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社会背景

进入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种转向是意大利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的变化所引致的。

一、君主时代的来临与城市人文主义的衰落

在意大利，君主和君主国并不是到16世纪才产生的，正如历史学家哈伊所指出的，“十四世纪时，意大利北部出现一种明显的从自由城市过渡到个人和家族的君主制趋势”，但是，“十四世纪总的来说，佛罗伦萨、卢卡、锡耶纳在整个时期是真正的共和国。它们的政府是人民的，贵族被排斥在权力之外”。[1]从14世纪到15世纪，意大利呈现出君主国与共和国共存的局面，米兰和那不勒斯就是典型的君主国，而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则是典型的共和国。14世纪米兰变成君主国，“‘市民’这个词汇已被‘臣民’这个新的词汇所代替”，“人民”这个词被禁止使用，因为它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公爵”成为一个万能的统治者形象，成为君主的代名词，“会见公爵，必须经过一定的宫廷仪式。这样，由于宫廷仪式的需要，便产生了宫廷侍臣这一在历史上持续很久的现象”[2]。这里的宫廷侍臣即16世纪时卡斯底格朗所论及的“宫廷人物”。如同公民是共和国里重要的社会角色一样，宫廷侍臣则是君主国里重要的社会角色。君主和宫廷侍臣的培养对君主国的重要性，就如同公民的培养对共和国的重要性一样大。但由于14世纪、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领头羊是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又是共和主义政治背景，这就使得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中“公民”的培养成为论述的主题，而君主和侍臣的培养问题并未受到人文主义者充分的重视。到了16世纪，随着意大利君主时代的到来，这种局面改变了。

在16世纪，除威尼斯仍是共和国制外，君主制在意大利占据了统治地位。政治形势的这种变化对意大利社会状况、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

第一，以市民人文主义为特征的共和主义价值观被君主主义价值观所取代。君主制受到推崇，并被认为优于共和制，公民、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共和主义等受到贬抑。君主们并不否定古典文化，并且常常保护文人，但同时把这些文人变成自己的附庸和歌功颂德的工具，文艺复兴的成就被用来为君主服务，“城市生活和市民道德的发源地佛罗伦萨也出现了窒息自由的形势”，美第奇家族“不能容忍在文学中出现的共和主义思想”[3]，自由的天空乌云密布。

第二，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有为”原则被抛弃，退隐生活受到青睐。对于市民人文主义者如布鲁尼等人而言，“有为”或参与市政事务的观念反映了人类生活最理想的境界。然而，在君主制下，15世纪早期人文主义者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政治的兴趣日益被人们认为是低级的，甚至是粗俗的思想愿望。对于皮科、费奇诺和15世纪后期以后的其他主要哲学家来说，休闲自适或退隐沉思的生活是最值得向往的，学术远离了政治，学术不再为政治的纯粹和升华做实质性的贡献，剩下的只是闭门静思或为君主服务，公民个人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和热情被压抑了。人文主义者皮科在《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说》中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态度，他在书中不断嘲讽那些为了“利益和野心”不顾一切的人，并夸耀自己已“摒弃了对私人与公共事务的一切兴趣”，使自己“完全处于沉思的闲暇中”。拋弃“有为”原则所引起的一个更根本的后果是，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政府事务这种观念似乎终于消失。积极进取的市民人文主义精神已风采不再，市民人文主义衰落了。学者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大大减少了。

第三，君主形象受到关注，涌现出一批专门为君主出谋划策而写作的学者。早期的市民人文主义者在写作时包括在写作教育著述时，一般以共和制为背景，向全体公民提出忠告和劝诫，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在写作时总是预先设定一个君主统治的背景，如马基雅弗利和帕特里齐，他们本人明显地倾向于共和制，但在写作时却总是以君主制为背景。结果便是，过去受重视的作为公民的个人形象被忽视，而集中注意威严且更有影响的君主形象。

为君主出谋划策而写作并不是始于16世纪，早在1394—1405年弗吉里奥就写了未完成稿《论君主》，此后不久，米兰的人文主义者为米兰君主写了一系列歌颂君主统治功绩的颂词。但这些在当时并不十分突出。只是到了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这类颂词和献策著作的出现才达到**。例如，萨奇（1421—1481年）在1471年为曼图亚的一位贡查加公爵写了《论君主》的短文；庞达诺（Giovanni Pontano，1426—1503年）1468年把一篇论君主的文章呈献给那不勒斯国王；迪奥梅德·卡拉法（1407—1487年）在15世纪80年代为那不勒斯国王写了关于“优秀君主的职责”的文章；帕特里齐在16世纪20年代将其精心之作《王国与国王的教育》献给教皇西克图斯四世。在献策著作中最著名的是马基雅弗利于1513年年底写成的《君主论》，本章第三节会对其予以分析。文人学者为何要写这类著作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想获得君主的赏识，进而获取一个职位。如庞达诺就是因为他写了论君主的文章才引起了那不勒斯国王的注意并进而受重用达20年之久。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写就约2年后将之题献给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实为一种自荐的方式，意欲获得一个政府职位。

这些关于君主的著述，它们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君主应具有哪些素质？如何培养教育君主？而这正是教育问题。

第四，与君主时代的来临相一致，一些为廷臣而写的文章开始出现，这些文章旨在指导廷臣去获得适当的教育，克制自己的言行和妥善处理与君主的关系，如卡拉法写过有关“完美的廷臣”的短文。这类著作中最有名最具影响的是卡斯底格朗于16世纪初写的《宫廷人物》，本章第二节将会对之予以分析。

随着君主时代的到来，君主和朝臣的培养问题便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这种关注直接导致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转向，培养公民的教育理想被培养君主和朝臣的教育理想所取代了。

二、文艺复兴运动的进一步深化

15世纪末到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进一步深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希腊文化尤其是古希腊哲学的进一步复兴；二是艺术的复兴与艺术创作的繁荣。这二者对16世纪的教育思想皆产生了深刻影响。

因为语言的障碍，古希腊文化的复兴较古罗马文化的复兴难度要大得多，因而较后者滞后。到15世纪末时，对希腊文化的研究才达到了较深入的地步，“到1470年，对于希腊的探索在意大利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虽然在那时候，关于希腊的知识还没有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普遍流传”[4]，希腊语教师匮乏，学习的工具如语法书、辞书也奇缺，一些古希腊的著作也未被译成拉丁文，已有的一些译本多是中世纪传下来的，译文和注释多有讹误之处。在意大利复兴古希腊文化的过程中，拜占庭曾起过积极作用，如克里索罗拉在意大利教授希腊语就是一例。15世纪时，土耳其人征服了希腊世界，难民成群结队涌入意大利，其中许多是有才华的学者，他们渴求在当时兴盛的以研究古希腊哲学为中心的学园里谋个职位。这些人对意大利的希腊文化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匮乏的问题。15世纪末，希腊语已成为大学里认可的课程，难民中的有用人才被聘到大学和其他学校去教课，其中一些人与意大利的希腊学者一道并肩从事教学工作。15世纪末以前，人们普遍感到缺乏学习希腊语的有效工具，就连波利蒂安和皮科在学习希腊语时都不得不使用两种语言对照的教科书，因为没有合适的语法书和辞典。不过这种缺憾在15世纪末已得到解决，1478年左右乔瓦尼·克雷斯托内所编的希腊–拉丁辞典出版，1497年乌尔巴诺·博尔扎尼奥用拉丁文所写的希腊语法出版，这都是古希腊文化复兴过程中划时代的大事。另外，由于印刷术的使用，希腊语著作比较容易得到，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数量很少的手抄本，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的出版社能够刊印希腊的主要古典作品。一些重要著作也被译成拉丁文，如《柏拉图全集》由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年）译出后，1484年在佛罗伦萨出版，这极大地促进了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研究，使柏拉图研究成为当时学术界的显学。

对古希腊文化研究的深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古希腊哲学的促进下意大利哲学研究有了可喜的进展。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达到相当深度，并涌现出一批哲学家。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费奇诺和皮科。费奇诺建立的柏拉图学园是柏拉图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费奇诺将人文主义成就与柏拉图的世界观相结合，提出了一个与柏拉图不同的宇宙观，他把宇宙视为一个博大的等级体系，每一种存在物都各据其位，各有不同程度的完美性，但费奇诺修改了柏拉图的图式，将图式的中心这一特权地位给予人的灵魂，从而为他的关于人的尊严的学说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依据，高扬人的尊严是他从人文主义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思想。他认为人的灵魂把它的思想和爱扩展到从最高到最低的万事万物中，于是灵魂就成为宇宙的中心，灵魂是自然中最伟大的奇迹，它把万事万物结合在一起，它是万事万物的中心。对灵魂的重视导致他重视以内在经验为基础的精神生活和沉思生活。他认为感官的世界是变动不居的，是令灵魂**不安的，灵魂为了从外在事物中把自己纯化出来，就得进入沉思生活，进入非现象的世界，沉思的生活使人的灵魂不断向真理和存在的更高等级攀升，直至最后直接认识和洞见上帝。

皮科比费奇诺年轻30岁，他的主要目标是要把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及其他的哲学现实调和起来，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虽然在措辞和外表上有所不同，但在根本上却是一致的。他比费奇诺更加高扬人的尊严，与费奇诺不同的是，“他不是在宇宙等级体系中给人指定一个固定的、特权的地位，而是使人完全脱离这个等级体系。他断言，人按照自己的选择，能够占据从最低到最高的任何生活的等级。正像他说的那样，上帝对亚当说：你既没有固定的处所，也没有自己独有的形式，我们也没有给你唯你独有的功能，亚当，你最终按照自己的判断便能具有和占有你自己希望要的处所、形式和功能。按照你自己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强迫，我已把你放在自由意志的手里，你注定要受自己本性的限制。你有力量堕落到生命的更低形式，像野兽一般。由于灵魂的判别，你也有力量获得再生，进入更高的形式，即神的形式”[5]。皮科鲜明地阐明了人所具有的力量，“皮科在赞扬人及其尊严时，总结了几代学问渊博的人文主义者的期望，并补充了他们尚不能提出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关系域和一种哲学的意义”[6]。哲学的复兴与发展为人文主义提供了新的论证手段。

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彭波那齐（Pietro Pomponazzi）。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中世纪就很兴盛，但彭波那齐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中世纪不同，他试图恢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本来面目，使哲学与神学分开，清除中世纪教会笼罩于亚里士多德身上的宗教迷雾。这种研究方法是人文主义的。

除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外，16世纪的意大利还产生了以特勒肖（Bernardino Telesio，1509—1588年）、帕特里齐和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年）为代表的自然哲学，自然哲学与科学的进步同时发展起来，“他们企图用独创的、独立的方法而不是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传统和权威的框架之内去探求自然界原理。他们试图构成一些新颖的理论，以不受古代哲学权威，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他曾经统治了哲学的思辨，尤其是统治了自然科学，长达许多世纪——的影响而自豪”[7]。他们的创新精神是充沛的，但创新度却是有限的，“把他们与早期现代科学家、与把新科学作为前提的十七世纪哲学家区分开来的是，他们没能找到一种坚实而有效的探索自然的方法，尤其是没有认识到数学在这种方法上的根本重要性。正是为了这个理由，而不是因为那些过时传统的重负，才使得他们的卓越并给人深刻印象的理论陷于或多或少的孤立之中，而不能赢得一大批追随者，也不能对那些仍然受到亚里士多德信徒控制的大学的自然哲学教学产生影响。人文主义者或柏拉图主义者的外部攻击、自然哲学家富有启迪性的理论都未能推翻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传统。只是到十七世纪及以后，伽利略的新科学以及他的后继者才得以在牢固地建立起来的、优越的方法的基础上来处理这个问题，此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传统才退出历史舞台”[8]。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这种发展状况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自然科学不是同人文主义同步发展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课程中没有或少有自然科学的内容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该时期的哲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趋向，想使哲学脱离神学，想使科学脱离哲学。这意味着知识的进步和分化，为以后教育内容的分化和丰富奠定了基础。

哲学研究对该时期教育思想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两个方面。追求沉思的生活，追求灵魂的升华，成为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将个人发展与共和政治合一的教育追求已过时了。在教育内容方面，古希腊哲学成为重要的教育内容，西塞罗著作的地位下降了，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地位大大上升了。

在哲学的发展之外，该时期文艺复兴的另一项成就是艺术的繁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发展真正进入了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乔尔乔涅（Giorgione，1477—1510年）和提香（Tiziano Vecellio，约1489—1576年）等都是当时具有非凡艺术成就的大师，他们的艺术成就至今仍令世人景仰。当时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建筑、雕刻、绘画和艺术理论等方面，每个方面都成就斐然。这些艺术形式所表现的题材主要是宗教性的，那种认为文艺复兴产生了一种以世俗性为主的艺术的看法，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文艺复兴艺术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一种宗教艺术。但这种宗教艺术却具有不同于中世纪的新内涵，“艺术家们给宗教的题材赋予一种富有人性味的、理想化的特质，一种把神变成人的崇高的想象，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独一无二的”[9]。在艺术中就像在整个文艺复兴运动中一样也有布克哈特所说的“人的发现”。拉斐尔、达·芬奇和提香的绘画都表现了关于人的新概念——温和、高尚、有尊严，人物的举止优雅、衣饰修整、性情沉稳。拉斐尔的《卡斯底格朗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都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

艺术在其发展中也深受当时哲学发展的影响。艺术作品既反映当时的哲学发展现状，例如，拉斐尔的《雅典学派》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主题来表现当时意大利思想领域里存在的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争论；同时艺术作品也体现了哲学思想本身，这说明艺术作品已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如在建筑中，建筑家们认为，一个建筑物的各部分必须像人体的各器官一样，既相互依赖，又联合成为整体。这种看法反映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柏拉图主义认为：人体的完美的比例反映出某种宇宙的和谐。因此，当时的建筑家们把人体的比例作为人工建筑物的标准，一个建筑物的所有细部以及一个建筑群的所有建筑物都结合成在度量上互相关联的有机体。然而，提香的《神圣的爱和世俗的爱》（约作于1515年）则体现了柏拉图式的爱的观念：“**的维纳斯代表较高的原则；因为天堂的美，即永恒不变的美，是像真理一样**裸的。而与她相对的另一个维纳斯，则具有人间的一切魅力，代表着可见、可触而且转瞬易逝的地上的美的原则。但是，这两种柏拉图式的美的形象概括地代表基督教的爱的两条意旨——爱上帝和爱你的邻人，二者加在一起，就成为基督教的最高品德：‘仁爱’。”当时的许多作品表达了文艺复兴女性美的理想：“一种崇高、尊贵和无限优雅的美，而如果没有新柏拉图主义者几乎像信仰般的对美的灵魂寓于美的身体的渴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这样的美。”[10]这些艺术作品同哲学一样都表达出“人的高贵与尊严”这一主题。

经过艺术家们的努力，艺术的地位提高了，艺术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手工艺，而成为一种高雅的东西了；艺术家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他们的才能也受到了高度的尊重，这与15世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艺术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使艺术在课程中的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一些学者在其教育思想中明确将绘画、雕刻等列为正式的学习内容，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三、人文主义者社会地位的下降

自14世纪以来，人文主义者人才辈出，他们既是知识的占有者，又在政治事务中处于较高地位，可谓风头出尽。然而到了16世纪，人文主义者这一阶层的社会地位远不如往昔了，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数端。

其一，印刷术的出现。人文主义学者是古典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人们要获得古典文化知识，就必须非常依赖这些学者。然而，古代经典著作的印刷本和编纂得很好的参考书和字典的流传，大大减少了人们和人文主义者交往的必要性。

其二，泥古不化使人文主义者自身受到损害。一些人文主义者教条地理解古典的东西，把它视作一切思想、行动的典范，置现实与时代需要于不顾，遂使人文主义学术失去生命力。

其三，一些人文主义者品行上的缺陷也使得他们不受欢迎。自高自大、**不羁使人文主义者的整体形象大受影响。“在十五世纪里，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在谈到七种怪物时，把人文主义者和许多其他的人一起，列在‘傲慢鬼’项下。他描写他们怎样自认为了不起，是阿波罗的子孙，以一种矫揉造作的严肃姿态和绷着一副阴郁难看的脸子走路，有时顾影自怜，有时在盘算着他们所追求的哗众取宠，像仙鹤在觅食一样。但是，到了十六世纪，这种攻击就全面展开了……指责他们的内容包括愤怒、虚荣、固执、自我欣赏、**的私生活、各种各样的不道德行为以及异端和无神论；此外还有：信口开河的习惯、对国家的不良影响、卖弄学问的演说、对于师长的忘恩负义，以及对于初则使之受宠若惊继则使之忍饥挨饿的大人物的卑鄙的谄媚”[11]。并不是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是这副样子，但多数是这副样子。人文主义者作为知识分子阶层，其固有的依附性加上当时动**不定的社会状况也易使他们滋生这些让人看不起的品行。

其四，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天主教势力随之兴起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在加强天主教会内部自身革新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人文主义者以复兴传播古典文化为己任，而古典文化中又多有一些异端色彩，于是反宗教改革势力就给人文主义者加上轻视宗教的罪名。教皇保罗二世还发动了对人文主义者的迫害以打击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异端成分。反宗教改革运动抑制了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得人文主义者的社会地位下降了。

四、社会的持续动**

1494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分界线。1494年以前是和平与繁荣的时期，尤其1454—1494年这40年可视为意大利文明的鼎盛时期。1454年佛罗伦萨和米兰之间经年不息的冲突结束了，并签订了洛迪和约，从此时到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四十年来意大利统治者致力建设国内和平与秩序，并与邻国发展友好关系。与把各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共同利益比，它们之间的争执仅居次要地位。小规模的战事不足以对他们追求富裕和扶植艺术造成严重的障碍。虽然当时对意大利的商业优势的挑战已十分激烈，商人们仍有钱财用于绘画、图书和建筑，而王公贵族更以他们充任雇佣兵首领的收入，把他们的都城装扮成文艺复兴的艺术和学术中心。各个国家（指意大利内部各小国——引者）在它们还享有独立与和平的时候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在十六世纪初结出了光辉灿烂的硕果”[12]。前面提到了意大利在16世纪初的哲学和艺术成就就属于“光辉灿烂的硕果”。

不幸的是，战争和由战争引起的社会动**却使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展失去了和平稳定的社会条件。意大利繁荣富庶，又是一个艺术宝库，然而它四分五裂，军事力量薄弱，易受国外列强的觊觎。然而，意大利统治者又有一个恶习，那就是当其内部各小国发生争端时，总是寻求法国支持，希望由法国来出面解决其问题。这说明意大利已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1483—1498年在位）带军队入侵意大利，迫使佛罗伦萨和罗马降服，并于1495年占领那不勒斯。查理八世的继承者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又发动了三次侵略，一再攻伐米兰，在整个意大利境内到处挑起混战。到了16世纪初，当时欧洲的另一个强国西班牙也开始介入意大利国内事务。16世纪20年代初，法国和西班牙争夺对米兰的控制权，将意大利北部地区拖入持续30年的战火之中，意大利成为欧洲两大列强逐鹿的战场，使意大利的独立遭到严重破坏。意大利不能抵御入侵的原因，首先不是其军事力量的强弱，而是造成意大利内部诸国四分五裂的极端地方主义，各小国之间各自为政只关心自己的区域性利益而置他国、置整个意大利的利益于不顾。强敌的入侵使这种地方主义倾向更趋严重，意大利各国设法在两强之间挑拨离间，坐收渔利，从而为自己谋取一定的生存空间。意大利各国之间的畏惧和怀疑倾向也较之过去的和平时期大为增强。

在这样一个君主的时代、一个四分五裂的战争时代，政治、战争、外交成为突出的首要的问题，教育问题及其人们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在一个战乱频频的年代，君主应具有哪些素质才能使其国家免受战乱之苦？侍臣应具有哪些素质才能更好地辅佐君主面对乱世？在一个尔虞我诈的年代，人文主义者崇尚的美德到底有多大的现实力量？美德能战胜厄运吗？能消弭战乱吗？人文主义者的教育理想能经得住乱世的考验吗？教育在乱世应有何作为？

卡斯底格朗、马基雅弗利和萨多莱托等人的教育思想所应对和回答的就是上述问题。