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社会现实的批判(1 / 1)

伊拉斯谟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远远不能令他满意的,宗教、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存在的问题都成为他揭露、批判的对象,而批判的核心是天主教会。

一、对天主教会的批判

伊拉斯谟认为教会和教会人士的天职是净化世人的灵魂,使世人有德,使世人虔信上帝。然而可悲的是,教会本身就是不洁的,遑论拯救世人?从一般僧侣到教皇,都陷入腐败与罪恶之中。

伊拉斯谟认为僧侣是愚昧无知的寄生虫,“他们目不识丁,却因此把不读书当成最大的虔诚。他们在教堂里像驴似地高声朗诵圣诗时,只记住它的词句,并不了解是什么意思,却以为自己正在把最滑润的香油涂抹在上帝的耳朵上。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把自己的脏和穷看成本钱,挨家挨户哀声乞讨食物。他们闯进旅店、舟车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对正规的乞丐大为不利。这些圆滑之徒,仅仅能够说明:他们是用污秽、无知、土气、傲慢无礼来为我们扮演使徒生活的”[17]。他们是“精神错乱的蠢物”,他们简直不带一点宗教气味,不了解真正的教义,然而却“深深地爱恋自己,是个人幸福的痴赏家”。照他们的行为举止看,好像全部信仰都在于琐屑的礼仪小节:“缚凉鞋准确要打多少个结;各式衣装分别取什么特异颜色,用什么衣料做成;腰带多么宽,多么长……” [18]如此等等。他们任意解释《圣经》,武断地做出荒谬的结论。“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们的决定,他们将使他屈服,改变他的主张,承认自己冒昧”,甚至扣上异教徒的罪名,将之轰出教会,“这是他们陷害敢于反对他们的人的精神武器”。作为圣职人员,他们应做社会道德的表率,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伊拉斯谟以大量的事实和犀利的词句对他们的纵情****的生活,予以无情的揭露:“喝得痛快,活得长久,尽情寻欢,你们这一些出色的醉心于愚行的人们!”[19]他又说:“他们徒然遮遮掩掩,徒然想在凡夫俗子面前诽谤肉欲享受,最恶毒地咒骂它,纯粹是装腔作势!他们设法使别人远离肉欲享受,为了自己更痛快地享受。但是神明在上,请他们告诉我,如果没有快乐,也就是说没有疯狂来调剂,生活中的哪刻哪时不是悲哀的,烦闷的,不愉快的,无聊的,不可忍受的?在这儿我本来只要引用索福克勒斯的话来作证就行了,这是一位伟大的最值得赞颂的诗人,他对我(指愚人)十分称颂,他说: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20]伊拉斯谟严厉指责教会只是唆使人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而那些**不羁的教士却在今世荒**享受,这是不公允的,应群起而攻之。在此也体现出伊拉斯谟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反对来世观念,主张世俗享乐的人文主义观念。

教皇亦在受批判之列。伊拉斯谟认为,教皇应以谦逊和清贫来效法基督,但他们却无此美德,而是滥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教权,发布怒声咆哮的敕令,打击异端,榨取财物(如出卖赎罪券),完全是为了排除异己,谋取私利,并无《圣经》所要求的真正的仁爱之心。教皇还挑起战争,使人们相互仇杀,伊拉斯谟指出:“基督教教会是在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依靠血而壮大的,依靠血而扩大的……战争是可怕的,它适于野兽而不适于人类……战争是瘟疫,它引起性格的全面败坏;战争是罪恶,最坏的人往往战胜。战争是邪恶的,它与基督毫无共同之处。然而我们的教皇们忽视一切,唯独致力于战争。这些疲沓的老头子们却不惜一切人力和资财精力充沛地大干特干,其目的只是在于颠覆法律、宗教、和平、人道。”[21]

而信奉基督教的基督徒往往成为教会所玩弄欺骗的对象,“没有一个傻瓜的行为会比这些被基督教狂热迷住了的人更为愚蠢了;因为他们大量施舍钱财,他们宽恕罪过,任人欺骗,不分敌我,弃绝快乐,饱尝饥饿、失眠、痛哭、辛劳、斥责之苦;他们恶生恋死;总之,他们对于普通的感觉似乎已经变得完全麻木不仁,简直像灵魂已经离开他们的肉体到别处去了似的。确实,这不是疯狂又是什么呢”[22]?教会的说教使人轻视今生、追求虚幻之物而饱受今生之苦。在路德攻击赎罪券之前,伊拉斯谟就开始了他的攻击,他奚落那些购买赎罪券的人,说他们用虚假的宽恕给自己吃定心丸。伊拉斯谟认为金钱不能赎罪,赎罪券是一种欺骗,是与真诚的信仰相悖的。一个小偷从他偷来的钱中拿出少许购买赎罪券,他就能立即洗净他一生中的全部污垢,一切罪恶如伪造证据、色情**、背信弃义、蓄意杀人等,都可以用钱开脱,还可使他今后可以重犯这一系列罪行,伊拉斯谟问道,难道这就是宗教信仰吗?教会的这种行为是道德的吗?

经院哲学是天主教会的精神支柱,伊拉斯谟对经院神学家大加鞭挞,认为他们自高自大,“尊自己为智慧的唯一宠儿,把其余的人看作宇宙间的污秽和垃圾”。他们愚昧无知,只是“筑起空中楼阁,在真空中建立无限的世界”。尽管无知,却自夸懂得一切事情,“他们从来没有过一次重要的发现,没有在一件最小的事情上有过一致的意见。除了被一些或另一些人反对和反驳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清楚的、明白的”。他们整日考虑的是这样一些荒诞无稽、玄而又玄的问题:“耶稣,作为圣子,是否对圣父上帝和圣母有着双重特别明显的关系?三位一体中第一个人恨第二个人,这个命题是否可能正确?上帝使我们的天性像地,作为一个男人,他是否同样可以变成一个妇女、一个魔鬼、一只野兽、一棵野草或者一块石子?如果神性有可能以任何无生命的物质的形式出现,那么他怎样讲得了道呢?他又怎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如果在我们的救世主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保罗赞美着圣餐,那么圣餐面包会不会化为留在树上的身体呢?耶稣的肉体出现在圣饼里,他的人性会不会从他的神性抽出呢?我们是否复活以后会像今生那样大吃大喝呢?”伊拉斯谟认为,这些空想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一心一意地继续着他们晦涩难解的研究,不去阅读《圣经》,不去把握《圣经》中该把握的东西,空口说废话,以之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教会。伊拉斯谟讽刺道:“他们的权势和权力也是非常之大的。他们对待《圣经》的历史想怎样就怎样,好像把一块蜡要揉成什么样子就揉成什么样子。不管他们武断地作出什么结论,他们就批准它们,并不准改变,好像其具有梭伦的法律和罗马教皇的法令同样的力量。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们的决定,他们将使他屈服,改变他的主张,承认自己冒昧。他们说这个命题是毁谤,说哪个命题不恭敬;他们说的话,好像是圣谕,不可改变;说这个命题有点异教的气味,那个命题枯燥和不适当。”总之,一副文化专制主义姿态。这些神学家甚至自大到讲拉丁文时不遵守语法规则:“他们那样随便地讲拉丁文,他们嘲笑遵从正确的句法或严守性、数、格的一致的谈话,以为像一个教师那样说话,屈从语法的规则,有失神学家的尊严。”[23]

伊拉斯谟对教会的批判是尖刻的,但他在世时并未受到教会的迫害,这与其注意保护自己有关系,他在写作时非常谨慎,尽力避免正面攻击,也不指名道姓,他总是再三解释他无意于攻击教皇制度,而只是反对不称职的教皇而已,他说他对修道院的生活充满敬意,他讽刺挖苦的不是全部僧侣而只是那些恶劣的僧侣。亦即,他反对的不是教皇制度、天主教会制度本身,而只是在此制度内部活动的一些不道德的个人。实际上,他的批判引起的作用恰恰是对天主教制度的颠覆。

二、对文化教育的批判

伊拉斯谟对北欧当时的文化教育状况极为不满,对知识界、教育界人士大加抨击。

第一,对文法学家和文法教师的批判。伊拉斯谟认为,那些表面上被认为是学问最渊博的人中,文法学家居于最前列,他们是“最可怜、最有奴性、最可恨的人”,骄傲自大,盲目自信,迂腐透顶,互相吹捧讨好,庸俗至极,俗不可耐,死守空疏无用的语法规则,背诵着“空虚而夸大的诗句”,“靠着那些不过是消遣性的短文和寓言般的赝品,他们是那样可笑地在虚无缥缈的妄想中费力支撑着,以指望获得一个不朽的名声,同时庆贺以他们的胡言乱语在别人心中留下的永不衰息的怀念”。

伊拉斯谟认为当时的学校是被精神的尘埃所窒息的“监狱”。文法教师的任务仅仅是给儿童讲一些愚蠢的故事和所谓的有诗意的小说,他们欺世盗名,让儿童的父母认为他们充满智慧、非常重要。他们还对儿童施以残酷的体罚,“蹙额瞪着发抖的孩子、打耳光、严厉地批评、用戒尺责打”,“在训练中运用各种严酷的方法”,并“从中感到莫大的自得和欣喜”。

第二,对修辞学家和作家的批判。伊拉斯谟认为修辞学家们野心勃勃,想加入哲学家的行列,但他们愚蠢无能之极,“在任何争论中,对他们无法认真驳倒的问题,他们常常能轻轻一笑过去”。而作家呢?有的乱涂一通,糟蹋纸张,不知所云;有的反复修改,劳神费力,沽名钓誉;有的粗制滥造,整篇剽窃,卑鄙无耻。

第三,对法学家的批判。伊拉斯谟认为法学家是最自负自夸的人,他们充满信心地援引与当前案件无关的几百种案例,而自己却认为 “那是他们费了极大力气的最好的诉讼”。

第四,对逻辑学家和诡辩家的批判。伊拉斯谟认为这两类人像鹦鹉学舌一样呆板,像老妇人一样唠唠叨叨、滔滔不绝地说废话,为了区区小事而不留情面地争论。他们愚顽至极,总相信自己正确无误,“以致世界上所有的论断都不能说服他们接受相反的论点”。

伊拉斯谟认为社会问题的核心是道德问题,他所批判的对象正是教会和文化教育界的不道德现象,诸如愚蠢、盲从、虚伪、自大、贪婪、卑鄙、荒**、残酷等。

伊拉斯谟并非只破旧而不立新,并非只进行批判而不从事建设。在对当时社会上的不道德现象批判的同时,还通过对“愚人”的歌颂,展示出他的新的宗教观和道德观以及社会改造、教育改造的理想。我们可从下面几个方面探讨他礼赞“愚人”的实质。

首先,伊拉斯谟批判了当时罪恶的社会和腐败的教育对人的戕害。本来“一个人的童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但由于他降临于一个不道德的充满肮脏与污秽的尘世,世上的“清规戒律”束缚着我们,繁芜无用的知识困扰着我们,使我们享受不到“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期”,未及青春年华就衰老了,伊拉斯谟因之感慨万端:“我们来到世间多么悲惨!我们的教育多么艰难!我们在童年犯下了多少错误!我们的青春又遭受了多少苦难!我们的衰老多么令人难以忍受!我们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又是多么悲惨!而且又有多少疾病缠扰着我们!有多少不测的灾祸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又有多少麻烦侵扰我们!没有浸泡在苦水里的东西又是多么的少!更不用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不用说贫穷、坐牢、恶名、虚伪、痛苦、圈套、背叛、辱骂、诬告和欺诈了……”伊拉斯谟喝问:“人类为了防御什么才保留下来这些邪恶?”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越无知越受益”,越保持天性之自然就越少受社会的毒害。受到毒害的人“一喝下遗忘水,他们心头的尘埃就会被洗得一干二净,他们就会重新焕发青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拉斯谟说:“愚蠢是唯一能够留住青春和抑制衰老的东西。” “愚人”较上面所提及的那些知识渊博的法学家、修辞学家、神学家们更少受到毒害,更多地保持了虔诚和美德。所以,伊拉斯谟要歌颂愚人。

其次,通过智人与愚人的比较,赞颂了愚人的美德。伊拉斯谟认为,假如所有的人都很聪明,聪明得脱离了人性,就如同那些虚伪的文法学家和修辞学家们一样,那么,世界将变得更加丑恶。愚人是“唯一朴实、诚实和讲真话的人”,“愚人的心思都从表情和谈话中表露出来了;而智人却有两条舌头:一条舌头讲真话,一条舌头编造谎言”。“愚人心术正直,没有阴谋诡计和恶,而智人却自认为无人与之比拟”,虚妄至极。伊拉斯谟进而比较了智人和愚人的生活状况:“让我们比较一个智人和愚人的生活状况吧!你给我想出一个智慧的典范与愚人相比吧!这个智人把他的童年和青春年华全部消磨在学习科学知识上,在观察、思虑、研习中失去了一生中最甜蜜的一部分,剩下的时间他从来未曾尝到乐趣。对于自己说来是勤俭、贫穷、悲伤、愁眉不展和刻薄;对别人来说,是令人嫌恶,遭人痛恨。他们面色惨白,骨瘦如柴,粗鲁不堪,双眼酸痛,还没死就已遭受衰老和死亡的折磨。(还没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就死去,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伟大智人的形象。”伊拉斯谟对这种智人的生活方式很不欣赏,而希求一种“一生频频举杯,翩翩起舞,盛宴不断,欢闹嬉戏”的新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再没有比我们通常所叫的愚人更幸福的了!我认为这些都是光彩耀人的美称。愚人不怕死,不因恶的降临而恐惧,也不因即将来临的幸运而高兴。简而言之,他们不受千思万虑的困扰。他们既不谦逊,也不畏惧,既不雄心勃勃,也不妒火中烧。他们不仅快活嬉戏,又唱又乐,而且到处受到欢迎”。愚人与人为善,也受他人珍爱,“万事万物都不愿伤害他们。即使是十足的野兽,看到愚人无邪的天性也不加害于他们”。

再次,伊拉斯谟通过引证《圣经》赞美愚人。《圣经》认为,只有上帝是真正的智者,所有的人都是愚人,人类丝毫没有智慧,不应为有一鳞半爪的知识而傲慢。上帝喜欢纯朴的愚人,而厌恶那些自认为聪明的智人。正因如此,“才禁止人类吃智慧之果,似乎智慧是幸福的毒药”。圣保罗也认为,智慧使人自满自足,并产生危害,因而要避而远之。君主也不喜欢聪明过头的人,“君主对聪明过人的人投去怀疑的眼光,自然地嫉恨他们”。基督“细心地劝告愚人谨防智慧的浸入。他把他们召集起来,以小孩、百合花、芥子、麻雀和那些微乎其微的只靠大自然意志生活而毫无心智和烦扰的东西为榜样,来教育他们”。

可以看出,愚人是道德的楷模,而智人是不道德的典范。伊拉斯谟希图的是建立一个道德的充满基督教虔诚精神的新社会。在本质上他认为愚人并不“愚”,真正的愚人是那些虚伪卑鄙的所谓“智人”。所以罗素指出,《愚人颂》“通篇有两类愚痴,一类受到嘲讽的颂扬,另一类受到真心的颂扬;真心颂扬的愚痴即基督徒淳朴性格中显露出来的那类愚痴”。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愚人颂》称不上是教育论著,但它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却超过当时任何一部教育著作。在教育史上,对教育发生重大影响的往往不是纯粹的教育理论本身。《愚人颂》从更根本的角度揭示了北方文艺复兴教育的基本原则。

其一,《愚人颂》展示出文艺复兴运动的基本精神,为教育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它抨击了当时知识界和教会的腐败,高扬原始基督教道德的旗帜,歌颂了人生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要求人从各种“清规戒律”中解脱出来,宣扬人的不受束缚的自由发展,要求现实生活和尘世的享乐。

其二,《愚人颂》揭示出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德行和虔诚,这反映了北方文艺复兴的特殊精神。伊拉斯谟指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在青年的头脑里播下虔诚的种子。”[24]

其三,《愚人颂》要求使人的个性得以自由发展。细观《愚人颂》可以发现,似乎伊拉斯谟认为,人的天性是美好的、纯洁的,但一入罪恶的尘世,就受到了毒害和污染,所以他歌颂纯朴的具有“无邪的天性”的愚人,认为应“只靠大自然的意志生活”,而谨防所谓“智慧”的侵扰,含有“绝圣弃智,民复孝慈”的意味。

如何革除社会上的不道德,基本的途径就是教育。伊拉斯谟反对宗教改革与其温和的改革观是密切联系的。但这里就产生了一些问题:既然伊拉斯谟认为愚人有德而虔诚,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的虔诚和道德,那么文化知识教育在伊拉斯谟的教育思想中还有无地位?虔诚、道德与知识是什么关系?伊拉斯谟所推崇的教育还是以古典文化知识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教育吗?

实际上伊拉斯谟并不反对文化知识教育,不仅不反对,而且还十分强调。不过他主张的知识教育的内容与传统的粗鄙的拉丁语教育和经院哲学不同,而要求以人文主义教育改造旧教育,旧的知识教育戕害人的天性,使人不虔诚、不道德,而新的知识教育则发展人的天性,使人虔诚和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