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水楼台先得月，德国因与意大利毗邻，受意大利影响，故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较早，15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文主义已渗入德国的一些大学。15世纪末16世纪初是德国人文主义发生发展的时期，后来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人文主义运动就被并入宗教改革运动之中去了，德国文艺复兴的主要成果是宗教改革，而德国人文主义则为宗教改革做了准备。

德国有其特殊的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背景，使得德国的人文主义与意大利、英国、法国等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德国的社会状况

15世纪末16世纪初，封建生产方式在德国仍占统治地位，但经济较前已有较大发展，采矿、冶金、造纸、印刷、武器制造、棉麻纺织业等都很发达。15世纪末，德国总人口有1200万至1500万人，其中矿工人数竟达10万人，而且是欧洲最熟练的矿工。分散型的手工工场日益增多，少数集中型的手工工场也不断增多。德国的商业特别是中介性贸易相当繁荣，德国地处欧洲中部，是西欧与东北欧、西欧与东方诸国国际贸易的中间地带，有良好的商业地理条件。德国工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总体来看，德国经济的发展已基本上处于当时各国的平均水平，其中行会手工业和中介商业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超过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然而，德国的农业落后于英国和尼德兰，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工业远远落后于意大利和英国，尤为严重的是，德国经济的主要缺陷是发展不平衡和分散性，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几乎没有什么往来，许多大中城市与国外的联系反而比同本国的联系还要密切得多。

经济上的分散性影响到政治的发展，德国境内许多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地方性集团并不关心国家的统一和集权，以致分裂割据局面长期被保持下来。16世纪初，在德国除七大选侯外，还有十几个大诸侯，200多个小诸侯，上千个帝国骑士。诸侯各有自己的政权、军队、法律、货币，彼此独立，成为德国内部的“国中之国”。诸侯向德皇分权，又在其领地内推行集权。诸侯、骑士和城市往往分别结成联盟，时而互相争战，时而又同皇帝对抗。德皇在境内权力微弱，无力实行集权统治。国内关卡林立，各地关税不一，货币繁杂达千种以上。这种分裂的政治局面反过来又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地位极为特殊，教会不仅拥有宗教特权，而且一些高级僧侣就是大封建主，德国的七大选侯有三个是大主教，十分之二以上的高级僧侣本身就是有领地的诸侯。教会占有全德三分之一的土地，不仅征收贡赋，强制农奴履行各种封建义务，还征收什一税，出卖圣职、圣物、赎罪券……巧立各种名目，敲诈诱骗，榨取人民的血汗。罗马教廷穷奢极欲的挥霍，主要依靠来自德国教会的供给，德国在当时有“教皇的乳牛”之称。德国政治分裂和皇权软弱，使教会扩大了权势，也使罗马教皇能够肆意控制和剥削这个国家。罗马教廷对德国的压榨是外来势力对德意志民族的剥削，教廷对德国统一的阻挠，在教廷操纵下德国教会的倒行逆施，引致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对罗马教廷和德国教会的强烈痛恨。德国的教会问题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11]这就使得德国人文主义具有强烈的反教会色彩，也使得宗教改革首先发生在德国成为可能。

二、德国人文主义的发展

意大利人文主义在德国的传播与两国人员往来有关，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到德国传播人文学和德国青年到意大利求学是德国人文主义产生发展的两条基本途径。15世纪上半叶，由于召开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两次宗教会议，一大批担任秘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德国莱茵河上游地区逗留数年，这些人对人文主义在德国南部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本书前面提到的人文主义者西尔维乌斯（后来成为教皇庇护二世）就曾对德国人文主义的产生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另外，德国南部地区的青年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求学已成为一种风气，他们学成回德后就把意大利人文主义也带回了德国。这些人的名望并没有后来一些德国人文主义者大，但都是德国人文主义的开路人物。他们在意大利不仅受到了人文主义的熏陶，也染上了不尊重教会和轻视各种神学的心理，还学到了后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那种即使不是反对宗教也是轻视宗教的坦率性格。这些人回德后“由于生活散漫，不信宗教，一心探求和传授古典作品知识，不注意如何生活，即使能研究和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他们至多也就是些名声不佳的‘新学问’的传播者，他们漫不经心地把它传播到北方各地”[12]。卢德尔（Peter Luder，1415—1474年）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典型。他起初为教士，后到意大利，在那里潜心研究古典著作，形成了轻视宗教的思想倾向，但他也鄙视大多数意大利后期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道德堕落，厚颜无耻。后来德国一个选侯把他招聘到海德堡大学教拉丁语，一些教授很嫉妒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常常给他制造麻烦，他努力坚持到1460年。然后他用数年游历各地，继续传授人文之学。卢德尔在生活上并不安分，常常狂饮不止，**不羁，他完全轻视宗教，蔑视一切神学。清醒时似乎还能克制自己的异端思想，但一旦酒醉就不能自制。这种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自然不能见容于社会。因此以卢德尔等为代表的这些早期人文主义者尚未能根本改变德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他们是一些散兵游勇，难成什么气候。但他们毕竟是开路人，在他们之后，德国的人文主义就大步向前了。

共同生活兄弟会学校所培养的学生中有一些成为德国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如库萨的尼古拉（Nicolaus Cusanus，1401—1464年）、维塞尔（Johann Wessel，1420—1489年）、阿格里科拉、温斐林（Jacob Winpheling，1450—1528年）、罗伊希林（Johann Reuchlin，1455—1522年）、伊拉斯谟等人。

库萨的尼古拉曾到意大利学习过，精通人文之学，同时还是一个卓越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伽利略（Galileo Galilei）之前做出过许多科学发现。维塞尔曾在兹沃勒（Zwolle）学校任教，他热爱教学工作，认为“学者之所以为学者，全在于其善于任教”，阿格里科拉和罗伊希林都是他的高足。他是一个神学家，但却不恪守当时的一些教义，他否认“炼狱之火”是有形之火，他反对教廷兜售赎罪券，认为没有依据，这种看法很像是路德的先驱。路德说：“假如读过他的书，我的敌人就很可能认为路德的一切都是从维塞尔那里借用来的，因为我们两人的主张有很多相同之处。当我发现有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从不同的目的出发从事写作，竟与我的观点完全吻合，而且几乎用同样的言辞表达出来，我感到愉快和觉得力量在增长，也就不再怀疑我讲的东西是否都正确了。”[13]从此可见，在赎罪券问题上路德视维塞尔为知音。

温斐林和罗伊希林的人文主义思想将在后面专叙。阿格里科拉和伊拉斯谟都是尼德兰人，但由于他们一生主要生活工作于德国且他们的人文主义思想（包括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德国有深刻的影响，故很多著作都将这两人列入德国人文主义者之列。本章把两人既视为尼德兰的人文主义者，也视为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后面将专节和专章论述其教育思想。

人文主义在德意志的发展起初并没有遭到多少反对，一些人对人文主义者有异议，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懂古典文化，而是因为他们**不羁，蔑视宗教。大学里的神学家不反对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在德意志大学里的抬头点，起初没有遭到什么反对，这部分地是由于人们不认为它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因为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之间的斗争过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起初，神学家们并不反对人文主义者，确实是欢迎他们，因为他们的研究对神学会有帮助”[14]。皇帝和一些诸侯不仅不反对人文主义，而且还对人文主义予以保护和赞助，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还因此被誉为“人文主义者皇帝”。由于皇帝权力财力有限，他不可能给予德国人文主义者更多的财力支持，他给胡腾授予桂冠诗人称号时，除了给他戴上一顶编织风趣别致的桂冠外，其他好处则微乎其微。

德国人文主义的温床有两个，一个是某些城市中的人文主义团体，一个是大学。

在城市人文主义团体中，纽伦堡的人文主义团体是最有名的，它与后来宗教改革的关系也较为密切。纽伦堡最有名望的人文主义者是皮克尔海默（Willibald Pirkheimer，1470—1528年）。皮克尔海默的父亲是纽伦堡富商，知识渊博，长于外交，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挚友，他亲自负责儿子的教育，在经商和处理外交事务时总是带着皮克尔海默，以增广其见闻。1490—1497年皮克尔海默被送往意大利学习法律、外交和人文之学。27岁返回家乡后即被委任为该城的参事，掌管部分重要市政。他因公要经常参加帝国议会和去帝国宫廷，由于他博学多才，受到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青睐，很快成为皇帝的亲信。对政治事务的深层参与使他对德国社会状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他深切渴望改革教会和德国政治现状。在莱比锡辩论之后，他敏锐地看到路德与教皇的争论不单纯是教会内部的争议，而是关系到德国社会的焦点问题，出于对民族利益的关心，他支持宗教改革运动。皮克尔海默精通希腊语，他将柏拉图、色诺芬和普鲁塔克等人的著作译成拉丁语和德语。他的图书馆里收藏着许多手抄本和书籍，图书馆的大门总是对外人开放的，他的家里常常是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的家就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中心。

城市人文主义团体的成员中有些是艺术家。他们的绘画作品也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城市和乡村的日常生活成为描述和歌颂的对象。即便是宗教题材的作品，也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和世俗因素，圣母玛利亚不再是天后，而纯粹是人间慈祥母亲的典型，她身边的天使是几个欢乐的儿童，有的在采摘花朵，有的在抚弄走兽，有的在玩耍鲜果，这活脱脱是一幅农村生活的场景。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年）和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1497—1543年）是当时最著名的艺术家。小汉斯·霍尔拜因1515年移居巴塞尔城后，与住在该城的伊拉斯谟交往甚密，他为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绘制了插图。他擅长人物画，在人物画中他以出色的技巧，流畅的线条，重点刻画人物的个性和神态，如他在《伊拉斯谟》这幅作品中，对伊拉斯谟写作时聚精会神姿态的刻画，栩栩如生，十分完美。这幅作品誉满全欧，是当时写实主义绘画的高峰。

在15世纪，所有德国大学都处于教会的影响之下，经院哲学支配着探求学问的方法，各种知识都是用经院哲学中久已沿用的逻辑和语言进行讨论的，“中世纪教会的传统影响到各个学科；而主宰教会传统的则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逻辑学，或被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逻辑学。对亚里士多德名字的尊敬几乎采取宗教狂热的形式。在中世纪的一本名为《亚里士多德生平》的离奇的书中，这位古代异教思想家竟被写成是一位基督的先驱。凡是不接受他的思想的人统统都是异教徒，他的思想模式被用来为中世纪辩证法的巧妙诡辩进行辩护。他的思想体系是为保存旧学问和防止‘新学问’渗入而构筑的防御工事。因此，几乎所有德国人文主义者都仿佛对亚里士多德的名字怀有憎恨”[15]。憎恨亚里士多德的实质是反对经院哲学。在15世纪，人文主义对德国大学的影响很小，只有极少数大学如海德堡大学讲授过人文之学。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人文主义学者被聘为大学教师，大学中的人文主义课程越开越多，希腊语、希伯来语也相继进入一些大学的课程。弗莱堡大学于1471年，巴塞尔大学于1474年相继开设诗体学课，蒂宾根大学于1481年正式批准给开设雄辩术课的教师发薪水，并于1492年聘请策尔蒂斯任诗体学和雄辩术两门课的教授。伊拉斯谟也曾到巴塞尔大学任教。一些意大利学者、拜占庭学者也进入德国大学任教，教授古典人文学科。在人文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德国大学里的人文主义色彩愈益浓厚。

大学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是穆蒂阿努斯（Rufus Mutianus），他曾在德文特就学于赫吉乌斯，后进过爱尔福特大学。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定居于哥达。他最大的乐趣是将爱尔福特大学里一些有为的青年学生聚集在自己周围，指导他们阅读古典著作和从事写作。他在意大利深受意大利后期人文主义的影响，与皮科结为好友，接受了由柏拉图学说和基督教义融合而成的一种折中的神秘主义。他说，“真正的基督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上帝的智慧；他是上帝的儿子，为犹太人、希腊人和德国人所共有”，“真正的基督并不是一个人，而是精神和心灵，既不显露于外形，也不是用手可以触摸或抓住的”。“上帝的律法能开导心灵，它有两个要点：要爱上帝和要像爱自己一样爱自己的邻居。这一律法使我们人人都能分享天国之乐。这是自然律法；不是像摩西的律法那样刻在石头上；不是像罗马人的律法那样浇铸在青铜上；不是书写在羊皮纸或白纸上，而是由至高的师哲播进我们心中”。他重视内在的信仰而非外在的宗教仪式，他以蔑视的态度看待他那个时代的教会，并以嘲弄的口吻对它加以讽刺，他说：“我并不尊重基督的外套或胡须。我尊敬的是真正的和有生命的上帝，即使他既无胡须也不穿外套。”他私下痛斥教会的斋戒、忏悔和为死者做的弥撒，称托钵僧为“穿僧衣的怪物”。[16]从穆蒂阿努斯的思想可以看到德国人文主义思想与意大利相比具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问题是德国人文主义者讨论的一个主题。

也许与经济的分散和政治的分裂相一致，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也具有地方性，没有连成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整体。然而发生于1509年的一场大论战使德国的人文主义联合了起来。这场论战的主角之一就是罗伊希林。

三、罗伊希林和胡腾的人文主义思想

罗伊希林古典语言的造诣很深，不仅精通拉丁语，也精通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这在德国人文主义者中是比较少见的。在赴意大利之前，他在巴塞尔大学师从拜占庭流亡学者安德罗尼库斯·坎托布拉卡斯学习希腊语。1483年一些人文主义者在罗马约翰·阿吉罗普洛斯家聚会，其中有一位就是新到意大利的罗伊希林，他是带着几封信来见主人的。他解释说他是来学习希腊语的。阿吉罗普洛斯给了他一本古希腊学者修昔底德的原文书，请他选一两页译成拉丁语，罗伊希林译得十分轻松自如，在场的人赞叹不已，惊叫说，希腊已飞越阿尔卑斯山迁到德国了。罗伊希林在意大利居住了数年，回德后致力于普及希腊语。

相比较而言，罗伊希林更热衷于研究希伯来语，“几乎可以说是他将那种古老语言介绍给欧洲人民的”[17]。他是在1493年左右开始学习希伯来语的，他深信希伯来语古老而神圣，上帝曾用这种语言讲话。上帝不仅在希伯来原文的《旧约》中显圣，而且还通过天使和其他神圣使者，将一种深奥的智慧保存在《圣经》之外的古希伯来著作中。他学习希伯来语的目的有二，一是想通过原文研究《旧约》，二是想像皮科那样通过希伯来语去探求犹太人著作中所包含的智慧。1517年他出版的《论犹太神秘主义艺术》就是其研究成果之一。1506年为推广希伯来语，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基础希伯来语》（De rudimentis Hebraicis）的书，把语法和词典合在一起，这本书对促进希伯来语的教学起到很大的作用。罗伊希林的人文主义思想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用人文主义的精神去理解宗教，他说：“上帝是爱；人则是希望；这两者之间的纽带就是信仰……上帝与人结合得如此之紧密已达到无法言传的程度，以致有人性的上帝和敬上帝的人可看成是同一物。”[18]

罗伊希林54岁时一场论战开始了，这场论战的焦点是如何看待古希伯来文化。论战是由普菲费尔科恩（John Pfefferkorn，1469—1522年）引起的。

普菲费尔科恩是犹太血统，1505年改信基督教。改教后，他满腔热忱地想使犹太人都信奉基督教，认为如果从犹太人手中没收除《旧约》以外的所有希伯来语书籍，就可使犹太人免受非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就可以使原先与他信同一宗教的人改信基督教。1507—1509年他接连写了4本批评犹太人的书，在书中建议禁止犹太人放高利贷，强迫他们去听讲道并没收他们的希伯来语书籍。他或许是通过几个贪污受贿的秘书而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那儿弄到一道授权他查抄所有这类书籍的命令。查抄先从莱茵兰开始，到1509年已没收了不少书籍。罗伊希林反对查抄，而且认为普菲费尔科恩所持的命令是非法的，美因茨大主教乌里尔也认为命令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皇帝于是发布命令责成乌里尔处理此事。乌里尔遂就此问题征求一些大学和包括罗伊希林在内的一些学者的意见，要求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销毁除《旧约》以外的所有犹太人用书对基督教是否值得？是否有利？

罗伊希林认为，对待犹太人的最好方法，不是烧掉他们的书，而是和他们说理和进行耐心善意的讨论。

罗伊希林的意见是孤立的，所有其他被征求意见者全都建议焚书，罗伊希林受到众人指责。于是一场论战就开始了，罗伊希林的对立面是神学家，论战进行得十分艰苦，其中不乏攻击和谩骂，言辞往往也非常粗野。这次论战整整持续了 6年。

犹太人在欧洲受迫害并不是始于20世纪的希特勒，15世纪初期在德国的犹太人就已经常遭到迫害，后来这种迫害愈加普遍。总体而言，在15世纪的法国，犹太人的日子还算好过，他们受到帝国的保护，逐渐可以在法兰克福和其他许多城市行医。但他们中的高利贷者仍受到普遍的憎恨。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对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夏洛克的讽刺，就是这种憎恨情绪的典型反映。由于偏见的存在，因此很容易激起这种潜在的憎恶感，并将这种憎恶扩大化进而殃及所有的犹太人。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销毁犹太人的书籍是一种偏激的宗教迫害行为。

罗伊希林反对毁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维护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的利益，而是捍卫其人文主义信念，反对蒙昧主义。1514年在论战正酣之际，罗伊希林以《名人书翰》（意即有名人物的来信）为书名公开发表了他的观点。在论战中，德国的人文主义者走到了一起，他们认为关于希伯来语书籍的禁令是对人文主义价值本身的一种威胁，于是联合起来一起发动攻势，攻击批判以蒙昧主义为特征的天主教神学。一些人文主义艺术家也对罗伊希林表示支持。在当时的一幅版画中，描写了罗伊希林坐在一辆用月桂装饰起来的车上，驶入他的出生城市。科隆的神学家们戴着锁链走在车前；普菲费尔科恩躺在地上，旁边站着一个刽子手，准备将其斩首，城市的乐队吹奏凯旋乐曲欢迎罗伊希林荣归，市民们盛装向其表示敬意。

这场论战对德国人文主义发展有两个重大影响：一是人文主义者联合了起来；一是使德国人文主义和经院神学永久决裂。

受《名人书翰》的启发，德国一些年轻的人文主义者用《鄙人书翰》（意即无名人物的书信）这个滑稽的书名出了一册书信集，进一步揭露和批判经院神学家的蒙昧和偏执。其战斗性更为强劲，《鄙人书翰》“是人文主义者的感情的最明显的表现，它无情地嘲讽了经院哲学家们的方法。这些虚构的书信把矛头指向他们的方法，最终目的则在于打击经院哲学的真正核心。对希伯来语书籍的查禁好像一个火花，它加速了一场无论如何也要发生的危机的来临。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的世俗文化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它再也不能够与传统的经院哲学家的学术妥协了。这时的倾向不再是把人文科学纳入神学的轨道，而是恰恰相反”[19]。这意味着在神学研究中人文主义的方法要取代传统的经院主义的方法，以人文主义的方法研究神学是德国甚至北欧人文主义运动的典型特征，因此北欧的人文主义也被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伊拉斯谟、维夫斯、莫尔等人文主义大家都是典型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鄙人书翰》的作者之一就是十分具有战斗精神的人文主义者胡腾（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年）。他因思想激进而被称作德国宗教改革时期暴风雨中的海燕。他出生于德国法兰克尼亚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其父想让他做教士，于是把他送到了一座修道院，但他讨厌教士生活，憎恶经院神学，遂向其父请求离开修道院而去做一个学者，其父固执己见不予应允，胡腾同样倔强，于是就逃出了修道院，先到科隆大学后又到埃尔富特大学学习。父子勉强和解后在他人的劝说下，胡腾的父亲同意胡腾去意大利，但条件是他要专心攻读法律。到意大利后，他对法学同对神学一样不感兴趣，于是倾心于人文之学。旅居意大利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文主义者，他对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敬仰有加，但对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的不良风气恶感很强。

德国有很多人文主义者，胡腾与他们不同，他是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认为德国本应有的权利现已被教皇制度所剥夺。从其个性来看，他藐视安逸奢华，憎恨贪图舒适和追逐财富之徒，他喜欢战斗，对战斗从来不感到厌倦，在他那个时代，他准确地找到了战斗的对象——教皇制度。在其代表作《罗马的三位一体》（1520年）中他写道：“罗马靠三种东西使一切人都服从：强力、狡猾和伪善。有三件事不能说出真相：关于教皇、赎罪券和无神论。有三种事物成为罗马的特点：教皇、古老的建筑和贪婪。有三种不同的东西供养着罗马富翁：穷人的血汗、暴利和对基督徒的掠夺。”他对罗马教廷在德国的豪取巧夺深恶痛绝，正是其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战斗精神将他与其他德国人文主义者区别开来，“他是个人文主义者和诗人，但又明显有别于他同时代的人，在他们的姓名已被人遗忘了的时候，他却必然会永远活在德国人民的记忆之中。他们可能都是优秀的学者，能够写出一部较好的拉丁语语法，文笔也比较优美；但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他的漂泊不定而又决非无瑕的生活，由于他那真挚的爱国精神而变得特别崇高，即使他的爱国主义有一定的限度和有些不切实际。为能在改革派皇帝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他努力工作、规划设计、进行斗争、对上奉迎和大声疾呼。他用他掌握的讥讽、谩骂、嘲笑等所有武器回击妨碍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切阻力；唯一的敌人就是15世纪末的教皇制度，阻力全都隐含着它的旨意。正是教皇制度耗尽了德国的黄金，使帝国遭受奴役，它指使国家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向诸侯保证他们的独立图谋能够得逞。教皇制度就是他要摧毁的那个迦太基”[20]。

从此可以看出，胡腾的人文主义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路德的宗教改革的距离近在咫尺。1519年在莱比锡辩论中，路德向罗马教皇的至高权力发难，胡腾对此举十分赞赏，但他不太赞成宗教改革运动向纵深发展。他对路德反对赎罪券的斗争评价不高，认为只不过是教士间的无聊争吵和相互倾轧，他希望教士间自相残杀直至自相毁灭。直到后来他发现路德主张信仰自由、拥护德国统一和反对罗马时，才热情地站在路德一边。

德国的人文主义为德国的宗教改革做了舆论准备，胡腾则是沟通德国人文主义和德国宗教改革的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