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兰是指欧洲莱茵河下游的低地国家，相当于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地。它与德国西北部相连，与英国隔海相望，因而其人文主义的发展对欧洲这几个主要国家尤其是德国和英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尼德兰的社会状况

欧洲的城市于中世纪就已兴起，但其规模较小，在城市中所进行的工商业活动也是比较有限的。从中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的商业活动愈益频繁，尽管商业活动由于战争、瘟疫等原因也出现过收缩的情况，但总体看来是不断扩展的，到15世纪、16世纪时，欧洲的商业活动已达到相当规模。概括地讲，欧洲有两个商业世界，一个是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商业世界，一个是地中海的商业世界，两个世界有陆路和海路的联系。在陆地上，意大利商人在12世纪和13世纪找到了通过阿尔卑斯山口的道路，并与德国、英国、佛兰德以及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的一些商业中心建立了联系；在海上，热那亚和威尼斯的长帆船在13世纪结束以前就已经到达了北海的各港口，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接触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尼德兰的布鲁日和安特卫普是北方海岸上主要的交易场所。

尼德兰濒临北海，是北欧主要的商业区域之一，也是西北欧的主要纺织业中心，英国的羊毛主要的输入地就是尼德兰。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大小城市的发展。“在这种贸易活动和这些工业的哺育之下，北欧和西欧的城镇繁荣起来。在佛兰德和布拉邦特，根据一项估计，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一样多，也许比乡村人口还多一些。在欧洲大陆上，除了意大利北部，就没有一个地区有那么多、那么大和那么兴旺的城镇……英国完全没有像这样星罗棋布的城镇。”[3]与意大利相近的社会经济状况为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在尼德兰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正如一位教育史家所指出的：“北欧文艺复兴运动首先要在荷兰找到一个合意的家园。由朝气蓬勃的各自治市的自由民（他们通过工商业逐渐致富）所控制的荷兰和佛兰德的自由城市，再现了比欧洲其他地方更加接近意大利城市的一般条件，因此，也就最容易受到意大利城市的影响，最能以独立的发展的方式，推进由意大利城市开始的这些新运动。在这一点上，这些城市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值得注意。甚至在十三世纪，这些城市就先于它们的邻国，有了城市学校。而且在十五世纪，当文艺复兴在北欧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开始感觉到冲击时，正是荷兰的学校，欣然对它表示欢迎。”[4]

15世纪末，尼德兰的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宫廷文化，以布鲁日宫廷为代表，这种文化虚有其表，实际上比较肤浅，称不上是人文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活动的目的不在于学习古典文化，而在于显然从对古代神话的爱好出发，把古典拉丁文作品译成法文，而不是把希腊作家的著作译成拉丁文，其典型特征就是华而不实；二是传统的经院主义文化，以卢万大学为代表，卢万大学是经院哲学的根据地，最后成为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堡垒；三是对经院哲学抱批判态度的“现代虔信派”，其分支之一是宗教团体“共同生活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这个兄弟会对北欧人文主义的发展尤其对德国人文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需指出的是，随着人文主义影响日甚，卢万大学也于16世纪初渗入了人文主义因素。约在1480年，人文主义修辞学家斯特凡诺·苏里戈内曾在卢万任教，但他的讲课没有产生影响，很快被人忘记了。进入16世纪以后，这种保守的学术空气有了一些变化，约在1517年，卢万大学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教学的学院，从1518年起，该学院就正式开始教授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了。然而，这种变革仍有人反对，例如，雅各布·拉脱姆斯（1475—1544年）和多尔皮乌斯（1485—1525年）坚决反对讲授希腊语，认为福音书的希腊文本对于研究《圣经》是完全无用的。这两人都对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本书第五章详述）持敌对态度，拉脱姆斯还反对路德的宗教改革，是典型的守旧人物。

二、共同生活兄弟会

“共同生活兄弟会”是一个奉行神秘主义的宗教团体。这种神秘主义体现了一些人改进基督教的企图。宗教中的神秘主义并不始于文艺复兴时代。经院哲学家中有许多人除了理智主义倾向外，还突出地表现出神秘主义倾向，例如，阿奎那就具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倾向。中世纪神秘主义精神的重要代表是爱克哈特（Eckhart，约1260—1327年），他是德国多米尼克会修士，曾在巴黎求学，后在德国萨克森地区任该会的分会长，还在科隆任过教。他以柏拉图主义的方式倡言，万物中真正存在的东西是神性。人的灵魂里有上帝的火花，这才是一切人里面真正的实在。人应同上帝完全交流沟通，受住在人心里的上帝的主宰。由于上帝的主宰，灵魂便充满了爱和正义。遵守教会的礼仪教规也许具有某些价值，但神秘的灵魂体验远较这些重要，通过它同上帝的合一也更直接。暮年时，爱克哈特因异端罪受审，在他死后两年，他的许多观点受到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谴责。爱克哈特最得意的门生陶勒尔（John Tauler，1300—1361年）是多米尼克会的布道员，曾长期在斯特拉斯堡、科隆和巴塞尔工作。他强调宗教中内在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谴责依赖于外在的礼仪和死板的工作。他的真实立场完全师承爱克哈特，强调同上帝神秘的合一，强调“上帝降生于内心之中”，但他阐述其观点时避免使用“过激的词句”（倾向于泛神论的词句），因为言辞过激会像其师那样被教会谴责和迫害。路德对陶勒尔的思想非常赞赏。路德的“因信称义”思想与陶勒尔的观点是相通的。由于这些思想的影响，在德国西南部和瑞士崛起一大批神秘主义的同情者，他们自称“上帝之友”，这些人中，不仅有神职人员，还有许多女修士和相当数量的平信徒。[5]

这场神秘主义运动也影响到尼德兰。鲁伊斯布鲁克（1293— 1381年）深受爱克哈特著作的影响，同陶勒尔及其他“上帝之友” 都有私交，他推进了这场神秘主义运动。鲁伊斯布鲁克的朋友格鲁特（Geert Grote，1340—1384年）于1376年在荷兰的德文特（Deventer）创立了 “共同生活兄弟会”[6]，将神秘主义运动进一步向前推进，并使这一运动与教育密切联系起来。

格鲁特是德文特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约于1374年皈依基督教，后成为尼德兰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布道员，他还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在格鲁特及其信徒的促进下，兄弟会发展很快，其会所遍布尼德兰和德国，大大促进了 15世纪大众对宗教的虔诚信仰。

兄弟会由男子（偶尔也由妇女）联合而成，其成员自愿结合组成分会，遵守共同的会规，基本上过隐修生活，但不用像修道院中的修士那样发誓永不反悔。会员们献出其私有财产，在共同的房子里过一种朴素而有规律的生活。在睡眠以外的时间会员们依规定的时间祈祷、劳动、读书和布道，大家在一起就餐，就餐时选读《圣经》的片段。兄弟会成员的生活和纪律是禁欲主义的，这与修道院生活的特征是相似的。但它又与修道院不同，加入共同生活兄弟会的人不用发誓愿，他们相信没有誓言的约束也能够像修道士一样进行修道，再加上他们非常强调人的行为表现，这就产生了比严格遵守清规戒律更加重视品德和虔诚的趋向，兄弟会成员更注重自律而非他律。这种趋向在一定程度上与14世纪的神秘主义者相同，但是不像神秘主义者那样，他们不再从神秘的狂欢中寻求灵魂的主要营养，而是在有规律的生活中通过阅读《圣经》和其他具有实际教育作用的敬神活动来加强精神的力量。因此，《圣经》和公共图书是兄弟会住所生活的中心。除从事各种宗教实践活动外，抄写宗教书籍也是兄弟会成员的重要工作，他们在抄写时特别细心，因此他们的手抄本因制作精良可靠而很受青睐，出售这些手抄本既能补充公共生活的经费，也有助于传播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信条。兄弟会的每一个会所都有一个藏有丰富书籍的缮写室（scriptorium），兄弟会成员就在缮写室中抄写宗教书籍。印刷术发展起来之后，兄弟会就不再用原始的手抄方式制作书籍，据估计到1490年，兄弟会已拥有和操作60部以上的印刷机，原版《圣经》、宗教性小册子、拉丁课本、希腊课本和本国语课本等书籍被大量印行，发售时价格很低，为的是让贫民也能买得起。

在尼德兰，“现代虔信派”有两个分支，共同生活兄弟会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分支是创立在温德斯海姆（Windesheim）的奥古斯丁修道院。由于格鲁特的影响，一些宁愿过隐修生活的人也加入了兄弟会，但当时并没有采取完全的隐修院的隐修形式。格鲁特死后不久，一些兄弟会成员加入温德斯海姆修道院，不久在该隐修院周围又附设了几个女修院，使这里成为尼德兰和德国隐修生活中一股有影响的改革势力。可见，现代虔信派的两个分支是有联系的，进入隐修院只是兄弟会部分成员的一种隐修方式的选择。这两个分支都深受神秘主义者的影响，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枯燥无味的形式主义而提倡内心的反省。

兄弟会致力于恢复基督教徒那种简朴、虔诚和献身的生活，其成员以基督为效法的对象，认为基督将神性完全融于人性之中，而神性正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效法基督》（Imitation Christi）一书就是兄弟会所开展的朴实而虔诚的宗教运动的一个产物，该书很可能出自肯培（Thomas Kempis，1380—1471年）之手，肯培是兄弟会的门生，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温德斯海姆隐修院的一个分院即圣亚克尼斯（Agnes）山隐修院度过，在该书中，他要求人们效法基督。该书在当时流传非常之广，在尼德兰大部分家庭中，其地位仅次于《圣经》。

兄弟会还大力兴办教育，兴办教育的目的是要“给上帝的神殿树立精神支柱”，兄弟会所办的学校非常成功，“14世纪和15世纪神秘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就是他们在本国推行了一整套卓越的学校教育制度”[7]。与本书有关的问题是：兄弟会所从事的种种宗教活动对北欧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兄弟会所从事的教育活动是人文主义性质的吗？

兄弟会的一切活动是以宗教为中心的，兄弟会成员所阅读、抄写、印刻、发售的书籍与人文主义的知识兴趣很少有共同之处。不过兄弟会在以下几个方面与人文主义有相似相通之处：其一，兄弟会憎恶玄深的神学讨论，这与人文主义者反对经院哲学的深奥莫测相类似；其二，兄弟会崇尚知识，热爱书籍，这种取向架通了一座通向人文主义的桥梁，只不过兄弟会所崇尚的是宗教书籍，而人文主义者崇尚的是古希腊罗马典籍；其三，兄弟会在抄写手稿时坚持以诚实可靠为原则，而人文主义者在整理古代典籍时要求语言要准确，这二者有相似之处。但是，这并不是说兄弟会成员已发展成为人文主义者，也不是说他们独立地孕育产生了任何一种新的世俗文化；人文主义学术的成长所需要的独立知识和生活经验，在这些兄弟会的会所是难以找到的。然而，和人文主义在某些主要方面相近，就是以使兄弟会成员在人文主义教育学中看到合乎他们自己意图的一些东西，并且使他们自己欣然参加那些曾经在意大利求学或者在别处与人文主义发生接触的人们所兴办的学校。在这种场合，兄弟会成员创立和管理与他们的住所相连接的学校学生宿舍；这样他们就能够把他们的宗教热诚和严格纪律贯彻到学生们的生活中去。的确，他们广泛地、积极地开展教育工作，以致在尼德兰、布拉邦特和佛兰德以及甚至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终于到处都出现了人文主义性质的学校，它们的巨大规模和优良教学，大部分来自兄弟会各会所的合作和利用兄弟会成员的宿舍。[8]

兄弟会成员并非人文主义者，兄弟会所兴办的教育起初也并不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但由于兄弟会的思想行为方式与人文主义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兄弟会易于接受人文主义的影响，逐渐使人文主义教育在北欧蓬勃发展起来。

兄弟会的宗教实践活动和教育活动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北欧人文主义的基本走向和北欧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对道德和虔信的强调，是北欧人文主义者和北欧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最根本特色，北欧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是兄弟会学校的学生，北欧人文主义者中的许多领袖人物都曾在兄弟会学校受教，他们不能不受到兄弟会所尊奉的价值观的影响，他们都强调宗教和道德的教育价值，这与意大利人文主义是有较大差异的。

三、共同生活兄弟会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发展的贡献

兄弟会为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对北欧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产生了影响，兄弟会学校培养了一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如伊拉斯谟、温斐林等，这些都是兄弟会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发展的贡献。下面从兄弟会具体的教育实践和教育主张两个方面再稍加阐述兄弟会对教育思想发展的贡献。

兄弟会兴办学校成就显著，其学校布局之广，规模之大，标准之高，都是令人赞佩的。一些较大的城市如德文特（在今荷兰）、兹沃勒（Zwolle，在今荷兰）、列日（Liège，在今比利时）、卢万（Louvain，在今比利时）等地的学校，其学生规模均达2000余人。取得如此成就的重要原因是兄弟会注重对学校的管理。注重“学校管理”在当时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教育观念，一位教育史家认为这一点甚至比兄弟会学校接受人文主义学科进入学校还要重要，“他们学校的第二个特征是精心组织学校的工作。这个特征甚至更为重要。兄弟会不仅创立了一种学校制度，而且通过井井有条的章程，给所有的学校打上某种相同的精神和方法的印证。意大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那儿，每所新型的人文主义学校都独断独行。这种差异是值得注意的”[9]。兄弟会办学的效率远高于意大利，这归因于兄弟会学校有比较严密的管理，有比较完备的章程。兄弟会学校采取寄宿制度也进一步强化了学校管理。后来耶稣会在兴办学校时向兄弟会学校吸取了不少管理方面的经验。

兄弟会学校的教师并不全由兄弟会成员担任，例如，德文特学校的校长赫吉乌斯（Alexander Hegius，1433—1498年）就不是兄弟会成员，他们和作为教师的兄弟会成员一道共同为兄弟会的教育事业尽力。正是一些进步的教师和校长的推动，才使得兄弟会学校影响日甚。这些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赫吉乌斯。

赫吉乌斯曾是兄弟会兹沃勒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先于埃默依克（Emmerich）任教，后又到德文特学校任教。1465—1498年他任德文特学校的校长。他不是著名的学者，起初对人文之学没有接触因而也并不擅长。1474年他遇到了比他小10岁的阿格里科拉，深感自己对真正学问的无知，在阿格里科拉的引导下，赫吉乌斯开始研究人文之学。他把这种人文主义研究与教育结合起来，力图改革德文特学校的课程，使各门学科人文化。受阿格里科拉的影响，他特别重视希腊语，并把它纳入该校的教学计划。他在《论希腊文的益处》（De Utilitate Linguae Graecae，英文为On the usefulness of Greek）一文中说：“我们的一切都得感激希腊人。”他认为希腊文有助于对神学的研究，而且其他各个领域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也都离不开希腊文。关于拉丁语的教学，他认为学习拉丁语法非常重要，但应将之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语法只是工具，学习它只是有助于阅读和写作，不可使语法教学陷入形式主义。赫吉乌斯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北欧算是先进的，但用意大利人文主义学校的标准来衡量，则看不出有多少新意。他超出于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之处主要表现在学校管理方面。由于学生人数太多（他去世时学生人数已逾2000），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就愈加显彰，为便于教学，他把学生分成八个年级，分别施教。伊拉斯谟就是德文特学校的学生，他对赫吉乌斯所做的工作充满崇敬之情。在赫吉乌斯的努力下，德文特学校声名远扬，德文特也因之成为尼德兰和德国西北部公认的人文主义研究中心。学者、教师纷至沓来，然后将学习到的人文主义学术和教育理念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1496年由兄弟会在列日所办的学校，就是以赫吉乌斯的做法为蓝本的。列日学校的学生斯图谟（John Sturm）对该校的组织和管理情况做过详尽的描述，后来他担任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学校校长期间，曾于1538年依德文特学校的模式重新改造了斯特拉斯堡学校。

从列日学校的办学方式，既可以看出其人文主义性质的一面，也可以看到其注重组织管理（超出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的一面。列日学校同德文特学校一样分八个年级。一年级开始学习拉丁文，主要学习简单的读写和语法（如词尾变化、连接词等内容）；二年级学习语法基础知识，句子的结构是学习重点；三年级开始阅读拉丁作家的简明文选，系统学习拉丁语法，并学习散文写作和如何写诗；四年级将拉丁语法的句法部分学完，开始阅读历史学家的著作，练习写诗并开始学习希腊语；五年级时间分配有了一些变化，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希腊语，并开始学习逻辑学和修辞学，还要求阅读散文原著；六年级开始学习希腊语写作，同时细心学习希腊语法和希腊作家的著作，并继续学习逻辑学和修辞学；七年级学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的著作，并研习罗马法，此外还要学习雄辩术；八年级开始学习神学，继续学习雄辩术，修辞学的学习在本学段结束。七年级和八年级属于高年级，其教学水准在北欧是相当高的，甚至超过当时一些大学的水平，教育史家伍德沃德认为，“可能1500年时德国没有一所大学在文学方面的课程能达到列日学校七八年级课程的高水准”[10]。校长管理全校工作，在校长之下，有各年级的教师，若学生人数过多，一位教师不能单独管理时，就把学生分成10人一组，每组由一个年长的学生负责照管。

从列日学校的办学情况看，到16世纪初，北欧的人文主义教育已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其教育实践中所体现出的教育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亦达到可与意大利相媲美的地步。但也可以看出有两点与意大利的做法不同：其一是注重管理；其二是更强调宗教。

尼德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格里科拉和伊拉斯谟，他们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将在后面列专节和专章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