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时，伊拉斯谟具有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他视道德问题为社会问题的核心，视教育为社会改革的前提。

一、教育的社会性目的

伊拉斯谟重视教育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的作用。他认为 “一个国家的主要希望，在于它对青年的适当教育”，因而“应该对公、私立学校和女子教育予以最大的注意，使儿童可以得到最优秀、最可靠的教师的指导，从中学习耶稣的教导以及有利于国家的优秀的文献。若有了这样的制度，就不需要很多法律或惩罚，因为人民将自愿地遵循正义的道路”。这很有些“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化胜于刑政”的色彩。

他让父母牢记他们对社会的义务：“你生儿育女，不是只为你自己，而是为国家；不是只为国家，而是为上帝。”[25]他坚决主张政治家和教会人士采取积极措施，提供足够数量的、能胜任教育工作的合格教师，来促进教育事业。他认为当时教师所受教育太差，缺乏进行教学工作的必要训练，而补救之“是政府的责任。其重要性决不次于整顿一支军队”[26]，明显的结论是有必要促使国家像组建一支军队那样组织教育。

伊拉斯谟尤其重视对君主的教育，也是出于改造社会的考虑，他认为若君主智慧超群、能力卓然、品德高洁，则君主能做一名贤达的国王，社会随之也就能摆脱愚昧和不道德的境地而趋于完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伊拉斯谟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尤其是教育的政治功能。

我们在此可联系《愚人颂》进一步明了伊拉斯谟企图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思想。《愚人颂》以幽默的笔法讪笑了当时荒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是非、善恶，也没有真理、秩序。更可悲的是，生活于这个社会里的人，由于积习已久，将四周的种种视为理所当然，而不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荒唐的世界里。他们都是庸人，但还自以为聪明。伊拉斯谟是一位改革者，想通过教育改革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尤其是改革教会，不过他对宗教改革的观点和应用的方法与其他宗教改革者如路德等迥然不同。因为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想用教育的方法来改进一般人的思想，所以用著书立说、兴办学校来推动改革；至于实际的其他社会革新，伊拉斯谟希望负有领导职责的王公和教士们去做。路德改造社会的方法是推翻旧教会，建立新教会，而伊拉斯谟则主张在维护基督教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内部的逐步的温和的改良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不希望新旧教会之间战争和流血。教育在伊拉斯谟看来是改良社会的最佳手段。他在宗教改革中拒绝脱离罗马教会，路德讥刺他为“懦弱者”，认为他有发现真理的能力而无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27]伊拉斯谟之所以如此，是与他对教育改造社会的作用观紧密相关的。

二、理想君主的教育

同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伊拉斯谟把自己看作君主王公的谋士，看作社会弊端的诊治者，《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一书就是一部教育政治学著作，其是为君主治理国家出谋划策。伊拉斯谟拥护君主制，认为君主实际上都是天意委派的，他们都为基督效力，以确保人民的安宁。

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严重存在着“伦理”与“暴力”的冲突，君主应以力服人还是以德服人？什么样的君主才是理想的君主？这些既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关注的问题，也是北欧人文主义者关注的问题。

伊拉斯谟强调伦理与政治方面的联系和对君主王公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君主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使美德发扬光大，可见，伊拉斯谟所要求的主要是君主的心灵的转变，而非体制的变革。政治的基础是伦理道德，“对于像伊拉斯谟这样的作家，问题既不是法律性质也不是经济性质的，而是道德性质的；而且，既然良好的表率来自上层，那么重新探讨教育君主的问题就是必不可少的事”[28]。

德行对一个君主而言至关重要，“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归功于一个好君主”，而一个好君主的主要标志在于他是否有好的德行。

国王若要治理有方，首先就必须有良好的德行。伊拉斯谟认为：“基督教神学把三个主要的特质归之于上帝——最高的权力、最大的智慧、最大的仁慈。你应该尽可能使你自己具备这三个特质。有权力而没有仁慈，就是十足的残暴；没有智慧，就会带来混乱，而不是领土。”

未来的国王应具有哪些德行呢？“他是温和的、和平的、宽厚的、有远见的、人道的、宽宏大量的和坦白的。他不是金钱的攫取者，也不是它的奴隶。他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他是有理性的，能判断的。他有纯洁的和周到的思想。他在忠告、正直、明智和留心宗教事务方面是专心的，总是想着别人的事情。他在谋划大事上是可靠的、坚定的、正确的，并有权威的判断。他工作勤奋，很有成就。他深切地关心人们，是他们的保护者。他行为善良，缓于报复。他诚实、如一、坚定、公正……他是容易接近的，和蔼可亲的，对与他谈话的人都表示欢迎。他公开支持和热爱他的人民和战士。他用武力反对侵略战争，从不寻找机会发动战争。他热爱和平，维护和平。他反对强行改变人民的习惯。他知道怎样做个领袖和国王以及如何建立有益的法规。他生来为了达到荣誉，其表现像个上帝”。这些伊拉斯谟所褒扬的德行实际上是耶稣神性的世俗表现。

一个君主应关注人民的安全胜于顾及自己的生命，君主应对人民尽职尽责，君主最大的快乐在于关心国家，使其在自己的努力下取得进步和繁荣。君主应认识到他是“为国家而生的”，“而不是为个人的利益而生的”，君主应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应只关心个人或派别的利益。伊拉斯谟认为，不为任何私利所左右的共同幸福，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得到捍卫和维护，而君主应做共同幸福的捍卫者和维护者。伊拉斯谟还要求君主具有基督教平等的精神，一个基督教君主与出身贫穷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奴隶，他们之间应有“互相友好的关系”。“自然创造人，人人平等，奴隶身份是加在自然上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平等的，他们都“只有一个主人——基督”。伊拉斯谟认为上帝给人以自由意志，应尽力达民之情、遂民之欲，“保护人民的自由和安定有助于君权的加强”。

君主最主要的德行应是仁慈、爱民。“谁企望人民好，他就是国王；谁只考虑个人，他就是暴君。”君主要得到人民的爱，他就要表现出他自己是值得让人民爱的。他要做一些好事来赢得人民的心。他对人民好，人民也会对他好，以示报答。“谁要是失掉人民的信爰，他就要失掉一大群捍卫者。”所以，君主具有良好的德行是统治好国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必要条件。

君主还应有智慧的美德。伊拉斯谟认为“虽然每一种伟大的艺术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没有一种艺术比善于统治的艺术更加精巧，更加困难”。要掌握这种艺术，需运用智慧的力量。“对一个问题深思熟虑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智慧。假如君主缺少这种素质，那么，他就不可能观察了解客观事物，正如视力被破坏了，不能看见东西一样”，所以，一个君主必须有非凡的智慧，“这是好政权的基础，也是主人命令仆人服从的基础”。

作为一个统治者，君主应“既能看到过去发生的事，又能看到未来，并有广泛的知识”。智慧应服从于虔诚的美德，受后者的指引。君主具有智慧应为民谋福利，而不是搬弄是非，祸殃百姓，荼毒生灵，谋一己私利，“他的智慧只用于为国而不是为自己”。

除仁慈、公正、智慧等美德外，伊拉斯谟尤为强调虔诚的美德。这鲜明地体现了北欧人文主义的特色。

伊拉斯谟认为“应该用基督教的标准估量一切东西”，但做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并非易事。“受过洗礼或涂过油神圣化的人，并不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上教堂做礼拜的人也不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在他内心感情上信奉耶稣并且用他虔敬的行为模仿耶稣的，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必须运用上帝赋予的理智去明辨善恶，然后尽最大的努力趋善避恶。

伊拉斯谟理想中的君主教育，不是异教君主的教育，而是基督教君主的教育，所以他尤其强调君主的基督教精神的养成，认为“耶稣的教旨最适用于君主”，“必须把耶稣的故事牢固地扎根在君主的心灵里”，一个君主应“以纯洁的性格和智慧超出一切人”，“你强迫你的臣民学习和服从你的法律，你应该以更大的努力强制你自己学习和服从上帝耶稣的法律”。

对伊拉斯谟而言，对美德的追求不仅具有伦理道德上的意义，更具有至高无上的宗教意义。基督教的本质在他看来就是一种纯洁的道德，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就是过一种纯洁而道德的生活方式。伊拉斯谟的政治理想就是将欧洲建成一个和平友善的基督教世界。伊拉斯谟反复要求君主必须使自己“完全具备这些美德”，如果君主达到了至善之境，就会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基督徒，而如果他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就有可能为建立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奠定基础。

伊拉斯谟认为，君主具有美德不仅益于统治，而且益于化民成俗。“君主的美好道德生活是改进公共道德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君主的生活德性可以掌握和改变他的人民的品德和特性”。在赌徒君主的统治下，赌博盛行；在好战者的统治下，每人都被卷入战争；在享乐者的统治下，人们都在浪费奢侈中玩乐；在残忍的暴君的统治下，每人都虚伪而苛刻。君主上行，臣民下效，所以君主应具良好德行。君主考虑人民的幸福不是只看他们如何有财富和身体如何健康，而是要看他们是否正直和能够自我克制；他们是否很少贪婪和不和；他们是否闹宗派等。总之，百姓的思想品德如何、精神方面的文明程度如何，才是最关键的东西。然而，要使人民有好的德行，君主首先以身作则，这样才能上行下效，淳化风俗。

伊拉斯谟对君主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希望君主追求什么样的目的呢？同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他认为统治者的最高志向应该是获取名誉、光荣和声望。伊拉斯谟强调君主应听从 “荣誉的支配”，应沿着“正义和荣誉之路”前进，应使自己永远不因“受**而离开荣誉之路”。君主应认识到只有自己遵循荣誉的方针才有可能统治他人。荣誉从何而来？伊拉斯谟认为：“除了从善德和优良的品行中产生的荣誉之外，再没有任何真正的荣誉。”伊拉斯谟认为，“出自美德”的高贵远比那种基于“家世和财富”的高贵更能打动人心，根据“最严格的判断”，只有第一种高贵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高贵。如果某人具备了使其高贵的美德，那就意味着“把权力授予此人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人具备了“君主必备的品质”。

君主的美德从何而来？来自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政治和良好的教育是密切相关的，伊拉斯谟因此像关心政治事务一样关心教育事务，他强调：“根据确定的思想原则对君主进行教育，这种事应放在万事之首。”看重对统治者进行教育是当时北欧人文主义者共同的政治关注，“这种认为教育极端重要的思想，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人文主义者表面上写的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论著，实际上都在书中对那些未来王公和官员的家庭教师们作不厌其烦的指导。由于他们同意伊拉斯谟关于‘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观点，这些人文主义者清楚地提出，哪怕是教育中的一个最微小的差错，都有可能对一个儿童成年后掌权时的行为产生有害的影响”[29]。伊拉斯谟指出：“虽然每一种伟大的艺术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没有一种艺术比善于统治的艺术更加精巧，更加困难。为什么独有对这一件事情我们感到无须训练，认为生来就能胜任呢？若他们在童年时期尽是扮演暴君，在成年时期除了献身暴虐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目的呢？”[30]伊拉斯谟认为未来君主的教师责任重大，国家未来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归功于一个好君主。一个好君主的一切都归功于运用道德的原则使他成为好君主的那个人”。

强**育与政治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对北欧的政治观念和教育观念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政治的角度看，对统治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血缘和财富不是成为统治者的充分条件，统治者首先应具备美德，要受过良好的教育，这种要求在政治上具有激进的含义。从教育的角度看，伊拉斯谟等人的思想纠正了北欧贵族教育中崇尚武力、不重知识教育的不良积习，使北欧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均发生了重大转变，知识的力量被人们所普遍肯定，其作用已超出军事力量。知识的力量高于军事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汉弗莱全面总结了人文主义者对当时统治阶级发出的呼吁：“不要再认为是贵族就可以轻视学习”，要认识到，“勇气在闪光的人，思想也应该闪光”。西方学者昆廷·斯金纳指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这个呼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这些人文主义者成功地说服了贵族阶级，使他们相信在这个社会中，军事力量远逊于理论力量的时刻已经到来。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话，前景是十分凄凉的。早在1509年，爱德蒙·达德利就在他的《国家之树》一书中指出，贵族们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传统的优势地位被 ‘贫寒卑贱之人的子弟’所侵占，这些人已经掌握了新的学问，正开始得到‘晋升和权力，而如果贵族的子女们称职的话，这些位置本来应该是他们的’。这个教训很快被贵族铭记在心。16世纪下半叶，贵族子弟开始挤满了北欧各大学，他们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31]贵族阶级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得到了巩固。教育不再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东西了，它蕴含着许多利益因素，所包含的政治功能也愈加显彰。

伊拉斯谟对君主的知识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继承柏拉图的思想，认为君主应具有哲学家一样的智慧。他说：“如果你不是一个哲学家，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君主；你将成为一个暴君。再没有比一个好君主更好的了。一个暴君是这样一只凶恶的野兽，与他同样的人是没有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像他那样对人们有毒，什么东西也不会比他对人们更为有害。别以为柏拉图轻率地提出了一个为最令人钦佩的人们所赞赏的思想，那就是，一个幸福的国家，将是君主都是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掌握政权的国家。我所谓哲学家，并不是一个精通辩证法或伦理学的人，而是一个抛弃一切虚妄的假象，虚心寻求真理、追随真理的人。事实上，成为一个哲学家和成为一个基督教徒是同义语，唯一的区别是名称的不同。”[32]

可以看出，伊拉斯谟的理想君主形象与马基雅弗利的理想君主形象是大相径庭的。基督教道德与人文主义文化是基督教君主的两种必备素质，伊拉斯谟充分肯定道德和知识的价值，而马基雅弗利恰恰蔑视这些，狐狸的欺诈伪善（不道德）和狮子的暴力强悍（军事力量）是马基雅弗利所推崇的。谁的观点更合时宜呢？谁的观点更具生命力呢？

三、人文主义教育与大同社会理想的实现

伊拉斯谟是个和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他反对一切与和平相悖的东西，例如，国家间的战争、教会势力与世俗势力的冲突、教会内部的分裂、文化界的种种争论等都在他反对之列。他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团结和谐、充满友爱的基督教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生活的人信仰同一种宗教——基督教，说同一种语言——拉丁语，服从于同一个精神领袖——教皇，服从于同一个世俗领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种思想对其教育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

伊拉斯谟反对战争。在《和平的诉怨》中他指出战争与基督教友爱的理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战争是邪恶的，不论它在哪里爆发，“都会成为虔敬和宗教的最致命的祸患”。战争是贤明统治的敌人，因为“在兵器铿锵声中再也听不到法律的声音”，而 “穷凶极恶之徒”则往往在和平被唾弃的时候窃取“绝大部分权力”。任何国家的最高目的都是要促进基督教友爱和贤德的统治，因此，“绝对有必要深恶痛绝地制止战争”。战争会将我们最美好的希望毁灭殆尽，使我们“陷入罪恶与苦难的深渊”。伊拉斯谟号召，“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们”，要“一心一意地团结起来，制止战争，缔造永久和普遍的和平”。

伊拉斯谟在《和平的诉怨》中反对教会的“正义战争”理论，视这种理论为当代暴力肆虐的一个更危险的根源和保护伞。奥古斯丁频频呼吁禁止战争，但他同时又提出，由于让恶人骑在正义之人头上称王称霸要比正义之人服从恶人更加糟糕，那么正义之人反对恶人的战争就不仅有可能是“一件必要的坏事”，而且可能被“恰当地称作一件幸事”，正义的战争有时候是必要的。这种理论后来被教会接受，并被阿奎那收入他为正义战争辩护的经典性的理论之中。伊拉斯谟认为这种理论自欺欺人，他说，基督徒们甚至在与另一个与他们持有完全同样的信条、信奉同一种宗教的民族动武时，也常常声称他们在打一场正义的和必要的战争，但是驱使他们走上战场的并不是正义和必要性，而是“愤怒、野心和愚蠢”。真正的基督徒应该认识到，“一般地说，再不公正的和平，几乎也比最正义的战争更为可取”，因为和平是 “最好不过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证明自己是基督的忠实信徒”，就必须时时刻刻维护和平。[33]

在伊拉斯谟的教育思想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对学生进行和平教育。在《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中伊拉斯谟专列一章讨论“和平的艺术”，他要求君主充分认识到“和平是多么崇高和有益”，而进行战争是“多么不幸和有罪”。

伊拉斯谟眼中的和平是广义的，不仅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国家与教会间的和平、国内的和平，也包括教会内部的和平和其他一切方面的和平，他欲使和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一个基督徒追求和实践的东西。伊拉斯谟反对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就是，改革会导致教会分裂，会带来冲突甚至战争。伊拉斯谟“对于欧洲的统一逐渐消失是伤怀的。他的梦想是用基督徒的人文主义来抑制国家主义。他在把所著四福音注释献与新兴国家的四位元首——英国的亨利（Henry），法国的弗朗西斯（Francis），西班牙的查理（Charles），和奥国的斐迪南（Ferdinand）——时吐露了这种愿望：因为他们的名字都与这些福音作者连结在一起，所以要他们的心也被福音连结在一起。改革运动中所隐藏的分裂和战争的威胁，着实令他吃惊”[34]。

伊拉斯谟热衷于和平的艺术，对战争的艺术并不感兴趣，因此，在他的教育思想中，“身体的训练没有真正的地位”[35]，更谈不上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了。

与和平正义相关的是他的世界主义，他希图在欧洲建立一个使用同一语言、信仰同一宗教的大同社会，因此他反对教会分裂，反对民族语言，他欲以拉丁语和基督教为这个大同社会奠定统一的文化基础。他也反对当时勃兴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认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发展意味着冲突和战争，应摒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也应摒弃地方利益、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而只追求共同利益。教育史家伍德沃德指出：“伊拉斯谟不喜欢‘国籍’这个词，瞧不起民族语言，对民族性的宗教信条和民族性的教会深恶痛绝。因为国籍、民族语言、民族宗教、民族教会中的每一个都与分裂有关，都与对立有关，而且分裂和对立最后还会导致战争。一种共同的语言——拉丁语、一个共同的教会、一种同质的文化以及永久的和平构成伊拉斯谟的社会理想。”[36]教育史家博伊德指出：“伊拉斯谟在行动上和信仰上都是一个彻底的世界主义者。他只讲拉丁语和荷兰语；他在荷兰、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学者中间，都同样感到自由自在。虽然民族精神在各地都占优势，但他并不赞成国家之间存在差别；他对本族语文学作品也不感兴趣。他的理想是在整个欧洲建立一种从希腊、罗马伟大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语言材料的共同文化和知识。”[37]瑞士的苏黎世城曾两次邀他做苏黎世公民，这对当时的人文主义者而言是莫大的荣誉，伊拉斯谟却这样答复，他说他希望“成为世界的一位公民而不是某一个城市的一位公民”[38]。

这种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观念表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上，就是否定本族语教学，否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

和平主义、世界主义的社会理想如何实现呢？靠教育。分裂、对立、仇杀、战争的原因在于人的无德与愚昧，即在于精神问题，通过共同的教育造就友爱有识的人即造就有基督教道德又有人文学识的人，由这样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必是和平友爱的社会。伊拉斯谟寄厚望于教育，是因为他在教育中寄托着他的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