊等，以免影响学生学习。学校周围的居民应该是热心正直值得尊敬的人，而不是懒散的、卑鄙的和邪恶的人。“应该使学校的校址远离宫廷的扈从，远离女子住的地方。宫廷扈从，利用安逸和罪恶的诡计，煽动他们未成熟的、柔顺的心灵，使之变成任何一种模样；女子，利用她的美貌，引诱学生在一个时期内易受引人心目的罪恶的招惹。”[36]也不要把学校建筑在大路附近，以免学生由于观望过路人而分心。学校的校址也不应该设在一个战争绵延的国家的边界上，以免因战争的威胁而不能使学生安心学习。

维夫斯高度赞扬教师这种职业，认为教师以自己的光“点燃了别人心灵上的光”，认为教师如同耶稣基督般神圣，“我主上帝说：‘在天国被称为伟大的人，他充满了正义并且教导别人。’在教学上，没有比模仿耶稣更好的了，他是上帝派他从天上到人间来教育人类的……他有神圣的智慧，他只进行那些为听众服务的教学，而不是表示他有多么伟大。他不追求光荣或显示自己，虽然他有至高的甚至天使的理解力。他说的一切是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夸耀他自己”。如同耶稣是人类的引路人，教师则是学生的引路人，“一个学生需要一个引路人，直到他知道路”，“有什么比一个人的心灵由于别人心灵的帮助而走向聪明和道德更好和更和谐的呢？农民对土地即是这种关系。那些培训别人心灵的人，应得到报酬，可称之为父母，如视力对眼睛，和洞察力对大脑一样”。[37]

维夫斯认为教师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具备三方面的素质：具有使他们能很好地进行教育的学问；具有教学的技巧和才能；具有纯洁的品格。教师应懂得教学技巧，应具有关于教育教学的“实际的智慧”。他说：“实际的智慧是整个生活的指引者，无论在训练优良的行为、纠正错误、批评指责还是在运用惩罚等方面，实际的智慧都具有最巨大、最有效的力量。因为，这些方法如果运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方法都适当，可以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它们就都是使人讨厌和没有效果的东西。”教师还应有广博的知识，有良好的品德，“一个教师应该既是个好人，又是学问的爱好者；因为，由于他勤奋好学，他就乐于教导，能发挥他的作用；由于他是好人，他就可以对别人有帮助。对待他的学生，他将具有父亲般的性情，学生好像就是他的儿子；他也不会指望可以从他的学生或他的职业得到多少报酬。为赚钱而教学，是决不会很好去教的”。当时各国许多学者办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获利，维夫斯认为这是一种“出卖性的教学”，教师对获利的贪婪之心会败坏学艺，使自己和学问受到污辱，他指出，“要让一切个人获利的机会都从学校排除掉。让教师们从国家领取薪水，这正是好人希望而恶人鄙弃的；这样以免得薪水高，无知的和邪恶的人出于贪钱而暗暗混进教师的队伍，而善良的和有学问的人，他们不知道如何为职业奔走，也不愿意这样做，反而当不成教师。让教师别向学生收费，从而避免从学生那儿寻求金钱，或是由于希望获利，而对待学生过分和气和宽容”。[38]

教师应因其德才而具有威望，而获得学生的尊重，“让所有的人都被某种庄严和威望所吸引，让教师在他的学生中间更多地激发他们的信任和尊敬，而不采取殴打和威胁。对教师的智力和品德的仰慕将是学习的最大动力，是产生服从心理的有力影响”[39]。

维夫斯要求师生间建立良好关系，教师应热爱学生，学生应尊敬教师，他说：

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一个做父亲的爱，他应真正从心底里爱学生，好像学生就是自己的儿子。给孩子肉体的人，是否真正比刺激他心灵活动的人对孩子更有贡献呢？事实上，就心灵比肉体更加是一个人的重要部分来说，教师可以更实在地被称为父亲。因为，我们之所以是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了和野兽所同有的肉体，而是由于我们的心灵和上帝以及天使相似。为了这个理由，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承认他受惠于亚里士多德的比受惠于菲利浦的还要大；他从菲利浦得到他的肉体，但是从亚里士多德得到他的心灵。使徒保罗说，他引导上帝的儿子走向德行。但是，这种亲子之爱并不是盲目的，而是观察敏锐甚至尖刻的。所以，它能发觉学生身上应该加强、改变或补救的一切倾向。

应该使孩子牢牢地记住，他们在学校里所接受的是心灵的陶冶，即培养我们永生的精神。他们必须牢记，这种培养是上帝交给人类作为慈恩的最大礼物，它不可能从任何其他的来源得到，而且这肯定是一种追求，沿着这条路，他们能取悦上帝，到达上帝那里，这是他们最大的幸福。这样，他们将享受这种心灵的陶冶，把它看作他们必需的事情，并且尊敬它、崇拜它，把它当作神圣的、天赐的东西。因此，他们走进学校时将会充满着敬仰的心情，就像走进圣庙一样。教师应该竭力防止学校由于玩耍而变成没有价值的地方，也不允许它被任何不名誉的事所侵害。孩子们将热爱和信任教师，把他们当作为上帝服役的教师，当作他们心灵的父亲。教师将易于以他们愉快的态度而获得学生的热爱，将由于他们是很好的教师和他们正直的生活而得到学生的尊敬。教师的爱对优良的教和学能发生多么巨大的影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40]

维夫斯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教师的现状却令人担忧，他说：“现在有一些人把子弟送到某些学校，为的是使他们受到谦恭、有礼而高贵的教育，而他们是非常失望的，因为，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是贪婪、卑鄙、低贱和愁眉苦脸的，难于讨好而又急躁，性情很坏，更不用说他们的懦弱无能了。教师不能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事实上，孩子们相互之间学习助长了不良的行为和某些关于事物的错误见解。”[41]

要充分发挥教育对社会政治、宗教、道德、文化的促进作用，需要有许多条件，其中教师素质的提高无疑是重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