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里科拉（Rudolph Agricola，1444—1485年）的历史地位比较特殊，他的实践活动与胡腾、路德等人相比毫无惊世骇俗之处，他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很难与伊拉斯谟等人相比，他不像维多里诺和赫吉亚斯那样是伟大的人文主义教师，不像梅兰希顿那样是一位优秀的学校管理者，也不像罗伊希林那样是文化论战的英雄，总体看来，他并无显赫的业绩，然而他却备受赞誉，赫吉亚斯、温斐林、梅兰希顿、伊拉斯谟等当时的文化教育名人一致认为，阿格里科拉是将意大利人文主义新学引入北欧的主将。梅兰希顿认为阿格里科拉是“德国人文主义新教育的创建者”，认为他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本来面目，摒弃了陈腐的经院主义方法，为探索新知开辟了一条新路。梅兰希顿指出，除伊拉斯谟外，对其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阿格里科拉。伊拉斯谟对阿格里科拉更是褒扬有加，认为他博览古典著作，学识渊博，用拉丁语写作风格简洁有力，可与昆体良媲美。阿格里科拉的一个好友在给梅兰希顿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伊拉斯谟曾当面给我说过，不论在演说方面还是在学问的每一个领域，他都不如阿格里科拉。”显然，伊拉斯谟之言是谦辞，但足以说明阿格里科拉在当时的地位之高。

一、生平

阿格里科拉1444年2月17日生于荷兰北部的巴佛罗（Bafflo），儿童时代就显示出艺术才能，擅长音乐、绘画、木刻。12岁以前他在巴佛罗附近格罗宁根（Groningen）的一所学校上学，因天资聪颖，将其同学远远甩在后面。尚不能确定他曾就学于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学校，也不能确定他受过兄弟会的影响。1456年他进德国埃尔富特（Erfurt）大学学习，两年后到卢万（Louvain）大学（在今比利时）学习。在这两所大学他分别取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卢万大学在北欧大学中是开风气之先的，其人文主义色彩较其他大学要浓厚，他在卢万大学受到人文主义的初步影响。主修的科目是数学和哲学，同时还向来自法国的学生学习了法语。1462年5月他来到学术空气非常保守的科隆大学任神学课教师，他对经院神学不感兴趣，认为用经院主义方法研究神学是浪费他的时间，萌生了用人文主义方法研究神学的兴趣，这种兴趣终其一生，它的本质是基督教人文主义，在科隆期间，他还短期去过巴黎，在那里与罗伊希林结为终生好友。

约在1468年或1469年，他来到意大利，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在意大利的岁月使他收益多多。他先到帕维亚学习罗马法，后生厌恶之心而倾全力于古典文化，因感到在帕维亚无法使其希腊语大有长进，他又来到费拉拉。在费拉拉他成为巴蒂斯塔和伽查的学生，巴蒂斯塔是格里诺的儿子，而伽查则是维多里诺在曼图亚教书的同事，两人皆为当时教授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的名师。费拉拉的名气在当时如日中天，吸引了许多外国学者来此，阿格里科拉到此深感如鱼得水，遂潜心学习和研究希腊语和希腊文化，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对普林尼的《自然史》有深入的钻研，颇有心得。同时他还研究拉丁作家的著作。与伊拉斯谟等当时一些人文主义者不同，他并不小视民族语言，除了古典语言和他的母语外，他还认真学习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认为只有掌握了这些活生生的语言才能了解时代的新精神。

阿格里科拉的精神世界与行为举止是和谐统一的，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风度优雅，在费拉拉上流社会中是一个十分出众的人物。他体魄强健，神采奕奕，一举一动给人以尊严之感。他精通军事技能和各种运动技巧。他还是一个音乐家，唱歌很有技巧，能演奏风琴、长笛、小提琴等乐器，在音乐理论方面也颇有贡献，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史上他占有一席之地。他的美术才能在意大利也得到长足发展，他在美术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他有惊人的形象记忆力，可以凭记忆将一个人的肖像准确无误地画出来。

他的个性的充分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育现象。他的充分发展，既有天赋的作用，也与他在意大利所受的教育影响有关，他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产儿”[21]，是意大利人文主义使其精神世界繁盛充实起来。不能仅把他看作一个把希腊和拉丁文化传播至德国的语法学家，这样就贬低了他的形象。他不是一个一般定义上的人文学者，他是北欧教育和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成果在北欧人身上的具体体现，他的存在，使一向把北欧人视为“野蛮人”的意大利人不得不改变成见。在北欧人文主义发展的初期，他的成就和形象是北欧人的骄傲，也是北欧人的楷模，同时代的北欧人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发展得如此全面而充分。

阿格里科拉并不是一个只顾个人发展的人，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认为意大利人视北欧人为野蛮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感到他有责任将所学到的新知识传播到北欧去。

在意大利待了10年左右，他于1479年回到北欧，此时的他已和10年前大不一样了，10年前是去学习人文之学，现在则是回来传播人文之学。他拒绝了两个职位：一个是在安特卫普，他被邀请去负责一所拉丁学校的改造；一个是在宫廷做官。他认为纯粹做一个教书先生太过于乏味单调，而做一个官员又太受官场束缚，更重要的，他想传播人文主义新文化，而这两个职位对他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十分有助益。1479年他从意大利回到荷兰，这一年他从事什么职业尚不能确定。1480—1484年他在荷兰格罗宁根市政委员会任职，这个职位不会占用他很多时间，所以他乐于接受。其间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还派他四处巡视政务，他有机会参观学校，会见学者和教师，激发他们对新学的热情。在居留格罗宁根期间，他于1482年去海德堡访问过一次，海德堡大学邀他次年到该校任教，他也接受了邀请。但直到1484年3月他才得以成行。途中经过德文特时，与赫吉亚斯和伊拉斯谟相见。1484年5月2日到达海德堡。

到达不久后，阿格里科拉便开始了大学教学生涯，梅兰希顿是他的学生，后来梅兰希顿成了著名的新教教育家。在海德堡期间，在海德堡主教的陪同下阿格里科拉去过沃尔姆斯，在此做过多次关于古典文化的讲座。

北欧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者们都比较重视神学和希伯来文化的研究，阿格里科拉亦不例外。1494年他一到海德堡就跟从一个有学识的犹太人学习希伯来语，目的是想借助于这种语言深入研究《圣经》和希伯来文化。他认为人文主义和宗教并不矛盾，同后来的罗伊希林和伊拉斯谟一样，他认为人文主义的方法有益于对基督教的起源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

阿格里科拉在海德堡任教不久就说他并不适宜于做教学工作，主要原因是他在精神上是个不安分的人，有那么多的新学问新知识需要去学习和探索，而教学工作比较单调，涉及的知识范围也比较狭窄，他想自由自在地探索新知而不是按部就班地传播已知。不久他又有了一个新机会。1484年8月教皇西克图斯六世去世，德国七大选侯之一的海德堡主教被选为新教皇，阿格里科拉是新教皇的密友，于是就做了教皇的秘书。由于身体原因，1485年10月27日阿格里科拉辞世，年仅41岁。

二、教育思想

阿格里科拉英年早逝，他留下的文字并不多，就像维多里诺一样他并不喜欢多写而是喜欢多学多做，他的个人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留给世人的活教材。阿格里科拉并无专门的教育著作，1484 年在海德堡他给一位朋友写了封信，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他对教育的看法。

他批判中世纪经院主义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认为经院方法有时会把人带人荒谬可笑的两难之境，不能使人获得切实的知识，他以轻蔑的态度看待经院教育。他要求更新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他提出教育的内容可分为三个大的方面，即道德哲学、自由学科和雄辩术。

道德哲学涉及道德问题，为人的行为提供准则。他将道德置于知识之上，但同时又认为道德与知识是不可分割的，古代的伟人在为人处世方面为后人树立了伟大的榜样，他们的著作中包含着许多道德信条，其懿行嘉言对今人德行之长进大有助益。不仅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涅卡等伦理学家的著作可对人的行为予以指导，而且许多历史学家、演说家和诗人的作品也有益于人的品德的进步，它们会告诉你在生活中哪些行为值得做，哪些行为不值得做。

阿格里科拉认为自由学科包括自然、历史、文学、政治学等学科。自然（nature）包括地理学和自然哲学，但他讲的“自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受格里诺的影响，他所说的地理是指古希腊斯特拉博（Strabo）的地理学，自然哲学是指古希腊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自然哲学，尚未超过古人的研究广度和深度。自由学科的教学以古典著作为主要内容。阿格里科拉对古典文化和古代作家推崇备至，而对经院主义深恶痛绝，这都是当时人文主义的典型特征。同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他还将自由学科与职业性学科对立起来，认为法律、神学和医学都属于职业性学科，这些学科地位低于自由学科，不在自由学科的范围之内。

他认为雄辩术是一种表达的艺术，擅长说话和演讲是一种重要的能力，而并非一件“博学”的饰物。描述一件事物、说明一个道理、在法庭上辩论、劝说他人等皆离不开雄辩术。演说或说话有三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一是谈话者，二是所谈内容，三是听讲者。成功的演说或讲话有三点要求：说的人说得通俗易懂；所谈内容有条理；听众爱听。要做到第一点，演说人应学好语法；要做到第二点，演说人应学好逻辑学，这样才能将事实清楚地表达出来；要做到第三点，演说者应学好修辞学，这样才能使演说有感染力，从而感染听众，使他们爱听。

此外，阿格里科拉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还应该学习建筑和绘画，这显然也是受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影响。

从这里所陈述的阿格里科拉的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出，阿格里科拉的教育思想有浓厚的意大利色彩，有明显的移植的痕迹。还应指出的是，阿格里科拉并没有将他关于教育的全部看法付诸文字，因此不能仅凭他的一封信就认为其教育思想只止于此，好在他的生平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其教育思想的体认。

[1]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79.

[2]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ume Two，p.283.

[3] G. 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59～60页。

[4] 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69页。

[5] 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基督教会史》，第321～322页。

[6] 有的学者认为“共同生活兄弟会”是在格鲁特死后不久由其学生弗洛伦萨乌·拉德温（1350—1400年）创建的。参见《基督教会史》第322页。

[7] 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宗教改革史》（上册），第49页。

[8] G. 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90页。

[9] 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70页。

[10]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87.

[11] 刘明翰主编：《世界史·中世纪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484页。

[12] 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宗教改革史》（上册），第57页。

[13] 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宗教改革史》（上册），第56页。

[14] G. 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164页。

[15] 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宗教改革史》（上册），第54页。

[16] 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宗教改革史》（上册），第61～63页。

[17] 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宗教改革史》（上册），第65页。

[18] 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宗教改革史》（上册），第65页。

[19] G. 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170页。

[20] 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宗教改革史》（上册），第72～73页。

[21]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