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严格讲来，每一个人的生平与他人都是不同的，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却都有类似的人生经历，唯独伊拉斯谟显得卓尔不群，有一种独来独往的洒脱，不从事某种具体的职业，也不长时间定居于某地，“从儿童时代起，他就教自己走自己的道路；长大成人以后，他给自己订好了计划和设想；他坚决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从事他不愿干的工作；他竭力避开可能影响他的行动或要他承担责任的任何纠纷。他几乎就是这样自立于人文主义者之中。其他的人，或是官员、或是教授、或是私人教师、或是法官、或是教士，伊拉斯谟却什么也不是，除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人以外，什么也不是”[2]。

一、成长之路

1466年10月27日伊拉斯谟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他是格尔特（Gerard of Gouda）教士与一位名叫玛格利特的寡妇的私生子，童年时由其母亲照料。他进的第一所学校设在哥达（Gouda），质量低劣。1475年他9岁时，母亲把他带到德文特，入共同生活兄弟会办的德文特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的部分教师是兄弟会成员，赫吉乌斯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伊拉斯谟后来在其回忆文字中对赫吉乌斯充满崇敬之情。1483年在该校他还见过阿格里科拉。兄弟会对宗教的态度对伊拉斯谟具有较大的影响，“他的以先进知识为上帝服务的愿望，他的使《圣经》去掉一切粗野内容而恢复其本来面目的热情，都表明他自始至终是‘现代虔信派’的一个典型的追随者”[3]。在兄弟会学校所受的教育奠定了伊拉斯谟思想的基调。1484年他母亲去世，他离开德文特学校，他的监护人把他送到一所教会学校，为将来的教士生涯做准备。伊拉斯谟感到这所教会学校与德文特学校相比反差太大，前者远没有后者自由和富有学术氛围，颇有压抑之感。1487年他进入哥达附近的斯泰因修道院，1492年被授予圣职。在修道院的这段时期，他有很多时间用于学习，阅读了大量的古典著作和神学著作。

1494年在他人的赞助下伊拉斯谟进巴黎大学蒙太古学校学习神学。当时巴黎大学的逻辑学和经院神学研究占统治地位，巴黎大学迂腐的学风和无聊的说教令伊拉斯谟非常失望，他对经院哲学深恶痛绝。在巴黎大学期间，伊拉斯谟阅读了不少古典拉丁语著作，人文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开始在其头脑中生根。他还试图自学希腊语，不过收效甚微。受瓦拉的影响，伊拉斯谟认识到应该用历史主义的方式去研究神学，而不是像经院神学那样用哲学思辨的方式去研究神学，历史主义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方法，即通过订正《圣经》文字的错译、误解之处，追索《圣经》的本意，对基督教的起源与发展做出符合历史的客观的解释。这种研究成为人文主义者和后来的宗教改革者反对天主教教皇制度和教会制度的锐利武器。

在巴黎大学伊拉斯谟结识了一些在此求学的英国学生，其中之一是蒙乔伊勋爵布洛特（William Blount）。1499年应布洛特之邀，伊拉斯谟到英国做了一次短暂访问。此行对其一生影响甚大，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结识了科利特（John Colet，1466—1519年）、格罗辛（William Grocin，约1446—1519年）、莫尔、林纳克（Thomas Linacre，1460—1524年）等英国人文主义运动的主将，他对这些人充满钦佩之情，他后来回忆道：“在我聆听我的朋友科利特的谈话时，我仿佛觉得是在听柏拉图本人在讲话。谁会不对格罗辛之精通多门学科表示惊叹？还有什么比林纳克的判断更敏锐、更深远和更透彻的呢？造物主曾创造过比托马斯·莫尔更完美、更可爱和更欢快的性情吗？”他与英国的这些人文主义者保持了终生的友谊。科利特对圣经学的研究予伊拉斯谟以很大启发和影响，使伊拉斯谟成为一个坚信基督的人文主义者。1500年，伊拉斯谟离开英国回到巴黎。其后的6年他主要在巴黎度过，也到过奥尔良（Orleans）、卢万、荷兰等地。1504年他在给科利特的一封信中写道，他决意“竭尽全力探讨与《圣经》有关的文献”，把“全部余生”奉献给《圣经》研究工作。1505年他的首批研究成果问世了，他发表了瓦拉《新约注释》最早的印刷译本，他所依据的手抄本则是他1504年从靠近卢万的一所修道院图书馆找到的。伊拉斯谟趁机在他的版本里写上导言。其中不仅解释了瓦拉所做工作的重要性，还把人文学誉为神学的侍女，并声称“翻译《圣经》的所有工作都是文法学者的任务”[4]。这表明伊拉斯谟已坚定地走上了基督教人文主义之路。

1500年前后，伊拉斯谟对教育产生了兴趣。在学习研究古典文化的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古典文化的教育价值，因此他把人文学科视为教育的基础。1497年在给格雷（Thomas Grey）的一封信中，伊拉斯谟指出，好书使人向善，使人增智，而**邪粗鄙的书使人学坏，因此应读好书，读伟大作家的著作。1500年伊拉斯谟回到巴黎后，开始编写古代作家的格言汇编，他认为这些格言集中反映了这些伟大人物的智慧，是其著作中的精华，最具教育价值。1500年3月他在给其朋友巴特（James Batt）的信中讲，他正尽力搜集古代格言，可能要搜集几千条，但他打算只出版其中的两三百条。4月又讲道，他想在复活节后不久就将格言集出版，目前已经搜集的约800条格言，部分是古希腊格言，部分是古罗马格言。在编辑古代格言过程中，他感到希腊语知识的匮乏，于是开始学习希腊语。约在1500年6月，《格言集》正式出版，伊拉斯谟将这本书题献给蒙乔伊勋爵。《格言集》的第一版是拉丁文版，共144页，共有818条格言，该书的出版获得极大成功，出版后多次重印，被学校广泛作为教材使用，伊拉斯谟也因此饮誉欧洲。这本书的成功使伊拉斯谟看到了印刷出版的威力，其后他把出版作为实现其教育理想的重要工具之一。

伊拉斯谟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为学校编写教材，他更关注当时的社会问题，教会腐败，战乱频仍，令伊拉斯谟忧愤交加，他认为腐败和战争败坏道德，破坏和平，阻碍文明的进步，他认为社会问题的关键是道德问题。1501年他开始写作《基督教战士手册》（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英文为 Handbook of the Militant Christian），两年后该书出版印行。这是他写的第一本关于道德问题的书。书名中的Enchiridion是一个希腊词，有 “匕首”（dagger）和“手册”（handbook）两层意思，因此该书的名字是双关的，这是伊拉斯谟常用的技法。他意欲让读者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武器是匕首还是书本？伊拉斯谟认为真正的武器是后者而非前者。他想为基督徒提供新型的武器——祈祷和知识，而祈祷和知识的共同目标则是虔敬。祈祷不是盲目的，祈祷应以知识为基础，是知识告诉祈祷者该祈祷什么。他指出：“如果你全力研究《圣经》，如果你日夜研究上帝的律法，那么任何恐吓都不能压倒你，你就能够抵御敌人的任何进攻。我还要指出，明智地阅读异教诗歌和异教哲学著作，对基督徒生活将是一种很好的准备……一些异教书籍尽管有很好的文学表达形式，但其内容却有不道德的因素，我当然无意于让你去吸收这些不道德的东西。我敢肯定你会在古典著作中发现很多例子，这些例子会指引你正确地生活。很多古代作家毫无疑问是非常好的道德方面的导师。”伊拉斯谟还以奥古斯丁、哲罗姆等人从古典文化中获益颇多为例来论证古典文化的价值。伊拉斯谟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徒应为圣战做准备，而学习《圣经》和古典文化是最好的准备。这里的圣战不是指战争上的刀光剑影之战，而是指心灵深处的善恶之战。虔敬和知识能使人战胜邪恶，赢得圣战的胜利。伊拉斯谟关注的战场是人的灵魂深处，正是在此意义上，教育在伊拉斯谟那里成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他反对盲目地信仰，力求将基督教建立在个人认识的基础上，他说：“这是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首要的是，要了解你自己，不要感情冲动，要运用理性判断一切。”他认为不应太重视弥撒、祈祷等活动，因为如果没有灵魂的虔诚，这一切活动都毫无意义。

1505年第二次访问英国后，在莫尔、科利特等人的影响下，伊拉斯谟更加看重教育对于宗教建设的意义。在研究《圣经》的过程中，他深感有必要精通希腊语，于是他于1506年赴意大利进一步学习希腊语。在意大利，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于希腊语学习和古典文化的研究。1509年6月伊拉斯谟应蒙乔伊勋爵的邀请从意大利回到英国。此时的伊拉斯谟已成为欧洲人文主义者中的领袖人物了。

二、巅峰时期

此次在英国伊拉斯谟待的时间比较长，共待了5年。1509年他的讽刺作品《愚人颂》（Morias Enkomion，英文为Praise of Folly）问世，他将该书题献给莫尔。该书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以前的人文主义者所写的批判性著作远没有《愚人颂》尖锐和深刻，伊拉斯谟善于观察且笔锋犀利，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栩栩如生，批判入骨三分。该书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天主教会，“这本书是到那个时代为止对中世纪教会发出的最严厉的抨击”[5]。几年以后，德国出版的《鄙人书翰》也是一部讽刺作品，但其成就和影响远不能与《愚人颂》相比，“这本《鄙人书翰》若与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相比，就显得德国普通的人文主义者较之低地国家学者大为逊色”[6]。《愚人颂》影响遍及全欧，在出版后的一个世纪内重印近600个版次。在《愚人颂》中，伊拉斯谟对传统的经院式教育也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实际上，伊拉斯谟总是把宗教问题和教育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在他看来，二者是一个问题，不可分离，宗教虔敬是教育要实现的目标，消除社会上的不道德和非虔敬现象要靠教育。教育变革与宗教变革是一致的。

1511年8月应剑桥大学校长费希尔（John Fisher）之邀，伊拉斯谟到剑桥大学主持希腊语讲座，并讲授一些神学课，同时研究希腊文本的《新约》。他对剑桥大学的人文主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511年他的《论教学的正确方法》（De ratione Studii，英文为 On the Right Method of Instruction）于巴黎出版，这是他的第一篇系统论述教育问题的论文。他的第二本学校用教科书 《词语的丰富》（De copia verborum，英文为 A Plenitude of Expressions）次年于巴塞尔出版，他将这本书题献给科利特，感谢科利特对他的资助。《词语的丰富》是一本为学生写的语法书，引用了大量的经典作家用过的句子作为例句，主要讨论了在写作和演说中如何遣词造句。这本书出版后很受欢迎，第一版后的50年内重印达30余版次。

在英国剑桥期间，他还帮助科利特重建了圣保罗学校。从1505年起科利特担任了圣保罗学校的校长，在伊拉斯谟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下，开始在该校进行人文主义性质的改造。伊拉斯谟帮科利特挑选教师，为学生编写教材（《词语的丰富》就是为作文教学而写的），为教师提供教法指导（这是其写作《论教学的正确方法》的重要动机）。1512年他写道：“我完全是一个英国人了。”他和英国人文主义者的友谊的确是非常深厚的，他从他们那儿也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衣食无忧，照理该在英国长待下去。然而像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喜欢长期定居于一地。1514年他离开英国，先到了佛兰德（Flanders），1515年又到了巴塞尔，目的是安排他的《新约》译本的出版事宜。1516年他终于完成了他企望已久的希腊文《新约》版本，并附有新的拉丁译文，从而使拉丁旧译文的错误首次在印刷版本中得到了纠正。他还写了一篇《告读者》的导言，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新版本的《新约》“犹如一声号角，召唤所有的人献身于这最神圣的、赋予人以生机活力的基督教哲学研究”，他还希望《圣经》能很快被“翻译成所有文字”，并为所有人所阅读。伊拉斯谟的号召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响应，法国的勒费弗尔、英国的廷代尔、丹麦的佩德森、瑞典的皮特里和德国的路德都将其译成了本国文字。伊拉斯谟《新约》译本的问世，使伊拉斯谟成为北欧人文主义者中从事圣经学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

令圣经学研究者始料不及的是，把人文主义方法应用到圣经学研究，对于16世纪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给欧洲基督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随着人们对《新约》研究的深入，一个具有极大政治意义的、对天主教会尤其对教皇制具有极大颠覆性的思想逐渐得到广泛接受：罗马教廷的现行体制和它对世俗权力的要求，与《新约》中所讲的原始基督教的理想是截然不同的。正是人文主义圣经学或者说基督教人文主义促成了宗教改革运动。

伊拉斯谟并不是不清楚研究《新约》的本意对于天主教会所具有的颠覆作用，他也担心会受到教会的谴责甚至迫害，但他善于保护自己。1516年《新约》第一版问世时，他将之题献给教皇利奥十世，教皇愉快地接受了。1519年他又将第二版送给了教皇并附有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已竭尽一切努力引导人们从他们久已感到厌倦的乏味的争论走向热心于马上就要变得更加纯洁和加庄重的神学。如今我觉得我的努力并非徒劳无益，同时也意识到有些人对我怀有强烈不满，因为我未能尊重他们无能力教又羞于去学的一切东西。但我相信上帝会是我的见证人（我的著作首先就是捍卫上帝的），相信陛下您的判断，相信我自己的正义感和这么多知名人士的赞许，所以我对那些人的狂吠始终不予理睬。尽管我的才能有限，但已全部贡献给了基督：它将为基督一人的荣耀服务，将为罗马教会的首脑，特别为陛下您服务，因为包含我肩负的全部责任在内的一切都应归功于您。”[7]他还将《新约释义》的不同部分分别献给红衣主教和国王们，他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教皇、主教和国王们的保护之下，因为这些人不可能被怀疑有颠覆教会或政府的意图。

1516年到1522年伊拉斯谟主要居住在卢万。他非常关注卢万的一所人文主义新式学校——三语学院（the Collegium Trilingue）的建设，为这所学院的规划出谋划策，但当该校请他做教授时，他却婉言谢绝了这一职位。三语学院是指以教授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为主要任务的教学研究机构，建立这种学院的目的是促进对圣经学的研究。当时北欧许多大学皆建立了这种学院。罗伊希林对这种学院的产生有积极贡献。1506年罗伊希林出版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希伯来语基础》，这既是希伯来语法书，又是希伯来拉丁语辞典。他说，他对研究希伯来语的收获之一便是使他对《圣经》的“译本充满了怀疑”，尤其是对拉丁文译本的准确性充满怀疑。他认为，《旧约》的希腊文本建立在对希伯来语元音系统错误理解的基础上，结果以讹传讹，从希腊文本译过来的拉丁文本《圣经》到处都是错译。他在《希伯来语基础》一书中指出了 200多个错译之处。罗伊希林的研究使人们看到古典语言尤其是希伯来语对《圣经》研究的重要价值，结果北欧的一些重要大学相继建立了三语学院。1514—1517年新兴的人文主义大学阿尔卡拉大学首次出版了有多种文字的《圣经》，其中《旧约》里正中印的是拉丁译文，左为希伯来文，右为希腊文。这是当时三语研究对圣经学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伊拉斯谟支持三语学院，主要是因为三语学院的使命与其基督教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圣经学）的使命是一致的。

1516年伊拉斯谟出版了《基督教君主的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英文为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一书[8]，尽管该书从书名看是一本教育著作，但实际上对“如何对君主施以正式教育”问题着墨很少，它主要是一本讨论政治问题的著作。为君主王公献计献策而写作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种时尚，这类著作被称作“王公之鉴”（mirror for princes），是一种重要的写作体裁，许多人文主义者都写过这类著作。意大利弗吉里奥的《论君主》、卡斯底格朗的《宫廷人物》、帕特里齐的《王国与国王的教育》、萨奇的《论君主》、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法国若斯·克利什托沃的《国王的职责》、比代的《王公的教育》，德国温斐林的《明君楷模》、约翰·斯托姆（1507—1589年）的《王公的教育》等，都属于此类著作。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君主的教育》是北欧这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他将该书献给了查理王子，即后来的西班牙国王和查理五世皇帝，当时查理才16岁，这本书主要是为查理的教育问题而写的。

伊拉斯谟在《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中阐明了其社会理想尤其是政治理想，讨论了一个理想的基督教君主应具备哪些品质、应怎样治理国家以及应如何对君主进行合适的教育。伊拉斯谟将国家的命运寄希望于一个贤明有德的君主，并进一步将君主的贤明寄希望于人文主义教育。同伊拉斯谟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本书也很受欢迎，成为皇帝和君主的必读书目，1516年问世后当年就4次印刷，1518年、1519年、1523年和1525年又各印行一次。1641年最后一次印行拉丁文版本，但其他语言译本继续印行。

1517年伊拉斯谟出版了《和平的诉怨》（Querela pacis，英文为The Complaint of Peace），表达了他对现实中纷争的不满和对和平的渴望。当时的欧洲纷争不断，土耳其继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又试图侵入欧洲东南部，法国和西班牙正在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德意志境内诸侯林立，争战频频，教廷也四处挑起事端以从中渔利，对此伊拉斯谟颇感绝望，《和平的诉怨》是对其绝望心态的记录。不过伊拉斯谟并未绝望到底，他认为现实纷争起源于人的精神的不一致，如果人人都有基督的仁爱精神，如果君主有仁慈和平的品德，将会太平无事。而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人在精神上团结一致。

1518年伊拉斯谟的《对话集》（Familiarium colloquiorum formulae）问世，该书是为促进拉丁语对话教学而编的，用对话体写就，用的都是简洁规范的拉丁文，伊拉斯谟希望通过实际的对话训练来提高拉丁文教学水平。这本书在教育界大受欢迎，出版后在18个月的时间内在巴黎、安特卫普、莱比锡、维也纳等地重印7次。1522年修改后出了修订版，从1522年到1533年总共印行100余次，对欧洲学校的拉丁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不光彩的晚年”

1522年伊拉斯谟移居巴塞尔，除去在弗莱堡待过一段时间外，到1536年去世他一直待在巴塞尔，此间又有许多著述问世。

从1517年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起，欧洲基督教会内部就开始发生分裂。伊拉斯谟对天主教会有过激烈的批判，也主张改革教会，但他所主张的改革与路德截然不同，他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反对以教会分裂为代价的改革。路德的揭竿而起首先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伊拉斯谟也被卷入其中，尽管他不愿被卷入。伊拉斯谟与路德也发生了直接的论战。

宗教改革前，路德对伊拉斯谟充满敬佩之情，1516年伊拉斯谟的希腊文版《新约》问世后，路德便将之作为自己的工具书，他认为伊拉斯谟用人文主义的方法研究《圣经》很有价值。路德还给伊拉斯谟写过一封信，表示对他的钦敬。他称伊拉斯谟为“我们的喜乐和我们的希望。有谁不就教于他呢”[9]？路德和伊拉斯谟两人有很多共同点，都指责当时的教会，都与教皇有争执，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新教思想也有颇多相通之处，都主张改革教会。但是怎样改革教会？分歧出在此处，宗教改革运动所隐藏和分裂的战争的威胁，令伊拉斯谟吃惊，使他走向路德的反面，但他对教会的批判又使他不能完全站在罗马教廷的立场上。因此他只好小心谨慎地保持中立的立场。他在给西班牙普伊主教马利安努斯的一封长信中说，他并不喜欢路德的著作，他一开始就担心它们会激起**，但又说他不敢与别人一起去反对改革，“因为他担心他可能会触犯上帝”[10]。但他尚未公开表明不支持路德。在君主们、红衣主教们和教皇的催迫下，他不得不表明态度，并同意说明在哪一点上与路德不同，于是于1524年他出版了《论意志自由》（De libero arbitrio，英文为 O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对路德的一些观点进行批评。这种批评又引发了路德的反批评，于是你来我往不断升级。伊拉斯谟不愿介入争端，他所做的论争往往只是学理性的，他想竭力躲开这场运动，并为此而表示他永远依靠罗马教廷。然而教廷并不买他的账，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实际上对宗教改革运动起了催生作用，在他死后，教皇保罗四世把他列在名声极坏的异端分子之中，并将“他的注释、注解、附注、对话、书信、译本”和其他著述，一律归在第一批“禁书目录”之中。

作为一位文化领袖，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势力的双方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然而伊拉斯谟未能充分满足教廷的要求，也拒绝了改革者的要求。当时的改革者向伊拉斯谟提出了真诚的希望，希望他勇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教廷：“哦！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您现在在哪里？……请看看世间权力的无道暴政，即那黑暗势力，会做出些什么来。听着，您这位基督的骑士！请您贴近基督的身旁向前驰骋；请您捍卫真理，去摘取殉道者的桂冠！您现在年事已高。我曾听您许下诺言，要再积极服务两三年；我恳求您将这段时间用在做有利于福音和真正基督教信仰的工作，并请相信，地狱的大门，即罗马教廷，正如基督所说，是战胜不了您的。”[11]但是伊拉斯谟没能勇敢地站出来，其犹疑退缩的立场让人失望，“使路德感伤最深的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所采取的立场”[12]。

“伊拉斯谟是一个不容有中立的时代确立自己是中立的人”[13]，“这使他成为大争论的双方都瞧不起的人；这使他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没有朋友，也没有影响。他总是采用最可鄙的办法避开将他拉向左或右的企图；他放弃了他早先的许多原则，或作了很大的更改，以至于它们都变得面目全非”[14]。他的晚年就是在这种不光彩的怯懦与逃避中度过的。

不应对伊拉斯谟不光彩的晚年过分指责，他的中立态度成因有二。一是其性格的懦弱，他充满智慧，但身体虚弱，无男子气概，无胡腾的顽强，亦无路德的坚韧，这种性格表现在其思想上，就使其思想显得缺乏刚性，“他很少对重大问题明确表示意见，而且也不打算对此多加解释，如有必要，他能否认他曾表示过的意见。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善于使用‘假如’和‘但是’推卸一切责任掩护自己。他有像乌贼那样隐藏自己和自己看法的本领，并常用它保护自己免遭伤害”。另一个使其保持中立态度的原因是他的社会改革观的性质，他一直持有平和的改革观，反对暴力冲突，这一点他一生都坚守不渝。他的晚年的怯懦与其理论观点有内在的一致性，他在理论上还是始终一贯的。他一直有一个崇高的目的，即通过拯救道德来拯救社会。

晚年的伊拉斯谟依然不辍笔耕，除校订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外，还写了一些教育著作。

1528年他的《西塞罗主义》（Ciceronianus）问世，批判了当时泥古不化的形式主义文风和学风。他说：“因为我不是西塞罗，所以我应该表达出我自己的思想和风格。”[15]

1529年他的重要教育著述《论男孩的教育》（De pueris instituendis，英文为 On the Education of Boys）发表，系统阐述了伊拉斯谟的教育观。《论男孩的教育》在伊拉斯谟的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教育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教育史家波温认为在当时它是“历史上已有的著作中对教育问题阐述得最为深刻而透彻的著作之一”[16]。

1530年伊拉斯谟的《男孩的礼貌教育》（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英文为 On Civility in Children）出版，该书主要讨论礼仪问题，由于正合时宜而广为流传。该书6年内再版30多次，前后总共再版130多次，其中18世纪再版13次。此外还有大量译本、改编本和模仿之作。1532年就有了第一个英文译本，4年后被改编成问答手册，并开始在学校里被用作男孩的教科书。紧跟着出了德文和捷克文的译本。1537年、1559年、1569年和1613年不断有新的法文译本问世。这本书促进了欧洲人行为举止的文明化进程。

伊拉斯谟在晚年对教育思想的贡献是很大的，在这方面他的晚年绝不是“不光彩的”，而是光彩照人的。在经过多年的疾病折磨之后，伊拉斯谟于1536年逝世，终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