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卡斯底格朗和马基雅弗利的教育思想典型地反映了意大利君主时代的到来，那么萨多莱托（Jacopo Sadoleto，1477—1547年）的教育思想则是整个西欧进入纷乱之秋的先声，教育如何面对乱世、如何有助于建立社会秩序和安宁是其关注的主题，这是与意大利其他人文主义者不同的，他所面临的问题，他的教育情怀与夸美纽斯是非常相似的。生逢乱世，祈求和平，并希望通过教育手段求得和平，这是萨多莱托与夸美纽斯的一致之处。卡斯底格朗和马基雅弗利的教育思想成熟于16世纪初，萨多莱托的教育著作写于16世纪30年代，16世纪初的社会背景远不如16世纪30年代复杂，16世纪30年代时，新教与旧教的纷争开始了，国外势力对意大利的武装干预加强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已大大衰落了，意大利各小国的君主制已占绝对统治地位，给意大利带来光荣和梦想的市民人文主义在现实中已几近消亡了。这样一个时代不会令人轻松愉快，萨多莱托的教育思想因之就多了几分沉重。

一、生平与时世

萨多莱托1477年生于意大利的摩德纳（Modena），其父是格里诺的儿子巴蒂斯塔即小格里诺的同事，在费拉拉大学主持民法学讲座，并于此与尼德兰教育家阿格里科拉（Rudolph Agricola，1444—1485年）相识。萨多莱托年轻时在费拉拉学习文学和哲学，主要研习西塞罗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1499年他离开费拉拉来到罗马，不久就认识了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彼埃特罗·本波，两人结为好友。后来两人又都成为教皇列奥十世的秘书。教皇秘书在当时是显赫的职位，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如布鲁尼、波齐奥、瓦拉等人均曾担任过此职，这个职位给个人提供了充分的展示才学的机会。由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担任教皇秘书，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教皇对人文主义的态度。从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的时代以来，教皇的秘书厅就不断地吸引一些最能干的人物，这些秘书“给予教廷的光荣并不亚于得自教廷的光荣的诗人和演讲家的集团”，“教廷的秘书们掌握着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除了他们，谁能决定天主教的信仰问题呢？谁能够和异端邪说作战，重建和平并在强大的君主国家之间进行调停呢？除了他们，谁能对基督教界的事情做统计学的记载呢？他们用教皇的名义来使那些国王、王公和国家感到震惊。他们草拟给教皇使节们的训令和指示；他们朝夕侍从教皇左右，只服从他一个人的命令”。任教皇秘书在当时的确是一件光荣的事，“不过，达到这种光荣的最高峰的只有列奥十世的两个著名秘书兼文章大家：彼埃特罗·本波和亚科波·萨多莱托”。[43]彼埃特罗·本波和萨多莱托的确有非凡的才能，他们的书信曾一再被印行作为他人学习的范文。萨多莱托的一个同时代人如此评价萨多莱托的书信作品对于拉丁文体的重要意义：“他是当代唯一的或者肯定没有几个人和他一起注意到正确的拉丁文体是雄辩家的基础，为取得它，必须将被一些对优美的文字完全无知或毫无识见的人所污化了的拉丁语言加以纯化，这些人一部分是从波河附近小城镇，一部分是从阿尔卑斯山彼麓的省份中流入到这个城镇里来的。所以这个非常渊博的学者纯正完美的语法纠正了拉丁语言的讹误多瑕的习惯。”[44]

擅长于拉丁文写作只是其能力的一个方面，与本书前面论及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不同的是，萨多莱托有深厚的哲学修养，尤其对古希腊哲学有较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这是其独特之处，也使其教育思想打上了古希腊哲学的烙印。拉丁文化的复兴在时间上早于、在量上大于古希腊文化的复兴，熟知古希腊哲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古希腊文化的复兴必须进展到相当的地步，毕竟哲学的复兴和文学的复兴不同，而且在实际上也不是同步同量的。萨多莱托生于15世纪末，其思想形成于16世纪初，而这段时间正是古希腊哲学思想复兴的盛期，这样就使得其教育思想有了更丰富的养料。他的教育著述《少年教育指南》（De Liberis Recte In-stituendis）从形式（对话体）到内容都与柏拉图的《理想图》有相似之处，他提出的哲学的学习内容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足以见古希腊哲学的复兴对他的影响。

1513年至1517年，萨多莱托一直任教皇秘书，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对教廷的一些外交政策并不赞同，认为会产生不良后果，但他作为教廷的代表人，又不能不服从于教皇的旨意。1517年他被任命为德国南部某地区的主教。1522年列奥十世去世，新教皇克莱门七世将萨多莱托召回罗马，尽管萨多莱托极不情愿离开其教区。在教廷，萨多莱托的建议和意见被置之不理，他感到郁闷，甚感在教廷中无精神的自由，于是向教皇请求回其教区，经教皇批准后便获得了解脱，在其教区潜心研究哲学，他作为一个主教也很称职，非常关注当地教育的状况，颇受爱戴。1530年他的教育著作《少年教育指南》写就，1533年该书首次在威尼斯出版，1534年在巴黎、1535年在里昂也相继出版。这本小册子是用对话体的形式写就的，其思想底色是柏拉图主义的，其中许多思想直接取自《理想国》。保罗三世（Paul Ⅲ）成为新教皇后，将萨多莱托再次召回罗马，任命他为主教，对其予以充分的信任。萨多莱托也尽力为教皇出谋划策，以解决天主教内部、天主教与新教、天主教与世俗势力之间的纷争。1547年萨多莱托辞世。

从1517年萨多莱托任教职起，欧洲社会就开始了一场持久的动**。正是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路德在德国一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呼吁改革教会，此外路德还谴责教皇在法国出售赎罪券。本来路德并不想与教皇发生冲突，但事态的发展超出了其预料。1518年6月，教皇列奥十世传路德到罗马受审，由于德意志选侯弗里德里希的保护才使之免遭此劫。但路德与教皇的对立愈益明朗而尖锐，路德走上了反对教皇制度之路。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原因是教会存在腐败现象，列奥十世极喜炫耀，挥霍无度，尽管他酷爱艺术和文学，亦不好战，在私生活方面也没有几位前任那样堕落，但他铺张浪费，致力于教皇国的扩张，在意大利国内外各派势力间搞平衡，为教廷在政治上谋利，此外，作为美第奇家族的成员，他还致力于为其亲属谋取私利。总之，他并不关注宗教本身的事务而陷入于世俗利益的争夺之中。教皇如此，教士亦如此。公众对教会的腐败怨声载道。克莱门七世时代，教皇在国内外遭人厌弃。有识之士，满怀忧患，隐士出现在罗马的街头和广场上，预言着意大利和世界的命运，并称教皇为基督之敌（路德亦称教皇为敌基督）。然而教廷对教会本身的腐败并没有拿出疗治的良药。战争也给意大利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15世纪末起，法国就不断入侵意大利，16世纪20年代初，西班牙和法国争夺对米兰的控制权，把整个意大利北部地区投入了持续30年的战火之中。罗马也未能幸免，于1527年遭到无情的劫掠，教皇被西班牙人所控制，教廷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然而，罗马大劫掠对天主教会而言并不全是坏事，从这个被劫掠的城市中兴起了改革教会的新精神。法国宗教改革和罗马遭劫促使教皇政府痛定思过，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宗教事务本身而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追逐世俗的利益，宗教改革“迫使教皇政府重新成为全世界宗教力量的代表，从它自己所处的萎靡堕落的状态崛起……克莱门七世的后期和在保罗三世、保罗四世及其继任者的年代，这个有所改进的教会，面对着半个欧洲的背叛，一直是一个革新的教阶组织。它避免了前一个时期一切严重而危险的丑行，特别是‘族阀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扩大领土的野心。它和天主教君主们联合起来，并为一种新生的精神力量所推动，把主要工作放在恢复已失掉的东西上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十分正确地说：教皇政权之所以能在精神上得救，是因为它有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没有这个宗教改革，确可以设想整个教皇国家恐怕早就转移到世俗人们手中去了”[45]。正是天主教会自身内部改革的加强才使其能顶得住新教革命的挑战。

这里便出现了两种改革，一种是天主教内部的改革，一种是旨在消灭天主教势力的新教改革。生逢于宗教纷争的时代，萨多莱托不得不做出选择。同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一样，萨多莱托对天主教会内部的弊端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反对教会分裂，不主张以新教取代天主教，而主张天主教内部的改革。他对教皇革新教会的举措非常拥护，并为保罗三世做了大量工作。他是天主教会由腐化堕落到鼎力革新的见证人之一。1527年罗马遭劫掠后，萨多莱托于1527年9月1日给教皇写了一封信，力倡教会内部改革，他这样写道：“如果由于我们的受难使上帝的愤怒和正义得到了补偿，如果这些可怕的惩罚为更好的法律和道德重新开辟了道路，那么我们的不幸也许不是最大的……凡是属于上帝的，他将加以照顾；在我们面前有一种改革的生活，这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夺走的。我们要如此来控制我们的行为和思想，那就是只在上帝那里寻求教士的真正光荣和我们自己的真正伟大和权威。”[46]

萨多莱托视战争为突发性的灾难，认为战争起源于人的愚昧无知和缺乏训练，他把教育看作消除战争的重要手段，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人世间建立“普遍的和谐”（universal harmony），使社会成为一个和平无纷争的世界。通过以上对其生平和时代背景的分析，可知萨多莱托的这一教育理想的确是对现实的反映而绝非空穴来风。

萨多莱托抱怨公共当局将教育事务放置一边，不予重视，他认为“道德伦理的健全和社会的繁荣昌盛更多地依赖于教育而不是其他”[47]，他赞赏罗马帝国对教育的重视，认为其为后世树立了榜样。教育对社会是如此重要，而社会管理当局又不重视教育，当时组织良好、令人满意的学校匮乏，这迫使萨多莱托不得不将其视线投向家庭教育，既包括父母对儿童实施的教育，也包括家庭教师对儿童实施的教育。他将家庭视为训练教育儿童的场所。萨多莱托并未论及正规的学校教育。

萨多莱托对教育期望甚高，希望通过教育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和平。教育具体又分两个方面，一为道德教育，二为知识教育。

二、论道德教育

萨多莱托认为，教育是一个不断更新人的自我的过程，自我的存在和发展以天赋为基础，天赋是未发展、未定型的东西，教育可使天赋得以发展，展现其内在的卓越之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自我教育，通过自省自律，从经验中学习，这种自我教育一般只适用于成年人而不适用于青年人，因青年人的性情尚未笃定，易受各种各样的**所左右。另一种是由外部所施加的教育，这种教育以外在的纪律约束和权威为基础。萨多莱托认为，外在控制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者养成内在的自我控制的能力，这种内在的自我控制力是一种重要的美德。

萨多莱托认为，有两种因素影响人的性格的形成，一为对上帝的认识和敬畏，一为家庭榜样的影响。萨多莱托将父亲置于家庭的中心，认为女人在家庭中对儿童的影响不是非常好的，因为女人性情软弱，易于溺爱放纵孩子，易于自满。母亲对孩子的养护责任到5岁为止，5岁以后的孩子由父亲担负起全部的教育责任。父亲素质如何、父亲能否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对孩子的品德发展影响甚大。萨多莱托要求父亲从外表到内在的品质都应为孩子的楷模。父亲的举止、风度、衣饰应有较高品位，其行为应能赢得他人的尊重。萨多莱托尤其要求父亲应具有自制力，他对这种品德赞赏有加，认为人不论在盛怒时、在听到坏消息时、在看到意想不到的情景还是在其他情况下，都不应失去理智。任何东西都不能与这种完美的自制力相媲美，都没有它神圣，没有它高贵。人的外在表现如衣饰、言行等应表现出人的内在的性情，内外应协调一致。通过对孩子的训练和教育，加上孩子通过观察和经验所受的影响，孩子的良好品德会逐渐形成。萨多莱托认为家庭对孩子的管束应当是坚决而严格的，同时也应是有条理的、平和的、高贵可敬的。萨多莱托反对大声呵斥孩子和鞭笞孩子，认为这只适于对待奴隶，不适于培养孩子高贵的性情。

向孩子传授宗教的真义，教育孩子尊敬父母和长辈，使孩子形成自尊的品格，这些都是父亲的重要职责。萨多莱托认为自尊是“坏名声的天敌”，自尊者受人尊重，会赢得好名声。此外，父亲还应使孩子养成谨慎的品性。父亲教育孩子的重要基础是孩子坚信父亲对其是诚挚的、怜爱的，坚信父亲的认识和判断是正确的。萨多莱托在此实际上是对父亲这一角度提出要求，要求其对待孩子要诚挚，要喜爱孩子，不要滥用父母的权威，孩子惧怕父亲不是好事，说明父子间存在情感上的危机。教育孩子要晓之以理，而不是动辄付诸父威。父教子的结果应是：子善父之所善，子恶父之所恶。父母对孩子付出很多，是一种自我牺牲，萨多莱托认为，父母自我牺牲精神的最高动机应是，孩子是父母生命的继续，在孩子那里，父母的生命得到了延续和更新。因此，家庭应将对孩子的教育放在首位。

萨多莱托重视家庭环境和氛围对孩子的影响，认为孩子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孩子，因此他要求应使儿童在家庭中的所见所闻皆合于教育的要求。家具陈设的豪华，家庭装饰的奢靡，被仆人过于细致周到的服侍，过分沉溺于娱乐享受等，对孩子的成长都是不利的，这些方面不是一个人生活的追求目标，否则会使孩子形成不当的人生观。萨多莱托认为，家庭生活的氛围应当是严肃的、严格的，但同时应表现出娴雅的气韵，对待仆从应慷慨大度，与他人交往应彬彬有礼，热情好客。萨多莱托反对自私，认为社会上的纷争多源于自私。

萨多莱托把家庭对儿童的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级的阶段，儿童所受的教育和影响并不系统；第二阶段则是系统教育的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对儿童实施全面、系统的知识教育，同时也进行道德教育。萨多莱托要求在第二阶段应让儿童从历史书中学习，理解上帝的威严和宗教上善的观念。他特别强调谦逊和诚实这两种品质，认为人在言行方面的谦逊和诚实是两种重要的美德。他要求教导儿童不仅在道德上诚实，还要教导儿童在理智上也诚实，既不自欺，亦不欺人。与诚实和知识相对立的是谎言和无知，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人走出谎言与无知的状态，予人以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知识。

三、论知识教育

萨多来托认为教学的基础是儿童的好奇心、上进心和好胜心，他不反对竞争，认为学习中的竞争是一种高尚的动机。他认为应使儿童热爱学习，提供给孩子的学习材料应生动有趣，应避免使儿童对学习生厌恶之心。用现代的术语讲，萨多莱托在此强调的是非智力因素对知识教学的重要作用。

儿童要学习三种语言：本族语、拉丁语和希腊语。本族语在教育的第一阶段（初级阶段）就应学习，在第二阶段主要学习拉丁语，因为拉丁语在学术方面和与人的交往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不能将阅读的范围和交谈的范围只局限于本族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习应同时进行，因为拉丁文学向古希腊文学借用了很多东西，二者之间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只研习拉丁文化而不研习古希腊文化就如同一个人只用一条腿走路，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萨多莱托提出的教学科目是非常广博的，除了在论证上有一点新意外，总体而言并无多少创新，只是当时人文主义教育实践的总结。

文学的学习放在首位，而文学的学习又以语法为重点。语法的学习应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他反对一些人将语法教学搞得艰涩难懂，要求根据学生的水平实施教学，他要求从阅读中学习语法而不是通过死记硬背来学习语法。他认为作文和修辞学都对语法教学有益。作文可使学生练习遣词造句，练习词的搭配和变化，是一种重要的语法练习项目。修辞学与句法关系密切，它使文字富有文采，使意义的表达更准确，使文字更富有说服力。古代作家的散文作品、历史著作、诗歌作品都是学习文学的重要材料。萨多莱托认为学习散文写作可以西塞罗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等人的作品为范本，要求模仿他们的写作方法。历史的学习是重要的，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及时学会应避免什么，应追求什么，历史不仅于国家事务有益，于个人事务亦有益。学习诗歌主要以荷马的作品为典范。

音乐、跳舞也是学习的内容。萨多莱托把音乐分为两种，一种为靡靡之音，它会降低人的道德境界；还有一种音乐，强劲而深沉，能陶冶人的情操，使人的性情优雅高贵，给人以向上的力量。无疑萨多莱托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他还认为学习音乐有益于更充分地理解诗歌。跳舞是一种娱乐休闲手段，不应禁止青年人学跳舞，但跳舞必须被限制在优雅、有风度的范围内。

关于体育，萨多莱托有所论及，但不多。他认为玩球、跑步、掷标枪、骑马都是较好的运动方式。体育重在强身健体，而不在竞技，因此他认为体育的重点不在复杂技能和特殊技巧的训练。

算术、几何、天文学亦在教学内容之中。萨多莱托认为算术是抽象推理的一种形式，不依赖于具体事例，具有智力训练的价值；同时，算术有助于人们进行商业活动，亦有实用价值。因此算术应受到重视，不应被视为无价值之物。而且四艺中的其他三艺即音乐、几何和天文学也都与算术有关。几何学是一门推理十分严密的学科，能直接给人带来理智上的乐趣。在实践方面，几何学有着广泛的应用，在建筑、雕塑、绘画、构建防御工事和其他战争艺术中，在航海和地理学中，几何学都必不可少。几何学还可以说是哲学的基础，因为几何学和哲学都涉及抽象的推理，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萨多莱托认为天文学所研究的东西令人敬畏，也能激起人的求知欲。

哲学是重要的教学科目。随着古希腊文化复兴的逐步深化，到16世纪，古希腊哲学的复兴和研究已成效斐然，意大利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已非常深入，并涌现出一些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大大提高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思想的深度。萨多莱托认为古希腊在哲学上的贡献远远高于古罗马人，古罗马人抽象思维水平相对较低。在中世纪古希腊哲学思想被一些学者注解后，背离了其原意，使其本来面目不为世人所见。萨多莱托认为哲学研究必须读哲学家的原著，索解其本意，不可以讹传讹。他要求学生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尤其是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哲学诚然是玄奥的，但萨多莱托认为才智中常者也可研习它。因为哲学不仅可以训练人的思维，提高人的思维水平，它还可以指导人的行为，它对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是有益的。

文学、哲学等学科是使人的灵魂登上最高智慧之峰的必经之路，最高的智慧是指天人合一，即自我与上帝的自觉地合一（the conscious unity of self and God）。在合一的境界中，人的思想从多种多样、并不完美的可感觉的世界进入了永恒完美的超验世界。萨多莱托的这种思想纯粹是柏拉图思想的翻版，柏拉图把世界分为现实的现象世界和精神的理念世界两种，前者是虚幻不实的，变化无常，仅仅是感觉的对象；后者则是绝对真实的，永恒不变。理念是万物的本原，理念世界是现象世界的原型、模型和正本。理念世界是纯洁而完美的，它高于现象世界。理念世界中的理念也有高下之分，由下至上犹如一座宝塔，宝塔的最下层是一些具体的理念，如桌子、椅子等；再往上一层是数学方面的理念，如大、小、点、线、面、方、圈等；更上一层是艺术、伦理道德方面的理念，如美、智慧、勇敢、正义、节制等；越高层的理念就越完美，宝塔顶端是理念世界中最高最完美的理念，也就是善的理念，即神的化身。真理、知识存在于理念之中，真理、知识只有在绝对可靠的理念世界中才能找到。可以看出，萨多莱托在论述教学内容时心中是时刻顾虑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的，他认为最高的智慧是自我与上帝的合一，实际上是要求人爬至理念宝塔的塔尖，追求精神发展的高峰。

古典文化对萨多莱托有很深的影响。古典的异教文化与基督教精神之间的关系是当时颇受人关注的问题，同一些人文主义者一样，萨多莱托也并未去分析二者的联系与区别。他的教育著作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如有人批评他对宗教强调得不够，神学被错误地给忽视了。[48]对此指责，萨多莱托也可能会说，在其设计的教学计划的较后面的阶段，神学或者法律或者医学会另有一席之地。实际上，萨多莱托并未轻视宗教，他将家庭对上帝的虔敬视为宗教教育的基础。但萨多莱托的有些观点与天主教义有不尽一致之处，例如，他并不全信原罪说，他认为人的确是不完美的，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但是通过好的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人性中恶的一面可以被弱化直至被清除掉，而善的一面则会逐渐占据统治地位。

萨多莱托寄希望于教育甚厚，他希图通过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和认识水平，期望通过人的精神力量去平息现实世界的纷乱与战争。其用意无疑是善良的，但善良的声音未必就是合乎时宜的。当时的现实、马基雅弗利的理论似乎都使其理论显得苍白无力。面对乱世，人的精神的力量到底能有多大呢？教育又能有何作为呢？

[1] 丹尼斯·哈伊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第74～76页。

[2] 丹尼斯·哈伊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第110～111页。

[3] 丹尼斯·哈伊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第169～170页。

[4] G. 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140页。

[5]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80～81页。

[6]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85页。

[7]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116页。

[8]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117页。

[9] G. 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196页。

[10] G. 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209页。

[11]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272～273页。

[12] G. 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485页。

[13] G. 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501页。

[14] 参见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209～211页。

[15] G. 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103页。

[16] 关于《宫廷人物》的写作年代，有各种不同的说法：（1）G. H. Bantock著 《教育理论史研究》第一卷（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eory，Vol. I，1980）认为《宫廷人物》可能写作于1514年，见第75页；（2）James Bowen著《西方教育史》第二卷（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ume Two，1975）认为约写作于1513—1519年，于20年后才出版；（3）《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认为《宫廷人物》早在1510年左右就开始写作，于1528年出版，见中译本第1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4）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认为《宫廷人物》大约作于1516年，并于1528年发行于世，见中译本第21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5）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认为《宫廷人物》于1513—1518年写成，10年以后第一次印行。本书采用的是W. H. Woodward著《文艺复兴时代教育研究》中的说法，剑桥大学出版社1906年版，第251页。

[17] 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22页。

[18] Willian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253.

[19]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ume Two，P.250.

[20] G. H. Bantock，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eory， Volume I，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80，p.75.

[21]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 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254.

[22]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1页。

[23] G. H. Bantock，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eory，Volume I，p.87.

[24]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56页。

[25]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57～159页。

[26] 转引自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213页。

[27] 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214页。

[28] 见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105～107页。

[29] 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23～124页。

[30]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117页。

[31]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118页。

[32] 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25～126页。

[33] 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27页。

[34] 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36页。

[35] 以上几处引文见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76～78页。

[36]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80～82页。

[37] 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33页。

[38]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83～84页。

[39]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73～74页。

[40]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84～85页。

[41] 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39页。

[42]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83～84页。

[43]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227～228页。

[44]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228页。

[45]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21～122页。

[46]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21页。

[47]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169.

[48]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