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底格朗（Baldassare Castiglione，1478—1529年）的教育思想是以16世纪初意大利君主时代为社会背景的，其教育思想的社会基础、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已与城市（市民）人文主义者大相径庭了。

一、生平

卡斯底格朗1478年12月6日出生于意大利曼图亚附近的一个富贵之家，其母是贡查加家族的成员。卡斯底格朗因之与曼图亚宫廷有亲缘关系，故常常造访曼图亚宫廷，并于此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生活有了切身的感受。卡斯底格朗青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文学、艺术、军事无所不通，这为他以后终其一生的宫廷生涯奠定了基础。

1499年10月卡斯底格朗进入曼图亚宫廷担任职务，为曼图亚侯爵服务。1504年9月进入乌尔比诺宫廷为乌尔比诺公爵服务。1506年因外交事务而出访伦敦。在16世纪初复杂的政治军事纷争中，乌尔比诺于1516年被教皇列奥十世（Leo X）所吞并，乌尔比诺遂被纳入教廷的势力范围。1519年卡斯底格朗作为曼图亚的外交使节常驻罗马。1524年教皇克莱门七世任命卡斯底格朗作为教廷在西班牙的使节，处理教廷与当时欧洲列强之一的西班牙之间的外交事务。1527年罗马遭受大劫掠，卡斯底格朗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郁郁寡欢，1529年于西班牙托莱多（Toledo）抑郁而死，时年51岁。西班牙国王知悉他的死讯后，不胜惋惜，哀叹：“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绅士离我们而去了。”

卡斯底格朗很熟悉意大利君主时代的宫廷生活和外交事务，他的重要著作《宫廷人物》（拉丁文为IL Libro del Cortegiano，英文为The Book of the Courtier）就是以此为背景写就的。君主的宫廷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中心，政治、外交、军事、艺术、文学等莫不以之为中心，宫廷是当时社会文明的缩影，是时代文化的典型表现。所谓的“宫廷人物”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广义的意指出入宫廷、常在宫廷出现的人物，包括君主、朝臣、外交使节、主教、学者、艺术家、军人各色人等。卡斯底格朗曾在米兰宫廷待过一段时日，米兰宫廷的情况颇能说明当时意大利宫廷的一般状况。一位史家这样描绘米兰宫廷及其宫廷人物：“在米兰宫廷，文艺复兴时代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得到了表现。宫廷人物之中，有画家、建筑家、雕塑家、音乐家、学者和军人，他们都是自己专业领域中的能手，又各以自己的工作使宫廷生活大放光彩。在盛时佳节的假面舞会、竞技比武和宴会聚会上，在宫廷闲暇时刻的各种简易文娱节目中，他们全都各显其能。关于文学和艺术问题的讨论，即席引吭高歌并以七弦琴伴奏，各类游戏和恶作剧，各种消遣不一而足。”[13]可见，正是宫廷人物使宫廷成为时代文明的中心。卡斯底格朗在《宫廷人物》中所讲的“宫廷人物”（courtier）是狭义的，是指辅佐君主处理政治、军事和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吏，其地位类似中国封建时代的朝廷重臣，故有人也将courtier译为“朝臣”或“侍臣”。卡斯底格朗的宫廷人物就是指朝臣。朝臣重任在肩，其角色较之画家、音乐家、学者等多了许多肃穆的色彩。

朝臣是君主时代一种重要的社会角色，卡斯底格朗本人便是一位出色的朝臣，他对教育思想的贡献主要就表现在他描绘出了理想的侍臣形象，集中表现了这一时代的“主要伦理和社会思想”，“由于学习变得日益迂腐，并陷入脱离实际生活的危险之中，教育思想的重点，也逐渐从学术的成就转到绅士风度的培养上来。当时明智的人所需要的教育，与其说是造就一些可能在其专业上侥幸能自立的学者，毋宁说是培养一群以学问装饰起来的、精明能干的绅士”，朝臣形象实际上就是理想的绅士形象。卡斯底格朗所描绘的朝臣形象并不只局限于朝臣，而具有普遍的推广价值，这一形象对整个西方教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一位教育史家所说：“卡斯底格朗决非一位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他真正的功绩——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在于，他发现了存在乌尔比诺的宫廷中的有才干的人的典型，并对其精神实质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因此，他可以用他那纯朴自然的艺术技巧，把这一典型完美地描绘出来……通过‘用文字来塑造这种朝臣’，他提出了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新理想，这一新理想后来成为欧洲教育共同遗产中的一部分。”[14]

培养公民与培养侍臣，两种教育理想显然是不同的，从政治的角度看，似乎是由共和制向君主制的倒退，但从文化和教育的角度看，就不能认为是倒退。历史学家巴伦指出：“与早期人文主义教育的公民性质大大不同，‘侍臣’的新概念显然是向贵族阶级的标准的倒退。然而，依照卡斯蒂廖内（即卡斯底格朗——引者）的设想，‘侍臣’都是文艺复兴的‘一般人’；在实质上，侍臣的这种概念并不是从中世纪骑士制度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而是脱胎于以锻炼身心并鼓励雄心和一切适合人类天性的高贵感情为基础的培养完人的人文主义者教育纲领。”[15]

《宫廷人物》的框架于1508年就已拟就，然后的写作状态是断断续续的，直到1516年才写就，但并未马上出版，1528年《宫廷人物》才于意大利正式出版。[16]《宫廷人物》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出版后大受欢迎，1538年被译成法文发行，1540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发行，1561年被译为英文发行。同时也出现了拉丁文的译本。《宫廷人物》成为“16世纪最流行的书籍之一”[17]。

《宫廷人物》的内容与书名并不完全相符，《宫廷人物》共包括5个部分，只有第一、第二部分是专门论述朝臣即宫廷人物的；第三部分讨论淑女（gentlewoman）即宫廷贵妇（courtesan）应具备哪些素养；第四、第五部分是关于君主的，主要讨论君主如何治国、治国需要怎样的智慧和技巧等问题。但从内容看，第三、第四、第五部分都与侍臣或朝臣问题有关联。

二、论朝臣的地位与作用

朝臣与君主、宫廷相伴而生，是君主制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诸国，其政治体制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君主政治，也有寡头政治，还有共和政治，卡斯底格朗赞同君主制。这也是当时许多人的想法，认为只有贤明的君主才是强有力的，才能挽救意大利四分五裂的颓势。马基雅弗利甚至视君主为意大利的救星，尽管他骨子里崇尚共和制。可见加强君权是当时的时代需要，是进步的，也是与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的做法一致的。

卡斯底格朗认为，君权的正当性源于上帝，上帝使大众有其统治者。但同时君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君主应采用合适的手段治理国家，使国家安定和繁荣。暴乱源于恶政。侍臣的作用就是辅佐君主，为其出谋划策，助其完成大业。卡斯底格朗明确地说：“指导和劝告君主向善，使其远离邪恶。使君主知晓何者为善，何者为劣，使其热爱行善而痛恨作恶，这是朝臣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18]通过朝臣的努力和智慧，逐渐地使君主具备主要的美德，并使君主在处理各种事务时更具有信心。朝臣应了解君主的性情和气质，应具有渊博的知识，应谨慎地对君主施加影响。卡斯底格朗认为侍臣是君主的教师，侍臣与君主的关系应如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的关系一样，“我们可以说朝臣的最终目的是成为君主的教师”[19]。

朝臣不是不分是非只求荣禄的仆从，朝臣自有朝臣的尊严。卡斯底格朗说，如果朝臣所服务的君主不分是非，朝臣就应离他而去，不为其服务。朝臣的真正目的是千方百计使君主获得更高的声誉、更多的利益，这也涉及侍臣的声誉，助贤明之君行善事是侍臣的光荣，而助邪恶之君行恶事，助君为虐，则有损朝臣的尊严和声誉。因此，朝臣应事贤君而非恶主。

《宫廷人物》是对话体的，在表现形式上似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价值追求方面也追随柏拉图，“如同存在完美的国家（即理想国——引者）的理念、完美的国王的理念和完美的演说家的理念一样，也存在着完美的朝臣的理念”[20]。现实中的朝臣应体现出完美的朝臣的理念所包含的内容。朝臣越完美，越对于完成其辅佐君主的使命有益。完美的朝臣无所不能，除了运气之外（不能靠血缘成为君主），一切方面皆比君主优秀，朝臣是君主的教师，他首先自己必须是完美的君主。布克哈特说得好，君主和宫廷的出现，其意义似乎只在于为朝臣提供了一个展现其德才的舞台。[21]好像君主和宫廷只是朝臣的背景，朝臣才是历史的主角。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朝臣的完美会不会使君主相形见绌？有了完美的朝臣是否会把君主架空？此时还要君主何用？有人就提出类似的批评。这样就使得朝臣与君主的关系比较微妙，使这种关系不致被颠覆的条件便是朝臣对君主的忠诚。忠诚是朝臣所应具备的重要美德，就如中世纪骑士之忠诚于领主。

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第22章中专论朝臣问题，他认为君主应明智地择取良臣，良臣的标准有二：一是有能力；二是对君主忠诚。马基雅弗利十分强调“忠诚”这一品质，认为它是维系良好君臣关系的关键。马基雅弗利还提出了如何处理君臣关系的具体建议，他说：“一位君主怎样能够识别一位大臣，这里有一条屡试不爽的方法：如果你察觉该大臣想着自己甚于想及你，并且在他的一切行动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那末这样一个人就绝不是一个好的大臣，你绝不能信赖他；因为国家操在他的手中，他就不应该想着他自己，而应该只想着君主，并且决不想及同君主无关的事情。另一方面，为了使大臣保持忠贞不渝，君主必须常常想着大臣，尊敬他，使他富贵，使他感恩戴德，让他分享荣誉，分担职责；使得他知道如果没有自己，他就站不住，而且他已有许多荣誉使他更无所求，他已有许多财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而且他已负重任使他害怕更迭。因此，当大臣们以及君主和大臣们的关系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诚信相孚；如果不如此，其结果对此对彼都总是有损的。”[22]这段话可为卡斯底格朗的思想做进一步的说明。

完美的朝臣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完美绅士（complete gentleman）形象，这种完美的绅士应具备哪些条件呢？

三、论朝臣的素养

朝臣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出身。卡斯底格朗的这种看法并不是看重血缘对一个人前途的影响，他是从教育的角度看出身问题的，家庭经济文化条件好，相对而言会比贫困、愚昧的家庭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外部影响。

朝臣应擅长战争艺术和各种体育活动。朝臣不是职业军人，整日拼拼杀杀的军人生涯对人的发展有诸多限制，朝臣则不受这种职业的限制。尽管朝臣擅长战争艺术，但他几乎不谈论战争，他也不炫示自己的军事技能，尤其在女士面前更是如此，因为夸夸其谈、炫耀示人对朝臣而言有失体面。朝臣从外表看文静儒雅，但内心勇敢坚强，随时准备承担战争风险，为国奔赴沙场。朝臣也精通各种体育活动。卡斯底格朗认为，朝臣所从事的各种身体运动也应与其身份相符，朝臣不是职业运动家，一些跌打类的运动项目和一些需要奇怪技巧的运动项目都不适于朝臣，因为它们不够优雅。狩猎、骑马、游泳、网球、马上比武、跳跃、使用长矛和短棒等都是适于朝臣的。跳舞也对身体有益。朝臣应对这些项目都精湛纯熟，风度轻松优雅，无人堪比。至于棋类是否为一种休闲活动，卡斯底格朗持怀疑态度，因为棋类活动会占去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朝臣应具有学者的智慧。卡斯底格朗批评法国宫廷中的朝臣重武轻文，如同中世纪的骑士。他要求朝臣应文武并重。朝臣应懂拉丁文和希腊文，熟知古代诗人、演说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朝臣应知晓写作技巧，能赋诗作文，尤其应具备本族语写作的能力。朝臣虽非学者，但卡斯底格朗要求朝臣在学识上不亚于一个中等水平的学者。可见，朝臣非一介武夫，而是文武兼备之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埃特罗·本波认为，学问和武艺二者相比，前者高于后者，因为人的精神贵于肉体。卡斯底格朗则认为对一个完美的朝臣而言二者是同等重要的。

朝臣应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音乐可调剂人的身心，使人从劳累和困扰中解脱出来。卡斯底格朗举例说明音乐的重要性：苏格拉底年事已高还学习音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音乐纳入教育内容，亚历山大酷爱音乐等。卡斯底格朗认为：“可以确定的是，不能从音乐中获得乐趣的人其心灵世界是不和谐的。”[23]卡斯底格朗认为，绘画、雕刻也非常重要，不能把二者视为职业性的东西而认为它们不适宜于绅士。绘画、雕刻应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它们对人的精神陶冶大有助益，使人领略欣赏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不仅如此，它们还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美术方面的训练能使朝臣学会绘制地图，从而用于战争或用于旅行，可使朝臣对一个国家的地势地形有正确的认识。

朝臣的谈吐应高雅机智，超凡脱俗，使他人能从其言辞举止中感到朝臣的尊严。说话时语音语调应清晰流畅，顿挫抑扬有致，不要像一些妇人那样又快又尖。说话时人的举止也应与所谈的内容相协调。朝臣还应知道怎样去倾听他人讲话，怎样反驳他人的意见。

朝臣应能言善辩，但仅仅能言善辩还不够，卡斯底格朗对此还提出了道德方面的要求。朝臣不应喋喋不休，不应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交谈时不适宜模仿他人，不应在背后说人坏话，不应养成谄媚之陋习。即便对君主也不应讲谄言媚语，对君主的忠诚体现在为君主的切身利益考虑，而非博其一时一刻之欢心。卡斯底格朗对朝臣的讲话还提出了一些技术方面的要求，如应较好地控制笑声，应根据对象选择适宜的谈话主题和内容，在讲话时应注意机智和技巧。卡斯底格朗认为在一定的限度内运用幽默、反语、戏谑等技巧可增强讲话的感染力。讲话中的“机智”在当时是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例如，庞达诺对之既做了理论上的分析，又对其在上流社会里边尤其是宫廷里的实际应用做了一些明确的规定，如他劝告人们对不幸的人或强有力的人都不要使用笑谑，因为这样做会使不幸者受辱从而使讲话人受其嫉恨，会使有权有势者认为对其不敬从而使谈话者结怨于权贵。卡斯底格朗在《宫廷人物》中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在有地位的人中间运用机智，机智的主要作用自然是用一些可笑的或优美的故事和谚语的复述使在场的人快活起来；相反地，拿个人来开玩笑是不应该给予鼓励的，理由是它使不幸的人们受到伤害，使加害于人的人洋洋自得，而且会结怨于权门贵族和一时风云际会的人物；即使在复述的时候，也建议那位复述的绅士要尽量少用表演式的动作。他接着收集了大量的俏皮话和嘲讽的语言，并按照它们的种类把它们系统地排列起来，不仅仅是为了供人们引用，而且是为未来的滑稽家提供典范，其中有一些是很优美的。[24]

讲话中的机智若无严肃的道德作指导必定会走上歧路，机智就会蜕变为诽谤中伤他人的利器。卡斯底格朗对朝臣的讲话予以道德的规范是有所指的，“事实上，意大利已经成了一所诽谤中伤的学校，和它同样的学校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不仅各人之间互相嫉恨，互相中伤，而且社会还“培养出一伙恶毒而又无能的机智嘲讽者，生来就是批评家和奚落人的人”，这些人无名人之才却有妒忌名人之心，于是恶语中伤诋毁名人就成了家常便饭。不仅是一般的人，就是教皇也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25]这些遍布于全意大利的讽刺并不都是错的，但也肯定地并不都是对的。卡斯底格朗的目的无非是要求朝臣将讽刺才能用于正途而非邪道。

朝臣在衣饰方面也应留心。虽说依意大利当时的风尚，衣饰无定规，由各人依其所好而定，他人也不会干涉，但卡斯底格朗认为朝臣的衣饰应与其言谈举止相协调，应充分体现出其自尊和身份。朝臣着黑色衣饰比较合宜，其次是其他深色的衣饰，因为黑色和其他深色显得庄重肃穆。

朝臣辅佐君主乃世俗事务，但卡斯底格朗认为朝臣不应被紧紧束缚于尘世之中，完美无缺的朝臣不仅关心尘世生活，还应有一个精神家园，灵魂有归宿，人生有信仰。卡斯底格朗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找到了人生终极问题的解决办法，朝臣应体会和热爱天国之美即理念世界的美好，卡斯底格朗认为，天国之美“是其他一切美的本源，其美决不增，亦不减，永远宏伟壮丽。其美之本身，如同这一面与另一面一样，最完整仅如同天国自身，它不与其他事物分享美，但正是它之美，其他一切事物方显其美，因为它们共享有天国之美”[26]。这种对天国或理念世界之爱使人远离烦忧，给人带来幸福无比的满足感，因此应成为朝臣的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卡斯底格朗进而分析了这种爱的性质，他认为这种爱产生于体验享受天国之美的愿望，天国之美与伦理之善相联系，它源于人的精神的沉思而非源于感官的体验。人从对一种事物之美的爱扩展到对一切事物之美的爱，但此种爱尚不完美，由爱一物至爱万物再至爱上帝，达到天人合一之境时，方为最完美之爱，此时人的灵魂会有极乐的体验，会与最高存在物上帝融而为一，人会进入心醉神迷的状态。

总之，朝臣生活于俗世，服务于世俗君主，拥有许多世俗的本领，但朝臣绝非俗物，他能超脱于尘世的不足，有着很高的精神境界。

四、论自然与人为

朝臣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造就的？卡斯底格朗强调朝臣应有一个好的出身，他认为朝臣多出于富贵之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富贵之家的子弟会有较高的天赋。他认为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大自然赋予万物以发展生长的潜能和种子，万物的生命与发展不能超出潜能所界定的范围，如同猪不能长为狗，狗不能长为马一样，天赋不具备者难成长为完美的朝臣。这颇有些龙生龙、凤生凤的意味。但卡斯底格朗同时又认为，并不只是高贵子弟有高的天赋，贫贱子弟中也不乏较高天赋者，而且即便是天赋不佳者亦可通过后天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先天之不足。总之，卡斯底格朗看重先天因素的作用，但他更看重后天的教育力量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他所设想的完美的朝臣不是天生就如此的，而是社会文化和教育的产物，是时代文明的体现。可以说，在朝臣的多方面才能形成中，既有先天自然的成分，也有后天人为的成分。

“优雅”（grace）是卡斯底格朗教育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朝臣的一切表现都应优雅。优雅的内核被称作“sprezzatura”，意即“不费力”“不做作”（effortlessness），这个词是理解《宫廷人物》全书和朝臣为官处世之术的关键，它要求朝臣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的优雅表现都不应是费力强做出来的，而应是一种不经意的、不费力的、自然而然的流露，如同天生就是如此，无须任何雕饰。已达于自由之境，无任何外在约束，但随心所欲却不逾矩。最高的艺术就是看不出它是艺术，它将人为的因素全隐藏于后，如同自然而出，全无人工的修饰。不做作、娴熟（facility）和自发（spontaneity）就是对朝臣的这种精妙的为仕处世之术的概括。这几个方面都可概括为“自然”（naturalness）。然而这一“自然”不同于天生之“自然”，后者是指人生而具有的、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些生理和心理素质，而前者是指以先天“自然”为基础经后天努力而达到的某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卡斯底格朗深知人类文明和文化对个人发展的意义，因此他追求的“自然”实为社会文明在个人身上的某种集中的、高度的、完美的体现，使社会文化因素化为人的血肉，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俨然天成。他实则追求一种教育的化境。他似乎在追求一种朴素的深刻、一种外表简朴而内在深邃的人生状态。大智若愚，大象无形，朝臣的智慧、才能、风度不是为了炫示于人，他的一切臣服于他的高尚的精神追求，他已经摆脱了低级趣味而达于自然、纯粹之境。由此可见，卡斯底格朗的“自然”是一种人化的自然，是高度教育、高级文明的产物，卡斯底格朗则力欲使朝臣更多、更好地接受社会文明的精华。

总之，卡斯底格朗是想通过后天人为之力量，将先天之自然推向文明的极致而达于文明陶冶后的化境——后天之自然，使一个有高级教养的人俨然一个生就如此的人，使后天教育之花结出最为甜蜜的硕果。他的教育情怀的确是高远博大的。

虽然《宫廷人物》写作流行于君主时代，但它表达的却是培养完人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君主制与人文主义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君主制也需要人文主义，实际上君主制还保护促进了人文主义，尤其是艺术的发展更是受惠于君主甚多。由于《宫廷人物》行世时，欧洲已全面进入君主时代，《宫廷人物》恰逢其时，于是在整个欧洲流传甚广，影响甚大。更重要的是，卡斯底格朗所描绘的朝臣理想可适用于一切人，因此《宫廷人物》对一切追求完美的人都具吸引力，这也是其当时颇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如同一位教育史家所指出的：“《宫廷人物》之所以受到欢迎，只有通过以下这一事实才能得到解释，那就是卡斯底格朗的朝臣的基本属性，不是一个个别阶段或特殊的社会集团的属性，而是由一个伟大时代所显示出来的所有最大可能的人类的属性。”[27]

然而，问题在于，朝臣所具有的优秀品质能够奈何当时意大利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吗？卡斯底格朗的思想是否会有太多的理想或空想成分？

也许马基雅弗利可以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